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台北故宫博物院馆藏精品（铜器）

商代早期／兽面纹觚 　　通高14.9公分 重0.4kg 　　 　　　 　　 　　近年来铜礼器的时代，已被考古学者向上推前至夏代晚期，约当西元前十七世纪前後，也就是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以来，历年在黄河中游地区所出「二里头文化」形拙、纹简、器薄、工粗的铜器。商代早期的铜器，则以河南郑州二里头岗出土的铜器属「二里岗期」者为代表。 　　 　　觚属礼器中的酒器，盛酒用。本器正是「二里岗期」粗腰觚的型态。 　　 　　本觚的腹部，饰有带状而前後相同的兽形纹，其形中央作兽面，躯干左右平张，如一头双身状，上下作二分法，其上是背脊及上卷尾，其下是腹部与足，整体平雕式图案化的简单形动物纹饰，可能是牛的变形。在三五○○年前的艺术家，能将动物的形态，经过写实的描绘，再予变形简化成图案纹饰，其创作求美的心路历程，诚非一蹴可几。 　　

殷墟中期／蟠龙纹盘 　　高16.3公分　口径43公分 　　 　　　 　　 　　圆腹圈足，足下有外凸圈足座。盘面饰龙纹蟠绕於中心，蟠龙周边有鱼纹、夔龙纹及鸟纹围绕。盘外面上层饰夔纹，上有如棱脊的平面纹饰；圈足上饰俯首夔纹，下有如棱脊的平面纹饰。纹饰在盘面的布局与母题基本上与妇好盘(M5:777)近。盘外有一小环及二小环，各对准盘面大龙首的上下鼻梁，共形成一中轴线。与之相交的另一中轴线，左右上下有兽首。考古资料显示，商代墓葬出土有水器盘者并不普遍，在殷墟中期时它似局限在稍大型且铜容器较多的墓葬 　　

　殷墟晚期至西周早期／亚丑方簋 　　器高18.4公分 　　 　　　 　　 　　在青铜礼器中，簋是用来盛食黍稷的容器。一般的簋形器为圆腹、圈足，而本器为罕见的方形。 器表的花纹，由上而下：口沿为窄身夔纹，腹饰兽面纹，高圈足上饰宽身夔纹，皆以雷纹衬底。器两侧有环耳，以兽吞食鸟身造形。 　　 　　兽含鸟环耳的装饰意义至今不明。此对具立体感的环耳与伸出口沿界外的 脊互相呼应，这种塑形的外张性是商末周初青铜器装饰风格上的一项特徵。 　　 　　

西周晚期／毛公鼎 　　（Ca.9th－8th centuries B.C.） 　　 　　 　　毛公鼎是中国二千八百多年前的一件宗庙祭器。它的内壁铸有五百个字的长铭，是现存商周两代七千多件有铭文的铜器中，铭文最长的一件。铭文的内容可分成七段，大意是说：周宣王即位之初，亟思振兴朝政，乃请叔父毛公为其治理国家内外的大小政务，并饬勤公无私，又令毛公族人担任禁卫军，保护王室，最後颁赠厚赐，毛公因而铸鼎传示子孙永宝。由内容推测，毛公鼎应铸於周宣王元年（西元前８２７年）时，其铭文是可凌驾於〔尚书〕的一篇西周真实史料，是研究西周史最珍贵的文献，也因此毛公鼎可称是举世的瑰宝重器。 　　 　　毛公鼎系於清代末叶道光２８年前後，在陕西省岐山县出土。毛公鼎出土後，经多次转手秘藏，抗战期间，险为日本军方所夺，抗战胜利，民间献鼎归公，现由本院典藏并展示。铭文中有阳文格线，是西周中晚期制铭的习惯，因此除了史料的价值外，毛公鼎在中国古文字学与书法艺术上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西周晚期／宗周钟 　　Ca.9th－8th centuries B.C. 　　 　　　 　　 　　商代，钟形乐器大多数是口部朝上，钟体用长柄支起後再敲奏；西周开始，渐渐改为钟口朝下，钟柄加环悬挂而奏，成为惯见的「甬钟」形式。宗周钟便是甬钟的代表。宗周钟外形上最大的特徵，是钟身两面共装饰３６枚高突的长形乳丁纹，极尽华丽醒目。此钟音质浑厚宏亮，有宗庙庄严气概。 　　 　　　 　　 　　宗周钟的铭文自钟身正中起读，接着左下角，再转至背面右下角，全篇约１２３字，是商、周单件钟铭最长者。铭中因为有一个人名「」，可与周厉王的名字「胡」音相通，故得定为周厉王之器；铭文大意为：厉王时有南方的濮国，大胆来犯周土，厉王便效法他的祖先文王、武王，努力巩固疆土，挥军攻敌，直追到濮国都城，濮君只好派使者来迎，表示臣服。同时，南方及东方的２６个邦国代表，也随同朝见。厉王感激天帝及百神保佑，特作此「宗周宝钟」，并祈求先王们降赐子孙福寿，安保四方太平 　　

　西周晚期／散氏盘 　　（Ca.9th－8th centuries B.C.） 　　 　　　 　　 　　散氏盘的造形、纹饰均呈现西周晚期青铜器简约端正的风格，而它最吸引人注意的还是铭文。散氏盘的铭文共三百五十七字，全篇记载西周时，散、(ㄘㄜ )两国土地纠纷的事。大意是说：国侵略散国，後来议和。和议之时，国派出官员十五人来交割田地及田器，散国则派官员十人来接收，於是双方聚集一堂，协议订约，并由国官员对散人起誓，守约不爽。人将交於散人的田地绘制成图，在周王派来的史正仲农监交下，成为散两国的正式券约。青铜盘原为盛水的器皿，但散氏盘在镌铸契约长铭後，已然成为家国宗邦的重器。 　　 　　散氏盘流传有绪，根据张廷济的〔清仪阁题跋〕等资料，散氏盘在康熙间出土於陕西凤翔，嘉庆十一年由鹾使额勒布以重价购得，十四年进贡内府。根据考证，十四年乃嘉庆皇帝五十寿辰，当时曾申命臣子不准进献珠玉等物，但书册字画等文物却是准许呈进的。由此可知，额勒布进贡散氏盘，是为嘉庆皇帝的生日贺礼。 　　 　　散氏盘腹部饰夔纹，间以三浮雕兽首，高圈足上饰兽面纹。铭文的字与字间隐约可见阳文直线界栏，是典型西周晚期铭文的风格 　　

西周晚期／颂壶 　　（Ca.9th－8th centuries B.C.） 　　 　　　 　　 　　壶为盛酒之器。青铜礼器中的壶自商至春秋、战国，一脉沿续，制作未曾中断过。 　　 　　颂壶因作器者为「颂」而得名。形制庄重、纹饰瑰丽，腹呈椭方形，颈部两侧有兽首衔环，此类形制硕大的方壶流行於西周晚期。器身上的花纹以环带纹、蛟龙纹为饰，圈足与壶盖则饰垂鳞纹及窃曲纹。西周晚期青铜器上的花纹一反主轴中线、两两对称的铺排，而喜用连续环接的纹饰。 　　 　　颂壶口沿内环壁上及盖口外壁四周铸铭１５１字，两处铭文的内容相同，记录着「颂」接受周王册命掌管成周洛阳仓库此一职务的过程。而这件壶则是典礼完成後，「颂」为颂扬天子的美意，及荣耀先父母龚叔、龚姒，表达未尽的孝思，并祈求家国康乐大福、周王万年长命而作。 　　 　　颂壶铭文对西周的册命典礼记载详备，可以和〔左传〕僖公２８年传等文献上所叙，互相印证；「颂」纪念父母，这种慎终追远、父母同祀的情况，亦可以和〔礼记．祭义〕所言互相印证，所以颂壶为研究西周礼制的重要史料。 　　

春秋中期／晋国／子犯和钟　八件 　　(西元前六三二年) 通高71.6至28.1公分 总重213.15kg 铭文132字 　　 　　　 　　 　　「子犯和钟」之称「和钟」，是直用钟上原铸铭文所称，意为调和组合成套的钟，「和」字可通「和」。 　　 　　「子犯和钟」全套有大小八件，最大者通高七一．二公分，重四四．五公斤，铸铭二二字；最小者通高二八．一公分，重五．四公斤，铸铭一二字。 　　 　　「子犯和钟」之宝贵，是在八件钟的「钲」部，经剔锈而得一三二字，其中主要一个关键字经余识出是「」字，实即「 」的本字，可读与「犯」字同，因此钟铭所称「子犯」，原来就是?春秋左传?及?史记．晋世家?中所述晋文公的舅父「子犯」其人。又据第一钟的铭首：「惟王五月初吉丁未」，惟知这套和钟记事的重要年代，是属春秋中期周襄王二十年〈西元前六三二年〉，晋文公五年的纪时，而全铭意述晋文公一直蒙受舅父的佑助，在外流亡十九年後返晋匡复其邦国，後又与楚有「城濮之战」，大败楚军，从而有「践土会盟」之称霸，是春秋乱世继齐桓公而起的新霸主，使得周王赖以巩固王位；除了周王对子犯的厚赐，诸侯也送给子犯大量美铜，因而子犯铸制这套和钟，并铭记勋绩传颂子孙，永宝用乐 　　

　新莽／嘉量 　　高25公分本 　　 　　　 　　 　　王莽篡汉後，改国号为「新」，为了统一全国的度量衡，特别在始建国元年(西元九年)，命人依照当时的大学者刘歆的考订，铸造了这件量器，目的是以它作为全国各地称量五谷等容器的标准，因此以青铜铸造，以示传之久远，永垂典 ，并且定名为「嘉量」。而铸於器表上二百一十六字的铭文，则详细的记述了铸器的缘由，以及各部位的容量及尺寸等等，全器一共分作五个量体，中央之圆形主体，上部为「斛」，下部较浅者为「斗」，右耳为「升」，左耳上部为「合」，下部为「龠」；二龠的容量等於一合，十合等於一升，十升等於一斗，十斗等於一斛斗与斛及合与龠，在度量时要反转过来才能使用。由是可知，在当时合、升、斗、斛之间，已是以十进位来计算的。根据实测，斛之容积为二○一八．六六立方公分。 　　 　　　 　　 　　另外，由器表铭文与实物的比对，得知当时一尺的长度等於今日的二三．○八八七公分，其他可由此类推。因此在作为一件标准量器之外，它还提供了许多珍贵的资料。 　　

　北魏太和元年／释迦牟尼佛坐像／青铜镀金 　　全高 40.3 公分　重 3954 g 　　 　　　 　　 　　尊像和台座合铸而成，背光另铸。青铜胎质致密，镀金厚且与胎连接紧密，金色黄带赤，作工精良。 　　 　　发作大涡纹，脸形长圆，若袒右肩僧 支，外披大衣、右肩露出衣角，和炳灵寺一六九窟建弘元年（４２０）阿弥陀佛主尊类似，但是本尊大衣衣缘在胸前曲折翻转，和右肩大衣连接成弧，衣褶似火焰开叉扬起，气势雄壮，表现太和时期的特殊风格，体积虽小，和云冈第二十窟的主尊（４６０年左右）风格几近。单尊造像中，藤井有邻馆藏太安元年（４４５）石造佛坐像已表现类似风格，且不乏其例，如太安三年（４５７）释迦坐像及大阪市立美术馆藏天安元年（４６６）佛坐像。因此石雕较金铜佛早出现太和风格。 　　 　　台座两层，上层为须弥座，仰覆莲瓣，台侧饰以唐草文，座前两立雕狮子，回首转身，姿态威武。下层方形座，开波浪状门，两侧均雕供养人，上排唐草文连环成排，台座雕刻精致。 　　 　　背光外圈?形火焰纹熊熊围绕，和主尊气势相映，益增雄浑气势，是太和新样式，内圈四佛和头光中的二佛一起共同形成七佛。 　　 　　背光後面亦雕刻精巧，分为三层，上层中央塔形内释迦和多宝佛并坐。塔外左右两侧文殊持如意和拿麈尾的维摩相对而谈，表现维摩诘经文殊问疾品的场面，中层中央释迦在鹿野苑初转法轮，两侧各两比丘跪坐、菩萨胁侍，下层中央诞生佛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左侧摩耶夫人攀树而立，太子自右胁诞生，右侧龙王浴佛，帝释天和梵天两旁跪坐，下层最外侧两长方形榜题，现字迹已不清。背光不仅内容丰富且构图安排秩序井然，场景紧凑，无疑是五世纪太和期的精品。 　　 　　太和样式，在金铜造像中，可见於旧金山美术馆藏延兴二年（４７２）二佛并坐像，太和初造型最为有力，至根津美术馆藏太和十三年（４８９）二佛并坐像仍可见，在北魏迁都洛阳後，火焰纹式仍存在，但坐佛衣服的样式几不存。(陈慧霞) 　　 　　铭文：太和元年九月十日安／熹县堤阳口口／ 　　　　　　　愿己身为口口／母造释加／闻佛，又／为 　　　　　　　居家眷属／大小现世安稳，亡者生天／ 　　　　　　　宣语诸佛，所愿如／是，故记之耳 　　 　　附注：安熹县在今河北省定县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