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第一次世界大战军事历史

一战西线战场：伊普雷毒气战（1915年4月22日）
　　
　　自1914年晚秋以来，西线变得沉静起来了，尤其是比利时的佛兰德省，企图突破的顽强的德军不断被击退。进展都以码计，往往在又一次凶猛的小战斗中被夺回。在这个防区中，有一座古老的有护城河的城镇伊普雷，它位于形成十七英里纵深突出部的一条协约国战线后面，这条战线从斯唐斯特拉特西北五英里开始，弯曲地绕到伊普雷南面约三英里的圣埃卢瓦。炮轰几乎摧毁了有五百年之久的历史性大教堂伊普雷的克洛思会堂，但德军为这一行动辩护说，这些建筑物的塔楼被用作观察哨。
　　
　　双方所用战术基本上受到佛兰德地形的制约，德军认为这种地形“不利于从东到西的进攻”。低洼地被半圈丘陵所破坏。在伊普雷西南山脊上五百英尺高的康默尔山，具有决定性的战略价值。如果德军能够攻占这个阵地，这座城镇就将陷落。山脊为火炮集中射击提供了观察和置放场所，可以轻易地使炮群不被在较低地方的守军所看见，同时增援部队和补给从后面运上来又不会被敌人看到。
　　
　　8月中旬，一个加拿大旅开到伊普雷突出部，使法国人得到非常需要的休整，在加拿大军看来，法国的堑壕工事还有许多有待改进的地方。长长的堑壕没有护墙为纵射炮火提供防御。在低地区域，地下高水位使掘到两英尺以上就不能再掘下去了，还迫切需要把胸墙用沙袋或泥土堆高到四英尺或者更高些。那些法军筑的胸墙，其厚度不足以抵挡子弹，有些堑壕连这种薄弱的防御工事也没有。没有一条战壕有防护来自后面炮火的背墙。
　　
　　法国的士气还从卫生设施中反映出来，据加拿大官方历史宣称，这些设施都“处于可悲和非常污秽的状况，所有下面塌陷的小堑壕，都用来作为公共厕所和埋葬尸体的地方……他们后面的堑壕和地面，都乱扔着死人，有的已埋葬，有的未埋葬，许多浅葬的坟墓严重妨碍着挖壕”。
　　
　　不久，胸墙都加高和加厚了。在有可能的地方，加拿大军就加深现有的堑壕，还开辟护墙和新的交通壕。所有堑壕都互相沟通，人们可以走到任何防区去，不致暴露于敌人炮火之下。连续的有刺铁丝网，保卫着整个系统。
　　
　　在加拿大军调来防守伊普雷的同时，按照德国参谋总长法尔肯海因的命令，奥—德军队集中在加利西亚，“永远消灭俄国人的进攻力量”。为了转移协约国可能的怀疑，他命令西线德军进行各种活动，结合“留在那里的为数不多的兵力所能发起的进攻”。这种性质的方案并不含有实质性的前进，而是试验新计谋或新武器的绝好机会。德国军史记载，“在4月22日开始的伊普雷之战，德国方面的起因是想在前线充分试验毒气这一种新武器。”
　　
　　1915年4月22日是晴朗温暖的星期四，但在伊普雷突出部很不宁静。前三天，从可畏的四百二十毫米榴弹炮发射的一吨重高爆炮弹，已把周围土地打得天摇地动。德国在伊普雷和附近村庄的目标，大部分是非军事性的：街道、公路和桥梁被选为目标，但威力强大的炮弹也摧毁了教堂、公共建筑物、住宅和生命。炮击区域主要在伊普雷的北面和东面。平静阶段从早晨晚些时候到下午4时结束，那时起这座城镇北面的法国防区受到猛烈的轰击，弹幕再徐徐移到加拿大军前线。
　　
　　九十分钟后，炮击停止了。在朗热马尔克和伊泽运河之间的阿尔及利亚狙击兵和非洲轻步兵，注意到有一片奇怪的、略呈绿黄色的云徐徐地向他们袭来。没有人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在这片云飘到他们面前时，他们开始窒息，痛苦地喘不过气来，许多人倒下来，闷死了，他们的眼睛、鼻子和喉咙好象被酸性物质烧灼似的感到烫痛。有一百六十多吨氯气，从德国堑壕特置的圆筒里放了出来。这种毒气差不多比空气重三倍，它乘轻微的东北风，沿地面滚滚而来，坠入堑壕。当英国部队看到发出尖叫声的幸存者抓住喉咙，盲目地四散奔跑时，他们首先认识到这个新武器。但受到毒气窒息而没有完全丧失战斗力的加拿大军，顽强地保住了这条战线。受毒气袭击的法军留下了四英里半没有防卫的缺口，但德军前进了两英里就停住了，等待毒气飘过去。法尔肯海因断言，及早开始毒气进攻，比突破敌人战线前进更为重要。
　　
　　那天深夜，加拿大军狂热地工作着，填补这个缺口，并把火炮拉进阵地，德军照明弹照亮了夜空，使他们暴露于炮火之下。尽管还有氯气的余迹，加拿大军把他们的左侧翼延伸到法国防区，构成一条薄弱的战线。一等兵弗雷德里克·费希尔建立了高度英雄主义的功绩，他带了一挺机枪一步步地前进，阻住敌人。他以生命为代价，获得了英国最高奖赏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要是德军沿着这个没有防卫的缺口前进，他们就可以把伊普雷突出部分割开来，包围五万英国和加拿大部队。
　　
　　德军使用毒气的意图，是十分清楚的，尽管协约国固执地漠视警告。法军前一个月俘获的俘虏，就提到毒气筒，但不知道所用化学品的类型。这个情报刊登在3月30日于皮卡迪印行的《法国第十集团军新闻简报》上，但是法国指挥官没有采取行动。4月13日，一名德国逃兵向朗热马尔克附近的法国第十一师提出了更强烈的警告。两天后，法国第五军经过师一级下达到营一级的《情报摘要》报道，“俘虏所说的装有窒息性毒气的管子，已经放在炮群中，沿前线每四十公尺有二十管。”他拿出发给这种装置操作者的一个简单防毒面具，给俘获者看。
　　
　　一个从敌人战线后方回来的比利时间谍宣称，德军将用毒气进攻，但他既不知道毒气的名称，也不知道使用的日期。比利时陆军新闻简报报道，德军在根特的一份高度优先的命令，要准备二万个防毒面具，以“保护士兵不受窒息性毒气的影响”，但这种毒气的名称不知道。这个报道还明确指出德军的进攻位置恰恰就是德军发动进攻的那个地方。
　　
　　但只有一个人——指挥第十一师的费里将军——相信这个危险是真的，并把他的关心转达给邻近的英国指挥官们。费里还通知了他的上级，他的军指挥官带了一名从法国司令部来的联络军官来访问他。费里因为他没有经过霞飞司令部的正式渠道，而擅自直接向英军提出警告而受到申斥。他建议炮击德国堑壕以减少毒气进攻的危险，却遭到拒绝，并奉命要祛除他心里的非非之想。(后来费里被撤销了指挥权，就是因为他是正确的。)
　　
　　最后的警告来自德军本身，他们在4月17日的无线电广播中谴责英国人说，“昨天在伊普雷东面，使用了有窒息性毒气的炮弹和炸弹。”在采取任何新的暴行之前，德军最高统帅部往往把他们的行动推在协约国身上，以便在“道义上”为报复作辩护。
　　
　　英国人为侦查警告的证据作了草草的尝试，但对德军堑壕的空中侦察一无所得，圆筒伪装得很好。英军指挥官休伯特·普卢默将军爵士，怀疑德国人是否会采取这种不义的行动，他只是把这种“姑妄听之”的警告转达给他的部下，而对这个问题置之度外。
　　
　　4月24日德军第二次毒气进攻被加拿大军挫败，他们认出略呈绿黄色的气体正在向他们徐徐飘来。但是，由于德军最高统帅部怀疑毒气的效力，就认为最初使用毒气来对付整个敌军没有战略价值。但他们却不适当地用于小战区，因此效果微不足道。
　　
　　匆忙地临时准备的防毒面具发给了士兵，但是由于还不知道这种化合物的化学成分，这些防毒面具并不特别有效。与此同时，一位法国间谍夏尔·吕西托正在摸清敌人这个使人惊骇的武器。吕西托伪装成德国的旅行推销员，进入莱茵兰去获取德国军火生产的报道。克虏伯在埃森和曼海姆的巨大工厂是最严格保密的。在曼海姆，这位情报人员看不到有毒气压缩在大小合适的圆筒中运往前线，但铁路油槽车正在向东北方向驶去。
　　
　　吕西托不久就知道这些车辆开往何地和为什么要开去。他向地图一瞥，就知道油槽车是开往埃森的。这位情报人员装成一个出入于克虏伯工人常去的当地酒吧的人。他很善于窃听，慷慨地以一瓶瓶的啤酒款待他的新相识，转而从他们的闲谈中吸收情报。吕西托结识了克虏伯工厂的一位孤独的老警卫，他对于有这位殷实的旅行商人做朋友感到很高兴。
　　
　　吕西托的耐心得到了丰富的报偿。这个警卫不久就谈到一次确实值得注意的试验——从一门大炮中发射毒气炮弹。这个特务假装既关心又怀疑的样子，提议按一笔吸引人的赌注打赌。这位工厂警卫为赢得二千马克，同意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邀请他一起去亲眼日睹一次实际的军事演习区的实验。他们选择了一个不引人注意，但可清楚地看到实验场的地方。载运德皇威廉和军政高级官员的一长列汽车停了下来。军乐队演奏军事歌曲，同时一支仪仗队举枪致敬。
　　
　　一门巨大的海军炮和一门三英寸炮作好表演的准备，在将近一英里外山丘上一群在吃草的绵羊就是目标。野战炮射出的炮弹，爆炸时声音较轻，完全不同于标准的爆炸。几秒钟内，海军炮射击了。每个炮弹都没有向羊群瞄准，但每次爆炸后，有一阵略呈绿黄色的云状毒气徐徐升起，向羊群飘去，象低低地移动的雾一样覆盖在它们的身上。在雾散开后，所有绵羊都死了，集合的人群也走了。
　　
　　几天后，相当大的一块毒气炮弹碎片，已经放在一位杰出的化学家的巴黎实验室里，他的分析应能使协约国造出防毒气的防毒面具来，然而早期的防毒面具都不起作用。最初制成的，是一层纱布衬垫，周围裹以经过化学处理的废棉花。另一种防毒面具是“救火帽”式的，就是一个用油脂浸渍的灰毡兜帽，上面有小小的云母片隙缝可以望见外面。毒气容易渗过松宽的针脚，从兜帽下面往上升，其结果是戴这种兜帽的人，比不戴的人更易感到窒息。
　　
　　在协约国手中，有逃兵供给的虽然简单但较有效的德国防毒面具，但他们在从事毫无价值的设计中却不加以利用。当步兵在了解到没有有效的防护物可用时，他们对毒气的恐惧加剧了。英国诗人罗伯特·格雷夫斯报道，“毒气是个可怕东西，没有人相信防毒面具的功效。……标着‘紧急’字样的粉红色军队打印信件，不断从司令部寄来，说明如何使用这些防毒面具。信件都是前后矛盾的。最初说防毒面具都要浸湿，后来又说要保持干燥，然后规定要把它们放在小背包里，旋又规定不要用小背包。”到了仲夏，研制了一种改进的防毒面具，但直到1915年11月，协约国才得知敌人怎样做防毒面具的。加拿大军第七营，在一次堑壕袭击中，捉到了十二个德国俘虏，他们的橡皮防毒气面具被加拿大情报部门认为是一个很大的收获。
　　
　　1915年1月对俄国人发射毒气炮弹的效果微不足道，使德国人感到失望，在埃森试验的那些毒气炮弹是新型的。乘风向的毒气进攻后来被放弃了：有时一阵异常的风，会使有毒的云吹回到他们自己的防线来。不久，固定的圆筒被毒气炮弹取代，这种炮弹可以打进敌人的防线，使部队没有时间来躲避这致命的雾。这种炮弹的弹药装得少些，以便为液体毒气留出空间，而在爆炸时液体就变为气体。
　　
　　
　　炮弹设计得可从所有火炮和迫击炮发射，少装弹药的炮弹把射程限制在五英里左右。这种炮弹飞行时不稳定地旋转，爆炸时声音较轻，是容易辨认的。后来德国人使用光气，这种无色毒气比空气重三倍半，比氯气的杀伤力大十倍。除具有窒息性外，光气对于引起心脏的总崩溃能起后发作用。在通风地区，毒气和光气在三到六小时内消散。
　　
　　协约国以牙还牙，着手制造它们自己的毒气炮弹，但德国人保持了主动权。1917年7月，他们采用芥子气，这是一种油状腐蚀剂，能使皮肤起泡，引起溃烂，只有经过很长时期才会蒸发。芥子气造成部队的恐怖。协约国用路易氏毒气反击，这同样是一种剧毒的起泡剂。德国人还研制一种能渗透防毒面具的化学品，使戴防毒面具的人猛烈地打喷嚏，恶心，呕吐，迫使他们扯掉防毒面具。紧接着这种突击就发出时间上经过小心安排的其他毒气。大战期间，对协约国至少发射了十二万五千吨毒气。到了战争的最后一年，百分之五十的德国炮弹都充了毒气。双方化学战的伤亡人数都大大超过一百万，其中十分之一死亡。
　　
　　德国对于泄露了即将进行毒气进攻的那个逃兵，是决不饶恕的。第十一师的前指挥官在战后一篇文章中轻率地提到他的名字。根据这个证据，德国最高法院于1932年判处他监禁十年。他是不可能恢复自由的，1933年1月，纳粹掌权了。

一战西线战场：凡尔登战役（1916年2月21日至12月18日）
　　
　　当1915年行将结束时，中欧强国指望未来的一年是有希望的一年。奥德部队同他们的新盟国保加利亚一起，压倒了巴尔干的塞尔维亚军队，迫使其残部在希腊寻求庇护。沙皇尼古拉的军队败北后仍然晕头转向，容许德军把将近五十万军队调往西线，现在德国可以放手驱动它的力量来对付法国在防守上的战术据点，而不致危及另外地方的阵地了。
　　
　　德国参谋总长法尔肯海因将军于1915年圣诞节前夜，起草了一份致德皇的备忘录，估计了军事上可供选择的办法。他选择英国作为主要敌人，但是除了进行潜艇战外，入侵是距离太远了。他断言，“英国在大陆上的主要武器是法国、俄国和意大利的军队。”把俄国和意大利排除在外，他主张集中攻击法国，它“在军事上的努力差不多已经到了尽头。如果能使它的人民清楚地懂得，就军事意义而论，他们已经再没有什么可以指望的了，破裂点就会到来，英国手中最好的武器就会被打落了”。
　　
　　法尔肯海因并不认为大规模突破是必要的。他打算选择一个在情感上被奉为神圣的地区“使法国把血流尽”，“为了保持这个地区，法国将不得不投入他们所有的每一个人”。贝耳福和凡尔登是符合他规定的两个地方，但他赞成后者。凡尔登是个约有一万四千人口的沉沉欲睡的法国省属城镇，由一个凸入德国防线的大规模堡垒综合体保卫着。如果法国选择这里发动攻势的话，凡尔登还令人不安地接近(十二英里)德国的主要铁路系统。法尔肯海因还计算到，凡尔登是巴黎的西北入口，离巴黎一百三十五英里左右。
　　
　　这个战役的代号是“处决地”行动计划，预定1916年2月21日开始。为了保证得到德皇同意，法尔肯海因建议，派皇储指挥的第五集团军领先进攻，他自马恩河之战以来就已经面向凡尔登了。法尔肯海因没有把备忘录原文给皇储或他的参谋长施密特·冯·克诺贝尔斯多夫将军看。而给他们一份一般命令，要求“向凡尔登方向，进攻默兹地区”。皇储把这个命令认作为他的目标是攻占凡尔登，这却恰恰是法尔肯海因所不要的。如果堡垒在猛攻之下陷落了，他的“使法国把血流尽”的伟大战略就不能实现了。
　　
　　增援军从德国军队中久经沙场的部队抽调。三个军于1916年1月转给皇储指挥。在休养营地作短暂休息后，勃兰登堡第三军开到了。到2月中，有十三个多师部署在阿尔贡、香巴尼和洛林中间或周围的突出部，在一块二十平方英里左右的防区，集中了令人惊愕的大量兵力。虽然皇储保持了名义上的指挥权，关键性的决定却是八十岁的陆军元帅戈特利布·冯·黑泽勒和克诺贝尔斯多夫将军作出的。整个战役的中心战略，依然由法尔肯海因将军制订。
　　
　　德国为这个庞大攻势所作的准备，先是惊人地把大炮从俄国、巴尔干半岛和克虏伯工厂等处集中起来。排列在进攻现场周围的，有五百四十二个掷雷器。连同翼侧的武器，有一千四百多门大炮排列在不到八英里长的战线上！在这些大炮中间，有十三尊震天动地的四百二十毫米的攻城榴弹炮。
　　
　　特别凶恶的是掷雷器，它发射装有一百多磅高爆炸药和金属碎片的榴霰弹。可以看到雷在一个高高的弓形物上一个连一个滚动着，但看到这种前兆往往为时已晚。爆炸摧毁了整段整段的堑壕系统。另一种可怕武器是一百三十毫米的“小口径高速炮”，它以步枪子弹的速度发射五点二英寸的榴霰弹，使法军来不及觉察到就丧了命。德军并不满足于这些武器会实现其预期效果，还采用了喷火器。
　　
　　围绕凡尔登所进行的精心准备并不是没有引起注意，但法国情报军官提供的攻势已在眼前的警讯，被霞飞所忽视，他全神贯注于即将来到的索姆战役。在列日和那慕尔要塞被大贝尔塔炮攻陷之后，霞飞认为凡尔登堡垒在军事目的上已无用处。有四千多门炮撤离炮台，其中至少二千三百门是大口径火炮。迟至1916年1月，大炮还从炮塔上拆下来，用于另外地方。法国指挥部不去支持凡尔登，使它成为法国最坚强的要塞，而是实际上拆除了它的全部防卫措施。
　　
　　由于对凡尔登是否不可战胜有相互矛盾的报告，政府于1915年7月派了一个陆军委员会去现场调查。指挥凡尔登防区四周的东线集团军群的奥古斯特·迪巴伊将军，向议会代表团断言，堡垒系统的防卫是充分的。另一位证人凡尔登军事长官库唐索将军，提供了相反证明，他因此而被无礼地免职。
　　
　　1915年底，南锡议员和卓越的军事分析家埃米尔·德里昂上校所写的一份报告，送到了当时担任陆军部长的加利埃尼将军手中。报告强调迫切需要更多的炮、人力和补给，甚至包括有刺铁丝网在内。陆军委员会的另一个代表团去访问凡尔登，进行调查研究。一份给加利埃尼的肯定了的报告被送往霞飞那里，请他提出意见。霞飞以罕见的愤怒斥责说，“在我统率下的军人，越级把有关执行我命令的怨言或抗议送到政府面前……蓄意深切地扰乱陆军的纪律精神……”在保卫凡尔登的最初时刻，德里昂英勇殉职。
　　
　　1916年2月21日清晨，天气奇寒。7时15分，沿着六英里前线，隐蔽的德国炮群以一小时十万发的速度，把炮弹射进堡垒综合体。有两百多万发炮弹密密麻麻地落在以凡尔登、布拉邦特和奥尔内的村庄为界的十四英里左右的三角形地区中，把法军的前沿堑壕都炸光了。经过十二小时轰击后，德国搜索部队在黑暗里匍匐前进，以试探法国的抵抗力。
　　
　　当1915年行将结束时，中欧强国指望未来的一年是有希望的一年。奥德部队同他们的新盟国保加利亚一起，压倒了巴尔干的塞尔维亚军队，迫使其残部在希腊寻求庇护。沙皇尼古拉的军队败北后仍然晕头转向，容许德军把将近五十万军队调往西线，现在德国可以放手驱动它的力量来对付法国在防守上的战术据点，而不致危及另外地方的阵地了。
　　
　　德国参谋总长法尔肯海因将军于1915年圣诞节前夜，起草了一份致德皇的备忘录，估计了军事上可供选择的办法。他选择英国作为主要敌人，但是除了进行潜艇战外，入侵是距离太远了。他断言，“英国在大陆上的主要武器是法国、俄国和意大利的军队。”把俄国和意大利排除在外，他主张集中攻击法国，它“在军事上的努力差不多已经到了尽头。如果能使它的人民清楚地懂得，就军事意义而论，他们已经再没有什么可以指望的了，破裂点就会到来，英国手中最好的武器就会被打落了”。
　　
　　法尔肯海因并不认为大规模突破是必要的。他打算选择一个在情感上被奉为神圣的地区“使法国把血流尽”，“为了保持这个地区，法国将不得不投入他们所有的每一个人”。贝耳福和凡尔登是符合他规定的两个地方，但他赞成后者。凡尔登是个约有一万四千人口的沉沉欲睡的法国省属城镇，由一个凸入德国防线的大规模堡垒综合体保卫着。如果法国选择这里发动攻势的话，凡尔登还令人不安地接近(十二英里)德国的主要铁路系统。法尔肯海因还计算到，凡尔登是巴黎的西北入口，离巴黎一百三十五英里左右。
　　
　　这个战役的代号是“处决地”行动计划，预定1916年2月21日开始。为了保证得到德皇同意，法尔肯海因建议，派皇储指挥的第五集团军领先进攻，他自马恩河之战以来就已经面向凡尔登了。法尔肯海因没有把备忘录原文给皇储或他的参谋长施密特·冯·克诺贝尔斯多夫将军看。而给他们一份一般命令，要求“向凡尔登方向，进攻默兹地区”。皇储把这个命令认作为他的目标是攻占凡尔登，这却恰恰是法尔肯海因所不要的。如果堡垒在猛攻之下陷落了，他的“使法国把血流尽”的伟大战略就不能实现了。
　　
　　增援军从德国军队中久经沙场的部队抽调。三个军于1916年1月转给皇储指挥。在休养营地作短暂休息后，勃兰登堡第三军开到了。到2月中，有十三个多师部署在阿尔贡、香巴尼和洛林中间或周围的突出部，在一块二十平方英里左右的防区，集中了令人惊愕的大量兵力。虽然皇储保持了名义上的指挥权，关键性的决定却是八十岁的陆军元帅戈特利布·冯·黑泽勒和克诺贝尔斯多夫将军作出的。整个战役的中心战略，依然由法尔肯海因将军制订。
　　
　　德国为这个庞大攻势所作的准备，先是惊人地把大炮从俄国、巴尔干半岛和克虏伯工厂等处集中起来。排列在进攻现场周围的，有五百四十二个掷雷器。连同翼侧的武器，有一千四百多门大炮排列在不到八英里长的战线上！在这些大炮中间，有十三尊震天动地的四百二十毫米的攻城榴弹炮。
　　
　　特别凶恶的是掷雷器，它发射装有一百多磅高爆炸药和金属碎片的榴霰弹。可以看到雷在一个高高的弓形物上一个连一个滚动着，但看到这种前兆往往为时已晚。爆炸摧毁了整段整段的堑壕系统。另一种可怕武器是一百三十毫米的“小口径高速炮”，它以步枪子弹的速度发射五点二英寸的榴霰弹，使法军来不及觉察到就丧了命。德军并不满足于这些武器会实现其预期效果，还采用了喷火器。
　　
　　围绕凡尔登所进行的精心准备并不是没有引起注意，但法国情报军官提供的攻势已在眼前的警讯，被霞飞所忽视，他全神贯注于即将来到的索姆战役。在列日和那慕尔要塞被大贝尔塔炮攻陷之后，霞飞认为凡尔登堡垒在军事目的上已无用处。有四千多门炮撤离炮台，其中至少二千三百门是大口径火炮。迟至1916年1月，大炮还从炮塔上拆下来，用于另外地方。法国指挥部不去支持凡尔登，使它成为法国最坚强的要塞，而是实际上拆除了它的全部防卫措施。
　　
　　由于对凡尔登是否不可战胜有相互矛盾的报告，政府于1915年7月派了一个陆军委员会去现场调查。指挥凡尔登防区四周的东线集团军群的奥古斯特·迪巴伊将军，向议会代表团断言，堡垒系统的防卫是充分的。另一位证人凡尔登军事长官库唐索将军，提供了相反证明，他因此而被无礼地免职。
　　
　　1915年底，南锡议员和卓越的军事分析家埃米尔·德里昂上校所写的一份报告，送到了当时担任陆军部长的加利埃尼将军手中。报告强调迫切需要更多的炮、人力和补给，甚至包括有刺铁丝网在内。陆军委员会的另一个代表团去访问凡尔登，进行调查研究。一份给加利埃尼的肯定了的报告被送往霞飞那里，请他提出意见。霞飞以罕见的愤怒斥责说，“在我统率下的军人，越级把有关执行我命令的怨言或抗议送到政府面前……蓄意深切地扰乱陆军的纪律精神……”在保卫凡尔登的最初时刻，德里昂英勇殉职。
　　
　　1916年2月21日清晨，天气奇寒。7时15分，沿着六英里前线，隐蔽的德国炮群以一小时十万发的速度，把炮弹射进堡垒综合体。有两百多万发炮弹密密麻麻地落在以凡尔登、布拉邦特和奥尔内的村庄为界的十四英里左右的三角形地区中，把法军的前沿堑壕都炸光了。经过十二小时轰击后，德国搜索部队在黑暗里匍匐前进，以试探法国的抵抗力。
　　
　　到2月23日夜间，德军没有什么新成就。尽管数量上的优势在火炮方面是七比一，部队方面是三比一，他们只前进了两英里，俘获了不过三千名俘虏。第二天，他们攻破了法国的主要防线，俘获了一万名俘虏，六十五门大炮和大量机枪。与此同时，大量的德国火炮轮轮相接，在他们的步兵部队之前，射出连续不断的滚滚炮弹，夷平了堑壕，炸毁了碉堡，并把森林炸成碎片。
　　
　　由于进攻的猛烈和零下的气温，法军的士气麻木了。法国从阿尔及利亚征集的轻步兵，即习惯于阿尔及利亚炎热气候的坚强的殖民地居民，在零下十五度时，变得脆弱不堪。2月24日清晨，一营法国轻步兵冻僵到不省人事，当时指挥的少校也倒下了。于是由一个上尉担任指挥，部队不理睬他，背转身来就逃。由于一小队机枪在他们背后开火，士气才告“恢复”。
　　
　　法国参谋总长诺埃尔·德卡斯特尔诺对这种越来越深的危机感到吃惊，直接和霞飞加以干预，以任命亨利·贝当将军指挥凡尔登的保卫，来制止这个严重危险。贝当于2月25日就新职，同天杜奥蒙被攻占。这座炮台的失陷，是使士气沮丧的一个打击；用贝当的话来说，杜奥蒙是“整个凡尔登防御系统的希望之所寄”。至于其他炮台，霞飞把守军减到不到二十四个中年炮手操纵一座炮塔，还有一个管理人。
　　
　　在杜奥蒙炮台的斜甲板——围绕着二十四英尺宽的干壕河的陡斜坡——前掘壕固守的一个轻步兵师，在连续的炮击下，已经溃散。勃兰登堡军的一支九人巡逻队，在风雪交加和硝烟弥漫中，跋涉到已被放弃和放下来的吊桥处。其他士兵也跟进，直到有三百个感到惊愕的德军在这座炮台的坑道里徘徊。未发一弹，就攻占了这座强大的杜奥蒙堡垒——但是它却经受过十二万发德国炮弹。
　　
　　德国政府号召用它掌握的所有夸张词汇，宣扬“靠强攻”占领了杜奥蒙炮台，这是德皇亲自目睹的一个功勋。当一个搞错了的电话报告使德方误称沃炮台于3月9日陷落（它直到6月7日才被攻占）时，事情变得更怪诞了。兴高采烈的德皇，把德意志帝国最高勋章“功勋”章颁给用电话报告消息的师指挥官及其并未攻占沃炮台的部下。
　　
　　没有补给，保卫是不可能的。除一条二十英尺宽，从凡尔登到西南约三十五英里的巴勒杜克城的次要公路外，德国大炮把所有的路都切断了。沿这条公路有一条单向窄轨铁路，为和平时期的守军运输补给，但现在是远远不够的了。公路旁开辟了采石场，几千名本土军士兵和成群平民一起工作，用铁镐和铁锹拓宽和铺砌路面。
　　
　　与此同时，贝当把前线分成若干防区，以分配重炮、枪弹和其他补给。每二十四小时有六千辆卡车可以通过这条公路——平均每十四秒钟有一辆卡车，因此有“圣路”之称。有五十多万部队和十七万头供拖曳之用的牲畜沿着圣路运往前线，这应该归功于贝当在后勤工作上的革新。
　　
　　经过几天的暂时平静后，德国第五集团军于3月5日在另一个地方，即在默兹河的西(左)岸，重新进攻。贝当欢迎这一战术上的失策，因为那条防线是由他最新开到和补给最好的部队防守的。现在陷入默兹河对岸翼侧大炮阵地的凶猛交叉炮火射击下的德军，不得不沿着河的东岸延长他们的战线了。
　　
　　在控制西岸，被称为“死人”的陡岸周围血战中，双方都遭受可怕的生命损失。密集的高爆炮弹，使大地震撼，把人体、装备和瓦砾象谷壳那样飞掷到天空。爆炸的热浪把积雪都熔化了，在弹穴里灌满了水，许多伤兵就淹死在里面。眼睛失明和血肉横糊的人摸索着到洞穴里图个安全，就倒在他们的同伴身上，把他们淋得浑身是血。
　　
　　一个法国炮手无意中击中了有四十五万多颗大口径炮弹的德国兵工厂，引起了这次大战中最大的一次爆炸。这批为法军所不知的弹药，被隐藏在斯潘库尔森林里，但不小心地装上了引信。到4月初，整个防区的德军的每一门十五英寸和十六点五英寸的大炮，都被法国炮兵摧毁。法国军事分析家和历史家帕拉将军断定，在最后击败入侵者中，这两件事情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贝当于5月1日离开凡尔登去指挥中央集团军群，由罗贝尔·尼韦尔将军接替，他在他的部队中灌输坚决进攻的态度。后来，在敌人被止住在凡尔登后，尼韦尔的口号“他们不得通过”，成了这个国家的战斗口号。德国继续取得轻微的但意义深长的胜利，直到夏季为止，那时协约国的索姆攻势，使法尔肯海因改变他派遣人力和物资的方向。从那时候起，既没有新到的师也没有大量弹药运往凡尔登。
　　
　　法国于10月24日，用十七万部队、七百多门火炮和一百五十架飞机进行大规模反击，夺回了杜奥蒙炮台。这是夏尔·芒让将军和尼韦尔将军的胜利。从那时起，德军不断地被一码一码打回去。到12月18日，筋疲力尽的入侵者把凡尔登丢给法军。在十个月的残杀中，双方军队发射了四千多万颗炮弹，加上难以数计的成百万子弹。在连续不断的炮击、喷火器、毒气和白刃战的步兵冲锋不能撼动防守者时，德国工兵在法国阵地下面挖洞，爆炸了威力很大的爆破地雷，炸成了许多有十层楼深的坑。
　　
　　法国打死、负伤、被俘和失踪的伤亡人数，合计在五十五万人以上。德国在类似的伤亡中，损失了四十五万人以上。到仲夏，德皇已很明白，法尔肯海因的战术，也是使德国把血流尽。他于8月28日被迫辞职，毫无保全面子的托词。前一天，使德国大为惊奇的是，罗马尼亚加入了协约国，因为法尔肯海因曾断言，这个国家在9月中收获庄稼前是不会参战的。这是个难得的机会，把降级的法尔肯海因推到罗马尼亚战线的集团军指挥官的职位上。兴登堡接替他担任参谋总长，以鲁登道夫为他的第一陆军军需兵司令，这个职位相等于他的副手。

一战西线战场：索姆河战役（1916年7月至11月）
　　
　　索姆之战(1916年7月至11月)，是霞飞发动的。他的目的在迫使德国从俄国战线撤出部队，予德军以致命打击，并减轻对凡尔登的压力。由于索姆地区没有什么战略目标，英国指挥官道格拉斯·黑格爵士在最初被告知这个战役时，宁愿选择更便于进攻的象佛兰德这样的防区。虽然他并不属霞飞管辖，但他的方针是，如果他感觉不到什么灾祸临头时，在法国以听从法国指挥官的意愿为宜。不久，黑格就完全被霞飞的计划争取过去了，他忘记了选择索姆防区是缺乏战术考虑的，并宣告这条战线是通向胜利的门路。
　　
　　1916年1月，英国的志愿应募制为征兵制所取代。从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和印度进一步抽调援军。黑格提议推迟这个战役，直到这些后备军使协约国占巨大的优势。他还等待更多的枪炮、弹药和一种新的秘密武器——为了保密，诨名叫做“坦克”的机枪破坏器——的到达。但霞飞不听这些。黑格在他的5月26日日记上写道：“我提到的时间是8月15日，霞飞马上很激动，大声说，‘如果到那时我们还无所作为，法国军队就要消灭了。’”进攻日期定为7月1日。
　　
　　霞飞的原来计划是提供两个法国集团军和一个英国集团军，在一条六十英里的战线上进攻。但当法国军队在凡尔登被击溃时，参加索姆的法军锐减了。最后的阵容是，法国部分在一条二十四英里的战线上收缩到八英里。霞飞开头答应分配的四十个师被减少到十六个师，但在进攻那一天，只有五个师到场。从一开始，这个战役的担子就由英国人挑起了。他们最初所占的份额，增加到一个集团军和一个军，共计二十一个师。八个师的后备军，其中五个师是骑兵，都驻守在后方。
　　
　　自1914年以来，索姆河是比较平静的。如果这一点促动了霞飞的话，他没有看到德国在沿河的两个方向为加强阵地所作的准备。在坚实的白垩土中，他们精心构筑了分隔开来的地下坑道网，深度有四十英尺。这些堡垒包括厨房、洗衣房、急救站等设施，和庞大的弹药储备。电灯——那时在平民中是罕有的奢侈品——由柴油发电机提供电力。即使最沉重的轰击，也不会打穿这个地下综合体。
　　
　　对防守者来说，索姆防区提供了最好的有利条件。进出口都隐蔽在村庄住房和附近树林中，而对面山腰上露天堑壕线的白垩土的轮廓十分分明。德军还可以在五千码的距离内，对协约国一览无遗。防御堡垒逐个升高，迫使协约国的进攻者要冒着火力一级一级地爬上来。德军在白垩土丘陵地带的据点，还有蜂窝状的钢筋混凝土重炮炮位，横断交通壕和防御地堡。
　　
　　英国派来的一个集团军，是为索姆攻势征召的平民，是没有实战经验的训练不足的士兵，他们不能理解老兵的狡猾。这些青年人想象他们跃出战壕，冲向柏林。他们中间很多人在第一天的冲锋中就死去了。
　　
　　为进攻所作的精心准备，并没有逃过德军的注意。鲁普雷希特皇子在他的日记里，记下了包括来自马德里和海牙的情报在内的许多证明材料，都是引证协约国武官轻率地透露出来的议论。当法国部队向前沿阵地移动时，任何怀疑都消除了。德军差不多猜准了进攻的日子，并迅速作好应战的准备。
　　
　　6月24日开始，协约国对德国防线进行雷鸣般的炮兵弹幕射击。在六天炮击期间，发射了比大战头十一个月在英国制造的炮弹还要多的炮弹——一百五十万发。这是惊人的场面。许多协约国士兵在夏夜爬出他们的堑壕，就是要亲自看看在敌人阵地上象星星那样闪亮的爆炸。
　　
　　在索姆，有最好的人，也有最坏的人。在后来成为知名人士的那些人中间，有伯纳德·蒙哥马利和阿奇博尔德·韦维尔；诗人埃德蒙·布伦登、罗伯特·格雷夫斯、约翰·梅斯菲尔德和西格弗里德·萨松。在德国堑壕里怀着期待的心情等待着的，是下士阿道夫·希特勒，“……我毫不羞愧地承认，我被热情所陶醉……并且承认，我跪了下来衷心地感谢上苍，为了荣幸地允许我活在这样的时候。”
　　
　　后来，梅斯菲尔德在他的《旧时战线》一书中，回忆那些时刻：“差不多在这条旧时战线的每一部分，我们的士兵都得爬上山丘去进攻……敌人有了望哨，具有俯瞰法国的良好视域和优越感。我们的士兵都在下面，除了就在上面的堡垒又堡垒外，什么也看不到，堡垒每天都在加固。”
　　
　　在弹幕射击的最后几天，下雨使堑壕成为泥沼。德国炮火使英军不得不蹲在胸墙下面，加剧了他们的不适。1916年7月且日上午7时30分，军官们吹起口哨，部队开始离开他们的堑壕。灼热的太阳晒干了士兵，把他们的军服和装备都粘上了泥块。他们一开头就很苦恼。每个士兵有六十六磅的负担，包括两个沙囊、二百二十发弹药、一支步枪、两颗炸弹和其他东西，这个重量比全副武装行军时负荷的重量还重。许多人还装载着额外的工具，如野战电话设备、铁镐、铁锹和装有通信鸽的箱子。毫不奇怪，他们很少人能够准确地射击。
　　
　　黑格保存着连续的记事录。进攻半小时后，口哨响了，他高兴地记下，所有报告都是“……最令人满意的。我们部队处处都越过了敌人的正面堑壕”。实际上，在德军火力下，在到达正面堑壕线之前，他的部队成千上万地倒下来了。德军根据地图上的座标线，把枪炮火力准确地对准无人地带的每一平方码发射，到日落时，无人地带遍布着六万多死伤的英军。在过去历史上的战役中，没有在一天之内有这种惊人损失的记录。马里·法约尔将军的法国部队，比英国人的遭遇好些。他们的炮兵进攻是节奏均匀的，但数量上太少，不能在德国防线上打出一条通道来。
　　
　　尽管遭受重大损失，英军还是掘壕固守，并因澳新军和加拿大军的到来而得到加强。个人的英雄主义业绩是不少的，有些很杰出。9月初，加拿大下士利奥·克拉克正在肃清康布雷公路以南攻占的五百码德国堑壕系统的一部分。他的大部分同伴非死即伤。在堑壕里面，克拉克遇到两个军官率领的一队二十个士兵的德军。下士在两次把他的左轮手枪子弹打光以后，用两支被丢弃的毛瑟步枪的子弹射击，打死了一个把刺刀刺进克拉克腿部的军官。在其余德军逃走之前，至少又有十六个德国人被打死或打伤。这个加拿大人向残存的五个德国兵射击，打死了四个。这第五个人和唯一的幸存者，也被俘了。克拉克获得了维多利亚十字勋章，但在把这个消息告知他之前，他已经阵亡了。
　　
　　第一次使用坦克
　　
　　初期战役中德国自动火力引起的高度伤亡率，推动协约国研制了“机枪破坏器”，它能越过堑壕，并夷平有刺铁丝网障碍物。1916年9月15日，英军采用了他们的秘密武器——坦克。这是这次大战中最革命的武器，比攻城榴弹炮或毒气意义要大得多。主要创始人是欧内斯特·斯温顿上校，这位作家在战前写的文章，就想象一架自动推进的机器，类似美国的履带拖拉机那样，能在一条连续的带子上前进。
　　
　　但英国陆军大臣基切纳勋爵拒绝接受坦克，认为它是“一个美妙的机械化玩具，但价值非常有限”。要不是丘吉尔干预，这个计划也许永远不会离开制图板。在他倡导之下，那时担任海军大臣的丘吉尔，非法为海军建筑总监筹集资金，生产一个操作模型。为了蒙蔽间谍，这个象运水车的车辆，被称为坦克。
　　
　　到1916年8月，制造出来的四十九辆坦克，仍处于试验阶段，坦克的驾驶人员也大都未经训练，那时黑格不顾参加设计和制造的斯温顿和其他人的意见，命令它们参加战斗。即使是首相阿斯奎斯和现任陆军大臣劳合-乔治的辩解，也劝阻不了他。四十九辆坦克中，只有十八辆到达战场。其中拨给加拿大军的六辆，在战斗前或战斗中都毁坏了。约有十辆坦克隆隆地向吓慌了的德军驶去。一辆坦克的驾驶人员攻占了一个村庄。另一辆坦克夺取了一条堑壕和俘获了三百多名俘虏。
　　
　　丘吉尔报告说，黑格的决定“以这样小的规模把这一巨大秘密暴露给敌人……使他震惊”。在坦克在机械上还不完善，数量上还不充分和还没有适当训练的驾驶员的情况下，就过早使用它们，用英国历史家B·H·利德尔-哈特的话来说，黑格“……不仅危及坦克的未来的有效使用，还坐失了在敌人还没有准备任何对策之前突然袭击的机会。其后果是延长战争的苦难和损失”。
　　
　　在坦克到达前不久，劳合-乔治访问了黑格和霞飞。看到了几千匹军马促使他说，对密集的自动炮火进行骑兵冲锋是屠杀，可是指挥官们恳切地告诉他说，文官对军事问题的知识，充其量也是无足轻重的。但黑格还有些理解能力。9月16日，他把五个骑兵师中的三个师调往后方，即调到阿尔贝尔城的后面。其他两个师留在前方——以防万一。
　　
　　索姆的战斗，是打了一系列仗最后退化为局部性的残酷袭击。到1916年11月，双方都衰弱得无以为继了。单是英国的损失——打死、负伤、被俘和失踪——就达四十二万人。法国类似的伤亡是二十万零四千人，德军则共达六十七万人。鲁登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承认，“军队已经战斗到停顿不前，现在完全筋疲力尽了。”
　　
　　协约国的所得和所付代价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只有六英里宽的一条三十英里长的狭长地带，而缺乏能进攻战略目标的任何有价值的阵地。霞飞的军事经历随着索姆而告终。在政府大改组中，新总理阿里斯蒂德·白里安决定霞飞并不是不可缺少的。黑格不但经受住了政治大风暴，甚至还升为陆军元帅。可是，作为索姆攻势的间接结果，劳合-乔治取代赫伯特·阿斯奎斯而担任首相。

战争第三阶段 1917～1918年
　　
　　战东线战场：俄国革命退出一战（1917年3月12日至1918年3月3日）
　　
　　俄国的最后一次大进攻，是在它的最能干的指挥官阿列克赛·勃鲁西洛夫的领导下，于1916年6月4日发动的。对意大利转向协约国方面感到愤怒的奥军，在一次奇袭中，猛攻特兰提诺的意军，使他们退到伦巴第平原。面临肯定的灾难的意大利国王，打电报恳求沙皇来拯救他的政权。尼古拉二世下令对奥匈军队发动东部战役。
　　
　　勃鲁西洛夫没有提出警告，就沿着二百英里战线出击。他不用大炮弹幕射击准备，完全用奇袭来打击敌人。俄国兵力共计五十一万人，包括四十个步兵师、十个骑兵师和一千七百七十门大炮。这个实力大体上和敌人的实力相等，但当俄军向他们的目标——重要的科韦耳和伦贝格(利沃夫)铁路中心，加利西亚的工业首府——猛冲时，奥地利的防御崩溃了。被出其不意的突击打晕了的奥匈第四集团军和第七集团军（一支不稳定的多民族的混合物）溃散奔逃了。
　　
　　勃鲁西洛夫的胜利，使他总司令部的首脑们感到惊讶。没有一个人对他的进攻抱有信心，也没有准备为他提供后备军或物资。当他们的进攻在6月底势头稍低时，疲乏的俄军已经俘获了二十万以上的俘虏，他们的前进部队已经望见喀尔巴阡山的山口。要是他得到人力和补给的增援，勃鲁西洛夫很可能使崩溃中的二元君主国当时当地垮台的。
　　
　　虽然兴登堡极度需要他在凡尔登和索姆的所有后备军，他迅速抽调十五个师来防止奥地利的垮台。俄国总司令部也给勃鲁西洛夫送去为时过迟的支援，但这些支援是用马拉货车在满布车辙的泥路上费力地慢慢运来的，而德国人则沿着高效率的铁路向东疾驰。
　　
　　到7月中，奥德联军已把战线稳定下来，对俄国的薄弱据点的反复反攻已夺回了许多小块土地，尤其在卢茨克周围。尽管缺乏充分的后备军和军火，勃鲁西洛夫不但固守从奥军手中夺来的六十英里土地的大部分，而且反复进攻。战斗直到9月的第二周才结束，那时奥军和德军的死伤已逾二十五万人，被俘者人数相仿。俄国人则付出了一百万人的惊人代价。俄国农民总是没有武器或弹药的。有时他用刺刀缚在一根棍棒上冲锋，并且缺乏最普通的工具，甚至不得不赤手去折断有刺铁丝网。
　　
　　沙皇的军事政策不是屠杀便是停滞不进。随着冬天到来，开小差的士兵在一百万人以上。士气十分低落，开小差的士兵公然住在家里，不受当局的干涉。腐败和低效率沾染到社会的各部分。军队的承包商收了钱只供应补给的一部分，而且常常是质量差的。
　　
　　可是，对于他的三百年皇朝可能遭到危险的这类预兆，沙皇仍然无动于衷。有人谋求指点他，他都不加理会。当杜马议长提出警告，叛乱正在席卷这个国家时，尼古拉二世写信给皇后：“这个大腹便便的罗德江科，又给我写了一篇胡话，我甚至不愿回答。”连杜马中最保守的党派，也同意必须除掉沙皇。温和的社会党亚历山大·克伦斯基提倡“必要时用恐怖分子的手段”来一个反沙皇的政变，参谋总长阿历克谢夫着手策划逮捕皇后，迫使沙皇进行改革。但事变的发展代替了他的作用。
　　
　　1917年3月初，彼得格勒爆发了罢工和粮食骚动。派去了军队，但他们和起义者亲如兄弟。这个政权无论哪里都得不到支持，专制统治等不到被推翻便突然垮台了。3月15日，沙皇把他的退位书送给他最近非常藐视的杜马议长。
　　
　　以温和派为首的临时政府肯定了它对协约国的忠诚，保证继续作战。工人和士兵组织称为苏维埃的委员会，起初同新政权合作，但不久他们进一步向布尔什维克影响下的左翼靠拢，布尔什维克要求结束战争和废除私有财产。德国谋求同俄国单独媾和，以便在西线集中所有军队。为达到这一目的，代表德国最高统帅部的鲁登道夫，采取有意的冒险行动，以使俄国退出战争。
　　
　　除坚守他们的防线外，德军停止了东线的一切军事行动。鲁登道夫高兴地注视着温和派和布尔什维克之间在扩大裂痕。他知道非正式停战阻止这两个派别团结起来共同保卫俄国。政治上老练的德国特务，伪装成士兵，聚集在前线，双方在温暖的阳光下交起朋友来。俄国士兵干脆不理会作战的命令。
　　
　　为加速使俄国退出战争，鲁登道夫安排尼古拉·列宁和一批革命家经德国从瑞士到波罗的海小口岸城市扎斯尼茨，再从那里赴瑞典的马尔默。在德国的请求下，由瑞典政府把他们运往那时仍是俄国一个省的芬兰。外交部的指令说，“如果不准俄国人进入瑞典，陆军最高统帅部准备使他们经过德国防线进入俄国。”列宁于4月16日到达俄国首都。
　　
　　俄国稍稍转为左倾。5月中改组的政府由社会党的多数组成，包括担任陆军部长的克伦斯基。俄国已经打得筋疲力尽，协约国却认为没有什么要紧，它通知新政权：不打仗，就不支援！法国特别坚持要从东面进攻德军。它被反抗所震撼，担心——有充分理由——再受到大规模突击就将失败。主要由于作为一个激进演说家而享盛名的克伦斯基，访问前线以提高士气和激励士兵作战，但人家对他的雄辩充耳不闻。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和平，土地，面包”比同德国人打仗有大得多的号召力。
　　
　　克伦斯基的忠于协约国，是毁灭俄国的民主的祸根。他下令由新总司令勃鲁西洛夫发动进攻。这位将军以伦贝格为目标，从精锐的高加索团、芬兰团和西伯利亚团中调集了二十万部队。先头部队是最精锐的哥萨克骑兵旅，但没有可靠的步兵后备军可用。
　　
　　俄军于7月1日开始进攻，没有遭到德军的抵抗，他们以为停战仍然有效。在开始的奇袭中，俘获德军一万七千人以上，以后几天又俘获了一万多人。在奥德军队于第二周迅速作好进攻准备后，伦贝格未被攻陷。他们因新开到的后备军而得到加强，使用大量野炮在广阔的战线上进行反攻。这对俄军来说是受不了的。在有计划的猛轰下，从有秩序的退却变为全线溃退，德军则在后面穷追。不到一周，在1916年勃鲁西洛夫进攻期间俄军所获得的全部领土，实际上都被收复。在7月底以前，俄国永久退出这次大战了。
　　
　　前线的纪律荡然无存。开小差成为如此普遍，以致军队自行解散了。在东线至少仍有八个德奥师，但所有追击都已停止。德国最高统帅部估量了这个形势，并且不采取任何可能使俄国人联合起来的措施。反对地主的农民起义席卷俄国，不等土地改革就把庄园夺取了；工人没收了工厂；俄国受到混乱的震撼。
　　
　　7月失败后，克伦斯基无法制止内乱，人民支持他的一点残余都消失了，留下了一个权力真空，使列宁于11月7日掌握政权。布尔什维克是少数派，得不到公众的赞同，但他们力量的源泉是得到武装赤卫队支持的苏维埃。11月8日，列宁发布和平令。11月22日签订了停战协定，然后于12月初在德军占领的俄国铁路线终点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开始和平谈判。
　　
　　由莱昂·托洛茨基率领的苏联代表团，拒不接受德国提出的要求，即俄国放弃波兰和其他西部领土。而且，托洛茨基认为德国革命迫在眉睫，声明他自己不向代表团讲话，而向德国工人讲话。马克斯·霍夫曼将军坚持要求承担协定的义务，托洛茨基不作明确答复，后来声明俄国不能接受德国人的条件。他的“不战－不和”的声明，激怒了霍夫曼。
　　
　　由于没有抵抗，于是德军更加深入俄国领土。列宁用不着进一步的敦促。2月19日，在德国人进军后不到二十四小时，这位苏联领袖发出电报，接受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提出的全部条件。可是，霍夫曼将军又前进了两周，他的军队已进到普莱普斯湖和纳尔瓦，使彼得格勒面临入侵的危险。其他德军扫荡到乌克兰的谷仓。
　　
　　霍夫曼深信苏联领导人不会再拖延时间，于3月3日再同他们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会谈。苏联人给予波兰、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芬兰自治，而乌克兰和其他俄国领土则继续置于德国占领之下。托洛茨基试图哄骗霍夫曼的策略，代价是高昂的。俄国还不得不把巴统、阿尔特温和卡尔斯等地区交给土耳其。（八个月后，战败的德国放弃了所有征服的领土。）

一战意大利战线的搏杀
　　
　　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意大利都是猎取领土的投机者。当它于1940年进攻战败了的法国时，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抨击这一行动是一支“伤人的暗箭”。但是，很少有人认识到意大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政策也是完全如此，那时，它在加入据其判断最有可能取胜的阵营之前，先在一旁守候着。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意大利是“三国同盟”的签字国，“三国同盟”是一个包括德国和奥匈帝国在内的共同防御公约。尽管德国人对意大利不存什么妄想，就在战争爆发之前却征询了这个盟国的态度。因为二元君主国要对塞尔维亚进行侵略战争，意大利答复它将援引使它免于军事行动的防御条款。
　　
　　1914年奥地利人在东线的挫折，使德国不得不去支撑其盟国，以对付即将冲过喀尔巴阡山山口和扫荡匈牙利平原的俄国人。二元君主国对塞尔维亚的另一次轻率的进攻也同样是损失惨重。由于奥匈帝国屡战屡败，意大利人显得不大想再持中立了，而德国最高统帅部担心，意大利成了协约国一方的交战国，会改变形势，使奥地利遭受摧毁。
　　
　　为了防止这件事情发生，德国极力主张，意大利应当得到它所要求的领土，以作为其中立的代价。由于这块领土属二元君主国所有，奥地利反对这样做，但谈判仍继续进行。与此同时，意大利正在秘密同协约国谈判，这些谈判不久就变得更须认真对待了。
　　
　　俄国的猛攻预示着奥匈帝国的失败。这种前景使意大利人寒心，因为除非他们在奥地利垮台之前正式加入协约国，否则他们就不能参预对它的瓜分。另一个诱因是，在对奥地利的领土上协约国比奥地利自身更为慷慨。结果，1915年4月，罗马签订了秘密的伦敦条约，于一个月后宣战。
　　
　　这个条约规定，作为对协约国军事援助的报偿，将给予意大利以蒂罗尔、的里雅斯特、伊斯特拉、达尔马提亚海岸的一部分和希腊人聚居的多德卡尼斯群岛。还允许意大利扩大其非洲的殖民地和参预瓜分奥斯曼帝国。
　　
　　意大利人于1915年5月22日对奥匈帝国开战，但财政枯竭和惧怕德国，使它的军事野心受到约束。罗马得到它的新盟国的同意，不对德宣战，直到1916年8月28日，那时它感到更为安全，不怕报复了。柏林对这种两面派行径并不奇怪，但在整个二元帝国，意大利的行为被视为背叛。此后，康拉德将军只能称这个敌人为“背信弃义的意大利”。
　　
　　意大利的非非之想被战争的现实打断了。在经济上，这个国家是协约各国的负担。要履行它在军事上承担的义务，意大利的装备太拙劣了，既缺乏生产重武器的手段，又没有钱购买。英国过去分享着法国的煤，法国东北部的煤矿而今都落在德国战线后面了。现在，英国不得不把宝贵的燃料运给意大利，以供其工业和船舶之用，因为意大利海军能把奥地利潜艇围困在亚得里亚海。
　　
　　仍得医治其从1912年利比亚战争中受到的创伤的意大利军队，还远未作好参战的准备，它的八十七万部队缺乏充分装备。在一个厚道和灵活的领导人手下，意大利军队本可装备充分的。但总司令卢伊季·卡多纳将军不是这样的人。
　　
　　康拉德将军对意大利发出一连串的威胁，但没有力量付之实施。奥军正在俄国战线挣扎求存，只能抽出十万士兵来守卫共同边界（同意大利中立时部署在这些阵地上的人力几乎一样多）。奥地利知道，要对付由多洛米特、卡尼克、尤利安等阿尔卑斯山脉拱卫的掘壕固守的兵力，任何意大利的突袭将是上坡的战斗。奥地利人还知道，其他战线上的压力一有减弱，就会有部队解脱出来，他们就能比较容易地长驱下坡，穿越北部的意大利平原。
　　
　　地形图上奥—意战线四百八十英里长、成曲线的山脉障碍，显示了意大利1915年面临的问题所在。南部和东北部环形战线上的任何进攻或防御，都有利于奥军。卡多纳知道，向多洛米特或卡尼克山脉突击，将招致全部毁灭。这里的阿尔卑斯山脉有险峻的山口和隘路，只有最有训练的阿尔卑斯山部队才能攀登。
　　
　　在西北部，深深地突入并形成对意大利威胁的特兰提诺(南蒂罗尔的一部分)，有奥军在参差不齐的山顶后面掘壕固守。意军要在这里进行任何突击，得攀登深沟高垒的阿迪杰山谷，只会在特兰托狭长深谷或再北面甚至更为崎岖的勃伦纳山口遇到伏击。
　　
　　在东面，的里雅斯特——奥地利在亚得里亚海的唯一港口——的入口也有天然的障碍相阻隔。这里似乎为进军提供了某种希望，但只是与两个其他防区对比而言。伊松佐河从尤利安阿尔卑斯山脉的峡沟倾泻而下，然后缓慢地流成沼泽，最后注入亚得里亚海。奥军的据点，就设在伊松佐河东岸所有的渡口上。
　　
　　在这些集中防御的中央，是戈里齐亚这个在高处的设防城市；在它的北面是巴因西扎高原；这个城市的南面是海拔九百英尺、陡峭、荒芜、尖削的石灰石悬崖的卡尔索高原。
　　
　　在这些障碍后面，是高入云端的阿尔卑斯山峰，由训练有素的阿尔卑斯军守卫着。一位战略家总结道，意大利的困境是，“不攻占山脉，伊松佐河是不能渡过的，而不渡过这条河，山脉是不能攻占的”。
　　
　　在对的里雅斯特、伊斯特拉和其他领土提出要求之后，意大利政府知道，这些领土首先要靠武力征服来获取。卡多纳将军没有其他的便当办法，不得不在特兰提诺和沿着伊松佐河发动攻势。
　　
　　伊松佐河战役，包括从1915年6月到1917年9月间在一条六十英里战线上分别进行的十一次血腥而徒劳的战斗。当然，西方协约国是唆使卡多纳进行此类冒险的。英、法认为，如果能够迫使奥匈帝国两线作战——东面对付俄国，南面对付意大利和塞尔维亚——这个二元君主国就要倒霉。即使协约国估计有误，德军也得从西线调兵，来支撑摇摇欲坠的奥军。但事情的发展完全不同。
　　
　　卡多纳无视伊松佐河缓慢地蜿蜒流向亚得里亚海时沿途的泥淖平地和沼泽，只看到相去不远的平坦的平原。他毫不注意由设防的戈里齐亚城堡所保卫着的笔直的高山悬崖，而这个城堡座落于伊松佐河缓慢地流着所形成的一片沼泽和平地，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在所宣布的“战役的首要大目标”中，意大利人试图夺取面对戈里齐亚的六十英里宽的桥头堡。卡多纳还决定沿着一百二十五英里特兰提诺前线进攻。
　　
　　伊松佐河防区的指挥权表面上由大公欧根·冯·哈普斯堡掌握，但实际上在斯拉夫将军博罗耶菲茨·冯·博伊纳手中，他的部队包括有经验的山地战士在内。卡多纳用两个集团军来对付这些山地部队，徒劳地力求消灭特兰提诺突出部。经过代价高昂的战斗，于1915年攻占了突出部的边缘，但在别处，意军则唯有失败。沿伊松佐河的战斗于6月23日开始，尽管战斗的剧烈程度时时有变，但结果是依然不变。的里雅斯特在招手，然而对卡多纳来说，它的到不了手有如巴黎之于德国人。卡多纳不怕意军尸如山积，继续进攻，但他动不了奥军。由于戈里齐亚不过是通向悬崖绝壁的巴因西扎和卡尔索的门户，纵使该城被攻占，他得到的也将是一个牺牲极大的胜利。
　　
　　意军在人数上两对一的优势，不足以抵消奥军防御阵地的有利条件。自6月下半月开始的血战，历经夏秋两季，其间只有短暂的间歇期以补充人员、器材和给养。到12月初这个防区冰封之时，意大利人付出了巨大代价，只在敌人防线上留下几处孤立的突入点。
　　
　　在1915年末到1916年初这一个冬天，奥匈战线相对说来处于休战状态。但春天阳光的温暖，激起了康拉德将军要直向罗马进军的雄心。他集合了阿尔卑斯军的两个师，乘春天融雪的时刻发动进攻，直扑没有准备的意军。胜利的奥军把意军赶过伦巴第平原，但他们这次作战的伟大胜利也同时播下自己失败的种子。它促使维克托·艾曼努尔国王要求沙皇发起进攻，结果，勃鲁西洛夫将军进攻了，意大利战役的奥匈部队被抽调去对付俄国人。
　　
　　二元君主国的多民族军队中的斯拉夫人，对俄国人并无恶感，同他们松松垮垮地作战，有时，竟至对他们自己的日耳曼军官捣乱。但他们对意大利的背叛的忿恨却是始终存在的，这是他们在沿意大利战线获胜的一个因素。他们一经被调往东线后，剩下来的奥军就退守山区了。卡多纳利用这个情势的有利条件去进攻特兰提诺，但他唯一的所获是几平方英里的阿尔卑斯山的岩石而已。在1916年余下的那段时间里，只有些边界的小接触。
　　
　　1917年夏，俄国的崩溃使德国和奥地利得以腾出手来向意大利发动联合进攻。到9月，奥托·冯·贝洛将军已经组成一支包括精锐的阿尔卑斯军在内的八个德国师和九个奥地利师的军队。贝洛应用了新的突击战术，这个战术是奥斯卡·冯·胡蒂埃尔将军所发明，在里加用来制服在数量上占优势的俄军的。
　　
　　部队的集结给卡多纳将军提示了充分的进攻警讯，但他置之不顾。9月初，两个开小差的罗马尼亚军官带来了详细的计划，表明进攻将从卡波雷托地区开始。卡多纳对来犯仍没有作多少准备。他命令第二集团军和第三集团军构筑纵深防御阵地，但未再费心去监督他们的部署。
　　
　　由于卡多纳对于着军服的或不着军服的农民和工人的福利都不甚关心，大大地损害了他不论有多大的能力。这位皮埃蒙特伯爵、六十五岁的将军，要他的士兵工作到非人所能忍受的程度，并且还拒绝给他们提供甚至最基本的休息设施。他的军事纪律观念，可用古老的皮埃蒙特格言来概括：“上级总是对的，越是错时越是对。”
　　
　　唯恐士兵忘却，卡多纳向他的指挥官发出纪律指令，劈头一句就是：“最高统帅部要求，无论何时何地，铁的纪律应当统治全军。”至于对违犯规章的处分，他采用了文明军队废弃已久的野蛮刑罚。
　　
　　卡多纳的专制主义造成他的指挥官们对他的不敬。他除颁发一般的命令外，很少再做其他事，而这些命令有时则被持不同看法的下级所忽视。第二集团军指挥官卢伊季·卡佩洛将军，无视卡多纳保卫卡波雷托的命令，而准备在卡波雷托东南十英里左右的一个村庄托尔米诺附近进行反击，因此在防线上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缺口。卡多纳正在巡视其他战线，直到10月19日，即敌人开始进攻之前的五天，才来到伊松佐河防区。那时以前他一直不知道有缺口；在他不在期间，也没有一个人想到要报告他。
　　
　　卡佩洛把他的最不可靠的部队派到了托尔米诺战线。士兵大部分都是工厂工人，这些工人是最近才征集来的，作为对他们参加要求结束战争的罢工的惩罚，现在他们正以其“今冬不要有一个人在堑壕里”的口号，把革命思想传布给其他士兵。早在5月，意大利的进攻就逐渐消失，那时士兵们自发地投降敌人。有一次，三整团士兵扔掉武器，跟在一面白旗后面，投往奥军那边去。
　　
　　1917年10月24日破晓前，约有二十五万奥—德军蹲伏在卡波雷托待命，他们对于卡佩洛将军留下的缺口知道得一清二楚。滂沱的寒雨和浓雾为他们提供了隐蔽。事先就把目标对准意军阵地的奥—德大炮，开始用烟幕弹和毒气榴霰弹交替密集轰击。有些炮弹散发浓烟或恶臭，使防守者难受而疏忽了防毒面具。而后，他们又都被芥子气所窒息，意大利防毒面具对于这种毒气不起保护作用。
　　
　　当惊慌失措的意军盲目地东冲西突，窒息而乱成一团时，贝洛将军开始徐进弹幕射击，一小时不到一公里地缓缓推进，后面紧紧跟着用手榴弹和轻机枪装备的突击部队。当火力达到它的射程限度时，部队就冲过意大利防线的缺口，绕过孤立地区的抵抗，从后面包围残敌。当意军想摸索着逃跑时，高爆炮弹就劈头盖脑地打来。意军溃退下来，卡波雷托战线垮了。
　　
　　到24日下午，贝洛的军队已渡过伊松佐河，意军全面溃退。下一天奥—德军队的前进，已经清楚地表明，只有有秩序的退却才能挽救这个局势。但卡多纳又耽搁了两天，那时已经太晚了。他到10月27日才下令撤退，那时卡佩洛的二十五个师已遭受严重打击。在向堑壕线进攻的差不多每一点上，意军或则立即投降，或则——如果时间许可的话——逃掉。
　　
　　当幸存者向后跑了七十英里，在皮亚韦河后面重新集结时，卡波雷托的灾难告终了。奥—德军以十六个师对卡多纳指挥的五十五个师，在一次突击中，一举夺回了意军以一百万人死伤的代价、沿着伊松佐河进行了十一次血战所得到的几平方英里领土。有时被称为伊松佐河第十二仗的卡波雷托之役，几乎使意大利屈膝。这次伤亡计一万人死亡，三万人负伤，二十九万五千人被俘，此外还丧失了大量的武器和装备。如同以前几次战斗那样，成千的意大利人急于投降。而今，他们向俘获者欢呼，“奥地利万岁！”“向罗马进发！”
　　
　　在意军逃往皮亚韦后，协约国急忙调了六个法国师和五个英国师去支持他们的伙伴。由于这些增援，意军得以坚守在皮亚韦河后面，以对抗奥—德部队。最后，12月26日，入侵者因兵力耗竭而撤退了。未能在意军逃跑前捕住他们，使奥军和德军懊丧不已，他们的追击由于步兵缺乏铁路或汽车来运输并且大炮只能用马拉而受到阻碍。在另方面，没命而逃的意军把装备和重武器丢下之后，一无羁绊。如果德军和奥军当时能够集合起两三个新的骑兵师和装甲车辆，意大利也许已被逐出战争。
　　
　　卡多纳为阿曼多·迪阿兹将军所取代，迪阿兹或许称不上一个较好的战略家，但至少比较关怀他的部队。在改编军队中，意大利的国土上出现了敌军，这一点帮了迪阿兹的忙，举国上下又出现了一片民族团结的气象。工厂工人放弃他们的革命教义，宣布暂不罢工。
　　
　　把意大利从灾难的边缘拉回，对协约国说不上有多大的安慰。意大利侥幸脱险，而在这同时俄国人却被打败了，大批的德国部队解脱出来投入了西线。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使意大利继续进行战争。美国已经积极参战，然而，它的军事力量的全部分量在1918年春以前是不会被感觉到的。费迪南·福煦将军急急赶往罗马，同意大利人协调法—英各师的行动计划。
　　
　　在11月7日于拉巴洛召开的高级紧急会议上，英、法、意的首相和总理，以及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特使，在融洽的精神中会晤。组成了以福煦为主席的最高军事委员会，以处理协约国急迫的军事和政治问题。这是促成1918年胜利的指挥权统一的前驱。
　　
　　与此同时，协约国采取措施，保护意大利对付又一个卡波雷托。迪阿兹将军的军队，得到英国第十集团军，三个英国师，加上两个法国师和美国第八十三师第三十二团的支持。在大战的最后几个月，这些联合兵力很便当地打败了沮丧的奥军。

一战西线战场：康布雷坦克战（1917年11月20日至12月3日）
　　
　　英国第三集团军指挥官，朱利安·宾爵士将军于1917年9月中旬奉命组织一次攻势，以把德军的兵力从伊普雷防区引开。宾和皇家坦克部队指挥官休·埃尔斯爵士将军，采纳了总参谋部主要军官、后来成为闻名的军事作家的J·F·C·富勒上校于8月里提出的建议。由于坦克在佛兰德的泥沼中被证明没有价值，富勒寻求和找到了能大量部署机动装甲部队和发挥巨大影响的干燥场所。
　　
　　他在康布雷找到了他所需要的地形，康布雷是法国北部帕尚达埃尔—梅西纳战场南四十五英里的一个城镇。该城的南面和西面是一片被小溪和狭堤割裂的白垩土的结实土地。富勒发现，诺尔运河和圣康坦运河之间边缘曲折的六英里旷野，是适合于坦克机动的。宾的目标所在是兴登堡防线。
　　
　　受宾的指挥用于这次进攻的有十九个师。防卫这个防区的巴伐利亚皇子鲁普雷希特有六个师，其中两个师驻防在这两条运河之间。包括英国、加拿大和印度的骑兵旅的五个骑兵师，将扩大坦克突破的战果。紧靠英国防线后面的阿夫兰科特大森林，为大量坦克提供了掩蔽。为不让敌人知悉，在保密上尽了一切努力。进攻之前，坦克不准驰近德国的前哨一英里之内。
　　
　　英军在准备战斗时，他们低飞的飞机不停地在前线上空嗡嗡回旋，以压倒坦克出动时的隆隆声。美术家用最新彩色斑纹技术把车辆伪装起来。除军官外，部队的其他人，直到进攻前四十八小时都不知道坦克的事。即使到那时候，他们也没有获知坦克的实际作用。如果在奇袭之前有士兵被俘，也不会泄露造成损害的机密——即使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
　　
　　突击的主要战术目的，是沿着六英里的前线使用机动装甲车辆，正面猛冲敌人的防线，把两条运河之间的敌人一网打尽，并攻占康布雷镇。并没有次要目标。英军的意图不在于要一次决定性的突破，其战术上的突击实际上是一次佯攻，为的是牵制其他战线的德国兵力。埃尔斯将军认为，这有限的进攻计划需要修改。不是将坦克的行动限制于两条运河之间的地区，他要求把坦克沿着广阔的前沿，部署成展开的梯级队形，为前进中的步兵提供庇护。他的建议被拒绝了。
　　
　　11月20日上午6时20分，天还只蒙蒙亮，能见度限于二百码左右。那时，三百八十一辆坦克的发动机同时轰鸣起来，车辆沿着夜间用线带标志好的车道隆隆前进了。
　　
　　喧闹的坦克向前线堑壕前进时，有刺铁丝的密集障碍物都被碾平了。每条堑壕已被掘到十二英尺宽，就是为了阻止坦克越过堑壕，但富勒上校克服了这种陷阱。所有英国坦克都携带着用链条缚紧的长长柴捆，把它们投在堑壕里，作为临时的便桥。英军省却了经常预示进攻的弹幕射击，使德军受到了一次完全出于意料的袭击。前哨地区的部队投降或逃走了，在夜幕降临前，第三集团军已在六英里的战线上渗入七千码。这一行动是个无可争辩的胜利——英军以不寻常的四千人伤亡的轻微代价，攻占了敌人的堑壕。六十五辆坦克被德国炮火击毁了，另外有一百十四辆坦克抛锚或倾覆在堑壕里，然而，俘获了七千五百名左右德国俘虏。下午6时，夜幕降临，突击部队已占领了他们突出部的广阔地带。没有坦克的支援，这些德军失陷的阵地几乎是不可能受到攻击的。
　　
　　黑格在西线很少打过胜仗，他看来对于扩大在康布雷取得的战果全然不知所措。没有更多的后备军，他无法前进，然而又不愿放弃他已经夺得的领土。但是，如果英军留在原地，他们将危险地暴露于三面进攻之下，而且寒冷和多风暴气候的来临，不久将使作战季节告终。黑格仍然犹豫不决。他告知宾，不要指望任何后备军。英国部队需要去支撑卡波雷托的士气低落的意军。宾就这样地落到了要在精力递减和没有生力军的状况下打一场有限制的仗的为难境地。（把五个作好战斗准备的师调往意大利是建立在不完善的情报或有错误的判断的基础上的，因为于11月10日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奥—德参谋人员已议决，在冬季风暴逼近时，逐渐减少在意大利战线的作战。)
　　
　　为庆祝康布雷的胜利，伦敦所有教堂的钟声齐鸣，在大战中这是仅有的一次，后方战线还不知道，胜利只是短暂的。诚然，与索姆和佛兰得的情况相较，这是一个值得欢迎的变化。
　　
　　德军不失时机地从他们在佛兰得的第四集团军那儿得到了增援。其他后备军也从平静的东线启程前来。因为增派了兵力来康布雷，战斗退化为孤立的、常常是混战的小冲突。加拿大军象往常一样，继续成为战斗的前卫。第三集团军因为缺乏后备军而丧失了动力，而补充了兵力的德军却能有力地作战。在11月30日的一次密集队形的反击中，德军夺回了第一天失却的一些地方。到12月3日，英军后退，使他们占有的突出部减少到一半。
　　
　　12月的第一周，暴风雪阻止了所有军事行动。两周来的战斗使英军伤亡了四万五千人，德军损失的人员大致相同。有一万一千多名德军被俘，英军被俘的约九千。最重要的是，坦克在康布雷的战术部署表明，适当使用充分数量的机动装甲车辆能够转变战斗形势。
　　
　　对德国的溃败，鲁登道夫最初的反应是慌乱，但他不久就充分恢复过来，命令援军急速开往这个防区。后来他说，新武器“是够讨厌的，但不是决定性的”。兴登堡有一个更为清醒的评价，他写道：“英国在康布雷的进攻第一次揭示了用坦克进行大规模奇袭的可能性……它们能够越过我们未遭破坏的堑壕和障碍物，这不能不对我们部队有显著的影响……步兵感到他对坦克的装甲侧面实际上无能为力。机动车辆一突破我们的堑壕线，防守者就感到他的后方受到威胁而离开了他的岗位。”
　　
　　当德国反攻和后来英国撤退的消息传到，伦敦的欢乐转为沮丧。德国生力军开上来时，英军眼看他们的骑兵大批被打死，他们的步兵受到攻击，因为所处的地形实际上对坚守和战斗或安全撤退都不能提供掩蔽。当英国在康布雷的挫折告一段落时，开了调查庭。象往常一样，它断定一切都是下级军官和军士们的过失。将军们当然都是无可指责的。（战斗记载揭示，许多下级军官都深深觉察到反攻的迫近，但他们的警报均遭上级指挥官忽视。）

一战中东战场的搏杀
　　
　　当土耳其于1914年11月1日与中欧强国结盟时，英国在中东的兵力包括一个为保护英波石油公司的财产而驻守在波斯湾的阿巴丹岛的印度旅。为寻求一个更适于军事行动的基地，这个旅向北前进，去夺取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汇合处的美索不达米亚(现在的伊拉克)的主要港口巴士拉。这座城市于11月22日落入英军手中，但付出了相当大的伤亡代价。
　　
　　几个月后，印度陆军的高级军官约翰·尼克松爵士将军把他的部队从印度的西北边境省调往美索不达米亚，他在那里率领一个军，包括两个步兵师和一个骑兵旅。土耳其的实力和英国人的相等，计有阿瓦士附近的部队八千人和幼发拉底的一万八千人。可是，英国人仍然低估土耳其的战斗力，并且不注意热病盛行、干旱贫瘠的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流域所特有的作战危险。
　　
　　尼克松派统率第六印度师的查尔斯·汤申德将军去追逐力量不均地分布在整个地区的土耳其主力，汤申德向底格里斯的东岸前进，于6月3日以微不足道的损失攻占了阿马拉。土耳其人宁愿往后撤退，重新集结更多的兵力，而不为一个缺乏任何战略价值的城镇去战斗。
　　
　　汤申德的特遣部队不顾敌人的扰乱，烘炉般的温度和疾病，沉重缓慢地上溯底格里斯河，于1915年9月夺取库特伊马拉，然而，由于缺乏充分的医药设备，许多伤员不必要地死亡了。汤申德继续沿着底格里斯河前进，遇到的抵抗日益增加，10月初进入阿齐齐亚，那时河谷深处往往干涸为泥泞的细流。谨慎的尼克松感到进一步前进的困难，命令汤申德把他的部队停下来，但后者的命运已经决定了。
　　
　　英国内阁为转移公众对加利波利灾难的注意力，要尼克松攻占巴格达。10月3日，一封电报告知这位指挥官说，他“可以向巴格达进军，如果他相信他使用的兵力能胜任作战的话”。这是一个狡猾的手法，因为伦敦完全了解尼克松没有胜利的希望。如果这一计划失败，尼克松将承担失败的责任，而胜利则将增加政府的信誉。
　　
　　在不熟悉地形作战的汤申德的印度士兵，在巴格达东南二十英里、牢加设防的古代吉泰西普洪遗址与土耳其军遭遇。两天的战斗，一万四千人的英—印军队伤亡了四千五百人。于是，汤申德的筋疲力尽的部队带着只有两个月的存粮退到库特伊马拉，他们的唯一希望是掘壕防守，等待增援。
　　
　　追击的土耳其军包围了库特伊马拉，粉碎了一切援救守军的尝试。1916年1月，芬顿·艾尔默爵士将军试图和他的伙伴会合，遭受了六千人的伤亡。3月，他又作了一次努力，再次损失了近五千人。此刻，汤申德下令宰了一千一百匹马，使他的饥饿的士兵吃到东西。到4月末，守军面临了被歼灭的命运。根据汤申德用无线电发出的迫切请求，基切纳勋爵准其向敌方投降，这也许是一个可怕的失着，因为伤员和瘦弱的被俘人员经过沙漠时一路受到残酷的鞭打。
　　
　　土耳其之未能于1915年攻占埃及，促使英国人加强他们在那里的部队以对付重新开始的进攻，而英国在达达尼尔的失败，使土耳其部队解脱出来，作又一次进攻埃及的尝试。这一次，土耳其人在苏伊士运河被击退，已经渡过这条水道的前进部队大批被击毙。在亲土耳其的埃及人于1916年春发动的地方叛乱被征服后，阿奇博尔德·默里爵士将军于是继续向干透了的西奈半岛进军。
　　
　　默里的目的是保护苏伊士运河，并为从西南打击土耳其军创造条件。当部队于1916年5月到达西奈时，他的士兵和一大群土著劳工，开始了筑造一条通向西奈海岸的铁路和输水管道的费时的作业。在工程缓慢进行时，土耳其的出击部队都被一一打退。到1916年底，默里的部队攻占了阿里什，他们在那里构筑防御工事，以保护铁路和水管。1917年1月，水管终于在巴勒斯坦边界的拉法完工。这儿离土耳其据守的去巴勒斯坦的入口的加沙约有二十五英里，但沿着这片连绵的沙漠没有可用的水源。
　　
　　1916年6月，当地人反对巴勒斯坦—阿拉伯地区土耳其人的叛乱正在势头上，麦加行政长官侯赛因·伊本—阿里，发动了历时三天的叛乱，宣布这个十五万平方英里的汉志省为独立王国。
　　
　　1916年8月，弗雷德里克·S·莫德爵土将军奉命指挥在美索不达米亚的部队。他的任务是策划夺取巴格达的战役，默里则受命于1917年春攻占加沙以开始对巴勒斯坦的入侵。英国的优势在十比一以上，但他们是在不能保证有充足供水的情况下进攻巴勒斯坦的。
　　
　　1917年3月26日晨雾中，默里的四万二千步骑兵靠罗盘定方位，向敌军开去。四千土耳其守军在排得紧紧的、多刺的仙人掌树篱的天然栅栏后面掘壕固守着。沿加沙南四英里山脊的几个据点被攻占了，但因为缺水，两个骑兵师被迫退出了战斗，由此攻势开始逡巡不前。参谋人员的错误决定，使部队不当地撤出了苦战得来的阵地。于是默里将军下令蛮冲，试图挽回挫败。不出一周，英军退却了，损失了四千五百人，土耳其军的伤亡为二千二百人。
　　
　　有时，情绪是会影响历史的。黑格非常不喜欢在西线的英国第三集团军指挥官埃德蒙·艾伦比爵士将军。后者一向随机改变战略以适应变化中的需要，多半是这点引起了他的上级的反感。黑格总是留意着想从身边除去这个有想象力的下级，在1917年4月的阿腊斯之战后，发现他的机会来了，阿腊斯的战斗开始是胜利的，但因德国援军远比艾伦比的多，后来失败了。黑格知道劳合—乔治首相需要一位中东方面的指挥官，就赞成艾伦比去担任这个职务。
　　
　　劳合—乔治百感交集地注视着东地中海的作战。他对默里进入巴勒斯坦感到高兴，但对他在加沙前面失败又感到恼火。与此同时，莫德将军继续上溯底格里斯河，向巴格达前进。在一次计划周详的突击中，英国炮兵同观察弹着和进行轻轰炸的飞机协同作战，同时底格里斯河上炮舰小队的支援炮火，掩护着由两个骑兵旅前导，后面跟着密集队形步兵的翼侧进攻。
　　
　　这场争斗是短暂的，于1917年3月11日结束，那时这座炎热晒干了的城市陷落了。据莫德估计，土耳其以三万五千左右的兵力，抵挡他的十二万人的军队。俘获的俘虏在九千人以上，但其余人的下落没有报告，他们大概不是被杀就是逃走了。这是一次代价很大的战役，英军伤亡了四万人。疾病也给部队造成重大损失。莫德将军本人罹霍乱而死。
　　
　　对英国内阁来说，耶路撒冷是最受珍视的。英国人知道，夺取这个城市在政治上既对奥斯曼帝国是致命的，又可提高英国士气，补偿在西线的逆势。但默里将军于3月和4月夺取加沙的两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第二次战斗不到三天就结束了，然而英军仍付出了六千五百人的伤亡代价，土耳其军的伤亡则是二千人。于是默里陷于停滞状态。在劳合—乔治看来，在中东没有一个别的将级军官能够担起这一任务。在接受艾伦比将军时，劳合—乔治告诉他：“我希望你攻占耶路撒冷，作为献给国家的圣诞节礼物。”
　　
　　通向耶路撒冷的道路，受阻于从加沙延伸到比尔谢巴的二十英里宽阔的土耳其堡垒线。不象西线的连绵不断的堑壕系统那样，土耳其的防御工事包括三个等距离的设防地区，用一连串警戒堑壕联系起来。右侧翼向地中海逐渐稀疏展开，同时左侧翼通向朱迪亚山丘的灌丛和岩石。英国远征军固守他们的铁路和水管所在的巴勒斯坦边界的沿海狭长地带。
　　
　　直到1917年6月艾伦比到达以接替默里，没有一个人真正懂得如何去对付土耳其军的防御工事。艾伦比不象他的前任那样留在开罗的豪华住所里，而是和他的士兵一起生活在战场上。他很快就看出，第一目标该是比尔谢巴——七口水井的所在地。没有这些水的储备，他的部队、马匹和骆驼就不能在向耶路撒冷进军的漫长、干旱的征途中生存下去。
　　
　　夺取比尔谢巴，要用翼侧突击来对付敌人的中央据点。后面跟着步兵的密集队形的骑兵，要冲过缺口，到达敌人后面，并包围比尔谢巴。其他纵队要从左面向加沙进击。艾伦比手下有战斗品质和马术为众所敬服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骑兵旅可资调遣。并有由印度和萨洛尼卡抽调来的两师部队为增援。此外，还征集了每头可用的骆驼和每个驾驶牲口的人。艾伦比的计划需要时间、准备和战争策略。进攻开始日定于10月底，那时，由于降雨，土耳其军将会一心只顾其到处积水的堑壕。
　　
　　俄国和罗马尼亚的崩溃使最精锐的土耳其部队解脱出来开赴巴勒斯坦前线，土耳其的陆军部长恩韦尔·帕夏，要用他们从英国人手中夺回巴格达。恩韦尔·帕夏的意见被法尔肯海因将军所推翻，后者在粉碎罗马尼亚军队后，被派来这里策划土耳其的防务。法尔肯海因预见，打败艾伦比将使土耳其军守住耶路撒冷，并保持他们在伊斯兰世界的神秘性。并且，这位德国指挥官担心来自沙漠方面的威胁。
　　
　　得到英国的黄金和红海中战舰支持的麦加行政长官侯赛因，用他的亲英的穆斯林部队夺取了这个伊斯兰最神圣的城市。而后，他领导了对沿着汉志铁路和电报线路的奥斯曼驻军的打了就跑的袭击，这两条线路是土耳其在西部阿拉伯的唯一运输和通讯工具。侯赛因的成功主要由于得到了二十九岁的托马斯·E·劳伦斯上校的帮助，后者是考古家和沙漠游击战的创新者。在战前年代里，劳伦斯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进行发掘考古，他获得了阿拉伯人及其文化的广博知识。
　　
　　劳伦斯于1914年作为开罗的一个居民，在阿拉伯部族中间参预煽动反叛。当艾伦比来到中东时，劳伦斯已经在沙漠的游牧部族中吸收游击队，并忙于指挥破坏和扰乱整个阿拉伯半岛上的土耳其军。他组织的叛乱开始于亚喀巴，而后向北部蔓延，使死海南端的奥斯曼驻军陷于瘫痪之中。
　　
　　在这个地区开展军事行动是没有前途的。在这孤寂的荒原上，那里每天的气温可以升到一百四十度，唯一的战略目标是死海南端两岸的两块绿洲。一支庞大的土耳其远征队尾随劳伦斯，被劳伦斯设下埋伏而歼灭了。
　　
　　与此同时，艾伦比正在把他的计划拼合起来。因为土耳其人在雨季到来之前将继续控制天空，大部分英国部队都集中加沙前面的沿海地带，以欺骗敌人，使他们假定进攻将从那里开始。大约就在同时，一名英国骑兵军官将自己暴露——并不是危险地——在一支土耳其巡逻队前面，巡逻队向他开枪。他装作被击中，在马上象是摇摇欲坠，和他的坐骑匆匆跑了。
　　
　　土耳其军赶到现场，发现了一个军官的公文递送箱，内藏有夺取加沙的“机密”计划。当土耳其军开始向预期的突击防区调动和集中他们的兵力时，艾伦比真感到高兴。
　　
　　10月31日，艾伦比集结他的兵力，向加沙发动第三次进攻。英国的实力计七万五千步兵和七千骑兵，敌方为四万二千步兵和一千五百骑兵。第一次打击不是落在加沙的沿海地区，而是内陆比尔谢巴。短暂的密集的弹幕射击，在土耳其军中炸开了一些宽阔的缺口，艾伦比的骑兵冲过去，在防守者后面扇形展开。接着土耳其军都被跟在骑兵后面进行白刃战的步兵击溃。
　　
　　
　　在日落以前，比尔谢巴及其水井都被英国陆军所占领。艾伦比现在转向加沙，加沙也受到英国战舰的重炮轰击。一周后，这个联合突击把土耳其军压倒了。约有一万土耳其人被俘。那些没有伤亡的人向北退却了好几十英里并重新集结起来，但仍无喘息余地。到11月中，他们通向关键性铁路枢纽站的路被切断，该站是雅法－耶路撒冷铁路线和另一条向南通往比尔谢巴的铁路线的交接点。疲乏的土耳其人在耶路撒冷前面的朱迪亚山丘——这个自圣经时代以来的历史上有名的防卫地作了最后一次的抵抗。然后在12月9日，他们突然结束了一切抵抗，向北逃走。
　　
　　埃德蒙·艾伦比爵士使首相如愿以偿，并且把这个圣诞节礼物献给了英国。这位胜利的指挥官穿了简朴的军服，徒步走进这座圣城。他的行为同早些时候德皇的表演适成对照。德皇进城，着了一件上面缀有十字军战士的十字的白色披风，骑了一匹阿拉伯的种马。另一次，在城墙上挖开了一个缺口，好象是被炮火击开似的，这位君主骑着马慢慢地通过。
　　
　　1917年是英国受挫和伤亡人数剧增的一年，夺取耶路撒冷是该年唯一的重大胜利。艾伦比的一击，如首相所预期的，提高了士气，并使土耳其不再成为中欧强国有力的成员。巴格达的英国部队，毫不费力地控制住土耳其军。的确，他们感到强大到足以向北朝摩苏尔进军了。为使恩韦尔·帕夏的部队免于全部崩溃，鲁登道夫派了德国另一个军到中东来，但土耳其人的士气低落已无法补救。到1918年6月，据接替法尔肯海因的利曼·冯·赞德尔斯将军的记载，逃兵在人数上远远超过仍服军役的人。

美国成为交战国（1917年12月7日）
　　
　　在1914年，美国的舆论大部分是中立的，然而，德国的残忍无情导致美国人同情于协约国。华盛顿的逐渐卷入大战开始于1915年，那时德国潜艇向载有美国国民的商船发射鱼雷。英国的海上封锁是要求船停下，接受检查并没收违禁品；但德国的做法却是潜艇不发警告地就把商船击沉，而且，德国潜艇的每一“胜利”，总有美国人为此丧命，这就加深了对德国的敌视。
　　
　　为赢得美国公众的支持，双方都开展强有力的宣传攻势，但柏林的特务机关主持人得到的大都是一些关于美国人情绪的错误报告。他们认为，贪求金钱的美国人会宁可多次受辱，而不打一场耗费极大的战争，他们还深信，在美国的几百万美籍德国人会拒绝拿起武器来反对祖国，并且实际上还会破坏任何这类的努力。
　　
　　为了阻止美国的战争物资运抵协约国，德国特务机关策划了广泛的工业破坏活动，包括把定时炸弹藏入协约国的船舶里而在海上到时爆炸，煽动群众罢工和炸毁军火工厂。如果进行得谨慎和机灵，德国特工可能得到一些成功，但在美国的德国特工人员是令人难以置信地无能。
　　
　　即使较机灵的特工，在美国只要活动了短短的一段时期，就都被察觉了。例如，隶属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德国海军情报军官弗兰茨·冯·林特伦上校，领导着一批把炸弹放到协约国船舶上去的破坏者。但英国人破译了林特伦的密码，1915年，用一封假电报把他诱返德国。在他乘坐的荷兰船进入英国水域时，他被检查队抓住了，在美国参战后他被押回美国，服了四年徒刑。
　　
　　奥地利大使康斯坦丁·杜姆巴忙于策动钢铁厂罢工，以使其瘫痪。他给他的政府写了一封信，信内详细描述了他的方案，然后，托了一个途经丹麦去德国的美国人转交。英国检查队在一次停船检查中发现了这封信。信被送交给威尔逊总统，他在将此事广为宣扬之后，在1915年9月提出了把杜姆巴召回的要求。三个月后，德国的陆军武官弗兰茨·冯·巴本和海军武官卡尔·博伊—埃德，都同炸毁军火工厂的密谋有关。
　　
　　这类不利的公开事件，使德国大使约翰·冯·伯恩斯托夫伯爵大为苦恼。他懂得美国人的心理和性情。（他后来发表的同柏林的通讯透露，他是竭力反对德国潜艇攻击中立国船舶的。）可是，他的建议被柏林所忽视。
　　
　　由于有大宗款项供他们支配，德国宣传工作人员花钱很慷慨，常常被当场捉住。他们偷偷摸摸地买下了一家日报纽约《邮报》，结果却暴露了他们的所有权。无论他们组织和平主义组织，或是资助此类已有的组织，经费总是很快地被查出来自德国。他们最大的一次错误是德国在美国宣传机关的秘密头子海因里希·阿尔贝特医生自己犯的。1915年7月一个酷热的下午，阿尔贝特乘上纽约市的一列高架火车。紧跟着坐在他后面的是美国特工人员弗兰克·伯克，他是被派来钉这位忙碌的医生的梢的。当火车驶进他要下车的车站时，阿尔贝特还在全神贯注地看报。直到火车将要离站时，他才抬起头来，意识到他得在车门关上之前赶快出去。在匆忙中，他忘掉了他的公事皮包，伯克立即将皮包拿了过去。
　　
　　政府官员对公事皮包内所显示的有罪内容感到吃惊，决定应予以最广泛的宣扬。这些文件被提供给纽约的《世界报》，该报每天披露一些，使德国人感到耻辱。
　　
　　战后，于1915年受雇于阿尔贝特的一位德裔美国人格奥尔格·聚尔韦斯特·菲雷克写道：“阿尔贝特文件的公布，是德国的一个大灾难。它使德国的宣传戏剧化了。从此以后，协约国宣传工作者可以随心所欲了。宣传的印记牢牢地打到了德国人的身上……阿尔贝特的公事皮包泄露了德国人每项策划了一半的计划。……”
　　
　　协约国宣传工作者轻易地胜过了对手。煽动罢工或破坏活动的，既不是英国人，也不是法国人。他们的大部分活动是通过报刊开展的。因为英国控制了海洋和海底的全球电缆网，可侦听并检查报道而得到有力的效果。此外，协约国的做法更富有想象力。同语不惊人的“入侵比利时”的陈词相对照，“洗劫比利时”这一提法是更能起损伤感情的作用的。
　　
　　有关德国的暴行，在向美国公众报道时都是添油加酱的。作者竭尽其想象力，把包括神父在内的比利时人质大批枪决，作为使人寒心的故事的主要成分。德国兵挖出平民的眼睛，砍下姑娘们的手，或虐杀被俘的协约国官兵的报道，都广为流传，虽然从未提供过证据。
　　
　　当协约国的创造力衰退时，笨头笨脑的德国人为他们提供了许多可利用的新机会。1915年，德国人指控英国护士伊迪丝·卡维尔帮助恢复健康的协约国士兵从被占领的比利时逃往荷兰。至于她也护理了无数德国伤员恢复健康就不提了——她的德国病人被禁止为她作证。她于10月11日被判有罪并处以死刑，这一行为激怒了大西洋两岸的舆论。
　　
　　伊迪丝·卡维尔之死，比活著对英国的贡献更大。英国人志愿应征本来已在低落中，当有关她的命运的消息传来时，推动了成千人入伍——足以组成一个整师。要是她只不过被遣送回英国，德国就理直气壮得多了。
　　
　　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敦促“没有胜利的和平”的许多尝试依然没有实现，哪一方都不接受。柏林感到它在大陆上处于有利的军事地位，而协约国则不接受一个由德国支配的和平。在威尔逊领悟不讲军事力量的外交是一无成果的这一点之前，他得到的只是更多的失望。他就海上美国人的生命损失提出的抗议，遭到柏林的漠视，他的“确有这样的事，自尊使人不屑战争”的声明，使德国最高统帅部误以为美国不会成为一个强敌。
　　
　　但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是起决定性作用的。1917年1月31日，柏林突然声称，从下一天开始，德国潜艇将向早些时候规定为战区里的所有船只不发警告就发射鱼雷。可是，德国提出一个“让步”。准许一艘美国轮船开进英国的法尔默思港——别处不准——进港只能在星期天，而离开则不能迟于下周三。
　　
　　对预定作每周海峡横渡的船只有详细的标志规定。船壳和上层结构必须漆成红白相间的垂直条纹，每条条纹的宽度为一公尺。每根桅杆上一定要飘扬着一面大的红白色方格旗帜——厨房里的台布倒挺适用——美国旗则挂在船尾。如果华盛顿保证这类船只不运载柏林公布清单上所列的违禁品，就允许其继续航行而不加以干扰。
　　
　　国务卿罗伯特·兰辛主张立即同柏林破裂，但威尔逊感到这违背了他的爱好和平的感情。在断绝外交关系之前，他迟疑了三天。在2月3日向美国国会两院联席会议致词中，总统暗示，也许德国人并不真想贯彻他们的警告。而后他又声明，任何导致美国人的生命财产损失的行动，将遭到武力抵抗。在批准美国的商船架设大炮后，他等待了几周，看看是否德国人会重新考虑他们的恫吓。
　　
　　那时，另一事件推动了美国更加靠向协约国。德国外交部长阿尔弗雷德·齐默尔曼，为使墨西哥和日本卷入反对美国的战争策划了一个异乎寻常的计划。战争爆发时，英国海军情报处在所有横越大西洋的海底电缆上安装了窃听器。1月19日，窍听员截获了一份看来象是一件外交通讯的德国密码电报。英国密码员把这件由齐默尔曼签署的译出的信件，交给了海军情报处首脑威廉·霍尔海军上将。霍尔读了以后，暂时把它搁置起来。他知道，柏林于1月10日有密令给德国海军指挥官，命令他们于2月1日开始无限制潜艇战，选择时机的观念使他下令把齐默尔曼的电报扣留，直到美国感觉到这个密令的充分影响为止。2月23日，这份信件交到了华盛顿。
　　
　　齐默尔曼的这封信是给驻墨西哥的德国公使的，命令他，如果美国拒绝接受无限制潜艇战的话，就谋取墨西哥政府作为反美的军事同盟国。除答应慷慨的财政援助外，还许以将得克萨斯州、新墨西哥州和亚利桑那州还给墨西哥。为加强这个同盟，要求墨西哥总统诱使日本抛弃协约国并进攻美国。
　　
　　许多美国官员最初怀疑这是一个骗局，这是不足为奇的，但在仔细检查了原来的密码电报后，断定了它是真实的。德国外交部长承认墨西哥是个军事上的盟国，这一点使华盛顿感到惊讶，因为那个国家被革命搞得四分五裂，正徘徊于混乱的边缘。
　　
　　齐默尔曼的信件由美联社于3月1日发表，成为全世界的头条新闻。在一个颇为罕见的，因而使人极为困惑的自供中，柏林的德国总理府后来证实了这个信件的真实性。在美国从这两个指令——无限制潜艇战和齐默尔曼的阴谋——中恢复镇静之前，德国已采取直接导致战争的行动了。
　　
　　威尔逊总统等待德国政府重新考虑它的海上威胁是徒劳的。将近2月底时，载有美国国民的英国班轮“拉科尼亚号”没有接到警告就被鱼雷击沉。3月中，美国船舶“孟菲斯城号”和“伊利诺斯号”也被击沉，又死了不少人。于是，威尔逊召开了国会特别会议，认可美德之间的战争状态。两天后，参议院以八十二票对六票通过了参战的决议，4月6日，众议院以三百七十三票对五十票，作了类似的表决。
　　
　　同德国打仗现在已是正式的了，同奥匈帝国的外交关系于4月8日断绝，但直到12月7日方才宣战。同土耳其和保加利亚也断绝外交关系，但从未对它们正式宣战。
　　
　　德国和美国冲突的进程是由鲁登道夫带头的，他于1917年掌握了军政大权。德皇仍然保持着最高军事领袖的神话地位，然而所有决定都是鲁登道夫作出的，这使他的名义上的上司陆军元帅兴登堡松了一口气。
　　
　　在交战双方的指挥官中，很少有人在作为军事战略家的才能方面比得上鲁登道夫的。但在政治和外交方面，用有才华的美国新闻记者埃德蒙·泰勒的话来说，“……在他这一代，算得上是欧洲文明的最主要的破坏者。在他陷入受人尊敬的迈境之前……他在把霍亨索伦王朝推向毁灭，把纳粹这个可怕事物投向世界，以及保证布尔什维克主义最后在俄国胜利等方面，都起了重大作用。”
　　
　　鲁登道夫的无限制潜艇战的冒险，似乎产生了称心的战果。在1917年的头三个月中，一百三十万吨以上的协约国和中立国船舶被击沉。4月份的损失近九十万吨。这种成就多数是出自英国海军部顽固地反对采取护航制的原故。只剩下仅够六周食粮的英国，迫切需要美国支援，以与德国潜艇的威胁搏斗。美国宣战后三天，威廉·西姆斯海军上将前往伦敦，在那儿，现在是英国第一海务大臣的约翰·杰利科海军上将承认，“如果象这种损失继续下去，我们无法继续战争。”
　　
　　劳合—乔治首相不象海军将官那样为不愿革新的恶梦所扰。劳合—乔治断然命令海军部，于5月初在北海和直布罗陀航路开始试验性的护航。它立见成效。到该月底，海上损失骤降到二十万吨以下。在实行护航制度前，损失高达百分之二十五，实行护航制度后，损失不到百分之一。从1917年秋季开始，英美所造的船舶，开始稍稍多于以前损失给敌人潜艇的船舶，而且它们击沉的德国潜艇，不久就比德国所能建造的为多。
　　
　　美国远征军的指挥权被授予约翰·J·潘兴将军，他于1916年开始受到公众的注意，那时他率领一支远征军出击墨西哥的潘乔·比利亚 [ 注：潘乔·比利亚(1877--1923)，墨西哥1910--1917年革命时期北方农民运动领袖。——译者 ] 匪帮，以对他们袭击哥伦布、新墨西哥和开枪射击一些美国人进行报复。在对墨西哥的群山和荒地搜索了九个月之后——常常受到当地部队的阻碍——潘兴和他的部队回到美国。比利亚的几个助手遭了伏击，但美国人终未能抓到比利亚本人。
　　
　　潘兴之有良好的判断力和常识，也许因为他有游击战的经历，在旧方法失败时，他愿意尝试新方法。他于1886年毕业于西点军校，并曾在骑兵中服役，抗击飘忽无定的阿帕切 [ 注：美国新墨西哥和西南部游牧印第安人的一个部族。——译者 ] 酋长杰罗尼莫。他还攻打和镇压1890年西奥克斯 [ 注：美国北部平原和加拿大附近的印第安人部族。——译者 ] 的起义。
　　
　　潘兴选拔詹姆斯·哈博德少校为他的参谋长，哈博德不是西点军校出身，而是从士兵升上来的。潘兴带了六十名参谋官员、六十七名士兵和三十二名战地办事人员，于1917年6月29日乘上班轮“波罗的号”，从纽约启航。这位指挥官于7月4日到达巴黎，人们把“拉斐德 [ 注：拉斐德(1757—1834)，法国将军和政治家，曾于1777-1781年间至美，援助美国独立战争，于约克敦大捷后返法。——译者 ] ，我们都在这里！”这句话归功于他。事实上，这句激动人心的话，是查尔斯·斯坦顿上校站在拉斐德墓前说的。
　　
　　美国于1917年4月所作的准备很差。人口在一亿以上，它的军事实力却只有十九万六千人，其中七万七千人是陆军正规军，其余是国民警卫队。军事装备不是过时，就是没有。没有单独的空军——陆军的五十五架飞机是通讯兵的一部分，连执行侦察任务也是不牢靠的。用马刀劈砍的骑兵部队是陆军的精锐，甚至连造辆坦克的蓝图也没有考虑过。军事首脑不了解军、师或旅的组织。自南北战争以来，陆军仍保持其团的建制。
　　
　　陆军内外，没有一个人曾受过堑壕战的训练。西线固定战线的战术，根本不同于以前的战争。当代战争是辅之以机枪、手榴弹和白刃战的使人丧魂落魄的可怕的炮战。美国加入协约国后不久，数百名英法军官横渡大西洋，去训练新兵的攻守方法，但美国人到达法国，才是真正训练的开始。
　　
　　威尔逊总统在强烈的反对声中，说服国会对每一个二十一岁至三十一岁的体格健全者实行征兵制，后来年龄改为十八岁至四十五岁。将有四百多万人在陆军服役，八十万人在海军服役。潘兴重建他的部队，决定每一个美国师应包含二万八千人，约两倍于相应的英法部队。他的命令证实了一个普遍的欧洲人的观念，即美国人做什么事情都是大手大脚的。
　　
　　在西线施放的唯一美国造的火炮，是装在铁路车辆上的四门十四英寸的海军大炮。所有其他的火炮都是法国人和英国人的，坦克也是如此。向美国汽车制造厂订购了近四千五百辆坦克，但只有十三辆到达法国——而且它们的到达已在停战以后。同样地，美国飞机也发展得太迟了，所以美国飞行员驾驶的是协约国制造的飞机，虽然有些飞机装上英国设计而在底特律制造的DH-4“自由式发动机”。重武器和有关物资都向协约国“购买”，用食物和种类繁多的补给支付。
　　
　　由于有这个国家的资源供它支配，陆军着手狂购乱买，出乎人们的想象。陆军有八万六千匹马，虽自1915年以来，西线就从未用过骑兵，但陆军部依然买了一百万条马毯，二百万只饲料袋，九十四万五千副马鞍和二百八十万个马笼头。订购了二千多万顶蚊帐，但在法国从未需要过。在法国的几英里方圆的货栈，堆满了各式各样无用的东西，这对潘兴将军来说是太难堪了。他通知陆军部停止装运浴缸、书橱、地板蜡、割草机、办公桌、活梯和痰盂。

德军用超大口径大炮（巴黎大炮）远距离炮轰巴黎（1918年3月）
　　
　　随着战争艰难地进入1918年，白天空袭巴黎成为自取灭亡。首都和敌军战线之间的防御地带，遍布着经过改进的高射炮群和高速战斗机。用戈塔式轰炸机进行夜袭逐渐增多，但除月明之夜外，准确性几等于零。城市不但灯光熄灭，而且遍布高射炮，进袭者只能高飞，而对他们的目标也就不准确了。在飞机来到前，有效的警报系统使每个人有了充分的准备。
　　
　　保卫巴黎，是不惜一切代价的。依着流动着的塞纳河的轮廓，在马恩河环形地带的两岸，建造了一个模拟的城市，以欺骗德国飞行员。还加上明显的界标，以便敌机驾驶员易于认识。但德国人并未长期受骗。
　　
　　3月23日，上午7时后几分钟，巴黎城北街道上突然一声爆炸，建筑物震动，窗户碎裂。没有伤人，这件事故留交例行调查。二十分钟后，相距一英里半，在加雷德莱斯特附近，发生第二次爆炸，八人被炸死，十三人受重伤。
　　
　　不久，法国人就认识到，二十分钟间歇的爆炸，是敌人以某种方法造成的。对现场找到的和从尸体中取出的金属碎片进行检查，发现碎片太厚了，不象是炸弹。军火专家们一致认为，这些粗糙的金属厚块都是来自炮弹弹壳。但相距最近的敌人阵地差不多在六十五英里之外，而最重型大炮的已知射程不会远于二十英里。法国人还不了解的是，德国设计师已经研制了三门大炮，每门有七十五英里射程——恰为从巴黎到置放大炮的所在地圣戈班森林的距离。
　　
　　为了达到这个距离，克虏伯的军械工人造了一支差不多有十二层大楼高的炮筒——长一百十八点二英尺，炮口直径八点二六英寸。它的二百七十六磅重的炮弹，是由堆到十二英尺高的四百三十磅火药发射的。以每秒钟五千五百英尺的初速把炮弹推向二十多英里高的上空，它在极高的同温层中几乎没有什么阻力地猛冲，然后借助引力向巴黎作弧形下坠。发明人埃贝哈特博士运用数学计算来推定所有因素——炮弹、火药量、三分钟空中飞行和大地的曲率——间的相互关系。
　　
　　如此特长的炮筒是不能支撑它的自重的——不论该钢材的刚性多么好，在近炮口处炮筒无可避免地要下垂几英寸的。埃贝哈特用悬臂支架支撑炮筒，克服了这个问题。设计了可以沿着铁路轨道滚动的有轮缘的车轮，为其提供机动性。这个怪物总重三百七十五吨，大炮本身就有一百八十吨。炮筒按固定的五十度的角度升高，而射程的增加或减少则由改变黑色火药的数量来调节。巨大的铁路旋车盘可使炮架和大炮作水平面的旋转以改变方向。
　　
　　然而，即使埃贝哈特的天才也无法预言将击中巴黎的哪一个地区。炮轰开始前几天，德国特工人员就接到了报告每发炮弹击中的地方的命令，但根据他们的报告进行的计算，甚至无法使一发炮弹击中战略目标。所有炮弹不分青红皂白地落在公园、公共建筑物、住宅和医院。仿佛要表明它的非战略目的似的，巴黎大炮于3月29日耶稣受难日，作了它最悲剧性的一次发射。下午4时30分，教堂里到处都是跪着做礼拜的人，那时，一枚对着巴黎中心的圣热尔韦教堂飞来的炮弹中止了其行程而落在屋顶上。
　　
　　支撑拱顶天花板的一根大柱断裂丁。数以吨计的石块哗啦一声坍了下来，压死了八十八人，内中有六十九个妇女，三个儿童；另有六十八人受了重伤。4月2日，星期二，举行了大规模葬礼，许多政府高级官员都参加。鲁登道夫下令巴黎大炮在那天下午保持沉默，但德皇却兴高采烈地乘汽车驶往圣戈班，他亲自向炮手们祝贺。
　　
　　有一门大炮爆炸，炸死了五个炮手。在其余两门大炮被探出大致的坐落地点时，法国人动用了他们最为强大的炮队，将雨点般的炮弹射向该森林。德国人料到有这一着，在离秘密地点几英里的地方发射空炮弹，以此迷惑法国人。并在秘密地点上面张了伪装网，来防止空中观测员对巨炮进行弹着观察。
　　
　　在发射五十发到七十五发炮弹后，用旧了的炮筒被运到克虏伯厂，把炮口口径扩大到九点一五英才。这种安排使火线上每次只能有一门大炮。在三十九天内发射了一百八十发炮弹后，大炮得转移到另一个地区，在那里再恢复对巴黎的炮击。每次法国人接近新地点时，德国人就再转移。
　　
　　到了月底巴黎大炮终于结束其短暂的恐怖统治时，已向这个首都发射了约三百七十发炮弹。在1917年发生过失败主义和反抗之后，法国人对于动摇士气的危险深为警惕。工人机动小组奔赴每一发炮弹爆炸的地点，运走碎片，重新铺筑街道。为了抹去德国任意射击所造成的一切可能的伤痕，损毁的公共建筑物总是修复成它们以前的样子。军事设施则从未被击中过。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同盟国战败结束（1918年11月11日）
　　
　　协约国对兴登堡防线的打击，使德军摇摇欲坠。在德军差不多已从法国的全部和比利时的一部分土地上撤出时，战斗转化为猛烈的后卫战。德国的人力在下降中——约为协约国兵力的百分之三十七。在10月底，只有一个新建师列入后备军，拥塞的铁路使军事运输成为爬行，有五十多万士兵都处在离前线很远的地方，许多部队简直就开了小差。自8月协约国削平亚眠突出部的“暗淡日子”以来，除伤亡外，约有三十万德军被俘，鉴于人力的极度缺乏，德国最高统帅部不得不从陆军名册上勾销了三十二个师。
　　
　　当春季攻势的收获到9月丧失时，鲁登道夫的权威消逝了。9月26日，正当默兹—阿尔贡进攻发动的时候，保加利亚退出了大战，这对他是一个双重的打击。两天后，他在精神上垮掉了。本来开始时是例行的参谋人员检讨军事形势的会议，却变成了一阵阵悲叹的会议，鲁登道夫在会上为德国的困境，责备除他自己以外的每一个人。在他滔滔不绝地发表长篇激烈的议论时，他的为难的下属坐立不安。最后，他因虚脱而倒在地板上。那天傍晚，仍然颤抖不已的鲁登道夫以他模糊的仅能被人听懂的言词，劝告兴登堡从所有占领的西方领土撤退，并根据看来是他曲解了的威尔逊总统在十四点建议中所表示的条件求和。兴登堡同意，并告知德皇，“形势要求立即停战以避免一场大灾难。”
　　
　　与此同时，德国的同盟国都垮了。协约国在西线的前进，使希腊人、意大利人、罗马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又有了希望，深信奥地利军队不能再指望得到增援，他们在自己的不同战线上出击。连续在美索不达米亚、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取胜的艾伦比将军，结束了奥斯曼帝国。
　　
　　德国和奥地利现在都单独作战了。得到协约国部队增援的意军进击皮亚韦河，迫使奥军退出意大利。不满情绪蔓延在整个哈普斯堡帝国，它的一些隶属国家宣布独立。处于革命动乱中的奥地利，于11月3日投降。
　　
　　为寻找适当的代言人同协约国打交道，德国政府于10月4日任命巴登的马克斯皇子为总理，主要是因为他的自由派观点。二十四小时内，和平试探者经由瑞士政府被派往华盛顿，但威尔逊总统推迟了两天才答复，没有通知协约国，他仅仅问了一些需要澄清的问题。马克斯皇子于10月12日发出了他的第二个照会，原则上接受威尔逊的十四点建议。他还说，他代表德国新政府和人民发言。威尔逊总统有接受的倾向。
　　
　　可是，那一天，客轮“伦斯特号”在爱尔兰和英格兰之间中了鱼雷，包括许多美国人在内的四百余人丧生。威尔逊在10月14日的答复中余怒未息，在德国继续奉行其“不合法和不人道的做法”时，他断然拒绝考虑任何谈判。
　　
　　德国的情况一天天变得更加危急了。半饥饿折磨着柏林和其他大城市。流行性感冒的传播夺去了成千个受害者的生命，而煤、煤气和其他燃料的缺乏则预示着困境的加剧。当国内战线看到军事上失败时，信心开始消失了。德皇不再被人尊敬为至高无上。“打倒德皇”成了富人和穷人的共同想法。威廉现在被看成了和平的主要障碍。
　　
　　德皇于10月27日试图通过迫使鲁登道夫辞职来顶住失败。但他认识到这一点为时已晚。下一天，威廉港爆发了海军反抗，并蔓延到基尔的公海舰队。红旗飘扬在战列舰的樯上，成千的水兵唱着马赛曲，在街道上行进。军官很少见到，偶尔遇到的都解除了武装，并被强行戴上红帽章。到11月4日，起义已席卷整个德国的北部，并迅即蔓延到南部和西部；所有的莱茵河上的渡口都被反抗者占领。11月7日，由中央党的领袖、新任国务部长马蒂亚斯·埃茨贝格领导的德国停战委员会，开始同福煦元帅在贡比涅的火车车厢里谈判。
　　
　　11月9日，兴登堡在比利时斯帕的德皇总部一次正式会面的场合，告诫他的君主，德国军队现在已经没有力量保护他，并说，“我必须劝告陛下退位，并前往荷兰。”在不到四十八小时内，震惊的威廉接受了劝告。在兴高采烈的协约国军能够集结起来侵入德国之前，一个共和国宣告诞生，停战条约于11月11日签订。
　　
　　德国同意从所有侵入的领土撤出，包括于1871年从法国夺取的阿尔萨斯省和洛林省。它还保证遣返所有协约国的军人和平民俘虏而不要求立即交换，并交出大量战争物资，内中包括五千门大炮和二万五千挺机枪。可是，对德国工业未加触动。
　　
　　十艘战列舰、六艘战列巡洋舰、八艘轻巡洋舰和五十艘驱逐舰的公海舰队连同全部潜艇，都被扣留。后来，这些水面舰只驰往斯卡帕弗洛的英国海军基地。法国人指望接收其中大部分舰只作为赔偿的一部分，但1919年6月，英国人毫无办法地瞪着眼看着德国水手把他们的战舰凿沉了。
　　
　　在德国崩溃时，将军们隐退了，避免在有条件的投降中扮演任何角色。没有高级军界人物参加停战的进程。鲁登道夫生怕有人会杀他，穿起便服和戴上黑眼镜化了装逃亡瑞典。埃茨贝格和他的同事担负着指引德国走向停战的重任。
　　
　　受克制的宣传运动强调指出，德国并没有被打败，而最高统帅部求和，为的是防止进一步流血和结束对妇女儿童的饥饿封锁。后来，在这种虚构逐渐消失时，军队则指责说，它被国内战线卖国贼“在背后捅了一刀”。军人反诘道，停战线不是终究在比利时和法国领土上吗?（根据停战条件，协约国部队占领了莱茵兰，但没有占领德国其余地方。）
　　
　　
　　鲁登道夫于1919年回国，并象他的政治上同伙阿道夫·希特勒那样，捡起这个口号。在战败和怀恨的德国人中，没有什么口号比“背后捅了一刀”这一说法更易于触人心弦的了，这个主题成了纳粹教义的一根支柱。埃茨贝格是他们这种鼓吹的一个早期受害者。1921年，两名前军官把他当作签订停战条约的“卖国贼”，开枪把他打死了。
　　
　　很少有人同意潘兴将军的意见，即把停战——通过外交手段进行谈判—一同无条件投降混淆起来是有潜在危险的。这位美国指挥官于1918年10月30日致函协约国最高军事委员会，表示他的意见：“从军事观点上来看……究竟是否应该同意德国的停战要求。”
　　
　　他说，“在协约国有利的军事形势下同意停战，宁愿接受一个谈判的和平的原则而不愿接受一个强制的和平的原则，协约国将伤害它们现在所持的道义立场，并可能丧失机会，来确保建立在持久基础上的世界和平。我认为，完全胜利只能靠继续战争直到我们迫使德国无条件投降才能得到。……”潘兴建议的含意，是对这个国家实行全部军事占领，这个建议被听取了，但被忽视了。
　　
　　二十七年后，当盟国拒绝纳粹领导人安排停战的企图时，潘兴看到他的意见得到了肯定。这一回相反，“由德国最高统帅部授权”的德国参谋总长和德国海军总司令，被迫“向同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无条件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