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当代类格律诗之演变
来源/网络 文/土人阿公
毛先生曾说过：格律诗束缚过严，不提倡青年人去学。然则为什么时至如今这样的摩登时代,象我们这样一班“小众”还会去喜欢它、欣赏它乃至学习它?窃以为是这种东西自有它的美在。
打个比方：如果说现代诗是一位身穿韩流潮装的猛男靓女，以其新鲜、特出、抢眼、我行我素的气质来吸引眼球，那么格律诗则是一位饰以齐整盛装的红女绿男，以其严谨、有序、温婉、描眉画眼的格调去诉说情愫。这样两类作品各擅胜场，不同爱好者可以各取所需。
自南朝以降直至民初，中国诗歌中格律（含诗、词）占了大半壁江山，名诗好词，美不胜收。所以格律派把格律神化了，赞之为美玉一方，毫无瑕疵。这自然是没道理的。但它确有美在。对此高人们已有多方论述，若以我之见，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曰比兴之美，这是从其手法上来说，长于从比兴中开发联想，产生审美愉悦；
二曰温婉之美，这是从其格调上来说，所谓贵婉约而忌直白，留给自己和读者很多余地，含蓄，是中国人的传统秉性，少见屈原《天问》和郭沫若《女神》那类狂放；
三曰哲思之美，这是从其内涵来说，微言大义，让你去领悟；
四曰音乐之美，这是指它的格律系统，契合汉字音韵，便于吟诵，似为西语所大不及；
五曰精致之美，这是指它的遣词用字，极费推敲，得一字常可令读者拍案称奇，以为无可易者。
但是任何事物都不要走极端。到了极端便成异物，例如出现了“三寸金莲”那样的东西，精致是精致了，不过令人作呕，已成变态。格律一路走来，也出了不少变态。其结果是因文害义，以律杀诗，注重躯壳而罔顾灵魂。所以新诗一出而格律大败，钟摆走向了另一端。
幸好有一批钟情于传统而又不囿于旧规者，谙熟音韵，饱含激情，发而为诗，令我们看到了“类格律诗”发展的新希望。皎皎者如聂绀弩等人是也。
引录几首聂先生诗作：
推磨
百事输人我老牛，惟馀转磨稍风流。春雷隐隐全中国，玉雪霏霏一小楼。
把坏心思磨粉碎，到新天地作环游。连朝齐步三千里，不在雷池更外头。
又作推磨自嘲
百事输人我老牛，惟馀转磨稍风流。春雷隐隐全中国，玉雪霏霏一小楼。
万里雷池终不越，一朝天下几周游。神行太保哈哈笑，需我一鞭助尔不（阿公注：应读为“否”）。
地里烧开水
大伙田间臭汗挥，我烧开水事轻微。搜来残雪和泥捧，碰到湿柴用口吹。
风里敝锅冰未化，烟中老眼泪先垂。如何一炬阿房火，无预今朝冷灶灰。
遇狼
送饭途逢野犬黄，狞牙巨口向人张。哮天势似来杨戬，搏虎威疑嗾卞庄。
我盒中丰无尔份，吾刀首肯畀君尝。见余挥杖仓皇遁，旋有人呼赶打狼。
放牛三首（别体三首）
生来便是放牛娃，真放牛时日己斜。马上戎衣天下事，牛旁稿荐牧夫家。
江山雨过牛鸣赏，人物风流笛奏夸。苏武牧羊牛我放，共怜芳草各天涯。
千里青青百草齐，牛官草上替牛饥。一鞭在手矜天下，万众归心吻地皮。
大野人稀空草媚，江山客老幸牛骑。无书挂角眠茵好，又恐奔牛奋马蹄。
朝饭群牛三五十，日中正是饮牛时。老牛舐犊犊呼母，春水黏天天在池。
水镜偷香唇就吻，烟波祝酒沼为卮。青牛此饮尤当饱，函谷关高缺漠陂。
又作一，放牛戏作
生来便是放牛娃，真放牛时日己斜。马上当能得天下，牛行只合会亲家。
一鞭尚在吾何恐，众首都底世可夸。昨点牛头九十九，今朝重点百头差。
放牛
碧草如茵虽广漠，老牛何时不馋饥。一鞭在手矜天下，万物归心吻地皮。
我觉江山多草就，江山笑我一牛骑。无书挂角眠茵好，又恐奔牛奋马蹄。
饮牛
朝饭群牛三五十，日中正是饮牛时。老牛舐犊犊呼母，春水黏天天在池。
影映波心群自吻，身居画里尔谁知。黄龙痛饮真堪羡，屡欲挥鞭手尚垂。
受表扬
超额百分之二百，乍听疑是说他人。支书竖拇夸豪迈，连长拍肩慰苦辛。
梁颢老登龙虎榜，孔丘难化溺沮身。寥寥数语休轻视，何处荣名比更真。
读聂翁诗常有大获我心的快感，也常有斯人已逝的悲怆。恨不得借其生花之笔以写我心，惜未能也！
聂先生早年参加革命，正是“马上戎衣天下事”；到写这些诗的时候,已是以右派身份在农场接受改造,所谓“牛旁稿荐牧夫家”了。他不是为吟而吟,不是无病呻吟，也不是徒然悲苦于一身境遇，而是推己及人，抒情论世。读他的诗，可以感受到潦倒中的无奈、悲苦中的旷达、劳动中的沉思、自嘲中的幽默、讽刺中的鞭挞……等等这些人所共有的情绪或感受，从而使人共鸣。他的诗为什么如此动人：答曰：
是以真人真情写真诗！
诚然，诗不光可以悲天悯人，也可以欢天喜地，呼天抢地；可以送爱、怀人、应酬、游戏；可以是醇酒，也可以是淡茶；可以……，但不管如何，总要去虚伪而出真诚，方能从感动自己到感动人家吧?否则何以为诗?
此外,我们从聂先生的诗中似还可以体会到以下诸点：
深厚的学养，足以化平俗为高雅。你看他用了多少口语俚词，通体仍不脱其雅致。
对格律融汇贯通，得心应手，而且并不拘守。
锋芒随处可见而又不毕露，于政治高压的夹缝中尚婉转低唱。此非圣手而莫能为。
聂先生的实践足可以垂范于我们。迨自新时代特别是自媒体兴起以来，一些雅好传统而又欲破其藩篱的诗歌写手们，又有了一批颇有新意的作品，虽尚为一些方家不屑，而实为无家无派如我辈者所喜欢。如“围脖体”始创者观云的作品：
【天外观云?围脖体】
奇峰云海上，旭日挺阳刚。
灰机较为稳，轻轨已阑珊。
国情泛美美，峰芝老谈判。
一桶有前蹄，小马哥独唱。
【过咸阳·围脖体】
依旧秦时月，小城空帝王。
皇冢陪将相，泡馍过小康。
兵俑存文庙，古台待凤凰。
多少汉陵阙，陆续都开放。
【与杰伦遣怀·围脖体】
推出一代青花瓷，风靡直教世人痴。
西洋难敌霍元甲，经典复辟王羲之。
文坛不过千夫指，前卫坐粉百万丝。
唯我独尊娱乐化，北影研究周星驰。
【吃粽吟·围脖体】
草包论语于丹宴，水煮三国易中天。
佳节已然娱乐化，汨罗往事不如烟。
再有如另一写手原满韶兄的作品（跟贴诗）：
七百万粉苍井空，未妨视作性启蒙。
书黄不拒须发白，怡红笑纳老玩童。
为有爱心多上阵，敢教伟哥价飙空。
谋国偏少老成辈，枕席反多大英雄！
繁荣倡盛秦淮梦，流莺歌啭红灯笼。
后起写手的这些作品,有与如聂先生这类前辈相通之处。依我看来主要是:
都是有感而发,因而可见其真诚。其中,有对社会现象的感慨和讽剌,有对文化的焦虑和反思,有对历史的回顾和消化,等等。惟其如此,这些作品就易于引发同样关心这类问题受众的共鸣,因而被感染和吸引。同理,真诚地歌咏其它题材,也应当能在对应的受众中激起反响。
都有明显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和烙印。如观云的《过咸阳》,从标志性历史遗存中直追秦汉,发思故之幽情,于四十字内传递给我们一种沧桑之感。原满韶的诗反映的是时下的社会现象,却从许多旧意象中比附出来,加以生发。这样的作品,一望而知是中国人写的中国诗。
都有近体诗的格律影响。"皇冢陪将相，泡馍过小康。""兵俑存文庙，古台待凤凰。""谋国偏少老成辈，枕席反多大英雄！"都是颇工稳的对仗,前两联所处位置也都在五律颔、颈联处,其用韵也大体切合古韵或今韵,虽然有时偏宽。
都从温婉中露风骨,走的是婉而多讽的路子。不是当面直斥,也没有大呼口号,而是从意境的营造中宣泄出含笑的眼泪或带剌的酸辛,而作者批判的矛头就蕴含其中。
说到婉而多讽,想起毛先生在《讲话》中对"揭露黑暗面"和"讽剌"这两种当时文学现象的批判。事实上,从《诗经》开始,中国诗歌有着长远的讽剌传统;这大概既是文人们在专制体制下带着镣铐跳舞的无奈之举,又是人民群众借文学渲泄其情绪的需要,也是一种高妙的创作手法。近体诗到明清以后,讽剌尤为多见。张煌言《建夷宫词》:
上寿觞为合卺尊，慈宁宫里烂盈门；
春宫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
以抗清将领写清庭秽闻,明明可以开骂,而却出以讽剌。这大抵是追求一种美的诗歌风韵的需要。
这类“婉而多讽”式的讽剌、幽默、调侃、无奈的感慨和隐约的指斥,构成了聂绀弩诗歌一种鲜明特色,“类格律诗”的写手们其作品中也都带着这种胎记(仅就我涉猎所及而言)。写手们以此种方式去干预生活,只要适度,应该是积极的。甚至可以说,“婉而多讽”时下正合乎相当部分受众的欣赏需要,因而也是“类格律诗”成长的一种营养基。
后起写手作品与聂先生等前辈作品的差异似主要表现为:
诗的题材更为广泛,对生活的反映更为迅速和敏锐。这既是拜新时期宽松环境所赐,也是拜互联网的迅速发展所赐。如果说当年聂先生面朝黄土背朝天,多从一己遭遇或周边环境来感受和反映生活,则当下的写手们可以从政治、历史、文化、社会,从国内、海外、民族、宗教,从爱情、婚恋、花边、琐闻……各领域选取题材,抒发情感;而且即写即发,即读即评。这不能不说是现代人的幸事。
与诗词格律规范的关系更为活络乃至疏远。如观云所言,他是“只遵心律”。所写"围脖体"虽仍借用律、绝格局,但平仄、用韵已大为解放;这与聂先生等前辈的恪守格律,渐已拉开距离。
在修辞手法和遗词造句方面,适应网络文体和语言的发展、变化,“类格律诗”也作了许多探索和适应,更为新、奇、特、活,这也对受众的欣赏习惯和能力带来了新的挑战。
让我们还是回到聂先生诗上来吧，赏析一下，不无教益。
新期以来先后出版的聂绀弩著作有：《聂绀弩杂文集》 （1981），《绀弩散文》（1981），诗集《三草》（1981）、《中国古典小说论集》（1981）、《散宜生诗》（1982），鲁迅评论集《高山仰止》（1984）、回忆录《脚印》（1986），《聂绀弩旧体诗全编》（1990），十卷本《聂绀弩全集》（2004）等。
聂绀弩落拓不羁，我行我素，不拘小节，周恩来说过他是“大自由主义者”。当年《申报》的《自由谈》上，有两个人的杂文与鲁迅神似，一是刻意学鲁的唐弢，一是随意为之的聂绀弩，他被认为是鲁迅之后的杂文第一人。晚年，聂绀弩运交华盖后又写起旧体诗来，古怪而又美妙，实为文坛一绝，堪称“我国千年传统诗歌里的天外彗星”。
有人称聂绀弩为“才子”，也有人说他是典型的“文人气质”，还有人以为他是“名士派作风”。在现代中国，鲁迅那种“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的境界，罕有企及者，聂绀弩庶几近之。钟敬文《怀聂绀弩》有诗：“怜君地狱都游遍，成就人间一鬼才。”
笔者不敏,却跟这位老先生在若干人生经历乃至性格上颇有共通之处,因此读起绀弩诗来分外亲切,感觉时时搔着痒处。有若干体会,略陈如下,也作为对“类格律诗“探索者们的一点芹献。
第一,诗是写情的;诗的题材可以涉及多个方面,可以叙事,可以写史,可以饱含哲理,可以神游八极,但一定应该是通过意境的营造、语言的推敲、修辞的变化,最终抒发作者的某种感情,并由此引发读者的共鸣。这是诗歌这种文学体裁的最本质特点。
且看这首:
冰 道
冰道银河是又非，魂存瀑死梦依稀。
一痕界破千山雪，匹练能裁几件衣。
屋建瓴高天并泻，橇因地险虎真飞。
此间多少降龙木，月下奔腾何处归。
这首诗是先生于北大荒劳动改造时所写的。初看是描写利用冰道运送木材的劳动场面,用“银河”摹写冰道,写到冰冻的瀑布,写到木材沿冰道飞滑而下的奇险,也写了所运出木材的功能。但诗的作者不是一般劳动者,他和他的工友们正是一班被划成右派的国家有用之材,正如当年杨家将曾千方百计搜寻的降龙木。于是,劳动场面中有了“魂存瀑死”的喟叹,有了“匹练能裁几件衣”的自嘲,有了“屋高”和“飞险”的对比,更有了“月下奔腾何处归“的斥问:在这茫茫月色里，它们(降龙木)将滑到哪里去呢？
至此,作者把他的愤世之情形象地传送给了读者。
严伧浪在其《诗话》里这样说道.“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
严沧浪(羽)是南宋诗学家。我们现在也有“近代诸公”作类似的“奇特解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之一胡适就提出了“做诗如说话”的口号,并且因此大为标举韩愈及其后的宋诗。事实上,韩愈也好,两宋的很多诗人也好,恰恰是严沧浪所批评的“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近代诸公”。同样,胡适的上述主张,也误导了现、当代诗的创作。
以下所引的是一个追求“把新诗格律化”的当代诗家的作品；在笔者看来，这种作品大概就是胡适先生“做诗如说话”主张的一个现代版。
踏莎行
黑洞妖瞳，恒星豆火，周天寒彻人寰坐。我来何处去何方，无边幻像云中舸。
沧海沉盐，荒垓化卵，时空飞矢流光堕。小堆原子碳和氢，匆匆一个今生我。
如梦令 61写给大连空难的罹难儿童
再没飞机诓你，再没老师熊你。你住的房间，仍像咱们家里。孩子，孩子，过节也该欢喜。
叶吟在其《“李子体”漫议》中是这样评论的：
“胡适有尝试集，现在看来尝试极浅，老实得很；到了李子这一代人，语境变易，新语汇进入，其尝试，试到了打乱语汇与文法的极限。”“‘再没飞机诓你，再没老师熊你。你住那房间，仍像咱们家里。孩子，孩子，过节也该欢喜。’（《61写给大连空难的罹难儿童》）这难道真的是一阙《如梦令》么？”
“从诗词境界上来说，李子之‘山里娃系列’，终究是以成年人的视角，去观照、宽容和欣赏当时的一切。就象一个父亲，面对自己的儿子。与其说读出了童趣，不如说读出了父亲，读出了命运，读出了怜爱，读出了悲悯。到了李子的宇宙人生系列，完全升华为宗教家的情怀。”
叶吟的这番评论，看到了这一种“类格律诗”和胡氏“说话”论的内在关连，也感受到了这类诗在忙于对旧体诗“颠复”、“突围”的同时，诗情是何等寡薄。这种自来水式的“说话”诗，与聂先生诗中饱含的切肤之情、带血的吟咏和含泪的谐隐，与他的诗传递给我们的共鸣和感动相比，真是不可同年而语！
说苦难出诗人,并不意味着诗只宜写苦难，而是强调作者把真情实感融入其中、化为诗句，对于诗之为诗是多么重要。自唐诗宋词以来，多少写边塞、写军旅、写爱情、写离愁……的作品，感动读者处无不首在其感情。
顺带谈一下我自己和很多网友经常会写的“打油诗”。这里不谈它独具的沟通、调侃等功能，仅就诗之为诗而言，不妨读读美学大师朱光潜（与聂绀弩同于1986年辞世）的论述：
“做打油诗可如说话，因为它本来只是文字游戏，没有缠绵不尽的情感，不必有‘一唱三叹之音’，它所以用声韵，还是以此为游戏。”“不是情感的流露。”“打油诗不是诗，我们就不能因为做打油诗如说话，而断定做诗如说话”。（《诗论》）
第二、诗歌的题材可以包罗万象,但其主流,应该是反映社会生活,即反映最广大受众所最关心的、从而也是最容易引起广泛共鸣的那一类题材;诗人应该作为最广大受众的代言而反映他们的心声。
为了便于叙述,这里提出了“社会生活”这一范畴,作为与“个人生活”范畴的对举。“个人生活”相对而言仅限于一己生活的圈子,其所包含的也仅限于一个个体的遭遇、情感;当这种情感仅止于主体本身时,很难为广大受众所关注并从而引起共鸣。但当这种情感升华为社会广大受众共有的情感时,它就变成了一种“社会的”情感。一般说来,典型的“社会生活”题材主要为民生、时政、国是等等,其映射的是公平、正义、民主等价值观。当诗人作为最广大受众中最敏感的分子,而抒发最广大受众代表性情感的时候,他的作品有一部分可能是为统治者所欢迎或者是可以容忍、接受的,也往往有一部分甚至相当大部分是为统治者所忌讳乃至箝制的。正是这后一部分,显示着诗人的良知和勇气,检验着他与最广大受众情感的契合度,从而也将从题材上决定其诗作的感染力和生命力。
聂诗之所以广受欢迎（据说南方诗人熊鉴的“文革”系列诗也是如此：其自编自印诗集至于一版再版），首先不在其艺术魅力（留待后论），而在于其题材的现实性、尖锐性，及其极高的“与最广大受众情感的契合度”。他以参与共和国创建战士之身，不幸而成为那一时期扭曲政治的打击对象，二十年间，身历被划右派、下放劳改以致惨罹重刑等重重灾难，诚可谓“百事输人我老牛”！他的经历堪为那一时期政治高压下备受磨难的成千上万知识人坎坷历程的缩影；而亿万中国人对那段历史的反思和批判的情感，也正好借他那支如泣如诉、恢谐歌谑的诗笔而得以倾泻出来。他的诗终于动人，终于传世，而且终将作为新时期格律诗的一个标本、一部诗史，而流之久远！
他感怀身世：
生来便是放牛娃，真放牛时日己斜。
百事输人我老牛，惟馀转磨稍风流。
青牛此饮尤当饱，函谷关高缺渼陂。
多以牛自况，不但写苦难人生，而且有因将要“缺渼陂（古池名，在今中国陕西省户县西，源出终南山）”而“此饮尤当饱”，那种准备去承担更大苦难的预期和自励。
他抒发不向恶势力低头的情怀：
苏武牧羊牛我放，共怜芳草各天涯。
我盒中丰无尔份，吾刀首肯畀君尝。
有追慕先贤的自慰，也有怒目金刚的叱喝。
他讥刺时政：
春雷隐隐全中国，玉雪霏霏一小楼。
万里雷池终不越，一朝天下几周游。
一鞭在手矜天下，万众归心吻地皮。
一鞭尚在吾何恐，众首都底世可夸。
以致作出了“如何一炬阿房火，无预今朝冷灶灰”这种看是聊为调侃、其实饱含郁愤的呼喊。
又看他与老妻的诗柬：
柬周婆
龙江打水虎林樵，龙虎风云一担挑。邈矣双飞梁上燕，苍然一树雪中蕉。
大风背草穿荒径，细雨推车上小桥。老始风流君莫笑，好诗端在夕阳锹。
周婆来探后回京
行李一肩强自挑，日光如水水如刀。请看天上九头鸟，化作田间三脚猫。
此后定难窗再铁，何时重以鹊为桥。携将冰雪回京去，老了十年为探牢。
同时代人或后世窥知这一时代底蕴的有识士，从老夫妻间的辛酸中哪里看得到调笑？分明是斑斑泪血！
我们略为回顾一下唐以来（唐以前何尝不如此？）诗歌发展的脉络，似可看出：诗歌的兴盛期，多以“社会生活”为主流题材，故而名篇迭出，大家岿然；诗歌的衰落期，则诗人们多缩入了象牙塔，向隅苦吟，捻须低唱，所写多为小家碧玉，鲜有催动魂魄、洗清胸臆的旷世大才。前者如初、盛唐的大李杜（李白、杜甫）、中唐的小李杜（李商隐、杜牧）和白居易、宋的苏、辛、陆（游），次焉者犹有康、雍诸派和晚清多人，尚能稍起前风而一展晚霞。后者则如晚唐“贾岛格”、宋初西昆体、明前期台阁体，或以诗作仕进叩门之砖（贾岛格）；或借诗为酬唱炫文之助（西昆体）；或凭诗倡颂圣饰时之风；脱离社会生活，缺乏实际内容，终为时代不容。
聂诗之所以具有那种“催动魂魄、洗清胸臆”的感染力,端赖于它在反映社会生活题材时饱含其中的人民性(请允许我使用这个似已过时的老词)。诗作成于上世纪50一70年代,如依循毛先生在延安讲话中所提出的“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标准,则聂诗率为“毒草”,盖因它对当时的左倾政治正逆向而行;如依循新时期之“二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针,则聂诗堪比“鲜花”,盖因它代言了人民在那种时代的心声(请注意,聂先生晚年是恢复了党籍而寿终正寝的,他参与创造了并始终服膺着新中国)。
聂诗的实践,在这一方面也为“类格律诗”提供了可贵的启示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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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13/11/20 12:04:2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13/11/25 15:28:32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