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四野战事珍闻全记录

第一部分 无惧风雨如晦 远赴白山黑水 第1节 历史的岔路口：和平还是战争？

1945年的7月17日，当和平的曙光刚刚铺上欧洲大地之时，位于德国柏林西南的波茨坦已经戒备森严。英、美、苏三大国的首脑丘吉尔、杜鲁门和斯大林即将在此召开一次意义深远的国际大会。 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走向尾声，漫布全球的战争阴云正在缓缓消散。意大利和德国已相继投降，只有已遭到重创的日本法西斯仍在负隅顽抗。英、美、苏三国为了解决德国、欧洲及其他问题，相约在7月17日这一天在波茨坦举行会议。

由于此次会议涉及到战后的利益分配，英美两国与苏联之间争得面红耳赤，面对着刚刚和即将摆脱法西斯控制的广阔地区，谁都不愿在这块肥肉上少咬一口。会议因双方的斤斤计较与讨价还价一直拖到8月2日才缓缓落下帷幕，成了二战期间召开时间最长的一次会议，也是三国间的最后一次会议。

会议期间，各国不仅为战后处理欧洲问题而签署了《柏林会议议定书》，还特别讨论了对日作战的问题，并通过了一项《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并将其霸占的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地归还中国。

会后，刚刚于当年4月取代罗斯福而成为美国新总统的杜鲁门，下令美军继续加强太平洋攻势和对日本本土的轰炸，并先后于8月6日和9日分别在广岛和长崎各投下一颗原子弹。

在第一次原子弹袭击日本两天后，即8月8日，苏联也正式对日宣战。随后，苏联派出后贝加尔方面军、远东第1和第2方面军，分别由马林诺夫斯基元帅、麦列茨科夫元帅和普尔卡耶夫大将率领，兵分三路，从西、东、北三个方向向中国东北纵深实施了向心突击。

8月9日凌晨，正当中国东北边境线上的日本关东军仍在酣睡之时，在牡丹江地区的绥芬河、东宁一线，苏军的重炮惊天动地地怒吼了。火光映红了半边天空，密集的炮弹倾泻到日军阵地上，东北大地颤抖起来，苏军的坦克集群隆隆轰鸣着向日军阵地猛扑而来。同时，天空中的苏军远程轰炸机也如黑云一般，呼啸云集。

半个小时后，苏军的轰炸机群已经长驱直入，到达伪“满洲国”首都和关东军司令部所在地长春上空。爆炸声、防空警报声、难民的哭喊声掺杂在一起，整个长春陷入混乱之中。

关东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留守在长春总部的关东军总参谋长秦彦三郎中将惊慌失措，狂吼着要求所有人员立即撤往长春郊外的南岭地下指挥所。

这个时候，天空正在飘着沥沥的细雨。这场雨已持续了数日却丝毫没有停止之意。慌乱的日军人员你拥我挤，混乱不堪地冒雨冲过满路的难民人群，逃往郊外。

但南岭地下指挥所却已根本无法使用了，这个由防空洞构成的地下建筑此时已积水过膝，看来老天也不想再让这些日本侵略者有立足之地了。无奈，秦彦三郎只得又返回了原来的总部。

下午13时，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大将风风火火地从大连乘飞机赶了回来。一到长春总部，他就下令：立即将关东军总部迁往通化，满洲国的首都也要迁到临江去。随后，他自己就乘飞机逃到南方去了。

关东军总部人员和他们控制的傀儡们别无选择，只得在长春市民的哭号和唾骂声中仓皇登上火车，向南方逃窜。

而此时的苏联军队，犹如猛虎下山，一路急推猛进，这些曾在欧洲久经征战的精锐部队来到远东后，排山倒海般的攻势已令日军失去了还手之力。由于8月10日，日本政府已在裕仁天皇的授意下，向苏、美、英、中四国发出了乞降照会，留守在中国东北的日军虽然也有些许抵抗，但面对着大势已去的现实，最终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败。

8月15日，裕仁天皇亲自向全世界宣读了停战诏书。关东军总部得知这一消息后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协调总部的意见。几天后，秦彦三郎总参谋长代表关东军前往晋见苏军的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宣告投降。

中国人民八年的苦难，终于结束了。

日本投降的消息像春风一样迅速地吹遍中国的大地。全国上下一片欢腾，大街小巷，到处都是灯笼火把，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人们欢呼跳跃，奔跑狂叫。

而此时此刻，在同样处于狂喜之中的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毛泽东主席正观望着欢呼的人群，他那挂满了喜悦的面容上却隐隐地透着一丝忧虑。

中国人民迎来了胜利！这胜利是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共同赢得的，更是中国人民经过八年多不屈不挠的艰苦斗争和无数的鲜血与牺牲换来的。

但如今，蒋介石却要独自霸占胜利的果实！

早在8月10日的下午，就在日本乞降的消息刚刚传来之时，蒋介石立即发出三道电令。第一号，令“各战区将士加紧作战努力，一切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第二号，令沦陷区的伪军“维持治安，保护人民。非经蒋委员长许可，不得擅自迁移驻地”。第三号，令第18集团军，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八路军，“应原地驻防待命”。

毛泽东收到蒋介石的这一命令，一巴掌狠狠地拍在桌子上。华北、华中、山东大片的敌后抗日根据地，都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流着热血打出来的。如今胜利就要来到了，你蒋介石却不让我军去受降，这是什么道理？

随后接连传来的消息更让毛泽东气愤，国民党已在悄悄采取消灭共产党的行动了。8月11日，绥远的傅作义部强行侵入八路军从日军手中夺回来的包头，并继续沿着平绥路向聂荣臻部东犯。8月12日，蒋介石任命一直替日本人卖命的伪军将领孙良诚为先遣军总司令，这些无耻的卖国贼如今却以中央军的名义大举蚕食解放区。

面对蒋介石的这副丑恶嘴脸，毛泽东于8月12日起，委托周恩来起草了延安总部的第一到第六号命令，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命令各解放区抗日部队向日伪军加紧进攻，要求他们向附近的敌军送出通牒，限定其在一定时间内缴出全部武器；如果日伪军队拒绝投降缴械，应该立即予以消灭，接收他们所占的城镇和交通要道。随后，又命令吕正操、张学思、万毅、李运昌、贺龙、聂荣臻等部队分别向热河、察哈尔、辽宁、吉林等地进军。

你蒋介石磨刀，我们也要磨刀！毛泽东义愤填膺。

8月13日，毛泽东又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给蒋介石发出了公开电，以示抗令：“在你给我们的命令上说：‘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原地驻防待命。’此外，还有不许向敌人收缴枪械一类的话。”“现在日本侵略者尚未实行投降，而且每时每刻都在杀中国人，都在同中国军队作战，都在同苏联、美国、英国的军队作战，苏美英的军队也在每时每刻同日本侵略者作战，为什么你叫我们不要打了呢？”“我们认为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并且错得很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决地拒绝这个命令。因为你给我们的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和背叛祖国的汉奸们。”

此时，蒋介石已是手忙脚乱，心绪颇为复杂。日本军队尚有170万在中国境内，苏联红军100多万攻入东北，共产党军队近百万人四面出击，哪一方都必须认真应付，稍不留神，即会全盘皆输。他先通过已经建立了八九个月的秘密电台告诉冈村宁次：只能向国民党军投降，如果中共军队来受降，可用武力对之。8月14日，蒋介石又命令宋子文、王世杰、蒋经国火速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本来，这个条约国民党已经同苏联谈判了一个多月。由于苏联要价太高，蒋介石一直未敢答应。然而现在苏联军队已经进来了，如果再不签字，将来恐怕要价更高。于是，国民党匆匆于14日与苏联签订了这个条约。

这样，不仅美国和英国将扶持的手撑在了蒋介石的背上，连苏联也必须直面而视这个“正统的中国政府”领导人。但是，由于国民党的精锐部队目前都远在中缅边境和云南、四川等大后方，要想用西南地区现有的破烂交通工具将如此之多的政府官员、军队运送到东部沿海和平原的各个城市，没有半年十个月是办不到的。而共产党的军队却紧挨着敌占区，很容易控制那些地方。

怎么办呢？蒋介石沉思着，必须想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拖住共产党的军队，为自己赢得充分的时间。

几经思虑，蒋介石突生一计。于是，他于8月14日在重庆直接给毛泽东发了一封电报：邀请毛泽东亲临重庆共商“国家大计”。

毛泽东接到电报后，立即就看穿了蒋介石的小算盘：现在蒋介石无非是想凭借眼下的政治优势向共产党施压，同时拖延时间，以便调动军队。

但是，如果共产党不接受邀请，蒋介石必将会把破坏和平的责任推到共产党的头上；如果接受了，那么蒋介石绝不会答应共产党的合理要求，只能是白白地耗费时间，最终必然中了蒋介石的诡计。

浮云飘到了延安的上空，中国共产党的面前出现一条分岔的林中小径，下一步该怎么走？

三天之后，毛泽东以朱德的名义起草了一封回电。电文中就国共双方联合受降、避免内战、结束一党专政、组织联合政府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中共方面的要求。毛泽东估计蒋介石绝不会接受中共的任何条件，所以对驻在延安的国民政府联络参谋周励武、罗伯纶说：他目前不准备离开延安，希望周、罗转告重庆。

得知毛泽东不肯赴邀，蒋介石暗暗高兴，接着趁热打铁又在8月20日给毛泽东发出了第二份电报：对毛泽东“行旌迟迟未发，不无歉然”，至于“朱总司令电称一节，似于现在受降程序未尽明了。查此次受降办法，系由盟军总部所规定，各战区均予依照办理。中国战区亦然。自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朱总司令对于执行命令，往往未能贯彻。然事关对内，妨碍犹小；今于盟军所已规定者，亦倡异议，则对我国家与军人之人格将置于何地？朱总司令如为一爱国爱民之将领，只有严守纪律，恪遵军令，完成我抗战建国之使命。抗战八年，全国同胞日处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而鼓舞之，未可磋砣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战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戳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

蒋介石俨然以最高统帅下达命令的口吻，将不许共产党受降的责任推到美国人身上，声称这是盟军的规定，同时又利用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大帽子向毛泽东施压。蒋介石这一老谋深算的计策的确在渴望和平的国人心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舆论各界也跟着摇旗助威，纷纷表示拥护蒋介石的主张，力促毛泽东赴邀。

“好计！蒋介石的这一计策确实是滴水不露，无懈可击啊。”毛泽东一边吸着烟一边不由得“佩服”起自己的这个老对手。他明明知道，蒋介石的立场已经明确，不允许共产党受降；双方根本就没有商谈的余地，可面对民众的压力，自己又无法拒绝。

“我看我们还是派出一员大将，先捅捅蒋介石的窗户纸，也让民众看看他的庐山真面目。”毛泽东将烟头按在了烟灰缸里。

8月22日，毛泽东经与众人商议后，决定派周恩来前往重庆。

但蒋介石的目的就在于为难毛泽东，得知共产党将派周恩来出行的消息后，他立即向毛泽东发出了第三份邀请电：虽然得知毛泽东“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但“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

蒋介石步步紧逼，剑锋仍指着毛泽东，对周恩来的出马并不应战。

“这个蒋介石……”毛泽东满脸的气愤，话没说完，转身又道：“把这个情况告诉莫斯科，看看苏联有什么看法。”

在这个时候，毛泽东的确是非常希望苏联方面能给予中国共产党有力的支持。但斯大林连续发回的两封电报，立场都是站在蒋介石方面：中国应该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尽管蒋介石想打内战消灭你们，但是蒋介石已再三请你去重庆协商国事，如若一味拒绝，国内、国际各方面就难以理解了。

原来，斯大林刚刚与蒋介石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答应将苏联的一切援助都给予国民政府，重申尊重中国在东北三省之完全主权及领土行政完整。作为回报，国民党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中苏合营东满、南满铁路30年，大连为自由港30年，旅顺为中苏共管海军基地30年。在国民政府向东北派驻行政机构后，苏军将在3个月内撤军。

所以，斯大林当然要站在国民党一边。如今，没有外部力量可以帮助中国实现真正的和平，中国共产党凭借自己有限的军队，在这个历史的紧要关头，到底要何去何从？

延安陷入了短暂的沉默之中。毛泽东走上黄土坡，迎着携带黄沙的劲风，衣衫猎猎，高大而孤独的身影在黄土坡上立了很久。

第一部分 无惧风雨如晦 远赴白山黑水 第2节 重庆的两双眼睛都在盯着东北

1945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了扩大会议，毛泽东坐在主席位置上，一脸的刚毅：“在这个紧迫关头，苏联人帮不了我们，我们也不能依靠苏联人的帮助。中国自己的事情还要我们中国人自己来解决！” 他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后认为，在当前的局面下，蒋介石还不会发动大规模内战，但共产党要得到本应属于自己的那部分胜利果实，没有斗争是难以取得的。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双方很可能会“打打停停，甚至可能要打痛蒋介石才能逼他让步”。所以，“这次谈判应该去，不能拖，而且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危险。只要我们站稳脚跟，保持清醒的头脑，就不怕一切大风大浪”。

这是具有何等魄力的决定！

“蒋介石在重庆摆下了鸿门宴，我倒要去看看他都上了什么菜。”毛泽东说，“至于去的时机还是由政治局、书记处决定吧。可以先让恩来同志去安排一下，然后我再去。等我出去后，暂由少奇同志代理我的职务，书记处另推陈云、彭真同志为候补书记，以便我和恩来同志出去后，书记处还保证五个人在位”。

8月24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晋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覆。”

毛泽东应邀赴渝令蒋介石手足无措，仓促展开谈判布置。美国大使赫尔利则对毛泽东刮目相看：共产党的领导人果然有胆量、有气魄。中共中央驻重庆代表王若飞闻知后火速赶回延安，汇报重庆的情况。

毛泽东听了汇报后说：“看来目前重庆方面的形势是人心思定，蒋介石虽然想吃掉共产党，但目前还不敢明目张胆地大打。争取一段时期的和平，对我们根据地的发展也是十分必要的。”于是，中共中央决定：让毛泽东、周恩来一起去重庆。

但前提是一定要保证毛泽东的安全，防止蒋介石从中做手脚。蒋介石的流氓手段是人所共知的，不是搞途中暗杀，就是暗地扣留。周恩来等人经过多番讨论，最后认定重要的保护环节应该在途中。因为毛泽东此去重庆已是轰动中外，蒋介石断不敢私自扣押，而途中乘坐的飞机则是国民党最有可能做手脚的工具。

如何保证毛泽东在飞机上的安全？周恩来反复思考着这个问题。

那得看蒋介石最不敢得罪谁。美国人，对，就是美国人。

想到此，周恩来暗自一喜，就让美国人来陪送毛泽东一程！

8月25日，延安电告一直就急欲参与调解国共矛盾的美国官员：欢迎赫尔利大使来延安面叙。随后毛泽东及周恩来将偕赫尔利大使同机飞渝，以应蒋委员长之约，共商一切大计。

赫尔利接到电报后喜形于色，说不定自己就会成了促进中国两党合作的历史功臣。他手持电报跑到蒋介石那里要求派机前往。蒋介石看着这个执著的美国特使，面藏苦笑，只好同意赫尔利在张治中的陪同下去了延安。

26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正式向全国通报了即将去重庆谈判的决定。

临行前，毛泽东特别强调了东北问题：“东北三省为中苏条约规定的范围，行政权在国民党手里。我党能否派军队进去活动，现在还不能断定，但是派干部去工作是没有问题的。中央决定派千余干部由林枫同志率领去东北；万毅同志所率军队，仍须进至热河边境待命。”

8月28日上午11时，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在张治中将军、赫尔利大使的陪同下登上了重庆派来的专程飞机。

这是毛泽东平生第一次乘坐飞机！而且是在历史的岔路口，一次前所未有的虎穴之行！

一阵隆隆的吼叫声后，飞机升入云天，直奔重庆九龙坡。

下午15时37分，飞机降落了。九龙坡飞机场上没有口号，没有鲜花，也没有仪仗队，但数百名爱好民主自由的人士却投来了热情的目光，善于抢先的美国记者像打仗一样，一马当先冲到飞机前，不停地按动照相机快门。当周恩来第一个走下飞机后，毛泽东出现了。

时年52岁的毛泽东身着灰蓝色中山装，大踏步走下了扶梯。

“看报，看报，毛泽东亲临山城！”报童的呼叫声吸引了无数苦苦期待着和平的人们。他们天真地以为，国共两党展开谈判，中国的和平就会指日可待，可他们此时还没有看清蒋介石的真正面孔。只要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存在，中国就绝不会和平！

重庆谈判在蒋介石的手忙脚乱中开始了，这场马拉松式的对话立即陷入了无边的争执中。毛泽东的预测被证实了，在这个历史的岔路口，重庆根本就不需要和平，蒋介石摆开这个花架子，一面给外界的人士看他那副力争和平的假面孔，另一面却正在为自己争取调动兵力的时间。在美国军舰的全力支援下，大批国民党军队重返中原，直指东北。

毛泽东当然也不能让自己无端地丧失了这个关键时机，他白天参加会议、接待来客、拜访国民党元老和民主人士。晚上却不知疲劳地守在电台旁，或者听取延安方面的最新报告，或者下达进一步的行动指令。就在国共双方在重庆的谈判桌上较量之时，八路军、新四军的各路人马已经展开了向东北进军的行动。

抗战结束后的重庆，浓雾正弥漫全城，两个主导中国历史的人物戏剧般地相聚在一起，虽然他们在谈判桌上较量着口舌，但他们的双眼却不约而同地盯住了数千里之外的那片土地——东北。

当时的东北，在整个中国的形势发展中一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日军侵华，首先在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苏军出兵，第一脚便踏上了东北的土地；蒋介石更是不惜出卖一部分中国的主权也要从苏联手中接收东北。这些事例绝非巧合，它们无一不是在说明东北的重要性。

毛泽东看得更清楚：东北不仅是个大粮仓，同时也是战略咽喉。

那里拥有l30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3,800余万人口，幅员辽阔，物产丰富，工业发达，交通便利。当时东北煤产量占全国的49％，生铁产量占全国的87％，而钢材产量则占全国的90％以上。分布在东北的铁路有1.4万余公里，公路10万公里，分别占全国铁路、公路总长度的一半多。而且东北沃野千里，可耕面积达3,200多万公顷，其中已耕面积达55％，粮谷年产量达2,000多万吨。

在地理位置上，东北北靠苏联，东南与朝鲜相邻，西南与冀热辽解放区接连，隔海与山东解放区互望。由于这里远离国民党的统治中心，非常有利于共产党率先控制。共产党如能控制东北，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将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并将更便于与苏联往来。而一旦东北落入国民党手中，不仅丰富的物产将拱手让与蒋介石，更严重的后果是，南北两处的国民党军队将对地处中原的共产党形成夹击之势，战略上极为不利。

所以，早在1942年，毛泽东就预想在日本战败后，将八路军及新四军集中到东北去，方能取得国共继续合作的条件。在中共七大会议期间，毛泽东多次说到：今后的问题，要想得到有利条件，就得准备20～30个旅，15～20万人，脱离军区，开到东北去。有了东北，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在远赴重庆之前，毛泽东委派周恩来起草的六道命令中，第二号命令即提到：为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并准备接受日满敌伪军投降，原东北军吕正操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原东北军张学思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原东北军万毅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现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

8月28日，毛泽东在奔赴重庆的当天，特地找来朱德，说：“总司令啊，向来是朱毛不分家，可今天又要分开了。这可是个关键时期，东北万万不能落在蒋介石的手中啊。”

朱德郑重地紧握着毛泽东的手：“主席，你就放心吧。”

当天，预定第一批开赴东北的延安干部们齐聚在中央党校大礼堂中。朱德面色凝重地说道：“我们要积极向东北发展，东北大有文章可作。蒋介石的部队大部分在南方，到东北要走半年。即使他到了东北，顶多是他占城市，我占乡村。”他停了停，然后挥了一下手，说：“现在我们要派五万部队插进去，以后再派万把干部，将来还要去。这是一条很长远、很巩固的路。”朱德望着眼前这些担负着我党重任的干部们，那目光仿佛正洞穿历史的长廊，望着已熠熠闪动的曙光。

第二天，中央的正式行动指示乘着电波飞速传到了晋察冀、山东分局：晋察冀和山东准备派到东三省的干部和部队，应迅速出发，部队可用东北军和义勇军等名义。只要苏联红军不坚决反对，我们即可非正式地进入东三省。不要声张，不要在报上发表消息。进入东三省后，亦不必坐火车进占大城市，可走小路控制广大乡村和红军未曾驻扎之中小城市，建立我方地方政权和地方部队，大大地放手发展。在我军不能进入的大城市，亦须尽可能派干部去工作。对苏联红军可进行非正式的接洽，将情报通知他们。但不要勉强与他们作正式的接洽与联络，亦不要请求给予帮助。只要苏联红军不作声，不坚决反对我之行动即好。但他们所坚决反对之事我必须照顾，不要使苏联红军在外交法律上为难。山东干部与部队，如能由海道进入东三省活动，则越快越好。

军令如山！行动指示刚刚下达，晋察冀和山东分局整装待发的部队或由陆路，或由海路分头行动，大规模进军东北的行动迅速地展开了。

而在此时，最早行动的冀热辽军分区先遣部队已然越过了山海关，踏上了东北的黑土地！

第一部分 无惧风雨如晦 远赴白山黑水 第3节 沈阳突然冒出了中国军队

最早动身进入东北的人民军队是驻在河北一带的冀热辽军分区。 当时，担任冀热辽军分区的司令员兼政委是李运昌。他生于河北乐亭县，早年深受革命先驱李大钊的影响，并由李大钊介绍，于1925年成为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说来，李运昌和林彪还是同批的同学呢，只是学的专业不同，相互间没有什么来往。同一年，李运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曾参加过秋收起义，并在刘少奇领导下的满洲省委搞过地下工作，对东北十分熟悉。

8月12日，即延安总部发布第二号命令后，李运昌立即在河北省丰润县大王庄举行紧急会议，成立了“东北前进工作委员会”。

8月中旬起，在“东北前进工作委员会”的指导下，先后有8个团、1个营、2个支队，共计13,000多官兵和2,500名地方干部，兵分三路、悄无声息地开往了热河和东北。

西路由第14军分区司令员舒行、政治委员李子光率领第13团、第16团一部和北进支队共约2,000人，于8月中旬从冀东平谷出发，经兴隆向热河、承德、围场进军。中路由第15军分区司令员赵文进、政治委员宋诚率领第11团及青（龙）平（泉）支队共2,800余人于8月17日经喜峰口向热河、平泉、凌源、赤峰、朝阳进军。东路由第16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副政委唐凯率领12团、18团和一支朝鲜支队共约2,500人，于8月20日从抚宁地区出发，经石门寨、绥中，向锦州、沈阳方向开进。李运昌的前方指挥所及军区第二梯队3个团、1个营共约3,000人，随东路部队之后跟进。

当时正是盛夏雨季，道路泥泞，河水高涨。日本政府宣布投降后，留守在东北沿途的日军和伪军仍蹲在据点里，等待国民党军队接收。三路北上部队目标明确，直奔指定地点，沿途也顺便攻打不肯让路之小股日伪部队，以便为以后的行动打通道路。

在这三路分队之中，西、中两路都顺利抵达指定地点，而前进最为艰辛、做出贡献最大的当数东路的16军分区所属部队了。

当日，曾克林、唐凯带领2,500余人一路北上，昼夜兼程，连续拿下海阳镇、双旺镇、台头营、张各庄、柳江、石门寨等小据点。8月28日晚，一道高高的城墙挡住了去路，曾克林乘着夜色举目而望，但见“天下第一关”五个雄浑的大字。

原来已到了山海关。现在，他们与东北只有一墙之隔了。然而，山海关却并不好过。日伪军的旗帜仍然垂头丧气地插在城头。

“此处自古就是险要之地，易守难攻。”曾克林对身边人说道，“我们还是另找出口吧。”一行人只好绕往九门口一带，乘着夜色跨出万里长城，踏上了东北的黑土地。

此时，一轮明月斜挂半空，路旁的树叶在微风中沙沙作响。唐凯忽然对曾克林说道：“既然山海关易守难攻，我们更应想办法夺下来。”

“可是我们装备不行，人员又少，现在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到沈阳一带站住脚跟。”曾克林摇了摇头说。一行队伍在夜色中继续行进。

行至8月30日，大约上午9时许，忽见得山海关通往沈阳的公路上烟尘滚滚，两辆吉普车和三辆卡车带着三门大炮迎面而来。

曾克林心中一惊，在此关头，遇到敌兵可不是好事情！正犹豫间，对方已走到数百米之内，再一看，车上的士兵身材高大，个个手握钢枪，头戴五角星，原来是苏联红军。曾克林这才转惊为喜，忙走上前去，带头鼓掌，以示欢迎。不想那些苏军车辆嘎然停住，哗啦啦一阵响，苏联红军战士个个架起机关枪，近70名苏军人员对着曾克林的队伍怒目相视，如临大敌。

曾克林不敢马虎，忙喊话打手势解释，可苏军人员却毫不理睬。原来，这些人不懂汉语！

好在不一会儿，跟在后面的一名翻译走近了，得知对面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军队，遂于两军间几番奔跑解释，苏军人员立即收起武器，跳下车来，满面笑容地与曾克林等人相拥在一起，欢呼声响成一片。中苏两国的马列主义军队就这样富有戏剧性地在长城脚下首次会师了。

欢聚之中，曾克林看着苏联红军的火炮，眼睛突然一亮：何不借助苏联的力量拿下山海关呢？苏军少校营长伊万诺夫得知曾克林的想法稍作犹豫就答应了。

8月30日下午17时，苏军炮火对着仅有2,000日伪军驻守却拒不投降的山海关一通轰炸，曾克林带着16军分区的官兵们冒着纷飞的弹雨，于晚上21时终于拿下了这个号称“天下第一关”的战略要地。

曾克林满怀喜悦，在山海关由卫戍部队接管防务后，长驱北上，于9月4日抵达锦州，随后改乘火车，直奔沈阳。

就在曾克林跨过山海关前后，另外还有两支中国共产党的队伍已开始了在东北的活动。

一支是周保中、李兆麟领导的抗联队伍。他们早在东北沦陷之初就已在那片黑土地上独立坚持着抗日斗争，曾涌现过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英雄人物，后因在实力上与日军相距甚远，含恨退入中苏边境地区。苏联对日宣战后，他们又乘势而起，一部分人帮助苏军侦察敌情、担当向导，另一部分人则进入牡丹江、佳木斯、黑河等地协同苏军参战。

还有一支则来自山东军区。8月26日，山东军区胶东区党委派出陈云涛等人先赴大连侦察形势，随后又派出吕其中、邹大鹏率一个营的兵力，从烟台渡海进入辽东半岛，并于30日攻占了庄河县城。

在东北活动的中共小分队经实地侦察，及时向中央报告了东北的形势：苏军只占领了大中城市和交通干线，我军完全可以进入东北农村立足和发展。苏军对中共部队在乡村开展的活动并不干涉。

中共中央此时也在谨慎地考虑进入东北的部队如何行动的问题。几经研讨，中央决定不为苏联红军增加负担，尽量不去破坏苏联与蒋介石政府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的各项条款。8月29日，中央向各地下发了一份急电：“由于苏联受中苏条约之限制，必须将东北交给国民党政府，国民党军队亦将进入东北。我军进入东北后，苏军必不肯和我们正式接洽，给我们以帮助。”所以，各个进入东北的分队应采用东北地方军或义勇军的名义，不要对外声张，要少说话多做工作，放手去控制广大农村和苏军未曾驻扎的中小城市，尽量走小路，不要坐火车，也不要勉强与苏军正式接洽或请求帮助。只要苏军不作声，不坚决反对我们的行动就好。

但由于当时的通讯设备落后，曾克林却没有接到这份电报。他带着队伍光明正大地坐在火车上，打着红旗，敲着锣鼓，车厢上还贴满了花花绿绿的标语。

9月5日，这列火车载着第一支进入东北的中国军队抵达沈阳。

车刚停稳，驻在沈阳的苏军守卫部队一阵慌乱，马上进入戒备状态，随后他们带着紧张的表情将这列火车四周包围起来。苏联人不知道这一火车的中国军人是从哪来的，是来干什么的。所以，他们把住站台，死活不许曾克林的部队下车。

曾克林只好带着几名随从人员前往会见苏军驻沈阳卫戍司令卡夫通少将，耐着性子解释说自己是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前来接收东北。但卡夫通一脸冷漠，断然拒绝了曾克林，因为苏军已接到命令，必须把东北交给国民党政府。

带着一路风尘赶到这里的曾克林，心中顿生凄凉之感，继而又愤怒起来：苏联的共产党为什么不帮助中国的共产党，却要帮着国民党？

第一部分 无惧风雨如晦 远赴白山黑水 第4节 东北人民自治军破壳而出

带着怒气，曾克林第二次又去了苏军司令部，但苏军表示没有回旋余地，又把他们赶回了火车上。

唐凯见曾克林屡屡碰壁，也不禁动了怒。他一把拉起曾克林：“走，这次我跟你去！我就不信，苏联人为什么一点都不讲道理？”

两人进了苏军司令部就与卡夫通将军争执起来，双方各执一词，互不让步。激动之时，唐凯猛地卷起袖子，冲到卡夫通面前，指着自己在刚参加革命时刺在胳膊上的五角星和镰刀斧头标记，大声喊道：“你睁大眼睛看看，我们是毛泽东的队伍，咱们都是共产党！”

看到唐凯胳膊上的图案，卡夫通深陷的蓝眼窝里闪出了晶莹的光，在两种不同语言的交锋中，经过翻译后传达的意思已大打折扣，而这个图案，在卡夫通这位自1919年就入了党的老布尔什维克心中，是如此的亲切和神圣！他的语气随着眼光一起变得温和起来了。最终同意曾克林率领这支队伍走下火车，但暂时只能驻扎在距沈阳市中心30公里以外的苏家屯地区。

尽管曾克林对苏联红军的安排并不满意，但毕竟还是得到了一个立足之地。他回到火车上立即命令全体人员下车，结队开往苏家屯。一路高唱着革命歌曲，声传十里之外。

当时正值傍晚时分，市民们得知八路军已来到了沈阳，不禁奔走相告，成千上万的群众自发走上街头，欢声雷动，万人空巷。

卡夫通得知此情，异常感慨：这才真正是共产党的军队呀。他突然感到自己刚才的安排似乎有些不当，于是急派两名上校军官追上曾克林，让他们不必出城了，直接驻扎到沈阳故宫东面的小河沿去。

就在此时，莫斯科得知正有大批美军士兵已于9月5日在青岛、天津、秦皇岛等地登陆，目标直指东北。斯大林也不禁心中恼怒，蒋介石这是明目张胆想让美国人来抢占苏联在东北的“胜利果实”。于是，他暗示驻沈苏军，可以对八路军进入东北持有更为宽松的态度。

9月7日，驻沈苏军邀请曾唐二人到苏军司令部去商谈工作。双方会谈融洽，苏军对八路军到东北来协同作战表示愿意合作，但由于已与国民党政府签订条约，建议八路军最好不要公开身份。

曾克林经向尚未到来的李运昌请示，将八路军改称为东北人民自治军。随后以半公开半合法的地位成立了沈阳卫戍司令部，解除了市内的伪军、宪兵以及国民党地下组织的武装。接下来，又兵分五路，向辽宁各地辐射，以同样方法对其他市县实行接管。

9月14日，李运昌带领的5,000多人的大队伍也抵达了沈阳，受到了曾克林部队和苏军部队的欢迎，但曾克林并没有前来。李运昌一问才知道，曾克林已陪同苏军代表去延安了。

原来，曾克林的队伍驻扎沈阳后，就热火朝天地在辽宁地区展开了动作，他们打开日本关东军的军火仓库，四处招兵买马，部队迅速地壮大。跟随苏军重返东北的抗联部队也很快在周保中的带领下与曾克林取得了联系。而他们的这些行动很快就给苏联红军引来了外交困难，美英各国纷纷指责苏联人不守信用，国民党也极其不满。

苏联红军面对困境，在东北抗联人员的建议下，驻在长春的苏军最高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决定派飞机送两名苏军代表与曾克林一起去延安与中共中央商谈下一步的工作安排。

飞机于9月14日起飞，中途在多伦加油休整后，于15日抵达延安。下飞机时，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带着伍修权正站在机场上招手致意。

在王家坪八路军总部，苏方代表贝鲁罗索夫向朱德总司令转达了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四点声明：第一，按照红军统帅部指示，蒋军与八路军进入满洲，应按照特别规定的时间；第二，红军退出满洲之前，蒋军及八路军均不得进入满洲；第三，因八路军单独部队已到沈阳、平泉、长春、大连等地，红军统帅请朱总司令命令各部队退出红军占领之地区；第四，未得红军允许进入满洲之国民党部队，已被红军缴械。红军统帅部转告朱总司令，红军不久即将撤退，届时中国军人如何进入满洲，应由中国自行解决，我们不干涉中国内政。

宣读完正式文件，贝鲁罗索夫突然松开了紧绷的表情，面含笑意地对朱德说：“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特意让我转达一条口信，元帅本人不论对总司令个人、还是对八路军都抱有深厚的同情之心。”

朱德连连点头：“谢谢元帅的关照，愿中苏两国共产党的友谊永在！”

这个时候，独闯沈阳的曾克林正在中央政治局临时会议上作报告。他见到刘少奇、任弼时、彭真、陈云、康生、高岗、李富春、博古、叶剑英、杨尚昆等中央领导人聚精会神地关注着自己，不禁热血沸腾。

临时会议结束后，刘少奇等人立即做出了决定：第一，马上成立东北局，以彭真为书记，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为委员，彭、陈、伍三人即刻动身随苏军飞机去沈阳。“东北局全权代表中央指导东北一切党的组织及党员活动。”第二，从华中、华北派遣100个团的干部去东北。“不带武器，穿便衣作为劳工到满洲找东北局。”“在进入满洲边境时，绝不可被红军及英、美、国民党人发现，绝不要经过有红军驻扎的地方，并且一旦进入满洲境内，即须使用满洲本地番号，销毁八路军原有的证件。”只有用东北地方部队的名义和非共产党的面目，才有可能得到红军的帮助。

第二天早晨，太阳刚刚升起，和煦的阳光暖洋洋地照在王家坪。刘少奇、朱德、任弼时亲自前去会见苏军代表贝鲁罗索夫。朱总司令交给他一封信，请他转给马林诺夫斯基元帅。主要内容是：第一，贵使贝鲁罗索夫中校来此，得悉国民党军及八路军均须按照特别规定的时间，在红军撤退后方得进入满洲；第二，现按照贝意，命令进入沈阳、长春、大连、平泉及满洲其他各点之八路军各部队，迅速退出红军占领地区；第三，在热河、辽宁之各一部，自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时即有八路军活动，并创有根据地。请允许该地区之八路军仍留原地。

随后，刘少奇对贝鲁罗索夫说：中共中央准备派几名同志前往沈阳与苏军联络，希望能搭苏军的飞机一起走。贝鲁罗索夫很痛快地答应了。

9月17日，彭真、陈云、伍修权、叶季壮及报务、译电员各一人，肩负着重任，与曾克林、贝鲁罗索夫乘苏军飞机从延安起飞，向沈阳飞去。

当飞机抵临山海关机场时，飞行员通知大家：请小心坐好，飞机准备在这里降落加油。

大家不禁一阵兴奋，或许在这里还可以远眺一眼山海关的雄姿。正说笑间，突然飞机一阵剧烈的抖动，大家纷纷被甩出座位，陈云顺势向窗外一看，忙喊：“不好，飞机怎么开进稻田地里了？”话还没喊出来，自己已被飞机的惯性推进了驾驶室里，见到飞行员正在紧张地挽救着。

终于，飞机嘎然止住了，所有人又向前冲了一下。此时，机舱中已乱成一团，大家被摔得晕头转向。由于飞行员的操作失误，飞机在跑道中段落地时，冲出了跑道。

飞机一停稳，驻守山海关的士兵迅速赶来救助了。经检查，伍修权和报务、译电员以及曾克林都受了轻伤，彭真轻度脑震荡，叶季壮因为被翻滚的油桶压在下面，伤势较重一些，只有陈云最幸运，一点伤也没受着。

经过简单的处理后，大家于次日改乘火车前往沈阳。

当日，火车如期抵达。中共中央东北局领导人住进了原张作霖的“大帅府”。

这一天正是9月18日。当年日本人在这一天发动事变强占了东北，如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解放东北的核心机关又在这一天驻进了沈阳。

历史经常会在无意之中，制造出令人回味无穷的巧合。

东北局在沈阳站住了脚跟，刘少奇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下令全国各地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地方干部共计11万人八仙过海、各显其能，速往东北。一支日后叱咤神州的英勇部队——第四野战军的前身东北人民自治军由此破壳而出！

第一部分 无惧风雨如晦 远赴白山黑水 第5节 毛泽东的急电：林彪在哪里？

东北局领导机关已经成功地越过山海关，在沈阳站住了脚！ 此时正是重庆的深夜。国共谈判已进行了二十多天，可是仍然毫无进展。毛泽东收到这条有关东北工作的好消息，不禁心中高兴。他大踏步走到窗前，拉开紧闭着的帘幕，空中的浓雾已然渐渐散开，几颗耀眼的星斗分外夺目。

看来，在东北采取大动作的机会已经瓜熟蒂落了。毛泽东点燃了一枝香烟，在弥漫的烟雾中，他认真地在头脑中思忖着新的人事安排。

9月19日，延安接到毛泽东的电报：调动陈毅、饶漱石去山东，罗荣桓、肖华去东北，林彪去热河。

刘少奇手持这份来自重庆的电报，也不禁心情激动起来，一场暴风骤雨般的行动马上就要开始了。

他立即起草了《中央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部署给各中央局的指示》，并于当日发出。指示中说：“国共谈判，暂时很难有结果。国民党军队业已进入许多大城市及交通要道，并有进入北平、天津之可能。伪军几乎全部为国民党掌握。热河及察哈尔两省，我必须全部控制，东北全境我亦有控制可能。但苏联红军在12月初将全部撤离东北，我必须迅速作妥善部署，方能保证我党对于东北的控制。”所以，现要求“山东主力及大部分干部迅速向冀东及东北出动，第一步由山东调三万兵力到冀东，协助冀热辽军区肃清伪军，开辟热河工作，完全控制冀东、锦州、热河，并在将来红军撤退时完全阻止顽军进入东北热河。另由山东调三万兵力进入东北发展”。“华东新四军要调八万兵力到山东和冀东，保障与发展山东根据地及冀热辽地区”。同时要“成立冀热辽中央局，并扩大冀热辽军区，以李富春为书记，林彪为司令。罗荣桓到东北工作，将山东局改为华东局。陈毅、饶漱石到山东工作”。

党中央此令一出，全国上下，一片忙碌，来自不同地区的部队纷纷启程，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奔赴东北！

这些部队或走陆路，或走海路，各显其能，争先恐后。一队队人马火速奔往山海关外那片神奇的黑土地。

古时传说，中国的海外有三座仙山：方丈、瀛洲、蓬莱。共产党的军队把渡海出关的出发地恰恰选在了蓬莱。

第一批大规模从蓬莱渡海的部队是以万毅为司令员的“东北挺进支队”。他们于9月24日从山东蓬莱的滦家口分批登船，直挂云帆济沧海，经过近一个星期的劈涛斩浪，在当月底即陆续抵达东北。走上安东（即今天的丹东）地面，正遇到山东军区的肖华。原来，肖华早在9月初就带着1,000多人的先遣部队渡海到了沈阳，为了配合这次大规模渡海任务，10月初又返回丹东专程负责接待工作。但万毅率领的这支总共3,500余人的“东北挺进支队”没来得及多作停留，万毅拍了拍肖华的肩膀说：“大部队都还在后边呢，我们就先走一步了。”随后即于10月中旬向北推进到东北腹地磐石、海龙、四平一带。

万毅前脚刚走，山东胶东军区副司令员吴克华、政治部主任彭嘉庆率领的5师和6师也紧跟着于10月20日前全部乘船到达庄河。

山东的部队一批批地到了东北，谁来统一指挥他们？毛泽东看中了罗荣桓。

10月24日，中央电令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亲率轻便指挥机关，月内去东北。”罗荣桓，这名当年跟着毛泽东走上井冈山，后在115师呕心沥血的老革命，此时正患着日益严重的肾病，接到命令后，丝毫未作犹疑，毅然接受了这项神圣的使命。

罗荣桓的肾病日益严重，毛泽东不是不知道。抗战一胜利，毛泽东就决定派林彪去山东接替他的工作，好让罗荣桓安心地回到延安治病。但在此关键时刻，为了保卫东北，急需人才，毛泽东不得不改变主意，让他带病渡海北上。10月28日，中央第二份电报到达，要求山东第二批向东北进军的部队，要尽量抽足5万人，限于11月到达目的地。罗荣桓不敢怠慢，急匆匆地于11月5日抵达龙口，时任胶东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正在这里等着迎送他。

罗荣桓紧握住许世友的双手，竟无语凝噎：也许，这将是一次长期的离别。过了好一会，罗荣桓才恢复了常态，他望着那匹已跟随自己多年的心爱战马对许世友说：“这匹马陪伴我多年啦，到了东北也不知还能不能用得上，如今就送给你吧！”

许世友满怀激动。他知道罗荣桓留恋他亲手创建的山东根据地，不舍得让自己的马离开这片热土，便顺手从腰间解下手枪，双手托着，回赠给老首长。二人含泪而别。

罗荣桓登上渡船，换作一身商人打扮，一路奔往大连方向。大海之上，涛声阵阵，波浪冲天。船至旅顺，忽然一艘苏联军舰迎面而来，苏军舰长站立舰头，要求停船检查。

罗荣桓见是苏联军人，分开众人，走到船头：“我是山东军区司令员罗荣桓，我们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军队！”

那苏联舰长怀疑的看着面前这位朴实的“商人”：“你是八路军的司令员？我，不敢相信。”

罗荣桓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装束，也不禁笑了起来，他随身一摸，正摸到一张与毛泽东的集体合影，忙拿了出来：“看，这个是毛泽东！”

那苏军舰长点了点头：“是的，我认识。”

罗荣桓又指了一下旁边的一个人：“这个，就是我！”

那舰长仔细地看着照片上的那个人，又抬头看了看罗荣桓，突然笑了：“是的，这是你！能和毛泽东在一起合影，一定是大官！”说着，他收起笑容，郑重地敬了一个军礼，高声说道：“司令员同志，请原谅。你们可以在旅顺、大连以外的任何港口登陆。”

罗荣桓明白，原来大连已被苏军控制，不允许任何船只靠航，于是马上命令改变方向，于11月6日抵达貔子窝，正式踏上了东北的土地。此后，山东滨海军区的2师和鲁中的3师和警3旅也紧随着渡海到了辽东。

山东军区的人马在罗荣桓司令员的亲自率领之下，先后有6万部队挺进到东北，其中45,000人是渡海北上的。而山东1师则是一个例外，他们因为别的原因改走了陆路。

带领山东1师北上的师长就是后来在朝鲜战场上威名四扬的“万岁军”军长梁兴初，政治委员是梁必业。他们原计划也是跟着罗荣桓走海路，但在10月5日正准备渡海之时，突接上级急电：国民党正派出三个军的力量奔袭邯郸，山东1师停止渡海，立即救援。

梁兴初接到命令马上折往西北，行至商河时，又接到电令：邯郸之危已经解除，山东1师原地待命。梁兴初在商河一等就是半个月，直到10月20日，上级命令再次抵达：按原计划继续北上，开出山海关，前往东北。梁兴初计算了一下，走陆路是最佳选择。于是，他们急行东北，从冷口出长城，开赴锦州方向。

山东1师刚刚从山东启程不久，黄克诚师长兼政委率领的新四军第3师也急匆匆地赶了过来。这可是一支大队伍，黄克诚这个师说是1个师，实际上比军还大，它下辖4个旅和3个团，总计有35,000人。

第一部分 无惧风雨如晦 远赴白山黑水 第6节 争夺东北的战争拉开了序幕

黄克诚是在9月23日于淮安接到北上命令的，遂于28日启程，10月中旬到达山东临沂，他匆匆地与自己的上级——新四军代军长陈毅见了短短的一面，便火速向北挺进。11月5日到达冀东的玉田，经过锦州以西后，于11月26日抵达江家屯，与正在焦急地等着他的林彪相遇了。二人相互寒暄才得知，原来林彪也是历尽辛苦才曲折到此的。 林彪是8月24日离开延安的，当时他接到的命令是前往山东，接替罗荣桓担任山东军区司令员。于是，他与刚刚参加完延安会议的刘伯承、邓小平、陈毅、肖劲光、陈光等一行数十人搭乘美国运输机结伴抵达太行山根据地，随后又与肖劲光、陈毅同往山东。由于当时找不到任何交通工具，几个人只得一路步行，离开太行山，走了20多天，还没有走出河南境内。

9月19日，烈日当头，热辣辣的阳光烤得人浑身无力。林彪等人正走到濮阳，忽接到濮阳军分区转来的加急电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冀热辽中央局，并扩大冀热辽军区，以李富春为书记，林彪为司令员。

这样，林彪与肖劲光一行人只好与陈毅等新四军同志依依惜别，改道转向河北东部。

从濮阳前往冀东，路程遥远，且途中各种敌对力量众多。为此，濮阳军分区特地找了几匹马送给林彪。可林彪没舍得自己骑，此时，林彪的夫人叶群和不足两岁的爱女林豆豆也都一路随行，林彪便将马匹让给了她们，自己跟部下一起仍然安步当车。

这一天，林彪一行人正经过津浦铁路，突然，背后响起一片枪声。林彪以为中了日军的埋伏，深感不妙，经侦察后，得知原来只是当地的一伙伪军。林彪的心这才放了下来，便一面让压后人员还击掩护，一边继续前进。

没走多远，林彪突然发现身边的一名马夫和一匹马不见了，立即要求清查人数。一会儿，清查结果报了上来，林彪听到结果，马上面色铁青：放在马上驮篓里的林豆豆不见了！

闻知此事，跟在身后的叶群“哇”地哭了起来，林彪仍然一声不吭，随从人员知道情况紧急，立即回身寻找。每个人都心情焦急地沿着来路四处查看，直到天色擦黑，手下人终于在一片花生地里找到了那个熟悉的驮篓，豆豆正在那里不知事理地眨着小眼睛，林彪紧绷的脸上这才显出了一点淡淡的笑容。

林彪又走了半个多月，直到10月初才到了冀东的三河县。中央拟成立的冀热辽军区就将设在这一带。可林彪在三河县还没有喘过气来，就于10月16日接到毛泽东的加急电报：立即前往沈阳！

毛泽东自从与国民党签署了《双十协定》后，于10月11日即已从重庆回到了延安。他展开地图，仔细地研究了各方面的情报，最后认为：现在蒋介石借助美国军舰已运送了大批的部队登陆到秦皇岛，一待国民党部署完毕，他们必将向山海关、锦州发起进攻，林彪不能留在冀东，必须马上赶往沈阳，协助陈云准备应战！

林彪接到命令后不敢耽搁，在当地找了几头毛驴，和叶群一行骑驴北上，于10月25日到达山海关。到达沈阳时已是10月29日。

此时的东北已成了革命的漩涡，强大的吸引力将四面八方的文武将才大批地拉入到这片黑土地上。

其中包括：抗战胜利前夕由陕甘宁边区挺进江南的南下第2支队，即由第359旅参谋长刘转连和副政治委员晏福生率领的第359旅延安留守部队；以及由原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1旅旅长文年生率领的警备第1旅，总共6,300人；由晋绥军区司令员吕正操率领的冀鲁豫军区第32团共计600人；由邓克明率领的冀鲁豫军区第21团共1,500人；由周桓率领的太岳支队600人；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2旅旅长黄永胜率领的该旅第2团和教导第1旅第1团共计3,350人以及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1,000人；由延安炮兵学校校长朱瑞、政治委员邱创成率领的1,069人。此外，冀中军区参谋长沙克率领的冀中第31团、周仁杰率领的冀中第62、第71团以及冀东第15团都相继涌入东北。

这是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调动。各解放区调往东北的部队总计11万人，调入东北的军事、政治、技术和地方干部共2万余人。

继彭真、陈云等中央领导到达东北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张闻天、高岗以及时任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的林彪、李富春、李立三、罗荣桓、林枫、蔡畅、王稼祥、黄克诚、王首道、谭政、程子华、万毅、古大存、陈郁、吕正操、肖劲光等二十多人也先后抵达。

这些领导人与从各方到来的十多万部队人员和地方干部组成了日后叱咤神州的第四野战军的核心骨干。中国共产党为了保卫东北，已下了最大决心，投入了巨大的力量，捷足先登，在战略上首先争得了主动。

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在调兵遣将，大批精锐部队不断海运北上。国民党抢夺东北的脚步声已经越来越响了。

山雨欲来风满楼。毛泽东看着地图上标注在溏沽、葫芦岛等地的国民党军事力量正在一日日地增强，不禁说道：“蒋介石马上要伸手喽，东北的部队可不能大意了。”

10月16日，毛泽东在命令林彪速往东北的同时，也电示彭真、陈云、程子华等：“在东北登陆及从任何方面进入东北之蒋军，须坚决全面消灭之。凡我到东北之曾克林、万毅、肖华等部，须迅速集中加以补整，全力消灭蒋军。除早已分散者外，不要再分散。此刻我军须集中作战。如能消灭蒋军先头部队，即可使其后续部队有所畏惧，方可争取时间。”“万毅、吕正操、肖华、李运昌应暂留辽宁，指挥作战，整训部队。战胜蒋军登陆是目前中心一环，其他一切均为此服务。”

10月19日，中央再次指示东北局：“我党方针是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次要力量于庄河、安东之线，坚决拒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放弃过去分散的方针。”

彭真等接到命令后，紧急命令各地武装力量，尽最快速度集中，准备应付蒋介石的军事进攻。

此时的东北已是冷风骤起、阴云飞渡。人民军队稍有大意，就可能被打个措手不及。毛泽东整日坐在地图前，监视着蒋介石的军事调动。突然，他拿起铅笔，飞速地在地图上划了一个圈儿：“大连！绝对不能让国民党在大连登陆！”

10月27日，毛泽东代中共中央向斯大林发出电报，请求苏军一定要阻止蒋介石进入大连。

当斯大林表示应允的回电送来的时候，毛泽东正在一张白纸上勾画着东北军事指挥部的构成草图。10月31日，中共中央下令：进入东北的所有部队统一称为东北人民自治军，任命林彪为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彭真为第一政治委员，罗荣桓为第二政治委员，吕正操为第一副司令，李运昌为第二副司令，肖劲光为第三副司令兼参谋长，程子华为副政委。11月2日，毛泽东再次电告东北局，补充周保中为第三副司令，肖劲光改任第四副司令兼参谋长，伍修权为第二参谋长。此外，新成立一个东北局北满分局，负责开辟东北后方工作，该局由陈云为书记，林枫为副书记。

一切安排结束，毛泽东却找不到林彪了，10月30日，他急电彭真：“林彪等现在何处？”

这位新任的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林彪一路转折，又没带电台，刚刚于10月29日抵达沈阳，还没有来得及歇息，就立即返回锦州去了。

因为山海关一带已经枪声四起，林彪得知情况，不敢停留，火速奔往前线指挥战斗去了。

国共双方争夺东北的战争已在山海关拉开了序幕。

第一部分 无惧风雨如晦 远赴白山黑水 第7节 苏联人开了一个国际玩笑

1945年10月10日，经过43天唇枪舌剑的你来我往，国共双方终于在重庆的桂园签署了“双十协定”。虽然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同意避免内战，以及两党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但这些条款仍然在空中飘浮，没有一件可以落到地面上，中国共产党的解放区问题没有解决，共产党军队的问题实际上也没有解决。而且已经达成的协议，在付诸实践之前，也还只是一纸空文。 蒋介石本没有诚意要进行这次谈判，所以对于此次谈判的协议，就更没有诚意要去实现。就在国共谈判进行的同时，国民党军队的枪弹仍然不断地在解放区内说着蒋介石的心里话。

10月11日，毛泽东决定离开重庆返回延安。这天清晨，蒋介石在山洞林园官邸宴请毛泽东共进早餐，这是毛蒋两位历史巨人之间的最后一次会面。

上午9时45分，毛泽东在九龙坡走上C－47型运输机，与前来机场送行的人们挥手告别。他已经为中国人民点燃了和平之光，但蒋介石正抬起脚来，准备将这缕微弱的光源一脚踩灭。

一阵震耳欲聋的引擎轰响声之后，飞机载着毛泽东等人刺破蓝天，径直向北方飞去……

此时，一群自由飞翔的鸟儿正在空中盘旋，随着飞机的响声，它们忽地振翅而去，转而不见了踪影。

送走了毛泽东，蒋介石的心情忽然变得沉重起来。不知毛泽东这一走之后，将会给自己带来多大的阻碍。东北方面已不断有消息传来，共产党的军队和苏联红军“串通一气”，正在那里扩展自己的实力。

但苏联毕竟已经和国民党政府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量他们也不会做出太出格的事情来。想到此，蒋介石立刻叫人传下命令：要熊式辉即刻做好准备，明早启程前往接收东北。

伸手一定要快，否则只能抓到一手灰！蒋介石这样想。

那么，熊式辉这次去东北会抓到什么呢？蒋介石没多想，但他认为，不管熊式辉能够抓到什么，他总不会比别的人抓到的东西少。

蒋介石之所以选定熊式辉去东北，是几经衡量和筛选的结果。要去东北，首先这个人得是在政界中可以对东北施加影响的人，其次，不，应该说更重要的是，这个人不仅要有资历和才干，还得是自己的忠实追随者。

而熊式辉恰恰符合这些条件。

熊式辉早在1911年就已是同盟会的会员，与蒋介石在保定军校时曾同窗共读，后又受到过孙中山的赏识，被保送到日本陆军大学深造，回国后参加了北伐战争，后在蒋介石的亲自提携下当上了江西省主席。

熊式辉得到蒋介石的信任自有他的理由。他数十年来一直对蒋介石忠心至极。特别是在1930年冯玉祥反蒋的时候，当时冯玉祥曾专门密遣特使策动熊式辉，而熊式辉不但坚决不肯，还发出拥蒋通电，声讨冯玉祥。仅此一事，就已让蒋介石感激难忘。

如今，担负起接收东北的重任，熊式辉又一次找到了一表忠心的好机会。经过几日的筹备，他把自己经过深思熟虑后拟定的关于接收东北的计划方案呈报给了蒋介石。

这个计划分为七个方面：第一，将东北三省改为九省；第二，在东北地区实行“三民主义”为总的施政方针；第三，抽调一部分精锐部队长期驻守东北；第四，对东北原有的地方伪军、杂牌人马一律收编整训；第五，将东北作为全国经济建设的基地；第六，对于东北的人事安排，应争取中间派和地方派的合作，遏制共产党势力的扩张；第七，同时要加强与苏联政府进行外交协商。

看了这份计划，蒋介石半晌未语，心中却在暗暗赞赏：自己果然没有选错人。

1945年8月31日，蒋介石在重庆宣布：正式成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辕，任命熊式辉为行辕主任，同时以国民政府名义，明令划原东北三省为九省二市。9月4日，蒋介石又任命了东北各省的主席和各市市长。随后，在熊式辉的推举下，蒋介石任命张家穰为东北行辕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蒋经国为外交部驻东北特派员，专门负责与苏军打交道。

时时把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拉在身边，正是熊式辉的圆滑体现。

事实上，熊式辉早在江西任省主席时，就第一个伸手把刚从苏联回国的蒋经国拢到了自己的圈子里。这正应了蒋介石的想法：伸手一定要快，否则只能抓到一手灰！

这一次前去与苏联人打交道，熊式辉更是极力举荐，大有举贤不避亲的姿态。他极力突出蒋经国熟悉苏联、通晓俄语的事实，声称与苏联进行外交协商非蒋经国不能。当然，熊式辉私下里却正在拨弄着自己的小算盘：有蒋经国打头阵，苏联人应该看着点蒋介石的面子，另外更重要的是，如果接收工作出了问题，因为蒋经国本人已经身在其中，恐怕蒋介石也就不好多加怪罪了。

10月12日，熊式辉持着蒋介石的命令，率领着400多人的东北行辕接收团，浩浩荡荡地来到了长春的苏军东北总部。

正值傍晚时分的长春，残阳斜照，整座城市镀上了一层充满破败之相的暗黄色的余光。城内乌烟瘴气、强人横行，由于已多日得不到有效的政府管理，长春已成了一座荒城。

熊式辉等人不敢在街头上多加停留，匆匆找到落住之处，便径直去了苏军统帅马林诺夫斯基的司令部。

寒暄已毕，双方落座。熊式辉开门见山，要求自己手下的这些大员们前往各个大中城市正式接管。

马林诺夫斯基淡淡一笑，继而却摇起头来。这个时候，苏军早已收到消息，在9、10月间，美国出动大量运输机，帮助蒋介石向华东和华北的关键防区运送了3个军的庞大兵力。而且，大约有5万多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人员，已在青岛、天津、北平和秦皇岛等地登陆，帮助蒋介石保卫港口和机场。本来，苏联与蒋介石政府签约，也是为了以后能够在中国保持更多的利益，而如今看来，蒋介石已完全倒向了美国一边，根本没给苏联留下一点余地。

所以，马林诺夫斯基从会谈一开始就有意难为熊式辉，以各种理由反对国民党官员去接收城市。不想熊式辉也同样执著，不论苏联人说什么，自己就是要接收。最后，苏方代表诡秘地一笑，说：那好吧，请便！

熊式辉终于面露喜色，立即分遣各路大员前赴任所。不想两周不到，这些大员无一不是狼狈不堪地返了回来。原来各个城市早已被当地的权势人物占据，有的甚至武装完备，这些孤身的国民党大员根本无法立足。

无奈，熊式辉只好重进苏军统帅司令部，继续协商。蒋经国、熊式辉向苏方提出，国民党必须要派出军队前来保证接收的成功，他们将乘坐美国军舰在大连、营口、葫芦岛、安东等港口登陆，希望苏方根据中苏条约予以协助。

马林诺夫斯基马上给予否定：这样做不是根据中苏条约，而是违反了中苏条约，因为大连港将实行商业化，绝不允许军事登陆，至于营口、葫芦岛等地，苏军也无法保证国民党军登陆的安全，因为苏军至今也不了解那些港口的设备情况。所以，如果要听取苏联方面的建议，那么，国民党军队最好经陆路进入东北。

“苏联人真是岂有此理！”远在重庆的蒋介石得知协商的进展情况，气得面色铁青。他要求蒋经国要坚决争取在大连登陆，同时，尽快整编伪满军队，任用伪满人员稳固东北局势。

要任用伪满人员？苏方一听这个条件，脑袋摇得像拨浪鼓。马林诺夫斯基坦率地告诉蒋经国：伪满人员一贯反对苏军，苏军绝对不会容忍他们在东北执政。

经过多次会谈，熊蒋二人终于清楚了苏联人的立场：只要他们提出什么，苏联人就会反对什么。这个会谈已毫无继续的必要了。

带着满腔的愤怒，熊式辉和蒋经国无功而返。

坐镇重庆的蒋介石更是气得拍案而起：想当初签订条约时，苏联一再保证支持自己的国民政府，将东北交给自己，还许诺让中国共产党人服从国民政府的命令。而如今，熊式辉初赴东北就重重地碰了壁。看来，这些蛮横的苏联人不喜欢来文的，那我就派个武将去让他们见识见识！

10月22日，蒋介石令心腹将领杜聿明速至重庆受命。

杜聿明是蒋介石信任备至的国民党名将。他出生于陕西米脂，毕业于黄埔一期，不仅作战勇敢而且善于治军，早在北伐战争中就已初露锋芒。抗日战争中，曾任第5军军长。1939年11月，日军侵占广西战略要地昆仑关，杜聿明指挥部队与日军激战18天，围歼日军精锐部队第5师团第12旅团，打死日军4,000多人，威名远扬。1942年，他又参加中国远征军入缅甸作战，在极其不利的情况下，浴血奋战，突破日军包围，勇抗美国将军史威迪的军令，征服野人山，将部队带回云南。后被任命为第5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总司令。杜聿明无论在战功方面，还是在对蒋介石的忠诚方面，都深得蒋介石的认可。

第一部分 无惧风雨如晦 远赴白山黑水 第8节 下一步怎么办？

所以，在熊式辉东北碰壁后，蒋介石决定任命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部司令长官，前往东北继续与苏军商谈接收事宜。 杜聿明一到重庆，蒋介石立即指示：“这次你到长春去，直接与苏军总部接洽，要他们根据中苏条约，掩护我军在东北各港口登陆，接收领土主权。”

杜聿明早已风闻共产党部队秘密进入东北，于是向蒋介石提出：“假如共军确已进入东北，苏军又不肯承担掩护我军接收的任务，那么，下一步怎么办？”

蒋介石若有所思地停了一下，然后说：“你先到长春去会见马林诺夫斯基，其他事情以后再说。根据条约规定，他们必须要承担起掩护我们接收的责任。”

10月28日，杜聿明乘飞机抵达长春。当天就去拜访了马林诺夫斯基元帅。鉴于熊式辉和蒋经国所受的冷遇，杜聿明作好了应付各种刁难的准备。没想到这次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态度却是十分友好。初一相见就满面笑容地说：“杜将军带领中国军队接收东北的领土主权，苏军很欢迎。你们从海路来，从陆路来，我们都欢迎。”

经过双方具体协商，马林诺夫斯基同意国民党军队从营口登陆，并向杜聿明提供了营口苏军位置图。

杜聿明喜出望外，急速飞回重庆，向蒋介石报功。

蒋介石更是喜形于色。他告诉杜聿明：国民政府已经与美方商量好，用美军舰只先将国民党第13军和52军海运到营口登陆。现在13军已陆续到达秦皇岛，52军正由越南海防市启程北上。你应迅速去秦皇岛，乘美国军舰到营口指挥登陆。

杜聿明马上动身，直飞天津，拜访了美军第3陆战队司令洛克将军。请求美军协助维持天津至秦皇岛铁路的畅通和安全，洛克一口答应。

11月3日，杜聿明在秦皇岛登上了美国军舰“脱罗尔”号，在第7舰队司令巴布尔中将的亲自陪同下开往营口。

下午15时，“脱罗尔”号抵达营口港外海域。由于舰身过大，无法入港，杜聿明只好改乘一条小艇开向码头。

码头上有一名苏军中尉正等待在那里。杜聿明带一名翻译紧跟其后，登上了苏军吉普车，心中不禁有点紧张。

“我们现在是去哪里？”他通过翻译问那名苏军中尉。

那苏军中尉却淡淡地答道：“旅馆。”

“旅馆？为什么去旅馆？我们应该去司令部！”杜聿明有些吃惊了。

“这里早已没有了司令部。”中尉坦然地回答。

“那你是干什么的？”杜聿明着急地问。

“我是奉命到码头上来迎接你的。”中尉答。

“我问的是你的身份。”

“我是这里的留守司令。”

“那你有权力办理交涉事务吗？”

“那要看什么交涉。”

“比如中国军队在这里登陆的事。”杜聿明只好明说了。

“那要问这里的中国军队。”苏军中尉回答。

“这儿哪来的中国军队？我们还没有登陆。”杜聿明紧张地问。

“18集团军已经接管这里了，不过别人都习惯叫他们八路军。”苏军中尉不紧不慢地说。

“啊？他们已经接管了？可他们不是合法的军队，他们没有权利到东北。我要求立即去你们的司令部！”杜聿明真的急了。

“我刚才已说过了，这里早已没有苏军司令部了，只有一个留守司令，那就是我。”苏军中尉道。

杜聿明几乎气得说不出话。在旅馆停车后，杜聿明强压住怒火质问那名苏军中尉：“贵军为何不按条约办事？未等我军登陆就撤出？”

“我们是按条约规定的撤兵期限撤走的！”苏军中尉并不示弱，“是你们未按条约规定日期到达。这不是我们的责任。”

“那你们也不应该让共产党的军队进城。”杜聿明又紧逼一步。

“我们只负责把这里交给你们的军队，经核查，他们确实是你们的第18集团军。”苏军中尉回答。

杜聿明无言以对。那中尉紧接着说：“在这里，我只是负责迎送你进出码头，如有其他问题，你尽可以与当地驻守的中国军队联系，因为这里已经交接结束，我们无权再予以干涉！”

杜聿明气得绷紧了脸，没有进旅馆，掉头返回了码头。乘小艇登上了“脱罗尔”号美舰，打道回府。

在军舰上，杜聿明望着海面上翻腾的巨浪，心中苦涩。他想起马林诺夫斯基在长春的表演，不禁怒火中烧：“俄国人真敢开国际玩笑！”

巴布尔也跟着摇了摇头，转而安慰杜聿明道：“俄国人从来就不讲信用，杜将军不必生气，有强大的美国作后盾，你可以指挥军队打进去！”

“看来只能使用武力了。”杜聿明握起拳头，咬牙切齿地说。

原来，苏军之所以那么痛快地答应了杜聿明的要求，是因为他们早已暗中将营口、葫芦岛移交给了东北人民自治军。除了辽东半岛南部港口，苏军也把锦州以南至山海关的辽西通道地区转交给了共产党的军队。

11月5日，杜聿明满怀惆怅地飞回重庆，向蒋介石报告接收营口的遭遇。蒋介石再一次气得脸色铁青，他先是大骂一通俄国人，然后对杜聿明说：“我们一定要打进东北！你有把握率国军武力接收东北主权吗？”

“给我10个军。我一定将东北共军全部消灭，恢复东北主权。”

“10个军？现在调动10个军还是有困难的。这样，你先带两个军从山海关打进去。”蒋介石道，“这是一件大事，你最好还是先去军令部，同他们研究一个方案。”

杜聿明当即去了军令部。听说杜聿明要用两个军进攻山海关，军令部的人纷纷摇头：根据情报判断，山海关附近共有共军将近10万人，两个军怎么能够奏效？

杜聿明立刻责问道：“哪来的情报？我刚从秦皇岛回来，据我亲自侦察，共军最多只有5万人。”

其实，当时山海关附近只驻有八路军李运昌部约3万人。

“我看用两个军进攻山海关也并不是什么难事。”杜聿明说，“不过，必须增加后续部队，否则无法向东北腹地挺进。”

军令部不敢明确对杜聿明的意见作出答复，只好让他再去请示蒋介石。

“先将天津以东划归东北行辕。”蒋介石权衡再三，的确抽不出更多的兵力，于是说：“你先指挥第13、第52和第94军首先攻下山海关。”

杜聿明领令，直飞北平，刚下飞机便接到何应钦的电报，令其率第13、第52、第92及第94军进攻热河，收复承德。

“胡来，我有要命在身！”杜聿明对何应钦的电令高声吼道，“委员长有令，拿下山海关！”

杜聿明调集部队，立志强攻山海关，一洗营口之耻，收回全东北。山海关，这个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如今再一次笼罩在烽烟之中。

第一部分 无惧风雨如晦 远赴白山黑水 第9节 山海关口，烽烟四起

一架国民党军用飞机怒气冲冲地划破蓝天，留下漫天烟雾。 杜聿明乘着这架飞机离开北平，来到了秦皇岛。这是进攻东北最具战略意义的重要港口，为了占领秦皇岛，美国海军可谓是“功不可没”。早在1945年10月中旬，美国海军第7舰队就瞄准了这里，他们派出海军陆战队人员借口要解除日军武装和保护美侨财产，强行在此登陆。而此前就已占领了葫芦岛的冀东军分区沙克的部队由于未能及时发起进攻，无意之中却使国民党军队为接收东北建立了一个重要据点。

10月下旬，先后有20多艘美国军舰率先将国民党的13军三个师2万多人运送到秦皇岛。13军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原归汤恩伯指挥。在抗战中，一直从河南撤到贵州，没打过硬仗，实力保存完好。这时担任军长的石觉在国民党将领中也算是小有威名。石觉毕业于黄埔三期，留校后曾担任黄埔四期即林彪那一期学员的队长。在第五次“围剿”中央红军、以及后来追击19路军时都曾充当了蒋介石的马前卒。抗战时期，先因在北平勇战南口而名声四扬，后又在台儿庄大捷中力夺关键的制高点崔家庄，被李宗仁感慨异常地称赞道：“天助我者，石觉也！”如今，石觉正担负着进攻东北的新任务，更想大显一番身手。

石觉的13军在秦皇岛立足刚稳，来自云南的52军2万多人又接踵而至。

国民党军队整军整军地不断北上秦皇岛的消息早已传至延安。毛泽东敏锐地感到：战争的脚步正在声声逼近，一场争夺东北的大战迫在眉睫。他及时地提醒罗荣桓等：“战争中心即将转入东北，必有一场恶战。”这个时候，中央军委也给林彪、彭真发出了指示：“11月至12月中旬将是蒋与我武装争夺东北的一次高峰，战场是在辽宁南部、锦州、热河、冀东地区。我必须集中可能的力量，争取这次战略性决战的胜利。”

事实正如毛泽东所料，战争几乎是随着国民党军队抵达秦皇岛同时发生的。从10月25日起，国民党小批军队就在美军的带领下，一次次前往山海关前耀武扬威。10月28日，他们终于要增大行动力度了。五名美军坐着吉普车带领几百名蒋军要求视察山海关。东北人民自治军二话没说，对着狂妄叫嚣的美军一阵扫射，吉普车像一只老乌龟一样被打翻在地，五名口吐狂言的美军一死二伤两投降。毛泽东在延安向美国提出强烈抗议：美军不承认错误，别想领回俘虏和尸体。

美国佬强硬了半天，还是不得不放下架子，乖乖地道了歉。此后再也不敢张牙舞爪了。共产党让中国人在美国佬面前扬眉吐气！此事在国内引来一片欢呼声。

但国民党没有欢呼。特别是杜聿明前往营口接收碰壁后，明令秦皇岛的国民党军加强对山海关的挑衅。

11月4日，国民党军派人到山海关向驻守在那里的沙克部队发出最后通牒，要他们让出铁路线50公里，退出山海关。沙克抓起文书，抛在来人的脸上：我看你是没睡醒，还在做梦！

13军军长石觉大发雷霆：我现在清醒得很！11月5日，他率13军首先向山海关发起进攻。一时之间，山海关口，烽烟四起，一颗颗子弹嵌进了这座号称“天下第一关”的古老城头。

石觉将主攻方向定在山海关城西北的娘娘庙、二郎庙等制高点。在炮火轰击下，他们曾一度占领了这些制高点，突进到离山海关城北门只有500米远的地方。但沙克率领的东北人民自治军绝不示弱，经全力反击，又把石觉打回了5公里以外。

正在双方激战之时，山东渤海军分区司令兼第7师师长杨国夫带领7师三个团恰好赶到山海关前线。他们步行一个多月从山东来到这里，未想到没等出关，先遇到一场枪战。这7,000多人虽然在长途跋涉后正处于疲劳状态，一见战斗个个精神抖擞，迅速投入到战斗之中。杨国夫这位生于安徽霍丘、1929年就参加了红军的老革命战士更是身先士卒。

石觉正打得吃力，忽见自治军队伍中又多了一路人马，不敢恋战，急忙撤兵，不再发起新进攻，倒是全力地构筑起工事来了。

杨国夫正打得起劲，不想石觉突然撤出不打了，只好停了火，与沙克的部队欢聚一堂，略作休整。

可过了两天，石觉还是没动静，倒是把工事修得越来越坚固了。

这个石觉在搞什么名堂？杨国夫终于忍不住了。多年打游击战培养出来的机智在他的脑海里如一束火苗不停地跳跃。11月6日夜里，他派出两个营潜入石觉13军的89师阵地。这些擅长游击战的战士从中间地带深入敌军阵地内部，手榴弹爆炸声和枪弹射击声霎时响成一片，国民党军不知来了多少人，两侧的轻重机枪向着中间阵地一齐发射，猛打了一夜，天亮才发现是自己打自己。杨国夫的部队缴了1门炮、18挺轻机枪和50支步枪后早趁着黑夜从容撤回了。而不知情况的国民党军自相残杀了一整夜，此时已是伤亡惨重。石觉气急败坏：都给我撤回到秦皇岛去休整。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祸不单行。如今这句老话正应在石觉的身上。正在窝火的石觉刚一到秦皇岛就遇到也同样在窝火的杜聿明。这一天是11月8日，天空中一片阴沉，杜聿明走进司令部就怒吼：石觉情况不明，冒然进攻，现在必须派出多股部队，详细侦察山海关的情况。

两天后，情况大体查明：中共约有3万人驻守在山海关、角山寺、九门口和义院口一带，主力则集中在山海关和角山寺两地。这些部队装备不全，火力薄弱，基本上都是未打过正规仗的游击队。而主帅林彪所率的部队尚未到达山海关。

11月11日，杜聿明召见13军军长石觉中将再商进攻山海关之事。

石觉显然已被杨国夫打晕了头，一听杜聿明说要再次进攻山海关，立即反对：“共军火力强大，不可轻易进攻，应加强工事，稳固防守，这才是上策。”

杜聿明大为光火，不想石觉的部下也同样不想再发起进攻。“我看你们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共军的实力我早已调查清楚，现在我就领你们这些胆小鬼去现场看看！”

11月13日，杜聿明亲率13军的团以上军官，前往13军遭到杨国夫夜袭的前线阵地视察。“你们自己看看，”杜聿明很平静地说，”共军根本没有炮火，所有的弹痕都是手榴弹留下的。”

返回后，他马上召集13军营以上军官开会：“共军”火力、战斗力并不像传说那样强大，“国军”在各方面都比“共军”强。为此，现正式下达作战命令：以13军主力4师、89师担任山海关正面主攻，以54师攻占九门口，52军的25师迂回进攻义院口，其余部队为总预备队。总攻时间定在11月15日清晨。最后，他重申了蒋介石的“连坐法”：胆敢作战不力、临阵脱逃者，必然严惩不贷，并将追究各级主官的责任。

军令一下，各级军官唯唯听命，再也不敢怠慢。

11月15日早晨，杜聿明亲自到九门口督战，指挥国民党13军54师运动到九门口，率先发起总进攻。此时，担任迂回任务的25师则向义院口进攻，以策应54师。在杜聿明的亲自督促下，这次13军的攻势异常猛烈，动用了大批的重炮猛轰自治军的山头阵地。

炮声如雷，枪弹若雨。面对新一轮的猛烈进攻，杨国夫奋起反击。但因双方火力悬殊太大，到中午时，九门口已被54师攻占。这一最险要的关口失守后，其他各关口都受到了动摇。黄昏时候，义院口也被25师占领。

杨国夫的队伍在这个时候确实无法与全部美式装备的国民党13军匹敌。他们一路从山东长途行军来到山海关，尚未休整就投入了战斗。部队中的战士们甚至连最起码的人手一支枪都达不到。时值11月，已是秋风萧瑟，这些战士们却仍穿着破旧的单衣单裤，有的人甚至还打着赤脚。再由于初至辽西，没有群众基础，老百姓早已躲藏起来了，没有人送饭送水，甚至给伤员抬担架的人都找不到。当杨国夫在血战之中得知九门口、义院门均已失守的消息后，他立即感到自己的部队有被国民党大军合围的危险。于是，杨国夫没有等待李运昌的命令，在11月16日早晨毅然下令撤出山海关，只留下少数人担任掩护。

第一部分 无惧风雨如晦 远赴白山黑水 第10节 打开了通向东北的大门

16日早晨，13军向山海关正面阵地发起总攻。留守的自治军人员打了几枪也撤走了，杜聿明轻松获胜。当日下午，13军与52军的迂回部队在山海关以东会师，宣告国民党军已占领山海关，打开了通向东北的大门。 17日，毛泽东在延安通过新闻广播得知山海关失利，直接发电指示李运昌、沙克：必须死守山海关、绥中、兴城一线，时间至少三星期。

李运昌接到电报后，心急如焚，急忙回电：山海关至兴城一线只有正规部队不到1万人，而且战斗力有限，恐怕难胜此任。

中央马上改变计划，令李运昌、杨国夫部在锦州地区运动防御。“节节坚决抗退，既不死守，又不轻易放弃阵地”。同时命令正在向东北赶来的黄克诚、梁兴初改变路线，绕过山海关，迅速到锦西地区，“待敌深入锦西、兴城线，从敌左侧后突然攻击”。

毛泽东想打个快速反击，但杜聿明的速度更快。16日晚间他接到先头部队25师占领山海关的报告后，当即下令各部队第二天一早就出发，向绥中前进。17日早上，杜聿明乘吉普车亲临前线，监督l3军快速前进。

下午15时，杨国夫师刚刚撤到绥中，还没喘口气，杜聿明尾随而至，立刻展开迂回包围。杨国夫站在高地上观察了几分钟形势，一阵摇头，自己根本没有阻击的能力，只得继续后撤。

此时天色近晚，国民党先头部队各自安营扎寨，正要休息。杜聿明火速赶到：“谁让你们休息了？全都起来，马上进军绥中城！”

当夜24时，天黑不见五指，只有寒风在野外号叫。国民党军长驱直入，进驻绥中。杜聿明直到此时才松了一口气，下令停止前进，原地休整。

就在杜聿明连连取胜之时，林彪却正在心急火燎地匆匆南下，奔往前线，从锦州指挥部一直跑到兴城、锦西一带才停住了脚。他无法再前进了，枪声已越来越近，而自己却没有可以指挥的部队。林彪无奈，自己来得太晚，只好在这里等着黄克诚和梁兴初的主力部队了。

刚在兴城落稳脚，一大批自治军部队就拥了过来。林彪以为是黄克诚或者梁兴初到了，再一细看，这群部队情绪低落，衣衫不整，原来正是退下来的杨国夫部。

“唉！”林彪暗叹了一口气。看来杨国夫部一时已难以再投入战斗了。林彪指示他们撤到后方，分散打土匪，休整部队，暂时不参加正规作战。

11月21日，山东军区1师8,000人在师长梁兴初、政委梁必业的率领下，终于赶到了兴城。这个师的前身是八路军115师的685和686团，是林彪的老部下。看到他们长途行军后疲劳不堪的样子，林彪不禁浓眉紧皱，忧心忡忡。现在的条件，不要说打胜仗，就是基本的作战条件都不具备。

于是，他立即给军委和沈阳的彭真、罗荣桓发电报：“连日我在兴城、锦州一带所见所闻，我部队已参加作战者皆极疲惫涣散，战斗力甚弱。新兵甚多，缺乏训练。梁师刚到，黄师尚未到达，远落敌后。各部皆疲劳，武器弹药不足而未得补充；衣鞋缺乏，吃不惯高粱，缺少费用。此外，自总部起各级缺乏地图，对地理形势非常不了解。通讯联络至今混乱，未能畅通。地方群众则未发动，土匪甚多。敌迂回包围时，无从知道。敌人利用我以上弱点，向我推进，并采取包围迂回。依据以上情况，我有一个根本意见，即：目前我军应避免被敌各个击破，应避免仓皇应战。应准备放弃锦州以及以北二三百里，让敌拉长分散后，再选弱点突击……目前黄、梁二师皆我亲自指挥，如能求待有利作战时，即极力寻求战机，进行侧面的歼灭战，此可能性仍很大，但亦不拟轻易投入战斗。”

随后，林彪带着参谋人员前往锦西江家屯，准备在那里迎接黄克诚。可是，黄克诚尚未到达，杜聿明却气势汹汹地扑来了。

自在绥中稍作休整之后，杜聿明抓紧战机，强逼13军、52军长途奔袭，沿着大路径直北上。

11月22日，国民党军先头部队到达兴城。正在这里休整的杨国夫师奉命主动撤离。占领兴城之后，杜聿明命令13军沿公路继续向前推进，52军2师则向锦西、葫芦岛进攻。守在葫芦岛沿岸的冀东31团见侧翼受到威胁，也不战而撤。于是，仅在11月22日这一天，国民党军便连占兴城、锦西、葫芦岛三处要地。

11月24日，杜聿明乘胜赶到锦州城下，立即下令52军为右攻击兵团，向大凌河东岸进攻。13军为左攻击兵团，主力沿塔山、高桥向锦州进攻，另分出一部则沿大小虹螺山道向锦州西边进攻。

当时，防守锦州的兵力十分薄弱，西线是原359旅分出来组建的警1旅的两个团，由文年生指挥。另外还有沙克的特务团，共五个连布防在女儿河一线，锦州城内则是李运昌的19旅。

外线防御部队初一交战，便已力不从心。城内的李运昌只好组织人力抢运枪支物资，炸毁了无法开走的几架日本飞机后，一路撤往黑山、阜新方向。11月26日晨，杜聿明完全占领了锦州城。

可杜聿明在锦州城中还没坐稳，高桥和千家寨方向枪炮声忽然大作，13军89师告急：国民党军的后路被共产党军队突然截断，驻千家寨的89师主力已被击溃，阵地大多失守！

“什么？”杜聿明吓出一身冷汗，“马上令54师回头增援，后面的195师要星夜北上！”

但杜聿明的命令刚刚下达，“共军”却突然撤走了。他虽然长出一口气，但也深感一味地孤军深入恐怕有危险。得到蒋介石的允许后，杜聿明决定在锦州休整二十几天，招兵买马补充正规军，以待进一步深入东北。

是谁在高桥和千家寨打响了突袭战呢？正是林彪。终于见到国民党军的林彪，现在已握有梁兴初的精兵，本想抓住机会给杜聿明点颜色看看。无奈电台功率太小，作战电报无法发出，所以打了一阵只好撤回了，继续等待黄克诚。

实际上，黄克诚恰恰在26日这一天带领着3师人马到达了锦西江家屯。但由于没有通讯工具联系，黄克诚找不到林彪。

与其在此无谓地着急，不如尽快投入战斗！黄克诚对属下说。于是，他带领各旅干部走上四处的高地，开始巡视战场，正观察着地形，忽听得背后有人喊：“黄师长！”

黄克诚回头一看，正是林彪派来寻找自己的李天佑。原来，林彪就住在离他只有20里地的村子里。

“原来是近在咫尺，却未能相见！”黄克诚紧握住李天佑的手，大笑着说道。

当日，林黄二人相见，倍感亲切。两位卓越的军事领导人一起商量起东北人民自治军的下一步行动。二人一致认为我军远道疲劳，又无根据地，在目前情况下不宜与敌硬拼，应迅速建立后方，站稳脚跟，发展壮大，以备将来与国民党军决战。林彪遂放弃原定在锦州侧面打击杜聿明的计划，带领部队后撤到义县、阜新一带。

时近12月，天气骤然变冷，林彪迎着寒风北上，心中自是别有一番滋味。他到了东北，一个胜仗还没打，就先丢了山海关，进而又放弃了整个辽西走廊。一路上，林彪仍然默默无语，正在盘算着如何向杜聿明报这一箭之仇。无奈双方力量对比过于悬殊，林彪一直撤到秀水河子，才得到机会给了杜聿明当头一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