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林美貌；当代台湾“散文”出位之思

中评社北京7月2日电（记者 张爽）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党委党务工作部主任林美貌在第七届“两岸文教发展论坛”上发表观点称，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散文的创作实践与理论批评表现不凡，甚至一反“十分宁静”的常态，占了诠释1980年代台湾文学的先机。在诸多散文理论批评中，聚焦最多争鸣时间最长的是关于散文“出位”说。散文“出位”一词出自台湾学者林央敏《散文出位》一文，其将“出位”概念借来处理文体，指称的是现代散文在文体形式方面的突破。散文“出位”说因触碰散文研究的传统棘手难题，即散文文类的问题，引起了台湾散文界的争鸣，30多年来经多人引述，彼此附和者有之，相互颉颃者亦有之，不论各家理论主张如何，均各有所本。这些理论争鸣，探索当代台湾散文艺术变革，带来了散文精神和散文理论的新诠释。 　　林美貌表示，台湾现代散文“出位”频繁，一直面临着如何打破界限的问题，本文谓之为散文的“破体”。关于“破体”，钱钟书说：“名家名篇，往往破体为文，而文体亦因以恢弘焉。” 周振甫进一步解释说：“破体就是破坏旧的文体，创立新的文体，或借用旧名，创立一种新的表达法，或打破旧的表达法，另立新名。”如果沿用旧名，表示该文类已转变出全新的风貌；若连旧名都不保，则表示该文类已遭淘汰。“破体”是打破文类成规行为的总称。“出位”则是“破体”的一种方法。“破体”与“出位”都是针对“常体”的反叛或出离。《文心雕龙·通变》云“变则堪久”，文类不断发展本是文类的常态，只有这样，文类才能拥有鲜活的生命力。在古代把散文推向极致最典型的是八股文，原本是中国文字精华的凝结，然而一旦成为唯一的评价标准范本，却导致文字书写的僵化，而成为创作的枷锁。现代以来，大陆在五六十年代出现了号称“南秦(牧)北杨(朔)”散文名家，又一次把散文推向了极致，但因其程序化，即“引出——描述——联想”，千篇一律的“三段式”，再次把散文引向了僵化之路。在台湾地区，战后散文也陷入“独抒性灵”的僵局。破体是文类僵化时的转机，散文向其他文类出位，实是以该文类之法破自类之体。 　　林美貌指出，只有“变”才能保持文体的生机和活力，但如果没有“常”作为基础，“变”就会走向消亡。关于文学体裁，巴赫金认为，每一种体裁都具有一定的观察和理解现实的手法和手段。换言之，不同的体裁可能意味着不同的观察、理解、组织现实（时－空，世界和我们自身）的方式，有着不同的认识论意义，也就是文体的“异质”。散文作为一种文学的体裁，必然具有它的“异质”，即散文的“常”（主导要素）。台湾现代散文发展至今，散文的“多质”已成共识，散文的“异质”是什么，却是棘手问题。刘正忠（唐捐）在《现代散文三题:本色 破体 出位》文中总结：“惟有深识本色，谋定而后动，破体与出位才能产生积极的意义。破体之为功，在于纯化散文的艺术性；出位之大勇，在于深化其思想性。散文只有不断地进行破体，乃足以与诗的精悍凝练相角；散文也只有发挥其本色，才能自得而独到，免于成为其他文类的附庸或次级品。无论散文如何变化多端，它永远不能变成诗、小说或戏剧，更不能变成‘散文诗’。” 正如杜牧所说的“丸之走盘，横斜圆直，计于临时，不可尽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之不能出于盘也。”（杜牧《樊川文集》卷十《注孙子序》）。散文破体与出位，虽千变万化却知“丸不出盘”，容多质而有异质。多质与异质是散文的文体本质。破体出位，是散文的多质；而盘之走丸，保留散文的异质，则是散文的辨体问题。行文至此，我们发现包括散文在内的文类永远是把双刃剑，既有指引分判之功，也会带来因循守旧等弊病。文类永远处于悖论式的矛盾中，既要破体创新，又要辨体自立。在中国文学史中，自《诗经》之四言变为骚体，骚体诗变为汉赋，汉赋又变为魏晋六朝之抒情徘赋，乃至唐宋的律赋与散赋，都呈现出破立相生的明显轨迹，足见文类的焦虑与生俱来，不可避免。 　　林美貌表示，从散文破体与辨体之辩，也说明了资源越是丰富，体系越是开放，重建象征体系与形式秩序、求得普遍认同就更为艰苦卓绝。散文的“破体”虽可有效突破散文的僵局，但由于未能彻底摆脱主导要素的重新选择，并不能真正解除散文的文类焦虑。散文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体，本无受文类的规范制约而尽显朴素自然，这种特征，正是所谓的“元类散文”。这也就是颜昆阳在总结新世纪台湾散文创作总结出的——“文体归源”。正如南帆所指出的：“文类向散文的过渡犹如一种返璞归真。规则的松弛使散文成为一片缓冲地带。散文成为诸种文类退出竞技舞台之后的安居之地。”散文的文体归元，对受困于散文文类迷思的作者和批评家而言，正是一剂对症良药。对作者而言，向元类散文回归，既不是逃避也不是放弃，而是先稍事休息，然后重新出发。 　　林美貌说，不管是中国散文史，还是追根溯源西方文论中的散文或随笔，散文都是范围宽泛的杂文学。现代散文更能代表文学所有应有的现代、自由的精神。在新文学的发轫期，朱自清就指出现代散文“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各面，迁流漫衍，日新月异。”如今再读鲁迅那句“散文的体裁，其实是大可以随便的，有破绽也不妨”更能理解其中深意。南帆认为，“散文的文类表明，散文的理论即是否定一套严密的文类理论。诗学之中没有散文的位置。散文的文体旨在颠覆文类权威，逸出规则管辖，拆除种种模式，保持个人话语的充分自由。 “文类概念的‘含混’，书写模式的‘混杂’，文类边界的‘模糊’，自五四新散文诞生以来，这个根本性的症结始终如影随形，它对现代散文的创作、研究与发展，都有决定性的影响。散文的扩张/局限在此，衰落/新生也在此。”散文的“出位”还处于现在进行时，散文文体归元现象势必越来越受瞩目。虽然我们目前无法评估，摒除“文类”这个参照坐标，全面回归文本后，对文学长远而言会造成哪些影响，但可以确定的是，散文在“文体归元”的表现将会越来越精彩。 　　林美貌表示，近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学理论一直强调创新性，有创新则活，无创新则死，这在台湾1980年代以来的散文理论上表现尤为明显。“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我们为什么要出发”，“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散文走过了漫长的历史，经历了种种理论努力，如今又焕发了勃勃生机。自古以来，散文一直处于迈向他者与主体重申的动态抗衡，须从多重方向性和多重面向性来理解。在清理散文的地基和建构新的散文观念的今天，如何历史地同时也是现实地尊重散文这一文体的包容性和丰富性，进行“重建整合”与“创新开辟”成为当代台湾散文界的中心问题。如何界定现代散文，在今日的文学史研究中又被提上议事议程。这种反思工作的重要意义，除了思索和开创散文的新道路之外，重新思考和重新定义散文的意义，也将为散文作家试验新写法提供理论根据。

这个虽然是说散文，实则为文体，更不局限于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