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绍宗”书香犹在

 

　　在伯先公园云台山的半山腰上，一幢两层的欧式风格建筑坐落在一片树林当中，并不引人注意。院落里挂着晾晒的衣服和床单，老人和小孩坐在太阳下游戏……显然，这里已是普通的民居。可是，楼门前的题刻却向我们诉说着这座宅子的不平凡——“绍宗国学藏书楼，民国二十二年三月建立。”这里，便是上世纪30年代初，镇江人吴寄尘先生创建的藏书楼。

　　绍宗国学藏书楼如今已是一座空楼。为了更好地对古籍进行保管，方便读者借阅，２００３年，所有８６０００余册藏书已全部移至市图书馆。如今，通过资源整合，绍宗国学藏书楼的藏书与市图书馆的古籍融为一体，更增加了我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厚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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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绍宗楼的发起筹建

　　

　　提及绍宗国学藏书楼，便不得不先提文宗阁。作为历史上著名的皇家藏书楼之一的文宗阁，位于金山寺，创建于清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79年），曾收藏铜活字本《古今图书集成》和手写本《四库全书》等经典古籍。清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攻入镇江，一把大火把秀丽的文宗阁烧了个精光，许多珍贵的藏书也随之葬身火海，成为中国古代藏书史上的一大憾事。

　　文宗阁被毁后，不少有识之士和镇江的文人都有重建文宗阁的心愿，但一直未果。直到上世纪30年代初，吴寄尘先生慨然以恢复文宗阁为己任，在云台山上辟了块平地，建起了藏书楼，以抒发自己有志继承和恢复文宗阁的意愿。绍宗国学藏书楼在筹建过程中得到了冷御秋、丁传科、赵蜀琴等地方人士的支持。

　　吴寄尘做过南通张謇的助手，先后担任过南通大生纱厂经理和南通大生纱厂驻上海办事处主任。他拿出了手中的积蓄，承担了主楼建筑经费的大半，其余不足部分由冷御秋、丁传科、赵蜀琴三人分担。丁传科还捐款14000元，另赠大丰垦田2000亩，以其年息作为藏书楼的常年经费。

　　吴寄尘还发起成立了绍宗国学藏书楼筹备委员会，委员会成员有吴寄尘、冷御秋、丁传科、柳诒徵、尹石公、陆小波、严惠宇等。绍宗国学藏书楼对外开放后，由于吴寄尘突然病故，遂由冷御秋、柳诒徵、尹石公共同负责藏书楼事务，出任藏书楼管理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委员则由胡笔江、唐寿民、陈光甫、吴蕴斋、吴言钦、严惠宇、包允恭等社会名流担任，由他们共同承担藏书楼日常的经费开支。

　　

市图书馆古籍部内的古籍。文雯 摄

 

　绍宗楼的藏书

　　

　　绍宗国学藏书楼的书源主要来自捐赠。藏书楼落成后，吴寄尘首先将自己藏书室“味秋轩”中的20000余册藏书全都捐出。当时藏书楼中收藏的丛书数量较多，有清鲍廷博的《知不足斋丛书》、当时商务印书馆刊行的《续古逸丛书》《四部丛刊》《四库全书珍本》等。在藏书中也有一批好的古籍善本。其中著名书法家林佶的《渔洋山人菁华录》《尧峰文钞》《午亭文编》写刻精本，质量上乘，是清代私家刻书的上品。另外还有一部清代满族词人太清春的词稿抄本。这是北京词人况周颐赠送给吴寄尘六十寿辰的礼物，每页用宣纸衬托，每册封面和封底用虎皮笺制成，共4册，装帧颇为精致。清代女词人太清春当年享有盛名，过去有人评述清满族词人，有“男有纳兰性德，女有太清春”之誉。太清春的词集名曰《东海渔歌》，刻书家南陵徐乃昌曾依据绍宗国学藏书楼的这部抄本，雕版行世。敦煌石室中唐人手写佛经的残卷也是难得的好东西。此经卷虽内容不全，但时代久远，仍保持着唐代的风貌，为世罕见。

　　绍宗国学藏书楼聚书的过程非常艰辛。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镇江，致使绍宗国学藏书楼辛辛苦苦聚起来的20000余册古籍全部散失。抗日战争胜利后，云台山成为国民党六十师驻军的地方，绍宗国学藏书楼也不能幸免。解放初，在柳诒徵的倡导下，绍宗国学藏书楼又恢复了藏书的功能。通过多方捐赠和筹集，绍宗国学藏书楼的元气逐渐得到恢复。

　　1950年镇江实业家严惠宇在上海开办的大东烟厂因资金周转发生困难，无钱给工人发工资，厂里的工会封存了烟厂的资产，其中包含大批珍贵的图书。当时任镇江市人民政府文教局长的姚荷生知道了这一消息，马上向市政府汇报，经批准后由文教局派人到上海烟厂去协商，希望得到这批图书。厂工会同意了他们的要求，答应无偿捐赠这批图书。后来这批图书被安全地运回镇江，藏于绍宗国学藏书楼内。在上海文史馆任职的柳诒徵和尹石公，也在上海征集了大量的文物和书籍运回镇江，交给文管会保存。

　　镇江乡贤陆小波对绍宗国学藏书楼聚书也大力支持，他不仅亲自从上海征集图书文物，还动员中国银行总经理镇江人唐寿民捐赠。其中，像唐寿民购回的二十四史等大部头书籍，都没有开封，完整如新。1951年7月，镇江市人民政府为了妥善保管好征集的图书，拨款1200万元维修绍宗国学藏书楼。这一年的10月，柳诒徵回家，将自己在镇江的1200余册藏书和200多册杂志，送到了绍宗国学藏书楼。大港人赵汉生也把自己收藏的字画、碑帖拓片送给了藏书楼。

　　1952年绍宗国学藏书楼又进入了新的聚书高潮。镇江有名的大藏书家丁传靖之子丁蘧卿将父亲的40多箱图书捐给了藏书楼。后来又将丁传靖在天津的藏书用了103个书箱装运，送到了藏书楼。1953年8月，常熟松禅图书馆也向藏书楼捐书83箱。藏书楼藏书最多时达9万册。

　　尤其值得一说的是，在藏书楼中发现了35种康有为“万木草堂”的藏书，这些藏书和保存在市图书馆古籍部的27种康有为“万木草堂”的藏书相会在一起，构成了镇江藏书史上的佳话，其数量之多在国内藏书楼中也是罕见的。

　　

　　掌书人风范留人间

　　

　　绍宗国学藏书楼初创时，原拟邀著名史学家常州孟森玉主其事，孟森玉因事未应聘，遂又邀南通吴士湛担任干事。吴士湛毕业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古文根底深厚。在他管理藏书楼期间，曾编印过当时的藏书简目。吴士湛辞职后，又聘请王旋伯、殷吉符等继任干事。王旋伯也毕业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殷吉符则是清末的秀才，两人均是专攻古籍的学者。在他们先后任职期间，曾相继编成了藏书楼的藏书细目。另外李竹虚、赵乃隆、江世荣、江万里、曹沛然、王云轩、杨玉书、吴仲升、乔风德等也先后在藏书楼供过职。建国后，藏书楼曾划归镇江市文管会负责管理，后来又移交给镇江市博物馆管理，在此期间，先后聘请过鲍鼎、丁志安、沈芷痕等人担任过图书管理员。

　　这些与绍宗国学藏书楼朝夕相处的掌书人，虽然都已先后离开人世，但他们对管书的那份感情，那份责任，那种“书中自有黄金屋”的乐趣，那种“书海无涯苦作舟”的态度，给后来的管书人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鲍鼎就是这样一个普通而又不平凡的长者。他生活得很辛苦，没有多少美丽的光环，连正式的管书人都算不上，但他却是绍宗国学藏书楼传书的功臣，是世人心目中公认的著名金石文字学家。

　　鲍鼎，字扶九，号默庵，出生于书香望族，高祖鲍皋是清代乾嘉年间镇江诗坛领袖。鲍鼎勤于笔耕，著作丰厚，有《张夕庵先生年谱》《目录学小史》《金文略例》《铁云藏龟释文》等。晚年，经镇江乡贤陆小波、陆九皋推荐，负责绍宗藏书楼管理。他把藏书楼看成自己的家，整天吃住在楼上，很少下山。虽然身体不好，但仍以超人的毅力和学者的责任，将藏书楼的全部藏书编成完整的古籍书目，著录古籍藏书3700多种，70000余册。

　　继鲍鼎之后的丁志安，也是一位以藏书楼为家的人。丁志安，江苏淮安人，原名步坤，号象庵，因立志淮安地方文献的搜集和整理，改名“志安”。他自幼立志向学，喜欢读书和藏书。解放后，他旅居镇江，为了避免随身携带的古籍遭到损毁，就将所有的古籍全部献给了绍宗国学藏书楼。1979年丁志安受聘藏书楼，英雄有了用武之地。他足不出户，埋头工作，为保存地方史料做了很多事，体现了一个学者的风范。

　　

　　古籍的“春天”　

　　

　　一跨进市图书馆的古籍部，一股淡淡的樟木香味便扑鼻而来。据古籍部主管郑勇介绍，古籍部共有２０余万册图书，全部实行专人专橱管理。记者闻到的樟木香味，来自于书橱。用樟木做成的书橱可以防虫防蛀，对古籍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因为樟木价格不菲，所以在市图书馆，樟木书橱只有古籍才能享用。

　　自绍宗国学藏书楼的藏书转入市图书馆后，有很多读者前来借阅。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是想寻根问源查找自己的家族谱系的。据介绍，家谱藏书是绍宗楼藏书的一大特色。在绍宗楼藏书中，共有８０多种家谱。市民可以通过查阅，了解自己的姓氏源流、迁徙分布等知识。此外，藏书中的各种方志、医药类古籍也是读者借阅的热点。

　　２００７年，市图书馆申报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据介绍，《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入选标准十分严格，名录的主要收录范围是１９１２年以前书写或印刷的，以中国古典装帧形式存在，具有重要历史、思想和文化价值的珍贵古籍。在我市图书馆申报的１００多种古籍中，有１１种善本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而这１１种中，《辩惑编四卷附录一卷》《历代臣鉴三十七卷》《历代君鉴五十卷》《欧阳文忠公五代史抄二十卷》《欧阳文忠公新唐书抄二卷五代史抄二十卷》这５种就来自绍宗国学藏书楼。

　　绍宗国学藏书楼里的藏书，无疑是我们镇江历史文化的瑰宝。而工作人员在对古籍进行日常整理修复时的一个意外发现，又让我们格外惊喜。在一本《两淮盐法志》中，竟然有很多学者苦寻多年都没有找到的当年文宗阁的建阁草图。

　　查不到文宗阁建阁的草图，是多少镇江人的心病。市图书馆在建设新的门柱时，曾希望把文宗阁图镌刻其上，以表绍承之意，但也因未能找到文宗阁的图样而作罢。《两淮盐法志》中发现的一帧文宗阁图，由高棨绘图，为实景写真，与现存文献中对文宗阁的文字描写完全相符。

　　那么，文宗阁图为何会出现在《两淮盐法志》中呢？ 据史料记载，文宗阁是由两淮盐政出资兴建，在南三阁中最早建成，式样与扬州的文汇阁、杭州的文澜阁以及北四阁类似。阁建成后，两淮盐政及两淮盐运使主管文汇、文宗两阁，经费开支亦由其提供。典书官由两淮盐政提名， 奏请清廷谕准后出任，并委派诚实可信、有相当学养的绅士负责校理、借阅等相关工作。由此看来，文宗阁图谱被收入《两淮盐法志》也就不足为奇了。

　　文宗阁存世不到75年，而它从金山消失却已经150多年了。市政协在２００７年年底曾集体提案，呼吁发挥藏书楼的积极作用。我们相信，在现今这样一个文化盛世，虽然文宗阁已远去，但“绍宗”书香犹在。<!--/enpcont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