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名家论教育

    这样说来，如果这三种职业都不正确，你要怎么办? 这一点你必须自己思考，不是吗? 你必须弄清楚到底自己想干什么。不要依靠父亲、奶奶、教授或什么人告诉你做什么。然而，“弄清楚自己想干什么”又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是说，弄清楚自己“喜欢”做什么，不是吗? 只要你做的事情是自己喜欢的，你就没有野心勃勃、没有贪婪。你不是在追求名声，因为，光是“喜欢”自己做的事，这样的喜欢本身就已经够了。那种爱里面不会有挫折感，因为，你追求的不再是自己欲望的满足。

    但是你要知道，所有这一切都需要相当深入的思考、相当深入的探讨、沉思。不幸的是，这个世界的压力太大了，这个“世界”，指的是你的父母、祖父母，你周遭的社会。他们都希望你成功、他们都希望你符合成规、他们教育你，希望你和他们一致。但是，整个社会却是建立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夺取、嫉妒、自以为是和侵略上面。你如果非常实际的、不讲理论的，自己好好观察一下，你就知道，这样的社会必然会从内部开始腐败。看清楚这些，你就会知道如何从自己喜爱的事情，建立自己的立身处世之道。这样也许会和目前的社会冲突，但是，又何妨? 社会基本上就是建立在顺从、夺取、追求权力上面，而宗教之人、追求真理之人，就是要反叛这样的社会。他没有和社会冲突，而是社会和他冲突。社会绝不会接受他，社会只会使他成为圣人，然后开始崇拜他，然后毁了他。

    所以，这位学生听了我的话以后疑惑了。但是，如果他不逃避这个疑惑，如果他不跑去看电影、去寺庙里祈祷、看书、去找什么上师——逃避这个疑惑，然后弄清楚他的疑惑是怎么生起的。又如果他能够面对疑惑，探讨的过程又不落入社会俗套，那么他就是真正宗教之人。我们需要这样的宗教之人，因为是他们这种人在创造新世界。

    老师真正的作用在哪里?

    山谷里种满了榕树和柳树。下过雨后，整片山谷绿意盎然，生气勃勃。天空的阳光又强又辣，可是树阴下却非常凉爽。老树树影深黑，树干直耸云霄。山谷里鸟多得令人吃惊，它们飞过来栖息在树枝上，就看不见了。此后的几个月也许不会再下雨，但是，眼前这个乡间翠绿安详，水井丰满，土地充满希望。腐败的城镇远在这个山区之外，但是附近的村庄却又脏又乱，村民挨饿受冻。政府毫无作为，村民也不在乎。他们身上其实有一种美，一种愉悦，但是他们看不到这一点，也看不到自己内心的富足。他们有这么多可爱的地方，可是却呆滞而空虚。

    他是老师，薪水不多，却要养个大家庭。他很关心教育，他说他有时候很勉强才完成一些目标。他总是尽量努力，贫穷倒不是麻烦。粮食虽然不是很充足，但是够吃。他的学生在学校里自由的受教育，偶尔也吵吵架。他精通本科，但是也教别的科目，他说这些科目只要学生有智力，谁都可以教。他一再强调他非常关心教育。

老师：老师的作用在哪里?

克：老师只是传授知识、资料而已吗?

老师：至少要这样。任何一个社会，小孩子都应该按照个人资质，为日后谋生做准备。老师的作用，一部分就在于传授知识给学生，让学生到时候找得到工作。另外，老师的作用，也许在于帮助我们建立良好的社会结构，学生必须准备面对生活。

克：没错，先生。不过，我们不是要讨论老师的作用吗? 老师的作用只是让学生职业生涯成功吗? 老师不可以有更大更高的意义吗?

老师：当然可以。不说别的，他可以当学生的典范。他的生活之道、行为、态度、仪表都可以影响学生、激励学生。

克：老师的作用就是作学生的典范吗? 我们的典范、英雄、领袖不是已经很多了吗? “典范”是教育之道吗? 教育的作用不正是帮助学生自由、创造? 不论内在还是外在，因袭、一致，有自由可言吗? 鼓励学生效法典范，不是把恐惧隐藏得更深、更微妙吗? 老师一旦成为典范，这典范不正是会塑造、扭曲学生的生活吗? 这样，你不就是在鼓动他的实然和应然永远冲突吗? 老师的作用不是要帮助学生了解自己的实然吗?

老师：但是老师必须引导学生走向美好而高贵的生活。

克：要引导，你就必须有所知。但是你有所知吗? 你知道什么? 你知道的东西都是从偏见之幕学到的。那偏见之幕就是把你变成印度教徒、基督教徒的种种制约。这种引导只会造成更惨痛的痛苦、流血。今天全世界所见莫非如此。这样，老师的作用，不就是帮助学生在知识上解除这一切制约，让学生能够深刻而完整的碰触生活，没有恐惧，也不愤世嫉俗吗? 愤懑是理智的一部分，不过理智却无法轻易就抚平愤懑。欲求的不满倒是很快就可以消除，因为它想完成的只是老掉牙的欲求行为。因此，老师的功用不正是要去除所谓引导、模范、领导这一类虚荣的假象吗?

老师：这样的话，至少老师可以激发学生从事伟大的事情。

克：又来了，先生。你不是指责问题指责错了吗? 如果你当老师只是灌输学生思想和感情，那你不是要他们在心理上依赖你吗? 你要当激发他们的人，他们仰望你如同仰望领导或理想，这当然就是依赖你。依赖不就助长恐惧吗? 恐惧不就影响理智吗?

老师：但是，如果老师不当激发学生的人，不作学生的模范或引导，那么老师的功用到底是什么?

克：你不作这些人的时候，你是什么? 你和学生的关系是怎么一回事? 之前你和学生有什么关系? 你和他的关系是建立于他有益的事物上面，建立在他应该这样、应该那样上面。你是老师，他是学生。他听你的话做事，你以自己所受的制约影响他。所以，不论有意或潜意识，你都在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他。但是，如果你不再影响他，于他而言，重要的就是他自己。这就是说，你必须了解他，而不是要求他了解你或你的观念。你的观念，不论如何都是虚假的。你了解他，这样，你要处理的就是实然的一切，而不是应然的一切。

老师如果将每一个学生都当作独立的个体看待，不拿学生彼此比来比去，他就不再关心制度或方法。他只关心怎样才能够“帮助”学生了解自己内外制约的影响，然后在理智上毫无所惧的面对生活的复杂，不再在眼前已经乱成一团的生活上再制造问题。

老师：但是你这样不是给了老师能力所不及的任务吗?

克：如果他做不到这一点，为什么还要当老师? 你只有把教书当作一种职业，你的问题才有意义。因为我觉得，对一个真正的教育家而言，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

　　前两年刚去世的法国思想家德里达说过：“大学存在于它企图思考的世界之中”，应当承担起责任，组织一种创造性的抵抗——“抵抗一切（对大学）的重占企图，抵抗一切其他形式的主权形态”。这说来容易，实际上却很难做到。作为大学教授，你乃“体制中人”，能深刻地自我反省吗？尤其在当代中国，谈论大学改革，涉及理想与现实、中国与西方、制度与精神、个人与国家等，远不只是制订若干“操作手册”那么简单。

世人引用苏轼的诗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时，多从进取的角度，强调自家确有所得。我则倾向于保守——即便有所见，也必定会遮蔽事情的另一面。这里牵涉的，不仅仅是思想立场，还有趣味、修养等。有些盲点容易意识到，有些则很难超越——比如缘于“学科”的偏见。

现在大家都谈大学，真的是“众声喧哗”；我的思路很明确，首先追问是谁在说、说什么、说给谁听。校长、教授、学生、家长、文化记者、教育学家、政府官员等，各有各的教育理念，各有各心目中“理想的大学”。这种职业、学科、方法、文体等的差异，直接影响我们谈论大学的视野与姿态。我很坦然，事先声明：这是一个大学教授（不是政府官员）、人文学者（不是经济学家），从“文化的观点”（不是“经济的观点”或“政治的观点”）来谈论作为一种组织形式的“大学”。

这里所说的“文化的观点”，是借鉴美国学者伯顿·克拉克主编的《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的思路。不是孤胆英雄包打天下，而是集合八个不同学科的学者，从历史的观点、政治的观点、经济的观点、组织的观点、地位的分析、文化的观点、大学的科学活动、政策的观点等来谈论现代大学。作者认为：“这八种想象和研究高等教育系统的方法，使我们更好地了解高等教育系统是怎样运转的，为什么这样运转，它们怎样和为什么与社会的某些其他部门联系起来。”

美国密歇根大学原校长詹姆斯·杜德斯达在其所撰《21世纪的大学》中称：“大学作为我们的文明中的一个社会机构保持了其辉煌而持久的地位。在一千多年中，大学不仅仅是知识的坚守人与传承者，曾经改变了它所在的社会，甚至成为变革中的巨大力量。”过去如此，将来也不例外——为了达成此伟大的目标，“我们需要在大学的内部进行更深层次的反思和更大的努力”。可是，“更深层次的反思”，我们做得到吗？大学有自身的利益，其继承传统与生产知识，并非绝无私心。或陷入繁琐的日常事务，或跳不出体制围城，我们能认真审视已成“庞然大物”的大学吗？有民间辛辣的讥讽（“这年头，教授摇唇鼓舌，四处赚钱，越来越像商人；商人现身讲坛，著书立说，越来越像教授”），有官员机智的辩解（中国教育的成绩和缺点，是“十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也有不着边际的表扬或谩骂。总的趋势是：大学的公信力在下降，所谓的“师道尊严”，也正迅速沦丧。

作为人文学者，我希望以建设者的姿态、批判性的眼光，来“直面惨淡的人生”，谈论中国大学迫在眉睫的五个问题。

一、调整“大跃进”心态

去年年底，我曾撰文，答《国际先驱报》记者问，引马玉涛的成名曲《马儿啊，你慢些走》作为标题。可惜文章发表时，被裁成好几段，穿插进各种问答中。为何需要“慢些走”，并非像那歌里唱的，“要把这迷人的壮丽的景色看个够”，而是担心跑得太快，步伐不稳，那样会摔跤的。暂时停下来，或者放慢脚步，是为了更好地思考、反省、调整步伐。

办大学和办企业不一样，不可能立竿见影。人们常说“百年树人”，办学要有长远的眼光。都想今年投钱，明年见效，很快就“世界一流”，用办企业的思路来办大学，导致中国的大学教育中，普遍存在着急功近利的倾向。像填鸭子那样，填食、催肥、打激素，让大学迅速膨胀，这样做效果肯定不好。

最近十几年，中国的大学教育热火朝天，从上到下都在搞“大跃进”。好处是，大家都有干劲，想把大学办好；不好的呢，是大家都“迫不及待”。钱已经给了，怎么还没得诺贝尔奖？北大、清华怎么还不是世界一流呢？整天逼，逼急了，就会搞花架子；逼急了，学校就得造假。其实，中国的大学，只要认准目标，找准方向，不要走太多的弯路，步步为营，就一定能办好。

有些事情，不是不想做，而是做不到。现在的问题是，公众对大学倾注了过多的感情。这种相当情绪化的“关爱”，使得大学疲于应付，很难平静地思考涉及未来发展的重大问题。以我的观察，所有的大学校长都怕传媒，其决策多少都受社会舆论的影响。过多的舆论关注，其实不是好事情。因为，公众不太了解大学运作的特点，大学该怎么办，困难在什么地方，路该如何走，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得清的。而且，公众特别希望你一口就吃成个大胖子。可你知道，要办成一流大学，并不容易。我承认，最近十几年，中国的大学教育取得了不小的进展，但这个进步不像公众想象得那么大。而且，你也别指望这种状态能在短时间内改观，比如，突然间杀出一匹黑马，让中国学人大长志气。期待太高，做不到，特失望，说话的口气就越来越峻急。

教育行政机关以及以媒体为代表的社会舆论，给大学带来了双重的压力。眼看着逼急了，几乎所有的大学都在“大干快上”。我有点担心，这样做，不踏实，不从容，效果不好。办大学，需要胆识，更需要汗水，老老实实地办，别老想着创造奇迹。具体到教学和科研，现在是，浮躁之气弥漫整个中国的大学校园。各种考核、评奖、争项目、夺排名，目不暇接，以致师生们没有了认真读书思考的时间。这感觉很不好。因为，心境浮躁，对于从事专深的学术研究非常不利。大学校园里，没有人散步，全都一路小跑，好像赶地铁，这样的氛围，对大学的长期发展不利。以前进了大学校园，会觉得很清静，现在进了校园，觉得和外面没有多少区别。如果教授和学生都无法沉潜把玩，只满足于零敲碎打，不可能出大成果。目前这个状态，基本上是制度逼出来的。大家都想把大学办好，可欲速则不达——不是说压力越大，管理越严，就越能出成果。

因此，我一直呼吁：给教授和学生们留点读书的时间，给大学留点成长的空间，这比拼命地拔苗助长、胡乱“掌声鼓励”要好。学现代史的都知道，五四运动中，蔡元培曾引《风俗通》中的一句话“杀君马者道旁儿”，作为辞职时的理由。以目前中国大学的水平，很难承受政府及公众迅速变成“世界一流”的期待与厚爱。还不如把脚步放缓，把路走正，那样的话，中国大学或许还能走出自己独特的风采。

作者：（日本）大江健三郎

在我迄今为止的一生中，我曾两次考虑过这个问题。对于重大的问题，不管多么艰辛，人们都必须认真思考。这样做是件好事。因为即使一个疑难问题没有获得彻底解决，我们事后也会明白，我们曾有过足够的时间对此进行认真思考，这有多么重要。我两次思考儿童为什么必须上学这一问题都幸运地得到了意味深长的回答。它们也许是我在我这一生中对无数的问题所找到的最好的回答。

第一次，我没怎么考虑过儿童为什么必须上学的问题，反倒很怀疑儿童是否根本就必须上学。当时我10岁，是在秋天。在这一年的夏天，我的祖国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打了败仗。日本曾和同盟国如美国、英国、荷兰、中国以及别的一些国家作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第一次向城市扔了原子弹。战争的失败使日本人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之前，人们一直教导我们的儿童，而且也教导成年人，说日本皇帝无比强大，日本天皇是一个"神"。但是，战后人们却宣布天皇并非是一个"神"，而是一个人。当时我认为这些思想的转变是对的。我明白了，一种由所有的人共同用同样的权利建立起来的民主比由一个"神"主宰的社会要好。我真正地感受到了这一重大的变化。这就是：我们不再被迫去当兵，去杀戮别国人民，并且不再充当炮灰。

战争结束一个月之后，我不愿意上学去，因为直至仲夏教师们还一直断言，说天皇是一个"神"，让我们虔诚地向他的照片鞠躬，而且还说，美国人不是人，是魔鬼和妖怪。可是后来，他们却面不改色地对我们说着相反的话。他们只字不提他们迄今的思想方法和教学方法完全是错误的，或者他们是否应该对此进行思考。他们告诉我们天皇是人，美国人是我们的朋友，仿佛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有一天，占领军乘坐吉普车开进我生于斯、长于斯的林中山村。同学们站立在道路的两旁，挥动着他们自制的星条旗高喊"哈罗!"这时我却悄悄地溜进了树林。我从小山丘顶上向山谷下面望去，看到了像小图片上的那辆吉普车沿着河边公路行驶，虽然我看不清同学们那一张张童真的小脸，我却听到了他们高喊："哈罗"的声音，我的眼泪刷地流了下来。

第二天早晨，我虽然动身去学校，但是一到那里，我便径直地从后门出去，走进了树林。我在那里一直呆到晚上。我有一本大的植物图画册。我在图画册中寻找着树林里的每一棵树的名字和它的特性，并将它们一一牢记在心。由于我们家是从事森林管理工作的，所以我觉得熟记这些树木的名字和特性，对我今后的生活有用。树林里有许多各种各样的树木，每一棵树都有自己的名字，和独有的特性，这令我激动不已。当初我在树林里记住的许多树木的拉丁文名字，至今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我不想上学了。我想：如果我独自在树林里，拿着我的植物图画册好好地学习树木的名字和特性，那么等我长大了，我就能凭着这些本事养活我自己。此外我也知道，即使我去学校，在那里我找不到能让我如此着迷的树木，也找不到像我这样对树木感兴趣并能与我一起谈论树木的老师和同学。人们为什么非得去学校学习那些与成年人的生活毫不相干的东西呢?? 秋日里的某一天，虽然下着大雨，我还是走进了森林。雨越下越大，林中到处流淌着从前不曾有过的洪水，道路被泥浆淹没。天黑了，我无法趟过山谷的水流。我发着高烧，昏倒在一棵大玉兰树下。第三天早晨，我们村里的消防队员在那里找到了我，救了我一命。

我回到家里后，寒热仍然不退。我像在梦中听到从邻近城市赶来的医生说话：什么治疗方法、吃什么药都无济于事了。说罢，医生就走了。只有我的母亲怀着一线希望，精心地护理我。一天夜晚，我虽然还在发烧，身体十分虚弱，我却从似乎被笼罩在热风吹拂的梦幻般的状态中苏醒过来。我发觉，我的头脑又清醒了。

我躺在日本人房屋里惯常有的那种"塌塌米"上，它直接展开在铺满稻草席子的地板。我的母亲坐我的床头，她已经好几个夜晚没合眼了，她俯视着我。我试图讲话，缓缓地，声音轻得连我自己都感到奇怪。

"妈妈，我会死吗?"?

"我不相信你会死。我会为你活着而祷告。"

"医生说了，这个孩子多半会死。他治不了我，我都听见了。我相信，我一定会死的。"? 我的母亲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她说："要是你死了，我就再把你生出来一回，你不要担心。"

"可是如果我现在死了，那么你再生出来的那个孩子就不是我了，就是另外一个孩子了。"

"不，是同一个孩子，"我母亲说，"如果我把你生出来，我就会把你现在所看见和听见的，把你所读过和做过的，统统讲给这个新生的'你'听。由于新生的'你'也讲你现在讲的语言，这两个孩子就是完全一样的。"

我觉得我没有完全地理解她的话。可是我安心地睡着了。从第二天起，我的身体渐渐地康复起来。到了冬天，我又自愿去上学了。

我在教室里学习，而且也到学校的操场上参加棒球游戏活动--一种战后很流行的运动。我还会常常陷入沉思。像我现在这个样子，我莫非就是在那个发烧的病儿死去之后，我母亲再次生出来的那个孩子?我莫非就是这个新生的孩子，接受了那个已经死亡的孩子讲述过的所见所闻、所读和所做的一切，并且这种记忆在其内心就像一种自身经历一直存在着?我莫非接受了这个已经死亡的孩子所使用过的语言，并且如今在用这种语言思维和讲话?这个学校的孩子不全都是那些未能长大成人就已经死去了的孩子们的替身吧?这些孩子的所见所闻、所读、所做的一切是否有人全都给这些替身孩子讲述过了?所能证明的就是，我们大家都讲同样的语言。我们大家上学不都是为了学习这门语言，并使之成为我们自己的语言吗?然而为了接受已经死去的孩子们的语言和经验，我们不仅必须学习日语，而且也必须学习自然科学和数学，甚至还得学习体育运动!如果我只是独自地走进森林，拿那里的树木与我的植物图画册里的树木做比较，那么我就不能代替已经死去的孩子，成为一个新生的孩子，与那个孩子一致的新生孩子。所以我们大家都得上学，一起学习和做游戏。

也许你们觉得我在这里讲述的这个故事有点儿怪。虽然过了很久，我又想起了这件事儿，但是，今天我作为成年人也不能真正理解，我当初在冬季开始时曾确切地理解了的东西。那时我终于康复了，我怀着一种愉快的心情重返学校。不过，我讲述了这段我迄今还从未记述过的往事，我是希望，你们，现在的儿童--新生儿童的你们，也许会正确地理解它。

1992年夏末，我同定居西岸的几位中国画家在“加州艺术学院”办展览。据说在西岸所有大学中，这是唯一允许在校内游泳池裸体游泳的学院。

由于我来自东岸，校方安排我住在学院客寓。一位职员引我入住时，特意介绍这里曾经招待过哪些学者名流，我没心思听：大约二三十米外，就给我一眼瞥见那座池水碧绿的游泳池。

职员走了，我赶紧朝池子方向仔细张望：果然，女同学、男同学，不着寸缕、赤诚相见。

    但引这两句中国成语，并不贴切。前一句从言情小说里读来，字面即淫，此刻我看见的只是“身体”，非常简单，就好像不带形容词的主语、单词；后一句并不指身体，是当年我们这伙男知青在农村河沟赤条条洗澡时，用来彼此调笑的成语，算是形容“光着身子见面”。但那群裸体的美国男女“知青”并没在互相看，各人只顾自己专心地划水、晒太阳、斜在池畔看书。

是我在偷窥——这个词也不贴切。游泳池设在教学大楼和我客寓之间一片露天空场当中，周围是草地、棕榈树和甬道，走过池边的师生个个若无其事，还有人被池中同学大声叫住，停下来聊天。

“裸体”(nude)、“袒露”(naked)这两个英文词都不涉“性感”，论性感，那是鲁迅关于“从白胳膊到全裸体”的中国人的“想象力”。此刻我瞧着这些“全裸体”，想象力全部停息，只顾眼巴巴地看：在水中，池畔，年轻人的身体真好看！

三十多年前，我有幸被上海游泳队区儿童班培训四年。将要升入市少年班时，我被除名了。事后教练偷偷告诉我，那是因为我家有“海外关系”，将来出国比赛，外面有人，也就有可能叛逃的。

加州的阳光。阳光也“裸体”。可我实在不好意思脱掉裤衩。赶紧下水埋头游泳，游完，赶紧湿淋淋回客房。看来给亚当胯下画片叶子是对的，去掉叶子，他就不害臊了。

“加州艺术学院”的名声，不是裸泳，是只教“理念”，不教画画(80年代大红大紫的后现代画家萨利、费希尔却在这儿毕业)。自然，学院展览馆也展画，校方照例派两位同学帮我们将画上墙。男的是白人，女的是华侨子弟，晒得黝黑，活像我插队时的知青女标兵。“学校教些什么？”我问，指望能听到一番高明的说法。不料她一句话就打发了：

“就教我们怎样思想！”

    隔天我在游泳池遇到那位男同学：他先叫我名字，我才认出来，因为他裸体。罗丹的那位“思想者”倒也一丝不挂。

    在曼哈顿五十七街第七大道，有一所老牌名校叫做“纽约艺术学生联盟”。美国现代艺术的祖母级人物乔治娅·奥基弗曾在此毕业，日后成了美国女画家的偶像。闻一多先生早年也在“联盟”留过学，闻先生的二公子，我的老师闻立鹏先生曾嘱我在校内外拍些照片作纪念，我就拍了，寄去北京。

“联盟”自50年代后渐渐没落。她成了一所向各种年龄、身份艺术爱好者开放，但不颁学位的古董型美术学院。维多利亚风格的老旧白楼和至今地处五十七街昂贵地段，可以证明她往昔的光荣。

校内挤满艺术学生和业余爱好者。80年代，中国人来了，仅仅为了学生签证而来。我也是其中之一。

    先是心不在焉混在各国学生中画人体素描。一边画，一边为下个月的房租犯愁。模特儿却是个个认真敬业，不必老师摆弄，自己做各种姿势。但我以为不好看，不入画：健美把式？体操动作？还是舞蹈造型？看来希腊传统远在地中海，美国还是美国。一位肤色雪白的健硕男模特还有绝活：他一弓身倒立起来，面红耳赤，神情坚毅，维持将近一分钟。

他的女友在别的班当模特儿。有一天他抱着新生婴儿来到教室，全班鼓掌欢迎。

    我是个坏学生。进了教室我就沮丧、瞌睡。后来索性每天到门口签个到，就溜上三楼咖啡座抽烟。

    在咖啡座，天天可以看见一位满头金发、浓妆艳抹的老太太。她的样子仿佛尚未卸装的百老汇歌舞演员，过时太久的时装模特，或被遗弃而曾经有身份的女子：旧式女帽斜插着一支紫色羽毛，衬领敞开，露出垂老的乳沟。超短裙碧绿，更其碧绿的连腰网眼长丝袜，当然，还有颤巍巍的，但完全不适合她的年龄的高跟鞋。如同许多上东城富裕人家的老太太，她的神色，以至整个身姿流露出经年累月的凄凉和高傲。她从不看人，也不同人说话，永远孤零零地占据着门边一张椅子，威严而茫然，凝视着桌面上的咖啡杯，或者弯下身照料脚边的几只塑料袋。

她不像是做过母亲或妻子的妇女。这在纽约并不稀奇。显然她也不是这儿的学生，咖啡座侍者说，上几代的雇员和学生就看见她天天出现。不消说，她是疯子。此地的人从不打搅疯子，学校也任由她进出流连。可纽约有得是乞丐或半疯的人——学校对过就有一位既疯且醉的壮汉，每天高声歌唱普契尼咏叹调，手里举着讨钱币的铁罐——这位老太太何以偏要到“艺术学生联盟”来？

但愿后来我听到的故事是真的：终于有人告诉我，马蒂斯50年代造访纽约(这事是真的)，据传曾选中这位女士当模特儿，也就是说，大师本人画过她。

    难怪她骄傲。难怪她喜欢紫色和生葱般的绿色。在毕加索第五位未婚情人吉洛的书中，我才知道(而不是从画中注意到)马蒂斯最钟情的组合就是这两种颜色。原来她是忠贞不渝的艺术烈女，这位紫绿色的缪斯！

常在美术馆遇到各色肤发的儿童，席地坐开，好像一群拦路小狗，你得绕开。老师正在讲解。美国儿童喜欢争先恐后举手发言：“彼得、安琪拉、罗森奎尔！”所有孩子对老师直呼其名。

母亲推着童车逛美术馆。如果是双胞胎，就有双座童车，并排坐好，一人含着一个塑料奶嘴。有部好莱坞片子给香港翻译成《窈窕奶爸》，真的，我好几次看到青年男子袋鼠似的当胸用布袋兜着个熟睡的小毛头，面对名画，做沉思状。

“艺术胎教”？暗幽幽的美术馆于是好像巨大的子宫。

    纽约有两所艺术高中。一所是“拉瓜第亚艺术高中”，设表演、美术、音乐、工艺各专业，地点在上西城林肯表演艺术中心左侧。一进大门，前厅半壁好莱坞明星照片。凑近细看，原来注明是该校历届毕业生。仅举一例：艾尔·帕契诺，电影《教父》中饰演老三，在上集片尾当上教父的那位相貌冷酷、目光如炬的大演员。帕契诺如今五十多岁了，不知在这里念高中时，脸上是不是那股狠劲儿。

另一所是“艺术与设计高中”，在上东城二大道。我的女儿就读这所高中，入学第二年就开电影课。她回家问：“看过俄国片《战舰波将金号》吗？那是蒙太奇的经典。”我说：“没有，不过你可看过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她说，没有。

昨天她在饭桌上宣布：老师告诉他们，萨尔瓦多·达利，70年代曾到这所高中讲演，地点就在上个礼拜我去看孩子97年度时装表演的大礼堂。

    一所高中能请到达利。达利也愿意去一所高中。那时老先生快八十岁了吧，老师说，达利走进礼堂时，手里牵着一头活的金钱豹。

1997年6月

当今教育绕过体制问题，无法议论。而体制的问题，只有体制才能解决。但是，即便体制问题获得最大限度的改革、改善、改观，今日中国的所谓“人文教育”问题，仍然难以议论，难以解决。

今日中国大学生，尤其是大学教师“人文水准”、“人文素质”的触目惊心，不完全是大学门墙内的教育问题，而是“历史遗留”问题。假如我们有勇气承认，则人文素质的低下、人文教育的切迫，是百年革命的深刻报应。

所谓人文教育、人文素质，可能并不仅仅涉及知识、才能、品德、身份等等因素，而且深度涉及历史的问题。

当今大学，多有德才兼备的教师，多有禀赋优异的学生，多有先进知识的传授，然而普遍素质仍然有问题。素质有问题，不是靠重视、研究、讨论、政策及学校教育所能够解决。今日全社会所谓的素质问题，是我们国家文明与文化的整体问题，是几代人总体品质被“历史遗留问题”长期败坏、持续恶化的后果。

一个人的素质好，或者不好，通常的说法，看他是不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可是为什么即便是今日的大学生，甚至大学的教育者也普遍存在“素质问题”？今日上过大学，获得高等学历的青年，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期，但在高的意义上，当代大学生配不配称得上是所谓“受过教育的人”？为什么今天我们还要讨论素质教育？有没有素质教育这回事？素质能不能教育？怎样教育？谁来教育？

以我的偏见，考察一个人的素质，除了种种课程及教育措施，还要看他的家庭出身、师承关系、交游范围、社会阅历；这些条件，与学校有关，也与学校无关；与教育有关，也与教育无关。我们应该详详细细算一笔账：在我们记忆中被高度推崇的学者、教授、文人、艺术家、政治家，是什么出身，什么师承，什么交游，什么阅历。

扼要举几个例子。譬如，陈寅恪与陈散原的父子关系，周树人与章太炎的师生关系，徐悲鸿与康有为的交往关系，钱钟书与杨绛的夫妻关系……这类关系，并不涉及大学教育问题。

最近我正在读英国思想史家以赛亚·伯林传。他出身商家，二十几岁毕业牛津，先后与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犹太复国主义先驱魏茨曼、作家伍尔夫夫人、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玛托娃、英国首相丘吉尔等等人物有过交往；加拿大传播学大师麦克鲁汉的多达数十位以上的交往名单中，囊括了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人物，包括爱因斯坦、卓别林、毕加索。而与毕加索的交往也囊括了他的时代最优秀的人物：美国作家斯坦因与海明威、法哲学家萨特与超现实主义大师阿波里奈尔，等等。

这是可以不断开列下去的长串名单。这些人物可能有种种其他问题，但没有我们今天忧虑的所谓素质问题。所谓素质问题不是大学教育问题，而是一民族文化生态文化水准的整体问题。

在一民族文化生态的整体状况中，如果说以上例子都是名流，那么就我记忆所及，五六十年代在我童年少年时代，贩夫走卒、农夫农妇和今天的市井和农民比，所谓素质，要好得多。正如刘小枫先生准确指出的那样，传统时代的教育主要是宗法教育，宗法教育就是家庭教育，与学校无关。我们在文学史中多次发现，好几位大师幼年的教养来自目不识丁的祖母、奶妈、家丁和仆人……

我们观察教育在一代人身上的后果，要推前二十年或三十年，才能找到根源，找到时代的流变如何有形无形地塑造“人”、从深处养育人的“素质”——今天五十岁至六十岁之间的老师，大致是“文革”前的大学生或“文革”中的知青，我们进入大学是在七十年代未，那时我们的大学老师若在五六十岁，那么，他是在民国年间接受的大学教育，而我们在五六十年代上中小学期间的老师，则是在民国年间接受中小学教育……

再前推到民国，四十年代精英如储安平之流的中学老师，大致是“五四”一代人，“五四”一代人如蔡元培陈独秀之流，则他们的私塾老师就是清末一代人……

我们再来向后推算：今天二十岁到三十岁一代年轻人的家长与老师，大致就是我们这一代人；今天在两课（英语、政治）考试中挣扎长大的少年人，则十年二十年后将要为人父母，为人师表，执掌教育大权，带着今天我们看到的集体人格与集体素质，去教育我们的孙辈……

如此推算，以百年中国历史变化之剧，文化断层之深，一代与一代之间教育品质的差异，乃直接造成今日全民素质不堪补救的后果，这后果，又是未来教育后果的层层前因。

要之，教育的功德，教育的遗患，在于隔代见效的因果报应。

我并不是说，凡是早远的年代或人物，其人文素质便是必然的好，新时代的新知识、新科技、新观念，前人就没有。但所谓人文素质，不完全是学问高低，所谓宗法教育，深深影响某一人或某一群人的行为、举止、谈吐、魅力，甚至相貌。然而“素质”无可量化，难以指陈，它是时代、阶级、文化、家教等等在一个人、一代人身上的总和。我甚至感叹于老照片中的临刑罪犯，也比今日的罪犯更见气质。

以上极其粗略的推算，也许仍然不能描述什么是素质，然而我以为从中可以窥见百年中国史的几次断裂与断层，如何深刻地影响到断层此端的一整代人。

作者：樊未晨 陈昕

“我漫步在黄沙上／绝望已充斥了我的心／地球上有多少的土地／有多少肥沃的黑土地／被无情的黄沙淹没……”，这是北京市知春里中学高一（1）班的一节语文课，课的名称为“走进诗的国度”。学完诗歌单元后，老师给同学们出示了几张不同的图片，让学生根据自己对画面的了解再运用学到的诗歌知识，尝试着写诗歌，然后在“走进诗的国度”这节课中，学生们进行交流和赏析。

这样的语文课在以前的课堂上非常少见，教语文的张老师介绍。

从9月1日起，北京市正式实施了高中课程改革，“现在上课都按照模块来学习了，新课本变化很明显”，北京市丽泽中学的高一新生小蔡说，“不过，两个星期下来，感觉变化最明显的是语文课”。

“我现在每次从教室走出来总是心情很好”，北京丽泽中学的语文老师王惠丽告诉记者。

王老师是个很感性的人，如果课堂上学生情绪都被调动起来了，她就会越讲越有激情，如果自己的课不能让学生们活跃起来，她就会“蔫头耷脑”的。

但是，山东的孙老师却说了一次他尴尬的经历——孙老师给学生讲《荷塘月色》，他让学生们都把眼睛闭起来，希望孩子们在自己动情的朗读中想象作家笔下的荷塘美景，“我想让学生‘享受’语文”，孙老师说。可是课文刚刚读完，孙老师还沉醉在文字给自己带来的美妙感受中时，一个学生却提出：“老师你就直接告诉我这篇课文会怎么考吧”，孙老师的心一下子凉了，“我觉得很悲哀！多美啊，可是学生们竟然不去感受”。

一直以来，人们对语文课“该变变了”的呼声很大。虽然这些年经常有一些改革措施出台，但是，语文是“老师教着辛苦、学生学着叫苦”的状况并没有实质的改变。

文学混同语言 美丽的文字支离破碎

“学生不爱学语文其实是有原因的”，北京丰台区一所普通中学的吴豪老师说，当分数的地位在学校、家长心目中越来越高的时候，“我们语文老师越来越向理科老师看齐了，把文章分解再分解，然后给每个字都要找到一个确切的‘值’，给每个句子求得一个‘解’，每篇文章这样一字一句地分析，最后得出一个‘正确答案’”，于是，老师们把上课的很大一部分时间用来“抠”字、“抠”词，分析篇章结构。

一位有着丰富教学经验的特级语文教师顾老师说：“我们语文课的一大弊端就是每篇课文都从头分析到尾，每本书也从头分析到尾，没有时间去感受文字的魅力”。

“我经常会觉得很痛苦，痛苦于感受不到职业本身带给自己的尊严，痛苦于不能把自己认为最美好的、最应该给学生的东西教给学生”，吴豪老师说，“如果按照惯常的讲法，一篇课文大概有两到三个课时”，吴豪老师介绍道，第一节课他首先会用5分钟左右的时间测验上一课的字词、语法等基础知识，然后介绍课文的写作背景和作者，“这大概要花20分钟左右的时间”，接下来会读一遍课文，剩下的时间大概可以串讲一个自然段。第二节课的大部分时间会用来串讲课文、讲解语法知识、分析写作手法，还要用一部分时间处理课后的练习题、思考题。“学生享受美的时间就这样被一点点地挤占掉了”。

“问题在于我们是把语言和文学混在一起了”，山东省泰安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孙善利老师说，语言是工具性的知识，更为基础，“是科学的、理性的、冰冷的”，文学则是人文性的知识，“是情感的、感性的、温暖的”，现在两种知识混在语文课一个课堂上来完成，老师讲解一篇课文，刚刚把气氛烘托起来，就要停下来讲语法、字词，一部作品就“这样断了‘气’”，孙老师说。

在这样一个“忽冷忽热”的课堂上，美丽的文字变成了支离破碎的语言，学生们渐渐失去了对美丽文字的感知和欣赏能力。

知识难以应用 语文课成了纸上谈兵

语文课确实是一门人文性和工具性统一的课程，但是现在老师们却把太多的精力放在语文的工具性上了。

既然语文课变成了语言知识课，那么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一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事实并非如此。

“反反复复地语言训练却没把语言训练好”，孙善利老师说。

学生们学习了12年的语文却写不出一份像样的通知书、请假条由家长代写、读不懂说明书、看不明白合同书，“这样的事情比比皆是”，北京市一个普通中学的廖老师说。

“人们学会使用工具最好的办法是通过实践而习得，学习语言也一样，应该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我们却是把学生们关在教室里一遍一遍地讲授”，孙老师说。

北京有近40年高中语文授课经验的左老师回忆起几年前发生的一件事：左老师去听一位年轻教师的作文课，课的内容听起来很不错——让学生的作文写出波澜来。“这位老师不停地讲‘什么是波澜’、‘什么时候运用波澜’、‘写出波澜的好处和意义’，可是孩子们没有经历波澜怎么能体会什么是波澜？不让孩子们动手练习他们怎么能写出波澜？”虽然这件事已经过去很久了，但是左老师仍然说得很激动。

“语文课的又一弊端就是太注重知识的讲授了”，特级教师顾老师说，长期以来语文教学中存在着“知识第一”的误区，也就是以知识为出发点同时也以知识为落脚点，“其实语文中有许多知识是需要转化为学生行为的，比如写作技巧、欣赏方式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