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如果说人口锐减从根本上抽离了江西人商业精神赖于存在的土壤，那么，官府的压制、驯服，则让江西人从心理上与商业精神疏离了。
在重农抑商的传统下，江西商人四处外出经商，对于官府来说就成了一个头痛的问题。当过明朝内阁大学士的丘濬，就曾专门针对江西商人的问题上折，称“江右之人群于荆湖，既不供江右公家之役，而荆湖之官府，亦不得以役之焉。是并失之也”。
海瑞则以他曾在赣南任职的经历分析：吉安、抚州、南昌、上饶等地的流民（有很大一部分是外出经商的商人），很少有去当时人口较少的赣南，绝大部分都外流到了其他省。主要原因在于，如果到赣南，不仅当地的里甲会强迫他们入籍承担赋役，原籍的官府也会追捕，要他们承担原籍的赋役，而到他省，就没有这么麻烦。
海瑞的分析反映了一个关键问题：当时出外经商会被所在地强迫入籍。只不过，跑得远一点，大抵原籍的官府追捕起来比较麻烦，可以减少承担原籍的赋役。元末至明朝中叶，大量的江西商人就这样被迫在外地入籍，渐渐隔离了与江西的联系。江右商帮，就在这种就地安置中被逐步瓦解，渐渐失去了活力。
得不到法律保障是江西商人外出经商碰到的另一大问题。明成化十年，刑部因大批江西商人携带绢布、火药等物涌入四川少数民族地区交易铜铁、聚众开矿，要求明令禁止。明宣德十年，河南南阳知县李桓圭上书明廷，说当地江西商人太多，放贷生息，累起词讼，要求申明禁约。就连对抚州商人赞赏有加的王士性，也因为收到的关于抚州商人的案子太多，一怒之下表示：凡江西抚州人的案子，概不受理。
由于江西外出经商的人多，在频繁的商业活动中，商业纠纷在所难免，所以，当时江西籍的讼师也比较多。按照当时的说法：浙江出师爷，江西出讼师。商业越发达，商业纠纷就越多，相应的法律代理行业就越发达，这本是正常的事情。但在儒家传统里，却成了异端，哪里的人牵涉到的官司多，哪里就被视为民风刁蛮。
江右商帮多是小本生意，无权无势，又是行商在外，越发势单力孤。遇到商业纠纷，本想找官府讨回个公道，官府却来了个但凡涉及江西商人的官司概不受理。这生意就没法做下去了，只好打铺盖卷回家。更有甚者，看见江西商人有赚钱的生意，立即发布区域或行业性的禁令，转为“官办”。盐、瓷、茶、粮、布、采矿、药材等行业，皆曾有不许江西商人经营的禁令。
有人说江西商人外出赚了一点钱，往往立即回家买田置地而不再经商，是因为江西文化受儒家尤其是宋明理学的影响太重，或者说是因为江西外出经商的人多是贫困出身，容易“小富即安”。其实，这些都不是关键原因，关键原因在于“草根化”的江右商帮，在当时的体制内生存的空间太小。否则，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早就顺理成章了。
胳膊拧不过大腿。在体制性的压制下，曾经作为“异端”的江西人终于驯服了，再也没有了“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变成了“时刻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顺民。江西，也终于成了中国民风最为淳朴的省份之一。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7-25 21:24:16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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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弼马温
Post By：2008/7/25 11:13:41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