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和一个台商成为好朋友,他对我热情得很,每次见都是我夸夸其谈,他专注地听,我自我感觉好极了。直到有一天,他和我说,我真是太爱听你说话了,你的语言中,很多字的用法新鲜,听了特过瘾,他举了些例子,特别提到”搞”字,说你们什么都用搞,把这搞了,把那搞了,搞砸了,搞定了,他说特别欣赏搞女人,用拍拖就不如一个搞字,手加个高,高手干事是搞,形象,生动。我自尊心受到不小打击,合着我这猛侃,他丫的在那等着听的就几个字。
最近又流行了一词“恶搞”,我不禁想想这是怎么“搞”的。什么时候流行用“搞”不太清楚,台湾那边不用,估计是解放后咱这边流行的。从小开始就听惯了,搞革命,搞生产,搞阶级斗争,后来越演越烈,弄成年年搞,月月搞,天天搞,后来搞四化,搞改革,总在搞,那时都是要把这些搞好了,把“搞”这词也搞高级了,结果把不少事搞坏了,“搞”这字也贬低了。而由此对一些很神圣,正经的东西,出现了恶搞的心态。
恶搞本身含义不太明了,何为正搞,何为恶搞,似乎不太好划分,搞对象,可能是正搞,搞女人就算恶搞了。在不同年代,正搞和恶搞,可能取决于正统和不正统的分别。正统的没搞好,变成恶搞的对象,并不奇怪。古人恶搞正统,搞出不少神仙鬼怪,不是也成一种文化了吗。很多艺术上的成果也是恶搞出来的,梵高就是在精神不正常状态下画出来的,连自己耳朵都割下来,他画那东西,生前一幅也没卖出去,正统谁接受他,哪个又不认为他是恶搞呢。
理想破灭,信仰破灭,在没有新的信仰建立的空白时期,很容易有个后恶搞阶段。一切曾经高尚风光的东西被人贬斥,五四年代就有把一切历史看成吃人和胡适白话诗的恶搞。可是恶搞的对象是不是先恶搞了,很值得怀疑。比如陈凯歌的电影“无极”,他是想好搞,结果似乎是没搞好,让人恶搞,两者不分伯仲。
被恶搞的对象多是当世高高在上,自鸣得意的东西,或是些带有神圣色彩光环,不得侵犯之物,你搞他,一般没条件,他如同做美梦,叫不醒。我记得蒲松龄的聊斋里有个“痛如锥刺”的故事,说有个相公好做梦,天天梦见仙女来,一日终于被仙女带走,进入小树林,缠绵调情后,云山雾雨。正高潮无限时,不料突然痛如锥刺,梦醒,原来抱一树干,中有一洞,洞内有一毒蝎,那阳具被搞了一下。我看恶搞者就像那蝎子,在人家高潮时搞人一下子,要说是够恶的,但能把睾人蛰醒了。但如果是条毛毛虫,没有蝎子拉屎独一份的本事,让人的精华把你淹了,就成搞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