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大同北魏明堂瓦刻文

大同北魏明堂瓦刻文
   一九九五年至一九九六年，大同市城南柳航里工地北魏明堂遗址，出土大量瓦片，其中有不少刻有文字（下称瓦刻文）。现就其书法特点以及它们所传递的文化消息略述如後。
   大同北魏明堂瓦刻文，是制瓦工匠刻在明堂专用瓦上的文字和符号。这些文字和符号大都刻在筒瓦的扣尾和板瓦的瓦面上。刻写工具为铁木尖器。刻写时间是在瓦坯烧制之前。刻写内容大体分四类：第一类为工匠姓名、姓名简写或代号；第二类为记数刻文；第三类似为监工人员验收文字或符号；第四类为工程性质、密级专用戳记或刻文。
以书体分，大同北魏明堂瓦刻文有楷书、行草书、隶书、篆书，可谓四体皆备。
  楷书多为当时流行於民间而今称为民间魏碑体者。“奴”“莫”、“香卢”等字似隶而楷，似楷近隶，率意开张、从容不迫，作旁若无人状。『香』字下部作『田』不作“日”，我看到的九个香字都是这样。这使我想起景明二年（五O一年）的《元定墓志》（一九二二年出土於河南洛阳）『以刊遐馨』的『馨』下部香字也作此。可见这种写法在当时民间是很流行的。  『孙贵』署名的『孙』字，左部隶笔方折，着意取纵势，右部行笔疾速，竭力上敛，把个『系』字写得紧密生动，出奇制胜，可谓精极妙极。  “阿仁”、 『阿兴』好像是一对兄弟的署名。『阿』字左面的『阜』旁，真个是高山仰止，右面的「可』字则显得憨态可掬，再加上『仁』字的沉稳  率真，  『兴』字的生动出奇，堪称存世民间魏碑书体的上乘之作。  余如“知”、“定”等字的落落大方，“”生”、『李』等字的朴实无华，  “十头”、『十七头』的童意盎然，无不给人一种古拙而新奇的感觉。
       行草书可分三种。  一种是民间匠人信手而为的实用体，好几个  李字，还有李字下面不可辨认的那个字即是。其余如“得”、“胡”、“  相” 、“永德”、  『百六十九』等也属此类。其中“永德”、 “胡”、
 『得』面目更显生动率真。第二种是相当纯正精到的类似二王的行  书『廿二』刻文，全是从《兰亭》、《圣教》才能看到的晋人风貌。  『人』字浑似软笔写成，中锋行笔而出现的“画沙”、『漏痕』於此
 可见。『菟』字署名似介於晋人行书与魏碑之间，精熟中见雄强。
       此次出土的瓦刻文，隶书较多见，而且书写的水平很高。在我  手头这些拓本中『子』字凡七见，或斩钉截铁，力可千钧。或既浅  且轻，似无还有，笔力却丝毫不曾减弱。  “道”字多以草隶为之，  意趣无穷。其中一例上面『首』字的横笔重按出锋，恣意张出，而  下面“”旁却一反常态，着意收敛，朴茂而别致。『侯』字先以  十分开张的隶书用笔，起手作一撇和横折，接手的三个横笔，不但  从位置上尽力右移，而且是用行书笔法一气而成，最後的一撇一捺  写成了顶天立地的一个长竪和异乎寻常的一个长点，信手之间，如  有神助。  『勋』、  『受』等字颇类《石门颂》笔意，率意中见功力，非隶书大家不能如此。
       大同北魏明堂瓦刻文的篆书，只见於「皇』和『莫问』两种印  戳用字。说它们是篆书不错，但实际上是一种楷化了的篆文刻字。  这种字体滥觞於秦代诏版权量书法，上承两汉砖刻瓦当文字，与在  大同北魏方山永固陵发现的同时期的“”富贵万岁、『传祚无穷』等  瓦当文风格无异，具有古朴庄重、规整简洁的特点。
       北魏平城明堂瓦刻文，就其意义来讲，现在至少可以说出下面  三个方面。第一，使我们第一次看到北魏平城时期以明堂、辟雍这  样重要的皇家重点建筑物为载体的瓦刻文字，这便使我们进一步了  解和认识了北魏平城时期民间书法的整体风貌及其高超水平。第 二，大同北魏明堂瓦刻文的发现，是对我国北朝书法形式的补充和 丰富。过去我们已经知道这个时期书法，有记事碑、墓志和造像题 记等石刻形式，有写经抄书等墨写形式，有木板漆画题记（大同司 马金龙漆画屏风）这样的漆写文字，如今又增添了瓦刻文这种新 的书法形式。这无论如何是一件要紧事，今後写中国书法史不能缺 少了这个内容。第三，在大同北魏明堂同一建筑、同一时期的瓦刻 文中真草隶篆四体俱备，隶书、隶楷、楷书并存的现象，又一次证 明我前些时在讨论大同出土的北魏延兴二年（四七二年）《申洪之 墓志》时提出的观点，即终北魏一朝，是一个隶书与方笔楷书 （方笔经体文字的石刻形式），甚至包括由魏晋而来的行草书多种书 体并存的时期。这一时期并不明显存在一个由隶化楷的书法嬗变过 程，而是各种书体各自独立，各有用场罢了。
       平城明堂是在北魏国力鼎盛时期兴建的。
       据《魏书·高祖纪》：太和十年（公元四八六年）  “九月辛卯，  诏起明堂辟雍。”
       太和十五年夏四月“己卯，经始明堂，改营太庙”。
       在明堂瓦刻文中，除皇家工程印记外，那些记名、记数和检验 刻文也与工程本身密切相关。北魏明堂瓦刻文，筒瓦上有，板瓦上也有，但却不是所有的瓦面上都有。比起全部工程用瓦来，刻有文字的恐怕是十不及一，甚至百不及一。 在我搜集到的明堂瓦刻文拓本中，记名者共一O六件，除重复者外，有三十种。
        其中姓名皆全者计有：孙贵、阿仁、阿兴、李口，凡四种。
       有名无姓者计有：香卢（同炉）、保奴、永德、十七头、十头、 七头，凡六种。後三者或为记数刻文。
       有姓无名者计有：侯、白、胡、李、夏（或释记数文“百 又二”，凡五种。
       名中取一字者计有：子、勋、道、奴、香、桃、兴、相、生、 贵、菟（小兔合文）、人、得、科，凡十四种。
       花押或符号计有二种。
       这些瓦刻记名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同一署名多次出现。同一个人  有时用全名，有时单用姓或单用名的现象也不少。如孙贵有时只用  单字『贵』署名，香卢多数情况下作“香”，保奴也是以『奴』出  现为多。甚至我怀疑那位署名『小兔』者亦如此。这些记名者很可能  是生产第一綫负不同责任的班组长。他们要对产品的数量和质量负  责任。烧制前要对瓦坯负责，烧制後还要对成品负一定责任。
       记数刻文我见到的有十四种。计有：五、六、七、二十二、百  又（或为夏）、百又十、百又十九、七头、十头、十七头（後三种  或表示带瓦当的筒瓦数或为人名）。这些数字应当是每个作业组现  场生产的瓦坯（筒瓦、板瓦都有）数。五、六、二十二，可能是排  成一排的瓦坯数，  一百以上则可能是一人或一组半天或一天的产品  数。这反映了工程组织者一层对一层的严格的任务要求。如在“廿二”  记数刻文的左方就隐隐可见一个奴字刻文。这二十二块瓦坯  很可能是那个叫保奴的人或他领导的作业组的产品，他便是责任  人。
       另外还有些刻文很难解读，如“知”、  『定』、  『齐』  （或为姓  氏）、“受”、“察”、“非”等。这些刻字便很可能是比作业组高一层  的工长类的负责人的检查验收标识。包括那些字写得很大很草的花押也可能是这种用途。
       北魏在平城经营的近百年，是拓跋鲜卑政权通过战争一次又一次次地从西凉、山东、蓟辽等地几万、几十万地掳掠迁徙人口，不断地充实这个原本地瘠人稀的地区的过程。这既是一个平城逐步走向繁荣最终成为我国北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过程，也是一个各民族
 逐步融合共同繁荣的过程，更是鲜卑贵族乃至整个北方少数民族自我改造和向汉族文化靠拢的过程。在北魏建国後很长时间内，就民族分工而言，可以说攻城掠地主要靠长期居於代北的少数民族，即所谓代人。而服役兴建则主要靠平齐、灭燕以及攻伐南朝等战争中得到的俘虏。初建平城是如此，引武州水、起鹿苑是如此，开凿云冈石窟是如此，几次开筑灵丘道亦是如此。到太和中兴建明堂时，这支数以几十万计的基建队伍早已训练有素。人员虽然不断更替，但以汉族奴隶为主的人员成分却未发生根本变化。何以见得?从明堂瓦刻文中就可找到答案。
   从工匠签署的姓名刻文看。上述署名瓦刻文，可以看出姓氏  者有胡、李、白、孙、阿五姓（可能还有齐）。此中可断定为汉  姓者有四姓，如果加上齐姓是五姓。只有阿仁、阿兴兄弟之阿姓似  为胡姓。以此推之，汉人工匠当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如果“二阿”  是北迁的南人，则工匠中汉人的比例就更高了。
       再从刻文书法看。我们前面讲到的孙贵，以及用“贵”、“子”、“人”、“道”、“勋”等字自署以及刻写“受”、“定“、“知”  等字的工匠，字写得相当漂亮，有些原本就是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  善书者或书法家。这些人很可能是沦为奴隶的汉族士人。当然也有 因罪被黜的朝廷官吏。这说明这支施工队伍的成分相当复杂。  一是 以汉人为多数，同时也有平凉、灭燕中得来的一些少数民族，既有 目不识丁，或以符号代签名的芸芸众生，还有文化素养较高的汉族 官吏和知识分子。此外，北魏明堂瓦刻文的发现，对於了解北魏的 明堂形制以及这个大倡民族融合的少数民族政权所兴建的此类建筑 的特点以及它与历代汉族同类建筑的异同等等，都不无裨益。
  （1）   城东的司马金龙墓，为太和八年（公元四八四年）物。
     ②  拙作《一方鲜为人知的北魏早期墓志》载於一九九八年一期    《北朝研究》。
     ③  皆见於《魏书·高祖纪》。
     ④  “小兔”，“需兔”的异体字，读若奴，北魏时多用作人名。二十世纪八    十年代初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发现的北魏  太平真君四年（四四三年）嘎价洞祝文中有『天子焘使谒者 仆射库六官、中书侍郎李敞、傅菟””，用骏足、  一元大武、柔 毛之牲，敢昭告於皇天之神』的记载，此傅姓中书侍郎即名 为“菟”。《魏书·江式传》记下了江式批评当时人们用字不规范 的情况，就举了以追来为归，以巧言为辩，以 小兔为“需兔”，以神虫为蚕的例子。
   ⑤  《魏书·官氏志》： “阿伏于氏，後改为阿氏。”这是孝文帝十 九年（四九五年）迁都洛阳後的事。很有可能在孝文帝正式下诏前五六年的太和十二、三年阿伏于（或阿伏干）这一少 数民族姓氏就自行简化作阿了。这种简化便成了後来孝文帝 正式改姓的依据。这是一种猜想，如前面提到的延兴二年
   （四七二年）《申洪之墓志》中就有一个名叫“高梨高郁秃”  的卖地人。此人肯定是代人。高梨这个胡姓，  《魏书·官氏 志》阙，我想此人本姓高梨，名郁秃，後来自行简化为高， 在非正式场合，连姓带名简称高郁秃。而要郑重其事地刻在 墓志上就要用全姓了，但却忽略了本已加上去的高字，於是  便误为高梨高郁秃了。可见胡姓汉化，是起於民间的。孝文 帝的改革是一种顺应潮流之举。综上所述，比延兴二年晚了十四五年的太和十二、三年，把『阿伏于』简化为『阿』是 可能的。
（原载《书法丛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