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名家论教育

作者：（俄罗斯）奥莉加·博古斯拉夫斯卡娅

答疑课

　　孩子头一遭降临人世。他懵懂无知，对这个新鲜又陌生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小小的他很实际地接触这个世界：这是什么？为什么会这样？他需要知道，什么样的事情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我们往往不回答孩子们提问。一来我们觉得没有必要，这问题实在太天真；二来我们马上拿不出正确的答案。我们对这个世界也几乎一无所知。

　　有个很小的女孩，她看到秋天来了，树叶开始凋落，就想：树叶和花儿是不是从天冷的国家，飞到天正暖和的国家里呢？每个听到她这番话的成年人都捧腹大笑。小姑娘耐心地等到大人们笑声渐歇才问：“那秋天的树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除了两三个平常的句之外，大人们再也想不出什么话来回答她。因为大人也不知道！而且我们知道得越少，就越容易被孩子旺盛的求知欲激怒。

　　孩子很明智地对待物品。他们不了解物品的价格，对物品的态度总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上，不必买贵重的礼品给孩子，因为对他来说，东西值多少钱无所谓，关键得让他喜欢。孩子不懂得珍惜东西，他们残酷而不加选择地破环一切。孩子的一天就好像一年。他珍爱的东西总在不停地变换。也许早晨他还最喜欢瓷小鹿，把它藏在枕头下怕摔坏，而到黄昏时分，他的注意力又被其他东西吸引去了。其中的缘由没有人能搞清楚。

　　在家长看来，搞环了玩具的孩子简直像是人民的公敌。实际上，从不“破坏”玩具，从不想搞清楚玩具里面有什么秘密的孩子，才应该赶快去看医生。医生的诊断大概会是：没有求知欲。但真正患有这种所谓的“求知欲缺乏症”的成年人，才是不计其数。

榜样课

　　孩子们非常需要父母或者在自己生命中扮演其他主要角色的成年人，有各自重要而颇具情趣的生活，孩子不允许人随便介入这种生活。这就意味着，在这个偌大的世界上，你的爸爸或妈妈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仿佛就连天体的运行也有他们的功劳。这和虚荣心毫无共同之处。

　　善良而宠爱孩子的父母总想尽可能多地为他们做奉献。但大人一忙起来可能就忽略了：哪怕你只瞥孩子一眼，对他来讲都至关重要。渐渐地孩子会发觉，父母心中都有个旁人不得进入的禁区。受宠的孩子很容易产生这样的念头：这世界上没有什么父母拥有、但他却得不到的东西。可是当他意识到，父母也有自己的精神生活的时候，他和父母间就出现了一种崭新的关系。孩子会发现：啊！原来，不光我有自己感兴趣的事，他们也有。

　　有这样一个孩子，他是给我做手术的医生的儿子。有一天他对我说，他的父亲是个很帅气的人。为什么你不说父亲“善良”、“有权威”，而说他很帅？很简单，只因为在他眼里，父亲相当帅气。

游戏课

　　大人们常爱重复一句令孩子不安的话：都那么大了，还像个小孩子似的玩。应该明白，这是一种骂人话。另外，孩子迷恋故事也被某些望子成龙心切的家长视为发育不良的标志。

　　亚努什·科尔恰克描写游戏更胜一筹。他写道：“重在的不是玩什么，而是怎样玩，玩的时候有些什么想法和感受。玩洋娃娃这么简单的游戏，可能玩得很巧妙，不象棋这种看似“高等”的游戏，却可能玩得很蠢，并且很孩子气。救火、打猎或者假扮印度人的游戏，玩起来都可能颇为有趣，且充满了生动的想象力；相反，读书有时也会毫无意义。做游戏需要有个好伙伴，还要受到鼓励，换言之，能得到玩儿的自由。”

　　著名建筑师伯努瓦回忆录的一些章节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写到：父亲送给他一大盒做工精致的玩具小兵。幼时的他常常几个小时地玩这些精巧的玩艺。他总在和小兵的交战中战胜它们，然后“照料”伤员：把损坏的小兵粘起来，再重新上色。数年之后，这些儿时游戏里的想象跃然于他气势磅礴的剧院设计草图上。彻底、真实而由衷的自由，这就是游戏。

　　或许，有些人只在童年时代是胜利者。而另外一些人，童年时养成的扮演胜者角色的习惯，可以受用终生。有些人学会了取胜，就把这作为一个起点，直至鬓发斑白，他依然会忠实于童年。

　　家长大声呵斥孩子们的时候，他们未必明白，他们的怒吼会使生活发生怎样细微的变化。有时，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不一定有效果。事实上，可以在玩的过程中学会最复杂的东西。试着掌握它！

 “很久以前我丢失了一只猎犬，一匹栗色马和一只斑鸠，至今我还在追踪它们，我对许多旅客描述它们的情况、踪迹以及它们会响应怎样的召唤。我遇到过一二人，他们曾听见猎犬吠声、奔马蹄音，甚至还看到斑鸠隐入云中，他们也急于追寻它们回来，像是他们自己遗失了它们。”

这是梭罗留在他的《瓦尔登湖》中的一则寓言。尽管他说“请原谅我说话晦涩”，还是有人跑去问他是什么意思。他反问：“你没有失去吗?”

　　回答比寓言更像寓言。

　　他曾拿着一把借来的斧子，来到瓦尔登湖畔，为自己的离群索居筑一小巢。“一个人造他自己的房屋，跟一头飞鸟造巢是同样合情合理的。”他写道，“谁知道呢，如果世人都自己亲手造他们自己住的房子，又简单地老实地用食物养活了自己和一家人，那么诗的才能一定会在全球发扬光大，就像那些飞禽，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歌声唱遍了全球。”

　　他把生活简化到最低点，如初民的方式。不仅以28元1角2分之币值造了自己的家，而且用2角7分来维持一周的生活。一年仅用6个星期去谋生，剩下的时间全留给自己。

　　他的朋友爱默森这样说他：“很少有人像他这样，生平放弃这样多的东西。他没有学习任何职业；他没有结过婚；他独自一人居住；他从来不去教堂；他从来不参加选举；他拒绝向政府纳税；他不吃肉，不喝酒，从来没吸过烟；他虽然是个自然学家，却从来不使用捕机或是枪，而宁愿做思想上与肉体上的独身汉……”

　　那么，放弃了这样多的梭罗，究竟丢失了什么?

　　我想起了两则故事。

　　一则是听来的，讲一个渔夫，每日钓鱼充饥。一个过路商人看见了，问他为何不多钓几条。

　　“为什么?”渔夫反问。

　　“可以卖，”商人循循善诱，“卖了钱可以卖张网，有了网就能捞更多的鱼。”

　　“要那许多鱼干什么?”

　　“卖更多的钱，有了钱又可以买条船。”

　　“买船干什么?”

　　“出海，捕更多的鱼，卖更多的钱，最后开个鱼业公司，发大财!”

　　……

　　那商人终于无言以对。

　　另一则故事，是我的经历。

　　妻子教课挣了一笔钱，为我买了双入时的鞋。欢喜之余，我也给她买了一双。一来一去，钱已精光。于是又去挣，挣了又花，日子一天天地富起来，也一天天地忙起来，最后竟很少有时间干自己喜欢的事。终于，我们一起怀念起买第一双鞋以前的日子来……

　　人与自然，就像是一对终身相守的夫妻，你对她多一分爱意，便会多得到一分温暖；你若是专横暴戾，报应便是冷酷无情。我们漫不经心地将仅用过一次的易拉罐扔掉，却很少想过：大自然赐予的矿石，经冶炼变成金属，再经各种各样的工序，最终成为一个小小的金属罐。这中间包含着自然的多少厚爱，凝结着别人的多少生命。而我们只是那么随手一扔!我们过分庞大的需要产生了过分庞大的工业，过分庞大的工业使得资源枯竭、环境污染，于是又需要追加人力和钱财去对付新的难题--一个节目跟着一个节目，生活由此变得越来越繁忙，忙得我们来不及思想！

　　“真应该在罪恶开始时就避免它。”梭罗这样说。

　　人的欲求，常常需要在与另人的社会交换中得到满足。为了能一个个地扔掉易拉罐，一件件地买进并非必需的衣服，我们终日劳作，把自己的每分每秒都标价出售。这时，如果有一个人，他宁愿满足于最低限度的温饱，甚至不惜适度地忍饥挨饿，而拒绝将自己的生命切割下一大块，以换取能够满足种种物欲的金钱，那么比起他来，我们到底是富有，还是贫困?作为人，当我们不是欲求的奴隶时，才可能看护好生命。

　　我想起了那渔夫，他仅为充饥而垂钓，因而把生活留给了自己；我也想起了我和妻子的那两双鞋，它们带来了满足，却蚕食着人生。一个最明智的人，甚至生活得比穷人还要简单，因为贫穷常常是智慧的土壤，它能助人洞悉生活之单纯。

　　“凡属贫者，安其贫于至乐。”

　　梭罗拿着斧头来到了瓦尔登湖，四时有序，百草繁茂，天地澄明。

　　我们也许改变不了世界，但至少可以从自己身上解除一重枷锁。

　　我们将追寻那猎犬、栗色马和斑鸠，毕竟，它们是我们丢失的。

杭州西湖边有个著名景点叫初阳台，杭州还有个非常语文老师叫郭初阳。郭初阳三十出头，在杭州最优秀的一所中学教语文。我不认识。但我认识了他出的一本书：《言说抵抗沉默》，副题是“郭初阳课堂实录”。

想起郭老师与他的书，是因语文教材“换汤换药”引起的争议。暑假里，北京修编语文教科书的事，沸沸扬扬了好一阵子。那是“高中课改实验版”，一些老课文“下课”了，如《阿Q正传》、《陈奂生上城》、《孔雀东南飞》、《过秦论》；一些新文章进去了，如铁凝的《哦，香雪》、阿城的《棋王》、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公众的讨论争议，基本上在“该换不该换”的层面上推进。

我心说，“该换不该换”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进入语文课本的，难道就是“学习”的“典范”？不是的，课文应该是“研究讨论”的对象！既然是师生拿来研究讨论的对象，那么，在广义的“名篇”那么多的今天，选用什么不选用什么，就不该成为一个问题。选什么名篇大作进课文，并不构成对错的问题。而真正的错，就错在大前提——我们将“教材”的概念错位理解了。

什么是“教材”？最新第5版《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中性一点：“有关讲授内容的材料，如书籍、讲义、图片、讲授提纲等。”另有对“教科书”的解释：“按照教学大纲编写的为学生上课和复习用的书。”这里“教科书”的概念显然忽视了“老师教学用”这一意思。而《辞海》的经典解释是：“根据教学大纲编选的供教学用和要求学生掌握的基本材料。”并说教材包括教科书、讲义以及视听教材等。《辞海》的解释的核心意思是“要求学生掌握”，正是这个“要求学生掌握”神化了课本，导致所有论争者都有个“集体无意识”，就是承认“要求掌握”为前提，所有课文都要符合这样的标准。

文科的教材本来就不同于理科的教材，不是对错是非之区别；但事实上，这种“是非对错”意识太深入人心。此前，西安有位历史学教授建议将诸葛亮的《出师表》撤出中学语文课本，也是从“是非对错”这一大前提出发的，所以他的理由是《出师表》宣扬了一种错误的“愚忠思想”。我们对课文的理解，大抵还停留在早年小孩子看电影的思考水平：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郭初阳《言说抵抗沉默》里的课堂实录，恰是将现有语文课文当成了剖析的对象；他一直致力于探索一种理想的语文课堂教学，目标是“让学生成为具有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的现代公民”——这样的想法，是多少语文老师想也不敢想、想也不会去想的。比如讲授舒婷的诗歌名篇《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原为《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或是进中学课本时将“呵”改成了“啊”？），郭老师的教学设想就是“作反思性的解读”，要区别“祖国”与“国家”的概念；经过一节课的推导，他最终成功地证明了将“公民与祖国”的关系表述为“儿子与母亲”的关系之大谬，并在最后希望学生去看看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了解一下公民和国家究竟是怎么一种关系。郭老师没有直接给出卢梭那个非常简单的答案：国家只能是自由公民自由协议的产物。然而，他已经完成了一堂革命性的语文课。

舒婷的这首名诗，是我大学时代当代文学课所学的课文，当年我的老师引导我们学到的只是“爱国”二字。那样的“证明”，在寻常思维下当然一点也不错；而今天从现代公民意识上说，郭初阳老师推导的结果可谓是颠覆性的。尽管诗无达诂，但这样的证明更正确。那么，《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是不是应该因郭初阳的“证明”而让其“下课”呢？显然没有必要，因为它作为一篇课文，具有真正的研究价值和探索意义。

生活的意义是在生命开始时的四五年间获得的；获得的方法不是经由精确的数学计算，而是在黑暗中摸索，像瞎子摸象般地只凭感觉捕捉到一点暗示后，即做出自己的解释。优越感的目标也同样是在摸索和测绘中固定下来的；它是生活的奋斗，是动态的趋向，而不是绘于航海图上的一个静止点。没有哪一个人对他优越感目标清楚得能够将之完整无缺地描述出来。他也许知道他的职业目标，但这只不过是他努力追求的一小部分而已。例如，有一个人立志要做医师，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仅是希望成为医学或病理学的专家，他还要在他的活动中，表现出他自己比别人更特殊的兴趣。从中我们便清楚地发现，这是他用以补偿自卑感的一种方法。

　　让我举一位因焦虑而无法与人交友，来向我求助的30岁妇女为例：她因为在职业问题上总是无法获得进展，结果仍然要仰赖家庭供给生活所需。偶尔她也会从事些诸如打字员或秘书之类小工作，但是由于命运不佳，她遇到的雇主总是想向她求爱，让她感到烦恼，使她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离职。然而，有一次她找到一个职位，这次她的老板似乎对她毫无兴趣，结果她觉得受到轻视，又愤而辞职了。她已经接受心理治疗达8年之久，但效果不佳。

　　当我治疗她时，我追踪她童年时期的生活。她是家里的“妖”女，非常美丽，而且被宠得令人难以置信。当时，她双亲的境况非常好，因此她只要说出要求，就一定能如愿以偿。当我听到这些时，我赞叹地说：“你像公主一样地被服侍得无比周到!”“是呀，”她回答道，“那时候每个人都称我为公主呢!当我四岁时，我记得我有次走出屋子，看到许多孩子在玩游戏。他们动不动就跳起来，大声叫道：‘巫婆来了!’我非常害怕，回家后，我问家里的老奶奶，是不是真的有巫婆存在。她说：‘真的，有许多巫婆、小偷和强盗，他们都会跟着你到处跑。’”

　　从此以后，她便很怕一个人被留在房子里，并且把这种害怕表现在她的整个生活内容中。她总觉得自己的力量还不足以离开家，家里的人必须支持她，并在各方面照顾她。她的另一个早期回忆是：“我有一个男钢琴老师。有一天，他想要吻我，我钢琴也不弹了，还跑去告诉我的母亲，我再也不想弹钢琴了。”她觉得恋爱是种软弱的象征。

　　这个女孩子在考虑爱情和婚姻时，也会感到软弱，结果在她从事某种职业时，如果有男人向她求爱，她便会感到惊慌失措，除了逃避，再也无计可施。当她还未学会如何应付这些问题时，她的父母相继去世，她的王朝也垮了。她打算找些亲戚来照顾她，但是事情可没有这么如意。过了没多久，她的亲戚便对她非常厌倦，再也不给予她所需要的关怀。她很生气地责备他们，并且告诉他们：“让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生活，是件多么危险的事。”又过了很长时间后，她才勉强地接受孤苦零丁的生活模式。我相信：假如当时她的家族都完全不为她操心，她一定会发疯。她达成自己优越感目标的唯一方法，是强迫她的家族资助她，让她免于应付所有的生活问题。在她的心里，存着这种幻想：“我不属于这个星球。我属于另一个星球，在那儿，我是公主。这个可怜的地球不了解我，也不知道我的重要性。”再往前进一步的话，她就要发疯了，幸亏她自己还有点理智，她的亲戚朋友也还肯照顾她，所以她还没有踏上这最后一步。

　　我们要怎样做才能帮助这些用错误方法来追求优越感的人呢?追求优越感是每个人的共性。懂得这个道理，我们便能对他们的所作所为表示理解，并设法帮助他们。他们所犯的唯一错误是他们的努力都指向了生活中毫无用处的一面。人类的整个活动都沿着由下到上、由负到正、由失败到成功这条伟大的行动路线向前推进。然而，真正能够应付并主宰生活的人，只有那些在奋斗过程中，能表现出利人倾向的人，他们超越前进的方式，使别人也能受益。如果我们以这种正确的方式来对待人，我们便会发现：要他们悔悟并不困难。人类所有对价值和成功的判断，最后总是以合作为基础的，这是人类种族最伟大的共同点。我们对行为、理想、目标、行动和性格特征的各种要求，都是它们应该有助于人类的合作。我们绝不可能发现一个完全缺乏社会感觉的人，神经病患者和罪犯也都知道这个公开的秘密。这一点，可从他们拼命想给他们的生活模式找出合适的理由和把责任往别处推等行为中看出来。可是，他们已经丧失了向生活中有用的一面前进的勇气。自卑情结告诉他们：“在合作中获取成功没有你的份。”他们已经避开了真正的生活问题。而和虚无的阴影作战，以获得重新肯定自己的力量。

　　对一个儿童而言，优越的地位可能在于数学知识，对另一个，可能在于艺术，或者，有可能是健壮的体格。消化不良的孩子可能以为他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营养问题。他的兴趣可能转向食物，因为他觉得这样做便能改变他的情况。结果他可能变成专门的厨师，或营养学家。

人之所以回头看，决不是因为脖子有什么毛病。就像狼在行走的时候不断习惯性回头———所谓“狼顾”，那是为了安全，为了更准确地掌握方向。尤其我们高速前进时，安全和方向尤为重要。

　　还记得晏阳初提到的两个概念：“教育误人”，“教育杀人”。说得人心惊。细想想，可能害你伤你最深的那个人就是教育过你的那个人。为教者不可不慎，所谓教人者如履薄冰，事关教育安全问题。这就是我们做教育的必须经常回头看的理由。回头看，不仅是看刚刚走过的几步路，更重要的是往远处看。这对校准方向更有用，甚至能找到智慧型能源。

　　当然，我们同样重视向国外学习。但，无论怎样学，我们办出来的教育归根结底还要是中国教育。“试问中国人在中国办外国教育，还有什么意义”，当年晏阳初这么问，我们现在还可以这么问。

　　之所以唠叨这个话题，实因深感我们自己优秀的教育传统扔掉得太多了，教育的根脉突然成了个问题。这不仅是个教育理念或技术上的问题，而是要丢掉一种文化，一种数千年的传统，这是个很危险的倾向。因为这是不由分说的文化换血。

　　我们必须对传统的教育智慧有个冷静的态度了。很多人，甚至在一些专家的话语中，对新的教育理念的推广是伴随着对传统教育的批判展开的，把它当作对立面，把“传统”一词严重误读。这样，把本来就对中国传统的教育智慧了解不多、理解不深的人们引向了“传统教育”的对立面。

　　试想，数千年来，我们民族精英中有许多人把毕生精力都投入到教育之中，他们的体验和思考都融为了教育传统的一部分，这些东西我们如果抛弃了，就等于我们必须回到从前，从零开始。

　　我们撒下了大量的外国教育的化肥，却忽视了对我们教育土质的分析。外国的教育药片，不一定能疗救中国教育顽症。就像留过洋的陶行知、晏阳初、蔡元培、夏丏尊等，回国献身教育，都是先把自己中国化。读一读陶行知的白话文章和打油诗，看看晏阳初跨进泥巴墙的教育改造，就会悟到在中国做教育该以怎样的方式了——贴近民众、贴近生活、融入中国文化之中，这就是中国教育家们给我们留下的最重要的教育智慧。因为这就是中国教育的根脉。

　　寸时寸金的教育学家黄济老先生，一门心思在为中国教师编写中国传统文化读本。可见老先生已深谙中国教育三味。

　　晏阳初在70年前说：“学非所用，用非所学，所以许多大学生都在失业，而国家却闹人才缺乏的恐慌。人找不着事，事找不着人，这是充分去模仿外国的结果，整个教育完全因此破产”。这就是“误教”。“误教”之辙可否依然清晰在路？

　　中国传统教育中有大量坏的东西，蔡元培《新教育与旧教育之歧点》讲过这个问题。剔除这些糟粕依然是我们必须认真做的一个重要工作。可几十年来，我们把这些问题抽象化、概念化了，一提传统就是一通批判，培养了莫名的教育“反祖”情绪。忽视了对可继承部分的梳理总结，结局就是教育的过去变得越来越虚，越来越空洞。那我们从国外引进的优良品种嫁接在哪里呢？总不能栽种在一片虚拟的土壤中吧？

　　回头望，是为了认清方向，也是为了认清自己。每一次回头，自己就会改变一次。这种改变可期望是教育智慧的增量。

　　让我们都来关注寻找教育之根，都来参与辨清前人留下的教育之辙吧。

编者按：这是爱因斯坦在柏林物理学会举办的纪念麦克斯·普朗克60岁生日演

讲会上的演讲。

　　在科学的神殿里有许多楼阁，住在里面的人真是各式各样，而引导他们到那里去的动机也各不相同。有许多人爱好科学是因为科学给他们以超乎常人的智力上的快感，科学是他们自己的特殊娱乐，他们在这种娱乐中寻求生动活泼的经验和对他们自己雄心壮志的满足。在这座神殿里，另外还有许多人是为了纯粹功利的目的而把他们的脑力产物奉献到祭坛上的。如果上帝的一位天使跑来把所有属于这两类的人都赶出神殿，那么集结在那里的人数就会大大减少，但是，仍然会有一些人留在里面，其中有古人，也有今人，我们的普朗克就是其中之一，这也就是我们所以爱戴他的原因。

　　我很明白在刚才的想象中被轻易逐出的人里面也有许多卓越的人物，他们在建筑科学神殿中做出过很大的也许是主要的贡献；在许多情况下，我们的天使也会觉得难以决定谁该不该被赶走。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如果神殿里只有被驱逐的那两类人，那么这座神殿决不会存在，正如只有蔓草就不成其为森林一样。因为对于这些人来说，只要碰上机会，任何人类活动的领域都是合适的：他们究竟成为工程师、官吏、商人还是科学家，完全取决于环境。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那些得到天使宠爱而留下来的人吧。

　　他们大多数是沉默寡言的、相当怪僻和孤独的人，但尽管有这些共同特点，他们之间却不像那些被赶走的一群那样彼此相似。究竟是什么力量把他们引到这座神殿中来的呢?这是一个难题，不能笼统地用一句话来回答。首先我同意叔本华所说的，把人们引向艺术和科学的最强烈的动机之一，是要逃避日常生活中令人厌恶的粗俗和使人绝望的沉闷，是要摆脱人们自由变化不定的欲望的桎梏。一个修养有素的人总是渴望逃避个人生活而进入客观知觉和思维的世界——这种愿望好比城市里的人渴望逃避熙来攘往的环境，而到高山上享受幽寂的生活。在那里透过清净纯洁的空气，可以自由地眺望、沉醉地欣赏那似乎是为永恒而设计的宁静景色。

　　除了这种消极的动机外，还有一种积极的动机。人们总想以最适合于他自己的方式，画出一幅简单的和可理解的世界图像，然后他就试图用他的这种世界体系来代替经验的世界，并征服后者。这就是画家、诗人、思辨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各按自己的方式去做的事。各人把世界体系及其构成作为他的感情生活的中枢，以便由此找到他在个人经验的狭小范围内所不能找到的宁静和安定。

　　在所有可能的图像中，理论物理学家的世界图像占有什么地位呢?在描述各种关系时，它要求严密的精确性达到那种只有用数学语言才能达到的最高的标准。另一方面，物理学家必须极其严格地控制他的主题范围，必须满足于描述我们经验领域里的最简单事件。对于一切更为复杂的事件企图以理论物理学家所要求的精密性和逻辑上的完备性把它们重演出来，这就超出了人类理智所能及的范围。高度的纯粹性、明晰性和确定性要以完整性为代价。但是当人们胆小谨慎地把一切比较复杂而难以捉摸的东西都撇开不管时，那么能吸引我们去认识自然界的这一渺小部分的，究竟又是什么呢?难道这种谨小慎微的努力结果也够得上宇宙理论的美名吗? 我认为，够得上的。因为，作为理论物理学结构基础的普遍定律，应当对任何自然现象都有效。有了它们，就有可能借助于单纯的演绎得出一切自然过程（包括生命过程）的描述，也就是它们的理论，只 要这种演绎过程并不超出人类理智能力太多。因此，物理学家放弃他的世界体系的完整性，倒不是一个什么根本原则问题。

　　物理学家的最高使命是得到那些普遍的基本定律，由此世界体系就能用单纯的演绎法建立起来。要通向这些定律，没有逻辑推理的途径，只有通过建立在经验的同感的理解之上的那种直觉。由于这种方法论上的不确定性，人们将认为这样就会有多种可能同样适用的理论物理学体系，这个看法在理论上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物理学的发展表明，在某一时期里，在所有可想到的解释中，总有一个比其他的一些都高明得多。凡是真正深入研究过这一问题的人，都不会否认唯一决定理论体系的实际上是现象世界，尽管在现象和他们的理论原理之间并没有逻辑的桥梁；这就是莱布尼茨非常中肯地表述过的“先天的和谐”。 物理学家往往责备研究认识论的人没有足够注意这个事实。我认为，几年前马 赫和普朗克的论战，根源就在这里。

　　渴望看到这种先天的和谐，是无穷的毅力和耐心的源泉。我们看到，普朗克就是因此而专心致志于这门科学中的最普遍的问题，而不是使自己分心于比较愉快的和容易达到的目标上去的人。我常常听说，同事们试图把他的这种态度归因于非凡的意志和修养，但我认为这是错误的。促使人们去做这种工作的精神状态，是同宗教信奉者或谈恋爱的人的精神状态相类似的，他们每日的努力并非来自深思熟虑的意向或计划，而是直接来自激情。我们敬爱的普朗克今天就坐在这里，内心在笑我像孩子一样提着第欧根尼的风灯闹着玩。我们对他的爱戴不需要作老生常谈的说明，我们但愿他对科学的热爱将继续照亮他未来的道路，并引导他去解决今天理论物理学的最重要的问题。这问题是他自己提出来的，并且为了解决这问题他已经做了很多工作。祝他成功地把量子论同电动力学、力学统一于一个单一的逻辑体系里。

如果把阅读分开来说，一般科学的教科书应该偏重于阅，语言文字的教科书应该偏重在读。一般科学的教科书虽也用了文字写着，但我们学习的目标并不在文字上，譬如说，我们学地理、学化学，所当注意的是地理、化学书上所记着的事项本身，这些事项除图表外还用文字记着，但我们不必专从文字上记忆揣摩，只要从文字去求得内容就够了。至于语言文字的学科就不同，我们在国文教科书里读到一篇文章---假定是韩愈的《画记》，这时我们不但该知道韩愈这个人，理解这篇《画记》的内容，还该有别的目标如文章的结构、词句的式样、描写表现的方法等等，都得加以研究。如果读韩愈的《画记》，只知道当时曾有过这样的画，韩愈曾写过这样的一篇文章，那就等于不曾把这篇文章当作国文功课学习过。所以阅读两个字不妨分开来用，一般科学的教科书应懂它的内容，不必从文字上去瞎费力，只要好好地阅就行，像国文，英文两门是语言文字的功课，应在形式上多用力，只阅不够，该好好地读。

不论是阅或是读，对于教科书该毫不放松，因为这是正式功课，是诸君职务上的工作。有疑难，得去翻字典；有问题，得去查书。这就是所谓参考了。参考书是为用功的人预备的，因为要参考先得有参考的项目或问题，这些项目或问题，要阅读认真的人才会从各方面发生。

第一，我劝诸君暂时认定参考的范围，不要把自己所要参考的项目或问题抛荒。我们查字典，大概把所要查的字或典故查出了就满足，不会再分心在字典上的。可是如果是字典以外的参考书，一不小心，往往有辗转跑远的事情。举例来说，你读《桃花源记》，为了“乌托邦思想”的一个项目，去把马列斯的《理想乡消息》为作参考书读，是对的，但你得暂时记住，你所要参考的是“乌托邦思想”，不是别的项目。你不要因读了马列斯的这部《理想乡消息》就把心分到很远的地方去。马列斯是主张美术的，是社会思想家，你如果不留意，也许会把所读的《桃花源记》忘掉，在社会思想咧、美术咧等等的念头上打圈子，从甲方面转到乙方面，再从乙方面转到丙方面，结果会弄得头脑杂乱无章。

第二，是劝诸君乘参考之便，留意一般书籍的性质和内容大略。除了查检字典和翻阅杂志上的单篇文字以外，所谓参考书者，普通都是一部一部的独立的书籍。一部书有一部书的性质、内容和组织式样，你为了参考，既有机会去见到某一部书，乘便把这一部书的情形知道一些，是并不费事的。诸君在中学里有种种规定要做的工作，课外读书的时间很少，有些书在常识上、将来应用上却非知道不可，例如，我们在中学校里不读《二十五史》、《十三经》，但《二十五史》、《十三经》是怎样的东西，却是该知道的常识。我们不做基督教徒，不必读圣书，但《新约》和《旧约》的大略内容，却是该知道的常识。如果你读历史课，对于“汉武帝扩展疆士”的题目，想知道得详细一点，去翻《史记》或是《汉书》，这时候你大概会先翻目录吧；你翻目录，一定会见到“本纪”“列传”“表”“志”或“书”等等的名目，这就是《史记》或《汉书》的组织构造。你读了里面的《汉武帝本纪》一篇，或全篇里的几段，再把这些目录看过，你就算是对于《史记》或《汉书》发生过关系，《史记》、《汉书》是怎样的书，你可懂得大概了。

以下应该计的是趣味修养的书，这类的书，我在上回曾经讲过，种数不必多，选择要精。一种书可以只管读，读到厌倦才止。这类的书，也该尽量地利用参考书。例如：你现在正读着杜甫的诗集，那么有时候你得翻翻杜甫的传记、年谱以及别人诗话中对于杜诗的评语等等的书。你如果正读着王阳明的《传习录》，你得翻翻王阳明的集子、他的传记以及后人关于程、朱、陆、王的论争的著作。把自己正在读着的书做中心，再用别的书来做帮助，这样，才能使你读着的书更明白，更切实有味，不至于犯浅陋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