主题：【怀念】一代文学巨匠巴金

　　因马氏夫妇返沪，于1937年7月迁往霞飞路霞飞坊(按：现为淮海中路淮海坊)五十九号，仍与索非一家同住。曾作完《春》、《秋》等作品。1939年秋，三哥尧林抵沪后，同住此处。1945年底，由重庆返沪后，与病中的三哥又同住此处。1946年，萧珊与女儿小林返沪后，遂在此处安家。解放后迁入武康路，一直至今。

　　四关于巴金赴法留学的目的及其他

　　问：您赴法前的学习和思想，研究者还有些不同的看法，请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答：我和二哥在东南大学附中高中毕业后就分手了。我到北京报考北京大学，因发现肺病考不成，只好到上海休养，找一位同乡医生治病。翻译克鲁泡特金的《面包略取》；经朋友秦抱朴介绍与少年时代十分敬佩的美国社会活动家爱玛·高德曼通信；与朋友卫惠林等一起办《民众》等刊物；在《时事新报》、《民钟》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在南京上学的时候，还参加了学生集体声援上海“五卅”惨案的活动；家里也来信要我继承家业、光宗耀祖。这时，我听到和看到的，都饥饿和疾病、战争和死亡。我很痛苦，找不到出路，心里不得安宁，写文章也没有用。这时吴克刚等几个朋友从法国来信，还有一些从法国回来的朋友，都谈起当时法国的情况，我就打算去了。

　　问：去的目的是什么？现在有几种说法：系统地研究无政府主义，进一步学习和研究经济学，深入研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等，请谈谈您当时的想法。

　　答：当时还年轻，主要是想去学法文，多读点书，把思想搞清楚一点。法国当时思想界很活跃，是很多外国知识青年感到新奇和十分向往的地方。另外，当时法国生活程度不高，经济上还负担得起。

　　五关于巴金几篇作品的辨正、作品中的人物的代名和创作背景等。

　　问：1933年在《给E.G.》中云：“违背了当初的约言，我不曾做过一件当初应允你们的事情……”，E.G.是爱玛·高德曼吗？“约言”和“应允的事情”指什么？

　　答：是高德曼。我青年时代读过她的一些文章，很感动。我一直没有见到过她。“约言”等时间太久了，记不大清楚了。反正是当时我觉得写文章作用不大，不能拯救受难的人民，不能消灭黑暗，想干点更实际的事情，做些于国家民族有切实利益的事。我一直为这个事矛盾、痛苦。但我除了写写文章外，别的又不会做，也无事可做。我一直处在这个矛盾的漩涡中。年轻时凭了一股热情说了那样的话。

　　问：您读了高德曼两本自传后，决定到地中海的巴塞罗那去，为什么？

　　答：当时西班牙革命形势很好，年轻人的革命热情高涨。想到西班牙去观察，也可能参加一些实际工作。后来没有去成。巴塞罗那是西班牙的一个美丽的城市。

　　六关于巴金青年时代的几位朋友及其他

　　问：请介绍一下索非、剑波、吴克刚、卫惠林、中天、太乙、震天、耶稣等人的过去和现在的情况。

　　答：索非是开明书店的编辑。我在法国时，他在上海。我把《灭亡》寄给他，请他帮忙印出来。那时可自费印小说。我到法国前看到一个朋友的兄弟自费印了他自己的小说《洄浪》。我写完《灭亡》时，就想到也自费印一些，很便宜，几十元或百把元就可以了。但是，后来朋友索非把《灭亡》交给了当时在《小说月报》主持工作的叶圣陶。叶圣陶给我发表了。以后我回到上海，常和索非住在一些。我的大部分作品都是由他送出去发表的。我不喜欢活动，只写文章。他的原名我记不清了。曾用A.A.的笔名编过《开明》，从前出版过《狱中记》和《战时救护》等书。1945年到台湾去了。好久没和他通消息了，听说他现在还在。

　　剑波，原名叫卢剑波。现是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希腊、罗马。

　　吴克刚，现在台湾。我赴法时，他已在法国，常来往。他也是我作品中提到的波兰流亡革命者亚丽安娜的朋友。1927年很多人被法国政府驱逐，他也是其中的一个。后来缓期，于同年七、八月间回国。三十年代曾做泉州黎明高中的校长。后来到台湾。我1947年6月到台湾，就住在他家里。

　　卫惠林，1927年1月曾和我同船赴法留学，也常为《平等》撰稿，还翻译了一些书。回国以后还是写文章译书，曾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工作。后来到美国去了。前几年回国在复旦大学等处讲学两三个月，到广东时中风，又回到美国休养。听说现在不能讲话。他主要研究民俗学。

　　中天，可能原名叫沈仲九。是吴克刚的老师。他早先研究哲学，后来做官了。他到过福建，到过台湾。“文革”期间患癌症死在上海。

　　太乙，姓李，这人比我年长，我不认识。他二、三十年代也常写文章。

　　震天，就是毕修勺，现在上海。

　　耶稣，就是叶非英。我在解放前出的一本散文集《点滴》中，第一次戏称怀有大的志愿和信仰而又一味苦行的叶非英为“耶稣”。他曾是泉州黎明高中的数学教员，后又主持泉州平明中学的工作，自己身体很差，还是拚命工作。解放后，加入了民盟，仍教数学，生活仍宗尚节俭。后来被的成右派，在服劳役中死去。他一辈子没有家，没有孩子。

　　七关于巴金对小说《灭亡》、《家》、《寒夜》以及《随想录》的看法

　　问：写《灭亡》的时候，您的信仰是什么？对《灭亡》的创作有什么影响？

　　答：写《灭亡》的时候，我没有想到今后会走作家的路，我是在寂寞和苦闷中写给我的哥哥看的。那时，我信仰无政府主义，也读各种各样的书，受到各种思想和主义的影响。但我爱国的心一直很强烈，从年轻时一直到现在。我写作不是为了宣传，不是为了什么主义写作，那时只是为了发泄自己的感情，申诉自己的爱和恨。我在沙多-吉里，一边流着泪一边写这书。对书中的杜大心，一直有不同意见。我不是杜大心，我不赞成他的道路，但我不能阻止他走自己的路，按照他的性格，最后他只能毁灭。我为他的死而哭。至于写李静淑，这是为纪念我自己死去的一位姐姐。前年，还有朋友要把小说改成电影。作品一发表就是社会的，就由不得作家了，还是让读者去研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