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四野战事珍闻全记录

第三部分 铁马踏破冰河 京津响彻凯歌 第51节 隔断平津

在西线打得热热闹闹的时候，东线也不是沉静的。 林彪尚未动身，毛泽东就于11月26日提出了一个初步的东北野战军入关后的作战计划，他在电报中说：你们主力的第一个作战任务应切断平津联系，第二个作战任务是歼灭天津、唐山间62军的主力，然后依次是歼灭唐山之敌、夺取天津、歼灭北平周围之敌、夺取北平。

12月7日，林彪与罗荣桓、刘亚楼三人顺利抵达蓟县孟家楼。林彪尚未坐稳，毛泽东就将平津战役的前线指挥权送过来了。在12月11日的电文中，毛泽东明确提出：东北我军正在陆续入关，攻击平、津、张、唐诸敌之作战业已开始，这是一个巨大的战役，不但华北和东北两区野战军应归林罗刘等统一指挥，冀中七纵及地方兵团，亦应归其统一指挥。望华北军区即令七纵及冀中军区与林罗刘电台联系，报告情况，接受任务。

孟家楼一夜之间已成为华北地区仅次于西柏坡的权力中心。林彪铺开地图，开始仔细地研究起这一片暂时对他来说还很陌生的国土。他的目光在地图上一遍一遍地巡视，突然间一亮：平张线上孤立的几个傅系军，应该尽早吃掉！

12月8日，林彪下令东北野战军第三、第五纵队直扑南口，力争将傅系主力十几个师全部消灭在平张之间。

林彪两支纵队南下，毛泽东立即下令停止。东北野战军三纵、五纵不能进军南口，现在淮海地区蒋介石处于下风，过早进攻傅作义，必然导致华北的蒋系部队加快南逃。对傅系部队要采取围而不打的策略，目前重要任务是包围平、津、塘，将其困在原地。我们这个战役是要吃掉华北的五十几万国民党军队，而不是“打掉一只，吓跑一群”。

毛泽东独步天下，其雄才大略使得林彪汗颜。

几日后，西线枪声骤紧骤疏，傅作义的几个军被敲得七零八碎，张家口、新保安成了孤城。毛泽东终于给东北野战军下达了新命令：据我们估计，大约12月15日左右你们的十纵、九纵、六纵、八纵、炮纵、七纵就可集中于玉田为中心的地区。我们提议，12月20日至12月25日数日内即取神速动作，包围天津、塘沽、唐山诸点之敌。从本日起的两星期内，我们的基本原则是围而不打，有些则是隔而不围，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各个歼敌。尤其不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诸敌都打掉，这将迫使南口以东诸敌迅速逃跑，此点务求你们体会。为着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诸敌南下，我们准备令淮海作战中的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于歼灭黄维兵团之后，留下杜聿明指挥之邱清泉、李弥、孙元良诸兵团余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此种计划出敌意外，在你们最后完成部署以前，敌人是很难觉察出来的。为在12月25日以前完成上列部署，你们应该在此两星期内不惜疲劳，不怕减员，克服一切困难务必完成任务。

林彪看完毛泽东的电文，立即对各纵队进行战前政治动员。

12月12日，东北野战军兵分三路奔向平、津、唐各地。右路以第三、第四、第五、第十一纵队和华北第七纵队实施对北平的战略包围；中路以第一、第六、第十纵队实施割断平津之敌联系的任务；左路以第八、第七、第九、第二、第十二纵队及特种兵部队实施割断津、塘、唐之敌联系的任务。

东北野战军在华北大地上奔跑！一时间，一队队曾征战东北的英勇将士奇迹般地出现在华北的不同地区。

入关的前锋部队，韩先楚指挥的三纵再次奋勇前进，于12月13日打到通县，将石觉的13军兵力打回北平，并于17日控制了南苑机场，同时在北平东南部布下两道阻击线。梁兴初指挥的十纵则迅速插入平、津之间，在廊坊等地构筑了有相当纵深的阻击阵地，随时准备迎击由北平突围和由天津接应的敌人。洪学智指挥的六纵也于12月16日推进至马头镇。万毅指挥的五纵于13日占领了北平以北的沙河车站，14日推进到丰台，封闭了北平西南的大门。贺晋年指挥的十一纵在配合四纵完成康庄追击战后，回头夺下南口，并于14日至17日相继占领了门头沟、石景山。孙毅指挥的华北七纵自归属林彪统一指挥后，也于12月15日相继占领了良乡、房山、大兴等地。这样，到12月20日，东北野战军完成了对北平的隔断包围。

北平被孤立，吓得唐山、芦台、汉沽等地的国民党各路人马慌忙向天津、塘沽收缩。詹才芳带着东北野战军第九纵队以每日50公里的速度直下唐山，于12月13日夺下唐山、芦台，随后又占领了汉沽、军粮城，20日打下新河镇，一举隔断了天津、塘沽之间的联系。

与此同时，段苏权带领第八纵队径直挺进到天津城郊，19日抵达天津西北25公里处的战略要地杨村，正赶上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调动国民党第333师西移，八纵立即投入战斗，经三个小时激战，共歼敌2,207人，第333师师长宋海潮被打得无处藏身，情急之下，只好躺在一个洼地里，四肢伸直脸朝天，通过装死的方法才侥幸逃脱。

杨村战斗激烈之时，邓华率第七纵队赶到了塘沽，钟伟率第十二纵队进至绥中、山海关，天津、塘沽也陷入了解放军的重重包围之中。

至此，东北野战军战至12月20日，将华北国民党军东部地区的所有兵力都分割包围在北平、天津、塘沽三个地区。

傅作义已成了笼中之鸟。在北平的总部里，他独自站在冬日傍晚的霞光中，那漫天的云霞正在一点点地散去。不知哪里传来一阵呜咽的笛声，让傅作义听了心中更为寒冷。他长叹一口气：解放军现在已经为我布下了天罗地网，华北50多万大军居然全部被困在几个狭小的地区中了。

夜色，渐渐地压了下来。

第三部分 铁马踏破冰河 京津响彻凯歌 第52节 收割的时机来到了

到1948年12月20日，华北国民党军队已被解放军打入了五座孤城。 形势就像秋天的农田一样喜人，收割的时机来到了。

早在解放军四处出动，将傅作义部逐个围困的时候，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就已计划好了个个歼灭的攻击次序：第一是塘沽和芦台，第二是新保安，第三是唐山，第四是天津、张家口，最后是北平。

但计划总是没有变化快。唐山守敌87军弃城撤往塘沽，芦台守敌86军迅速逃往天津，这些情况显然是毛泽东开始计划时没有想到的。所以，目前的局势已变成了这样：张家口有敌军5万余人，华北野战军杨成武兵团以8个旅8万多人包围着他们，要很快全歼敌人是比较困难的。新保安之敌35军两个师约有1.6万人，被我华北野战军杨得志兵团3个纵队约9万兵力包围着，我军有绝对优势。而且35军是傅作义的最精锐王牌军，全歼35军对傅作义将是一个巨大的军事打击和精神打击。天津有守敌约13万人，北平有守军约25万人，是敌军兵力最多最集中的两个大城市，自应放在最后集中兵力予以解决。塘沽是敌军的出海口，有守军5万多人，夺取了塘沽就彻底封闭了华北敌军的退路，必然保证将其夺取。所以，毛泽东一再指示：“只要塘沽、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了。”根据这种情况，在东北野战军完成对平、津、塘分割包围后，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决定实行“先打两头，后取中央”的办法，先从西面的新保安打起，最后再解决平津之敌。

新保安是平张公路上一个仅有千来户人家的城堡，位于下花园和沙城之间，北依八宝山，南靠洋河，东西山涧起伏。它前镇张家口，后卫北平城，素有“锁钥重地”之称。

据说这个城堡是明代为抗击蒙古铁骑，作为宣化到怀来的一个支撑点而设置的。其面积约l平方公里，四周有城墙环绕，墙高12米，顶宽6米，城墙表面用青砖堆砌，内部土层夯实，城墙上有东南西3座城门。城内十字街心的钟鼓楼，是全城的制高点。出于防备北边蒙古骑兵南下的需要，新保安一直没有北城门。

当然，新保安原来并不叫做新保安，新保安这个名字是从清代才开始使用的。当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慈禧仓皇出逃，曾到此落脚。老太后一路奔波，昼夜兼程，已饿得头晕目眩，到了这里，太监四处寻找食物，最后在附近一户人家找到一碗稀粥，捧给老太后喝后，慈禧才稍稍感到一些安稳，所以一高兴就将该地赐名为新保安。

现在，郭景云的第35军正被围困在这座当年让慈禧略感到一点安稳的新保安中。虽然他曾数次突围，但无一不是被杨得志部击回原处。突围无望，郭景云无可奈何地改变了策略，他令手下在城内日夜修筑工事，企图固守待援。

傅作义惦记着他的这支“王牌军”，着急得火上房，可是毫无办法可施，只得电令郭景云：“鼓励官兵发扬守涿州、守归绥的优良传统，拼死固守以待时局变化！”同时不断地派飞机空投粮弹接济35军。

傅作义为了解救他的这支“王牌军”，几乎出动了北平城内所有可用的飞机，或帮助第35军作战，或向新保安投送粮弹。然而，投送粮弹的飞机害怕被击落，不敢超低空飞行，只好在高空投放了事。

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北风呼啸，空投下来的粮食和弹药，多被吹至解放军阵地上。新保安城内35军官兵，望着空中一架架穿梭往来的飞机，眼巴巴地看着空降的物品落到解放军的阵地上，心中不禁泛起一阵阵酸苦。

郭景云为了鼓动部下，召集营以上干部训话：“我们35军有着优良的守城传统。在对冯玉祥作战时，我们守过天津；北伐战争时，我们守过涿州；抗日战争时，我们守过太原；剿共战争时，我们守过绥远包头。这些次守城战，我们从没有示弱过。现在守个新保安，也不会是个什么大问题！”

郭景云越说越得意：“今天我们守新保安，跟以前几次守城还不一样，我们现在守的这个城，一听名字就很吉利，我是长安人，我的儿子叫永安。长安，永安，保安，就凭这三安，就能保证我们35军平安地返回北平！”

固守待援！在郭景云的多次鼓动下，35军终于作出了最后的决定。他们日夜赶工，构筑巷战工事，把数百辆汽车也作为工事之用，堵塞在大街小巷，并加修城中心的钟鼓楼，作为防御和指挥中心，在新保安城外，又修建了多层外壕和地堡。

郭景云以新保安南北直线为界，分为东、西两个防区。军部设在钟鼓楼附近。炮兵阵地配置在西防区内。为让各部协力防守，郭景云还成立了新保安防守司令部，由101师和267师的两个师长担任正副防守司令。

12月正是天冷风寒的时节，新保安一带的气温最低时已降到-30℃，滴水成冰。被困在城中的35军眼见得脱身无望，个个心中打颤。而包围在城外的杨得志第2兵团的战士们，却天天在冰天雪地里，一面进行工事构筑，一面进行战场练兵，情绪沸腾。

一阵阵口号声震得城墙上的国民党军旗瑟瑟发抖：“艰苦奋斗两年半，报仇立功在今天，打掉傅军命根子，活捉郭景云。”声音传到了城中，郭景云的脸色难看得要命，他一面故作不在乎地在手下们面前大骂几声，一面却暗自在心中打鼓。他自己也已感到，末日正在悄悄走近，但他不甘心如此乖顺地服从了命运，他还要挣扎，要抗争。

为了让郭景云这支“王牌军”早日走出历史，杨得志令第2兵团的所有官兵克服天寒地冻的困难，以最快的速度在新保安周围挖出蛛网式的堑壕和交通沟。第八纵队奋力苦干，独自挖出的交通壕总长度达20多公里，第三纵队和第四纵队更是将交通壕挖到了抵近阵地前沿仅有数米的地方。

末日正在向35军走近。一个周密的攻城计划已经形成了。

杨得志命令第三纵队主力由新保安西南辛庄地区准备向东攻击，突破口为西门瓮城的西北角，同时布置该纵的一个旅位于新保安以南吴家堡地区，牵制并阻击守军向南突围；第四纵队主力由新保安以东及东北上下八里和枣口地区向西攻击，首先扫清东关及车站守军，尔后以东门为突破口，同时也派出一个旅守在新保安东南地区，为攻城预备队并防范35军向东突围；第八纵队主力由西北处的鸡鸣驿地区攻击新保安西北角。

一切安排完毕。杨得志、罗瑞卿、耿飚三人于12月19日向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报告：我兵团攻歼新保安第35军的一切准备工作业已就绪，拟于21日扫清外围，22日打响总攻。

“好！”林彪简洁地回复道，“事先可向郭景云劝降。”

同一天，解放军的紧急劝降书也投送到了新保安城内，35军内部已经开始骚动，一些国民党兵悄悄地爬下城头向解放军投诚。但郭景云却是一脸木然，他看着一份劝降书：“郭景云军长暨35军全体官兵：你们被包围在新保安孤城，粮弹两缺，援兵无望，完全陷于绝境，等待着被歼的命运。傅作义大势已去，南口、通县、沙河、良乡、卢沟桥、丰台、门头沟、石景山、南苑、廊坊、唐山等军事经济要地，已经丢了，眼看北平、天津也保不住，就要全军覆灭。104军、16军在怀来、康庄之间已大部被歼，105军也被我包围在张家口，同你们一样欲逃不得。傅作义既然救不了104军、16军和105军，又怎能救得了你们？既然保不了北平、天津，又怎能保得了新保安、张家口？因此，你们不要想任何增援，你们不就是因为增援张家口而陷入重围的吗？104军、16军不就是因为增援你们而被歼灭了吗？你们也不要幻想侥幸突围出去，本军对你们的包围像铁桶一样，而且东至北平，西至张家口沿途到处都是解放军，不要说你们没有长着翅膀，就是你们长着翅膀也是飞不出去的。你们更不要幻想你们所筑的那点工事能够固守，请问新保安的工事，比之石家庄、临汾、保定等处工事如何？更不要说济南、锦州、长春、沈阳、洛阳、开封、郑州、徐州等等地方了。本军以压倒优势的火力，只要向你们集中轰击几个小时，或者更多一点时间，立刻就会使你们全军覆灭。本军为顾念你们两万多人不做无谓牺牲起见，特向你们建议：立即向本军缴械投降，以长春郑洞国、新7军为榜样，本军当保证你们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和你们随身携带财物不被没收。本军所要求你们的，只要投降时不破坏武器，不破坏汽车和所有军事资财，不损坏全部文件等。如果你们敢于拒绝本军这一忠告，本军就将向你们发起攻击，并迅速干净全部地消灭你们。识时务者为俊杰，在此紧要关头，谅你们中当不乏聪明人。时间不会太多地等待你们了，何去何从快快抉择。如愿接受本军建议，当即派负责代表出城，到本军司令部谈判。”

“我一定要拼到鱼死网破，要老子投降，门儿都没有！”郭景云愤愤地将劝降书揉成一团，狠狠地摔在地上，又踏上去猛踩了几脚。

唯一的一条活路被郭景云堵死了，35军的末日来临了。

第三部分 铁马踏破冰河 京津响彻凯歌 第53节 歼灭“王牌军”

“我们是先礼后兵！”杨得志说道，“既然这个郭大麻子顽固不化，那就真刀真枪地打吧！” 21日下午16时，天色渐渐暗淡，华北第2兵团的3个纵队连同前来支援的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的一个炮兵团，在杨得志的统一号令下，开始了对新保安的攻击。

枪炮声响了整整一夜，新保安外围阵地再也找不到35军的半点影子。

22日早晨7时10分，太阳灿灿地从东方升起来，杨得志下达了总攻命令。信号弹在这个冬日清冷的天空中划出几道绿色的弧线，悠悠然地飘在新保安的上空。

顿时，解放军的156门大炮由新保安东关一齐向城中射来，炮弹像雨点般落在方圆约100米左右的阵地上。城墙、工事、房屋，炮弹所到之处无不掀起阵阵烟尘，这片冰封的大地已经震撼了。1个小时后，新保安城墙上的堡垒被摧毁了，火力点被粉碎了，城墙被轰开了一个缺口。

9时许，华北四纵在东南面从炮火轰开的缺口首先攻入城内，随后，新保安的东门也被炸开，又一路解放军战士冲了进来，火红的战旗在硝烟滚滚中飘向城中心。

突破口既已巩固，解放军的炮兵部队立即将攻击目标调为城内目标。35军的街垒，塞满了沙土的汽车纷纷被炸得四处乱飞，烟雾冲天，战火弥漫。解放军后续进攻部队像一股不可抗拒的洪流，源源不断地涌入城中，勇猛穿插，将敌人一块块分割，一个个吃掉。

看到新保安马上即将崩溃，郭景云暴跳如雷。前一天他就急电华北总部要求增援炮弹，并派出飞机助战，当时总部痛痛快快地答复说：“明早七时派飞机十架前往助战，另十吨弹药于明晨由青岛起飞运到。”

可在22日一早，郭景云还未来得及吃早饭，解放军的总攻就已经开始了。在大炮轰击得山摇地动之时，郭景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眼盯着手表对部下们喊道：“已经7点10分了，你们听没听到外边有飞机响？”部下们如实答道：“没有。”

到了7时20分、30分，郭景云又焦急地问，还是不见飞机来。他恼怒地对参谋长说：“你再写个电报问总司令，还要我们不要？”

电报发出了，但没有回复。过了8点钟，北平、青岛的飞机仍然没有来。

巷战正在各处展开，郭景云终于放弃了对华北总部的希望，他转而操起电话不断地向101师和267师发号施令，命令他们要拼命顶住。但他们的阵地仍然在一块一块地为解放军所有。郭景云虽然咆哮如雷，但已经无可奈何了。

这个时候，35军副军长王雷震因偶感伤寒，正卧病在床。下午，全城各个角落暴雨般的激烈枪声，将王雷震从昏沉沉中惊醒。他看见几个卫士和负伤的士兵正在神色惊慌地交头接耳，知道情况十分紧急，立即挣扎着站起来，让士兵扶着他来到郭景云的指挥所。郭景云看见他进来，焦虑地说道：“你能来了，就更好。”王雷震见指挥所内一片死气沉沉，郭景云已经束手无策，立即向第101师要通了电话，令该师派一个连即刻到军部，把郭景云接回101师部去。

王雷震拖着病体对郭景云说：“我已经同101师联系好，你到那边去吧，那个师毕竟是你自己带过多年的老部队，对你行动比较便利些。情况已是如此了，赶快自己想办法活命吧，你就不要管我了，我病得这样，走不动了。”

郭景云无言以对，只好默默接受了。但101师派出的人无一不被解放军打回，紧接着，电话线也被解放军的炮火切断了。郭景云只好仍旧守在指挥部里等待着自己的末日。

新保安城内此时喊杀声、枪炮声已是一阵高于一阵，解放军如潮水一般的进攻将35军的阵地解放了一块又一块，下午16时，101师和267师已经全部被解决。35军军部成了仅存的最后一小块国民党军阵地。一队又一队先后赶到的解放军部队重重地围住了郭景云的小院子。

大势已去了！郭景云对天长叹，命令手下立即向华北总部发出最后一份电报，说“新保安城池已破，本人决心战死在新保安。”

可惜这份电报还没发完，一个解放军战士已经爬到郭景云军部的屋顶上，一梭子子弹打掉了无线电天线。

郭景云大惊失色，疯狂一般地喊道：“快，快去把汽油桶推进来，点着，我们共同殉国！”

听此命令，几个部下飞快地跑向院子里的汽油桶，连连几脚，把汽油桶踢向了更远的地方。

“你们这群没有骨气的饭桶！”郭景云见自焚希望破灭，立即拔出手枪，先是朝着副军长王雷震打了一枪，然后转向自己头部。

他冲着北平方向喊了一声：“我郭景云对不起你，总司令。”随着又一声枪响，郭景云自杀身亡。35军彻底覆灭了。

当解放军战士们冲进来时，发现王雷震未受半点伤，只是帽子上多了个洞。想必是郭景云慌忙之中，枪打歪了。解放新保安后，杨得志特别命令属下买了一口棺材，把郭景云埋在了东门外的火车站旁，并插上了墓碑标志。

22日18时，杨得志向中央军委发电报捷：“战斗已结束，敌人全歼，战果待查，从总攻开始到结束，共11个小时。”

中央军委回电：“全歼新保安之敌甚慰。”

23日黎明，杨得志、罗瑞卿、耿飚等人进入新保安城。他们来到北街半截巷郭景云的指挥所，这是一个四合院，满院各屋遍地狼藉，门外还堆放着几个汽油桶。看到多年的凶恶对手35军在自己手下被歼灭，杨得志内心的激动大不同于以往。他对罗瑞卿感慨地说道：“打掉35军，我有点13年前渡过大渡河的感觉。”

罗瑞卿笑了笑：“那时候是敌人追我们，现在可是我们追他们！”

“是啊，”杨得志点点头，“不过那时他们追我们总共才一年，可我们追35军，已经好多年了。”

第三部分 铁马踏破冰河 京津响彻凯歌 第54节 孙兰峰无法西撤

傅作义得知郭景云自杀、35军覆灭的消息后，顿觉天旋地转，不能自持，一下子瘫软在椅子上。待他清醒过来时，眼泪鼻涕已沾了满脸。 1948年12月22日下午17时，也就是35军魂断新保安的时候，傅作义把自己仅有一点点温暖的手伸向了张家口。他分别急电第11兵团司令官孙兰峰、第105军军长袁庆荣、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董其武：“郭景云与共军激战终日，电讯中断，想必凶多吉少，令你等立即会商突围计划。务必于12月23日前，撤回绥远。”

新保安失守后，张家口早已慌成一团，孙兰峰等人接到傅作义的电令后，立即召集会议商议西撤计划。几人多番争论，最后决定于12月23日拂晓突围。

相比较而言，张家口的境况的确比新保安要好。这里不仅有守军5个步兵师、2个骑兵旅约5.6万人，而且城防工事异常坚固。早在1946年10月傅作义从解放军手中夺取张家口时，即以此为基地，着手修筑工事。1948年6月，为防止华北解放军夺取张家口，傅作义又强迫2万多老百姓在张家口外围修筑了500多个碉堡，将张家口围得严严实实。

在张家口被围之初，国民党军第11兵团即采取“依城野战”的方针，将张家口的部队分为野战部队和城防部队两部分。野战部队由第l05军的第210师、第259师和第104军第258师及整编骑兵第5、第12旅等组成，l05军军长袁庆荣亲任指挥，担任机动作战任务；城防部队则由第105军第251师、察哈尔省保安司令部所属3个保安团及独立野炮营、铁甲车大队和侦察大队等组成。

第11兵团司令孙兰峰曾吹嘘说：“这些工事的修筑和人员的部署，不亚于万里长城，使张家口披上了铁甲，在30里内无法接近。”

可是战争一旦打起来，局势的发展就不是最初所设想的那样了。在新保安丢失后，傅作义急慌慌地电令孙兰峰：“事发突然，守张家口已无价值。趁杨成武主力在东，尽速西走，与董其武配合，保住队伍就有希望。”

孙兰峰决定：为了分散解放军的注意力，应分路突围，步兵从大镜门撤出，骑兵从七里茶坊分数路向商都突进，最后全部撤向绥远。整个突围行动由第105军军长袁庆荣统一指挥。

然而，傅作义与孙兰峰都没有想到，当他准备撤出时，杨成武的主力已不在东面，反而已移到西面去了。毛泽东在决定打新保安时就已经替傅作义想到张家口孙兰峰的出路了。在打新保安前两天，便将东北野战军的第四纵队由怀来、康庄地区调到张家口以东，接替杨成武；杨成武则将华北第3兵团主力调到了北面和西北面。

陷阱已经挖好，孙兰峰却毫无知觉。

12月22日22时，根据突围部署，国民党105军第259师率先乘着暗夜偷偷溜出大镜门，向东北方向运动，立即遭到了解放军华北一纵的猛烈打击。枪声响了一夜，23日凌晨4时，张家口城内的整编骑兵第5、第11旅也开始向西突围，却发现前方路上处处都有解放军重兵把守，于是改道也涌向大镜门方向。

这个时候，张家口警备司令部和保安部队也奔到大镜门来了，5万多守军在同一条路上，你推我搡，乱成了一堆。从大镜门往外，沿着河滩、公路，到处都是人。骑兵、步兵、炮兵、骆驼队、辎重、马匹，像赶庙会似的，人喊马嘶，乱成一片。

23日拂晓，华北第3兵团司令员杨成武判明张家口守军全力向北突围后，当即下达了围歼张家口突围敌军的命令。

各部得令后纷纷启程，于23日晚22时左右全部到达了张家口以北的山区地带。

张家口的北面有两座大山，即东、西太平山，两山中间夹着一条宽约500米的河滩，出大镜门向北延伸到西甸子、朝天洼，约有10公里长。时值寒冬，河滩中间正是冰封的河道，河床左侧有一条旧公路，向北一直通往张北。这条公路是敌军逃跑的必经之路。

孙兰峰的5万多守军以为华北一纵的部队无力将其阻截，遂一路炮火进攻，一路人慌马乱地四处奔逃。杨成武见敌人已是军心大乱，个个都在争着逃命，立即下令全线追击。

先后赶到的解放军各部纷纷冲出山区，猛打猛追。起初时，各部队还是按着原来的部署展开行动的，等追过大镜门后，天色已黑，相互之间难以全面照应。只好听到哪里有枪声，就往哪里赶，看到哪里有火光，就往哪里追。各部队的建制全部打乱了，大家只有一个目标，不放过每一个追得上的敌人。

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是从怀来经四个昼夜的急行军刚刚赶到张家口的，他们还没来得及休整，便又投入追击。他们由白天追到夜晚，又追到午夜过后，从南面在陶赖庙小山口将孙兰峰的部队拦腰截断。先头排率先冲了上去，他们为了辨别敌我，把棉衣反过来穿上，从混乱的人群中挤进去，冲上了陶赖庙西南的小山丘，架起机枪，向正在逃命的敌人一通猛扫，突如其来的袭击，吓得敌人慌忙退到对面的大山上。

待敌人明白眼前的处境后，便决心夺回山口，杀出一条活路。105军军长袁庆荣亲自指挥，每次以2个营以上的兵力发起冲锋。从午夜打到黎明，四纵的这个排连续战斗了7个小时，打退了敌人11次冲锋。阵地上的雪，早给敌人的炮火轰击得融化了，血水与雪水混杂一起，涓涓流动。

到24日拂晓，数万逃敌，被解放军压缩到大镜门外至朝天洼、西甸子之间那道10公里长、不到1公里宽的狭窄山沟里。步兵、汽车、骑兵、火炮、各种物资把通道填得满满的，煮成了一锅粥，乱成了一团麻。随着天色明亮起来，敌人意识到末日就要来临，便争相逃命。骑兵撞倒了步兵，汽车冲翻了大车，大车翻进了人群，在两侧高地泼下来的弹雨中，混乱不堪。

孙兰峰见5万多人的部队竟成了这等模样，只好下达了最后一道命令：“各自逃命，逃出多少算多少。”

话未说完，自己便率先逃命去了，其他各级指挥官也都趁天还没大亮纷纷溜之大吉。105军军长袁庆荣率领直属部队逃到张家口东面一个小山头，往下一看，是个悬崖，待回过身来，解放军的枪口正对着他，只得乖乖做了俘虏。孙兰峰的运气倒是好一些，他带着几个随身卫士，仗着地形熟悉，绕道西去，逃得了一条活命。

这一战一直打到下午15时，解放军除了解放张家口外，还悉数歼灭了孙兰峰第11兵团部、第105军军部、210师、251师、259师、310师、104军的258师、整编骑兵第5、第11旅、保安第4、第5团，总共5.4万余人。105军军长袁庆荣、副军长杨维垣及大部分师旅长被俘，410门火炮成了解放军的战利品，而解放军仅伤亡900多人。

新保安、张家口之敌被迅速歼灭，傅作义在华北的嫡系部队主力丧失殆尽，平绥线全部被解放军控制。

1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热烈庆祝张家口获得解放。社论指出，1946年10月，当人民解放军从张家口撤退的时候，曾郑重宣布：“我们是为了集中优势兵力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越消灭他的有生力量快，就越回来得快，我们一定要回来跟张家口的人民团聚，现在是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了。”张家口的收复，傅作义嫡系部队的被歼，“这仅仅是平津战役的开始，全部彻底干净消灭蒋傅军队的战争正在进行着，平津地区的蒋傅匪军如果不投降，就只有等待着全部被消灭”！

雪花飘飘洒洒地落了下来，1948年即将过去。对傅作义来说，这一年是令人心痛的一年。在岁末的短短几十天内，山海关、秦皇岛、滦县、唐山、芦台、军粮城、古北口、密云、怀柔、顺义、通县、张家口、张北、万全、怀安、宣化、涿鹿、新保安、怀来、南口、昌平、门头沟、南苑、丰台、宛平、长辛店、良乡、房山、涿县、大兴、廊坊、武清、安次、静海等无数座城池，逐一丢失，如今仅剩下的北平、天津、塘沽三处的兵力仍然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下一步怎么办？

林彪的大军正在日复一日地围聚在仅余的三座城池附近，看来，平津要地，距其失守的时间也不会太远了。

但他不甘心，他还要利用手中这仅有的一点兵力与解放军拼个你死我活。

“寒风虽冷，可是我不惧怕严寒！”想到此，傅作义整了整衣衫，站起身来，在屋子里徘徊起来。

第三部分 铁马踏破冰河 京津响彻凯歌 第55节 暂放塘沽打天津

对于华北孤立的五座城池，毛泽东的策略是“先打两头，后取中间”，新保安和张家口已经攻下，接下来必然是塘沽和天津。而塘沽尤为重要。 塘沽，地处天津以东海河的入海口，是华北重要的海运口岸，也是华北国民党军海运南撤的唯一出海口。傅作义将天津、塘沽划为一个防守区，由蒋介石嫡系第17兵团司令官侯镜如任防守司令，陈长捷任副司令。侯镜如守在塘沽，陈长捷则守在天津。由于塘沽对华北国民党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自1948年10月以来，以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宋肯堂为首的“先遣指挥部”即进驻这里，督导修筑平津间铁路两侧的护路工事。

侯镜如的第17兵团原本包括林伟俦的第62军和黄翔的第92军，12月初由于平张线上战事紧张，92军调守北平，62军活动在天津以北及塘沽西北地区，此后，唐山的87军又撤入塘沽，使得塘沽守军内部矛盾重重。特别是外来的87军，一贯被称为蒋介石嫡系部队中的“天之骄子”，他们对侯镜如的命令根本就不服从，烦恼得侯镜如一筹莫展。

而且，面对国内局势，侯镜如内心也是焦虑不安的。他本是河南永城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时期曾参加中国共产党，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时，在起义军贺龙部任教导团团长。后来在河南搞兵运工作时被捕，出狱后同中国共产党失去了联系，只好委身于国民党军队之中。1948年8月起，侯镜如的外甥、中共地下党员李介人曾给他带去中共中央的信件，欢迎他能在关键时刻有所作为，伺机起义。这封信在侯镜如心中激起很大波澜，但由于当时他所处的条件尚不成熟，他未敢在部队中有任何流露。

但是，毛泽东不能坐等侯镜如的时机成熟，西部胜利就意味着东部必须马上动手了。由于12月20日前，东北野战军的第二、第七、第八、第九、第十二各纵队，已完成了对天津和塘沽的隔离包围，毛泽东电令林彪：要调查从大沽口或塘沽附近是否可能炮击塘沽口岸的敌船，如果能用大炮封锁塘沽口岸，即使我军不夺取塘沽，塘沽之敌也无法跑掉，因此，攻击塘沽的迟早，以我军由大沽或塘沽附近是否可以炮击塘沽海岸和完全封锁塘沽来作决定，如果不能完全封锁，该地敌人仍有由海上跑掉的危险，则我军应不惜疲劳，争取于尽可能迅速的时间内歼灭塘沽敌人；若塘沽海港能由炮火封锁，敌人无法逃跑，则可从容部署，攻击不必性急，大体上于本月底或下月上旬，夺取塘沽即可。

林彪派邓华的七纵负责主攻塘沽。但邓华经过多日的观察却不禁摇头，原来这塘沽背面靠海，地势开阔，河流盐田很多，冬季不结冰，既不便从侧后切断敌人退路，又不便正面展开兵力。

调查情况报告给林彪后，林彪也深有同感，便立即转交中央军委。12月26日，毛泽东经过认真思考，最后决定：攻击塘沽似可推迟到1月上旬为宜。特别是目前平津敌人突围象征甚多，攻击大沽和塘沽又有困难，自应推迟攻击时间，同时还应考虑将迫近这两地的我军向后撤退，以免逼迫敌人加速逃跑。

12月28日，罗荣桓亲自抵达西柏坡，当面向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汇报了平津形势，一个战前会议就这样悄悄地召开了。29日，毛泽东致电林彪：你们放弃攻击两沽计划，集中五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下一步就是要大力准备先攻天津，对塘沽之敌可采取隔离监视的方针。

战火在风中一抖，转而又向天津烧来！

天津，不仅是华北重镇，更是北平的门户。这里西距北平120公里，东距塘沽40公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解放战争时期，是国民党进军华北和东北的重要军事基地。1947年4月，为加强天津的防御，国民党保定绥署副主任兼天津指挥所主任上官云相和天津市长杜建时一道主持构建了“天津城防工事线”，这条工事线南北长24.5公里、东西宽5公里，形成一个斜长的峰腰形碉堡线，共有大小碉堡1,000多个，沿此环城线又构筑了一道土墙，土墙外挖一条护城河，土墙高4米，宽2米，护城河水深3米。该工程共历时8个月方才建成，花费资财800亿元法币。

傅作义就任“华北剿总”司令后，于1948年6月任命陈长捷为天津警备司令。

陈长捷一到天津，就对杜建时说：“我是来准备打仗的。”

“天津城防固若金汤，陈司令大可安坐指挥。”杜建时说。

“共军装备，今非昔比。几年交战，已掠我大炮无数……现在，共军要攻城，主攻方向必是西面。3年前，日军败走后，共军曾从该方向突入天津市区。”陈长捷觉得自己很有主见，所以他以坚定的口吻说：“我们必须在城防西北角一带加强工事，增构碉堡，以求巩固。”

这样，陈长捷又花费数十亿元，在城西和西北增建数十个钢筋水泥结构的碉堡。1948年12月中旬，由于解放军已包围了天津，陈长捷更是大兴土木，每天强征民工七八千人和各防区守军一起，以天津环城碉堡工事为主阵地线，向阵地前沿加筑碉堡群据点，构筑交通壕、铁丝网，并在城防线前沿埋设了数以万计的地雷，构成一道宽达几十米、环城长达42公里长的地雷区，在主要道路和主要阵地前沿阵地埋设的更多，使天津成为具有坚固工事的碉堡阵地。

但陈长捷对此还是不甚满意。虽然天津已有94军第43师、1个警备旅、1个宪兵团、2个保安团、5个警察大队担任守备，他仍于12月13日请来了第62军共守天津，15日，第86军军长刘云瀚又率领3个师从芦台进入天津。这时，整个天津已有国民党守军第86军的3个师、第62军的2个师、第94军的1个师和战中新建的第317、第184、第333、第326、第318师、宪兵第20团及后勤部队共计13万余人。

“我看可以将天津市分为3个防守区，以新开河至大直沽的海河为东北防守区，由新开河至南开大学附近为西北防守区，以南开大学附近至灰堆的海河边为南防守区。”陈长捷在兵力部署会议上从容说道。

“至于各区的防守工作，西北区由62军担任，林军长指挥；东北区由86军担任，刘军长指挥；南区由94军43师担任，我兼任指挥；其余部队为总预备队。每晚7时，在司令部开碰头会，各军军长、副军长、参谋长，每晚派1人轮流参加，各师师长、副师长、参谋长，也每晚派1人轮流参加；司令部各处长每晚参加会议，这样就会让所有的必要命令，可以迅速直接地传达到位。就这样布置，总之一句话，必须守住天津。”陈长捷一甩手，宣布散会。

各军首脑在散会后纷纷进行战前动员，人人显得决心冲天。林伟俦召集62军连以上国民党军官说：“我们防区如果被突破，我们负不起这个责任，会被杀头的。谁的防守阵地没有命令也不准随便向前冲，也不准向后退。我们一定要守住各自的阵地，要誓与阵地共存亡。”

刘云瀚也不甘落后，散会后召集86军军官们宣布：“此次防守天津，任务很重。上面要求必须守住天津，战斗一打响，所有临阵退缩者，杀无赦！”

这个时候，解放军的进攻即将展开，枪声已经零零星星地在响起了。

陈长捷带领部下们亲自登上城墙，信誓旦旦地说道：“你们记住，如果我战死了，由防守副司令林伟俦代替我继续指挥战斗。我希望你们各级主官也应该预先指定继承人。”

看来陈长捷的确要死守天津城了。

第三部分 铁马踏破冰河 京津响彻凯歌 第56节 最后通牒

1949年元旦到来了，解放区的人民正在庆祝节日。但平津前线的将士们却无暇顾及了。刘亚楼司令员在杨柳青召集各纵队首长参加作战会议。 此时，东北野战军已完成了对天津守敌的战役包围。第一纵队和第六纵队第17师位于杨柳青；第二纵队位于王庆坨；第七纵队位于李明庄；第八纵队位于欢坨；第九纵队与第十二纵队第34师位于大任庄、双港；炮兵纵队位于杨村；天津前线司令部则位于杨柳青的东桑园。此外，第十二纵队位于军粮城，正在严密监视着塘沽国民党守军的动向。

刘亚楼环视了一下到会人员，开门见山地说：“同志们，平津战役的第二阶段已经开始。我们马上就要对天津发起进攻。根据调查，城内守敌部署以护城河为重点，层层布防。目前，北面的兵力最强，同时还有北洋大学、法政学院、中纺七厂、火车站等高大坚固建筑物，且河流多，不易发展；而南面也同样工事坚固，有较大的开阔地和较多的独立建筑物，并有南开大学、跑马场等高大坚固建筑物，困难也较多；相比较而言，东南郊区多坟地，便于接近，南运河以南及东局子以北多平房，并且，除海河外，没有别的河流。市区东西窄，守敌兵力弱，易为我突破和发展。据此，我野战军确定以中部为主攻方向，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

接下来，刘亚楼详细地为各个纵队分配了任务。

各纵队的首长刚走，立即有人进来报告：“司令员，据攻城部队报告，天津城外护城河河水暴涨，现已溢出河面，北起大小梢口、南至八里台一线，津保公路两侧侯家台、玉顶堤一带全部被大水淹没……”

“迅速排除水患！”刘亚楼果断地下达了命令。

原来，人民解放军包围天津后，陈长捷为阻止解放军攻城，偷偷地派部队将天津西部三元村附近的水闸关闭，使南运河水流入护城河，同时又将护城河下游陈塘庄附近的水闸关闭，使积水不能流入海河。3天之后，护城河水暴涨四溢。攻城部队几个主要突击方向的阵地一片汪洋。

“立即从一纵派出几个人寻找水闸！”刘亚楼在电话中焦急地向李天佑下达了命令。

一纵战士几经辗转，沿着南运河四处打听，终于在唐官屯附近找到了水闸。虽然沿途雨雪交加，但陈长捷的第一个小伎俩还是被轻松地识破了。

“看来，这个陈长捷倒是心计不少，我们要尽快展开进攻。”刘亚楼暗暗想到。

1949年1月3日，东北野战军各攻城部队开始扫除天津城的外围据点。时断时续的枪炮声响到1月12日，曾新窑、万新庄、灰堆、张八坟、东局子、营盘、李七庄、赵兴坎、凌家庄、三元村、丁字沽、王串场、四台窑、范家堡、王家坝、北新庄、吴家咀、姜家砖窑、浙江公墓、山东义地等等外围据点先后肃清，共歼灭国民党军4,800余人。

解放军攻打天津的决心已下，陈长捷虽然大呼仍要死守，可天津市参议会议长杨亦周却坐不住了，他洞察民情，深知工商界、文化教育界乃至普通市民，都担心天津会遭到炮火的摧残，生命财产难保，希望陈长捷罢战，或者双方讲和。于是，一面召集十几名参议员选派四名代表与解放军联系，一面自己亲自上阵，前去找陈长捷疏通。

“求和？”陈长捷看着杨亦周冷笑，“你说的都是民间的事情，我们军方不予过问。”

但杨亦周的四名代表还是去找刘亚楼了。这一天是1月6日。

“我们只有五点要求，”刘亚楼利落地答复，“一、本军甚望和平解决，以免天津遭受破坏；二、陈长捷所属军队一律放下武器，不得损坏；三、本军保证一切放下武器之官兵生命安全；四、保证陈长捷和官兵的私有财产之安全；五、为表示宽大和诚意，我们对天津停止炮击七天，若12日前仍无明确答复，炮击即开始。”

四位代表住宿一夜，次日回到城里，向议长杨亦周报告出城经过和刘亚楼所提出的五点意见。杨亦周当即驱车去天津警备司令部，见了陈长捷。

陈长捷听完杨亦周的转达后，沉思良久，然后明确地说：“我的军队可以接受五点，但是中央直系部队我指挥不了。如果能让出一条路来，让中央军去塘沽，我就可以照办。”

杨亦周苦笑一下，谁都知道，陈长捷在天津根本就没有嫡系部队，只有一个警卫营。所以说，他的这个答复实际是拒绝了刘亚楼的五点意见。

1月11日，距刘亚楼限定的最后日期只有一天了。林彪、罗荣桓正式向天津的国民党守军将领发出了劝降信：陈长捷、林伟俦、刘云瀚将军，我们即将开始天津战役了，郑洞国是榜样，将军如仿效，将为人民立大功，如抵抗，只能使自己遭杀身之祸。希望你们在我们总攻之前，派代表来谈判，在任何地点都可以找到司令部，然后护送你们与我们商谈。

天津城内，国民党第62军军长林伟俦最先接到了这封信，读罢后便匆匆来到天津警备司令部。

陈长捷持信读了一遍，思考片刻，才说道：“叫建时来。”

杜建时来了也没表态，却转而问道：“几位有何意见？”

无人回答。

杜建时只好把陈长捷拉到一边，低声问道：“司令，你说咱们该怎么办？”

“这个事情，我看咱们不能自作主张，不如问问北平方面的意见。”

此时，傅作义正在犹犹豫豫地与解放军联系着和谈的事情，因此，这一仗究竟是打还是不打，陈长捷的确不敢私自作主，他必须顾及傅作义的大局。

电话打到了北平。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仍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天津是他与共产党谈判的一个重要筹码，他相信凭着他对天津的多年经营，解放军攻下这座坚固的城池绝非易事。

“坚定守住，就有办法。你们一定要记住。”傅作义的回答令陈长捷有点不知所措。

倒是杜建时及时提出了一个问题：“共军发动总攻，你们到底可以顶住多久？”

“一个星期应该没有问题。”回话的不是陈长捷，而是林伟俦。

刘云瀚却紧接着说道：“一个星期？恐怕不是很容易。”

陈长捷摆摆手，“算了，不要再争了，守得住守不住也得守。这是北平的命令，只能执行。”

最后，几人几经商定，终于“出台”了一封措辞强硬的回信：林彪、罗荣桓二将军，武器是军人第二生命，放下武器是军人的耻辱。如果共谋和平，请派代表进城……

林彪得到这一消息，一言不发地站在那里，略作思索后，轻描淡写地说道：“传令刘亚楼，14日攻击天津。”

此时，傅作义派出的代表正在与林彪等人商谈和平解放北平的事情，傅作义自恃天津的坚固仍然不肯松动要价。几天来的忙碌，估计国民党方面的代表也看出了点问题，他们抽空问林彪说：“你们是不是准备真的攻打天津了？”

“是。命令已经下达。”林彪答道。

“你们准备打多少天？”

“三天。”

“三天？恐怕你们打三十天也打不下来！”那个代表很得意地说。

这时候，陈长捷也正在城内大肆叫嚷：“我们要仿效斯大林格勒，逐屋抵抗，决心坚守三至四个月！”

看来国民党军方过于看重天津城的坚固了，却忘记了估计一下他们的对手，东北野战军，那是在东北已经锤炼出来了的、一支无往而不胜的铁军！

第三部分 铁马踏破冰河 京津响彻凯歌 第57节 活捉陈长捷

1949年1月13日，林彪致电刘亚楼及第一、第二、第七、第八、第九和第十二纵队：天津之敌毫无投降的诚意，反而在拖延时间，各部应按原定计划于明日开始攻击，坚决歼灭该敌。 1月14日上午9时20分，刘亚楼一声令下，东北野战军特种兵部队共538门大炮同时从东、南、西三个方向，对着天津城一齐开火。一霎时，整个天津城全部被笼罩在隆隆的炮声和弥漫的硝烟之中。

千万发炮弹倾泻在陈长捷的坚固阵地上，大地在颤抖，整座天津城都在颤抖。

仅仅轰炸了30分钟，西面的和平门城墙就已被炸毁了，成了一溜斜坡，碉堡、暗堡均已倒塌，地雷一片一片地被引爆了，炸成一段一段的铁丝网，东倒西歪，形若盘蛇。守军的炮火完全被压制住了，根本无法还击。

10时整，刘亚楼下令总攻开始，信号弹穿过正在散去的晨雾，在空中划出几道灿烂的光痕。

津西攻城部队总指挥、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李天佑看到空中的信号，立刻传令：打！

天津城西的坟地里顿时喷吐出数万发炮弹，呼啸不已，几辆坦克隆隆响动着冲向阵地最前沿。

一队队架桥分队迅速冲出隐蔽地点，转瞬间，后续部队已突破护城河。

一纵第2师尖刀连“红三连”一马当先，率先越过和平门，冲上天津城垣，于10时50分将第一面红旗插在了天津城上。

一场惨烈的肉搏巷战在各个突破口处展开了。

与此同时，刘震率领着第二纵队也正在南运河北侧激战，他们先后牺牲了24名爆破手才炸开了一处城墙。刘震红着眼睛吼道：“立即记下这24名爆破手的名字，战后要为他们记大功！”

一队队英勇的战士踏着鲜血冲进了天津城。

几个小时后，第七、第八、第九纵队也纷纷攻进了城内深巷之中，枪声，拼杀声响彻街头巷尾。

战斗从上午打到天黑，从天黑又打到天亮。

15日凌晨2时30分，李天佑接到战报：一纵已占领金汤桥。

拂晓时分，一纵第1师一路攻到了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部。

但这个时候，陈长捷却并没有在司令部的指挥所里，他已悄悄地搬进了指挥所对过的地下室里。

这个地下室的上边，是日本侵略中国时期修的一个似庙非庙、似亭非亭的怪东西，正面刻了三个汉字：忠烈祠。

陈长捷搬进地下室是在14日的晚上20时，那个时候，天津东、西、南三面都在激战，解放军的远射程大炮已向纵深伸延，轰击市区的核心工事的隆隆炮声近在耳边。

陈长捷坐在地下室里，枯木一般。来自各方的紧急报告不断地送进来。“西营门被共军突破！”“西边自来水公司被共军占领！”“东边民权门主阵地失守！”“津南正在激战中，共军攻势凶猛，我防守部队无力支撑！”

这些令人心惊肉跳的告急声让陈长捷一跃而起：“立即接通北平。”

电话终于通了，“天津危在旦夕，”陈长捷不安地说道，“总司令，我怎么办？”

“现在是关键时期，你一定要顶住，顶住。”傅作义的口气中也隐隐地透着不安。

陈长捷不甘得到如此的命令：“可是，我的四面城防，已经有三面被敌人突破了。”

“那就要设法调兵恢复被突破地区，这才是你现在要做的事情。”

“我无兵可调啊！”

“那就坚持住。”

“难以坚持呀，总司令。”

“一定要坚持。”傅作义似乎有些激动，“再坚持三天，一切就会好了。”

“我不可能坚持三天。”陈长捷嗓音有些嘶哑，急切地说，“总司令，共军兵力多于我三倍，炮火那么猛烈，他们会一鼓作气打下去的，是不会等三天的。”

“再坚持三天！”傅作义扔下这句话后，就挂机了。

陈长捷慢慢放下电话，沉思地呆了好半天，才有气无力地对身边人说道：“通知林军长、刘军长马上到这来。还有杜市长。”

林伟俦、刘云瀚、杜建时应陈长捷的召唤，相继来到陈长捷的指挥所。

陈长捷默然一会，才说：“傅长官要我们再坚持三天。”

“三天？”林伟俦惊讶地叫道，“共军冲进城防以后，已经有4,000人到了西营门监狱附近，现在正与我预备阵地对峙着。几个小时内必将突破我们的阵地。”

刘云瀚接过话来说：“我那里也一样，共军突破民权门缺口多处，分三路猛进。我派出一个团增援反击，不但没有恢复失地，反被共军击退。并顺势突破了我预备阵地。连预备阵地也没有了，还怎么坚持？”

“可是，坚持三天是傅长官的命令。”陈长捷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态，沉吟地说，“我们如何对待傅长官的命令呀？”

林伟俦左右看了看，想说话，却有些顾虑，沉默片刻，最后鼓足勇气说：“可不可以跟共军谈判？再不能作拼死恶斗了。”

几个人立即面面相觑，谁也不表态，出现了可怕的沉默。

“依我看，”陈长捷终于耐不住，站起来说，“和谈是可以的，和谈是为了拖缓对方的进攻。两位军长不妨试一试。”

陈长捷停下来，依次地看看每个人的面孔，没有人想说话。于是他最后说：“战争吃紧，大家都回到自己的岗位吧。”

没想到，两个军长走后，就断了联系，通讯已完全被解放军切断了。陈长捷只能独自熬到15日天亮。

这时，枪声越来越近。

一纵的战士们奋勇冲进了陈长捷的司令部。一阵密集的枪响，警备司令部北门两侧的机枪火力迅速被消灭了，一纵的一个连从司令部的楼下打到楼上，又从楼上打到了楼下。有些军官居然莫名其妙地盯着这些解放军战士看，仿佛不知道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一个正伏在电台上收抄文件的国民党上尉，在被俘时，竟然问道：“你们真是解放军吗？陈长官说，你们没十天半月，是打不进来的。”

“缴枪不杀！”

一纵的一名副排长邢春福带领着新战士王义风、傅泽国一直冲进地下室，20多个敌司令部的参谋举手投降。

“谁是司令？”傅泽国大声问。

没人应声。这时，一个副官模样的人走过来，轻声地说：“司令在地下室呢！”

邢春福、王义风、傅泽国闯入忠烈祠下的地下室。他们看到在地下室微弱的灯光下，一个中等身材的胖子正泰然地躺在沙发上。他，就是陈长捷。

在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1师指挥所，纵队司令员李天佑、政治委员梁必业、副司令员曹里怀、1师师长江拥辉，联合审问了陈长捷：“你是陈长捷吗？”

“是。”

“你是警备司令吗？”

“是。”

“你现在当了俘虏，知道吗？”

“知道。”

“那你就该马上下命令你的部队缴械投降！”

“我……我从早上四五点钟起就和各个部队联系不上了。”陈长捷满脸委屈又无奈地答道。

天津城里的战斗仍在零零星星地进行着，直到下午15时，天津守敌全部被肃清。这场激烈的攻城作战，从攻击到战斗结束，仅仅用了29个小时，全歼天津国民党守敌13万人，林伟俦、刘云瀚、陈长捷皆被活捉。国民党天津市市长杜建时得知解放军已攻到市政府时，主动投降。

天津城里枪声渐渐地静了下来。正守在塘沽的侯镜如立即感到自己的危险已经到来了。

实际上，天津枪声未起之时，侯镜如就已和87军军长段云把指挥部搬到了海军第3舰队司令马纪壮的“重庆”号巡洋舰上。驻守塘沽的各个部队，也早已分配好了舰船，并且还划定了登船撤退的路线。

侯镜如已公开亮出了一副随时要从海上逃走的架式。

15日下午15时，当天津方向终于静寂之后，侯镜如立即给南京和北平发电：“天津失守，塘沽已无再守的必要，请求下令南撤。”

这个时候，塘沽早已乱得不成样子了，人人都明白，再不撤走就只有留在这里等待末日。但是，侯镜如的电报发出后，蒋介石和傅作义都迟迟未能回电。东北野战军的炮火正在向塘沽方向延伸。

段云急得团团转，他到处张扬：“委座已经指示，可依傅作义命令，相机南撤。我们的司令官为什么还不行动？”

此时的傅作义已是一片茫然了，他赖以作筹码的天津已经不复存在。所以，他每下一个决定，都必须慎重再慎重。

1月17日，17兵团终于接到了北平的电报。侯镜如当即下令：“上船！”塘沽国民党守军蜂拥而出，乱哄哄地挤满了大小船只。

侯镜如安坐船头，正待出发，保安5团团长风风火火地跑了过来：“报告司令官：我团留在岸上掩护大军撤退的部队全都被消灭了。”

为了不让塘沽之敌全部逃掉，东北野战军第十二纵队部分部队已于1月16日凌晨3时开始发起了进攻。现在已快打到岸边上了。

“走吧！”侯镜如发出开船的命令，几声汽笛声响，大约有5万多人乘船逃离了华北。

第三部分 铁马踏破冰河 京津响彻凯歌 第58节 初次的试探

1949年1月，大半个冬天已经过去了，但北平仍然寒气逼人。这里是国民党军队在华北的最后一座城池了。平津战役尚未结束，毛泽东就已调动大批军队集结在北平四周，傅作义如今完全陷入了欲逃无路、欲战无力、欲守不能的境地了。 天津失守后，现在就只有和谈一条路可走了，而且这次和谈应该成功才行。傅作义默默地想。

从平津战役打响起，北平和谈已经进行了两次。

早在1948年12月14日，傅作义几经辗转才通过北平地下党员李炳泉找到了与东北野战军直接联系的方法。

傅作义立即派了两名代表，携电台和报务员，一行五人，乘一辆吉普车开出北平城，与平津前线司令部的作战处处长苏静在一个叫八里庄的小村子里秘密见了面。

17日，双方正式坐到一起，开始了最初的相互试探。

傅作义的两位代表是崔载之和李炳泉。年岁较大一点的崔载之是傅作义主办的《平明日报》社的社长，李炳泉是该报社的采编部主任，也是打入国民党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员。

在这个天气异常寒冷的冬日里，双方围坐一户农民家中的火炉旁，不拘形式地随便聊着天，他们没有明确的议题。双方心里都清楚：这次会谈的目的就是试探对方的真正意图。

崔载之一再表示他俩是代表傅作义先生来谈判的，说傅先生对谈判很重视，非常具有诚意，绝非阴谋诡计；为了防止中统、军统特务从中破坏，傅先生对这次会面采取了绝对保密的措施。

“是的，”李炳泉补充道，“为掩人耳目，傅先生叫李腾九装病，携电台住进医院，不见任何人。我们通过电台直接同他联系，而后再由李腾九向傅作义汇报。”

他们所说的李腾九，是傅作义在保定军校时期的同学，出军校后，李腾九一直追随傅作义左右，担任幕僚，共事数十年，甘苦与共。1946年起为傅作义做联络工作。1947年12月，傅作义任华北“剿总”总司令不久，总部即由张家口搬进北平，李腾九仍任联络处处长，主要是替傅作义招待高级人员或会见普通客人，并替傅作义出席城内比较重要的非军事性会议。联络处名义上为傅作义总部的一个单位，但在工作上与总部其他单位没有横向的关系，直接受傅作义的领导。所以，对傅作义来说，李腾九是个信得过的人，不会走露风声，跟共产党谈判，非同小可，绝不能让中统、军统寻到一点痕迹。而李炳泉正是李腾九的堂弟。

苏静在这次会面中只是负责接待和观察，平津前线的最高首脑并没有马上出面同崔载之、李炳泉谈判，而是安排他们休息了两天。这两位代表虽然甚是焦急，但想到战争主动权掌握在解放军手里，也只好装着很沉着、很从容的样子。

这个时候，林彪等人还无法确认李炳泉是不是地下党成员。12月22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发电报给第五纵队司令员万毅，要他派人到北平西郊青龙桥接北平地下党城工部长刘仁到孟家楼谈工作。刘仁证实，李炳泉的确是中共正式党员。

于是，双方开始谈起了核心问题。傅作义的想法和要求大致可分为四点：第一，解放军停止一切攻击行动，两军后撤，通过谈判，达到平、津、张一线的和平解决问题；第二，为了制约城内蒋系军队，请解放军放出被围困在新保安的35军，使该军回到北平；第三，傅作义通电全国，宣布北平实现和平解放；第四、建立华北联合政府，傅作义的军队由联合政府指挥。

显然，傅作义仍是想凭借自己的实力，与共产党搞联合政府。苏静如实将傅作义的要求报告给了林彪和罗荣桓。12月19日，刘亚楼亲自来到八里庄，与崔载之和李炳泉进行了面对面的会谈。

刘亚楼先是分析了全国形势和平津战局发展的前景，而后根据毛泽东和林彪的指示，阐明了中共方面对和平解决平、津的基本原则：第一，傅作义所指挥的部队，不论是中央军还是察绥军，一律放下武器，绝不允许保存武装力量；第二，不允许通电全国建立华北联合政府；第三，如同意和平解决平津，可以保障傅作义本人及其部属的生命安全和私人财产免受损失；第四，蒋系顽固的军、师长反抗，应先将其逮捕；第五，可以给傅作义编两个军。

崔载之和李炳泉听了刘亚楼提出的条件，无言以对，双方的差距太远了。二人只是将谈判情况通过电台报告给了傅作义。

傅作义当即回电，别的什么都不说，只是谈城内蒋系军队比他的兵力大十几倍，逮捕蒋系军、师长有困难，实不宜实施。犹豫不决的傅作义，找出了很能站得住脚的托词，实际上他是在观望，而且是充满幻想地观望。

谈判没有结果，崔载之返回北平。李炳泉和电台仍留在八里庄，继续与两方面保持联系。几日后，解放军占领新保安和张家口，全歼35军和105军，彻底断了傅系军队的西退之路。傅作义如同五雷轰顶，一连数日，都将自己关在屋子里，不是仰身躺在床上瞪视着天花板，便是在那块狭小的地面上没完没了地踱步，时时地长吁短叹。

崔载之回到北平，直到第三天才见到傅作义。一向注意礼仪的傅作义当即大发脾气。

“我是怎么跟你们谈的？”傅作义愤然质问，“我不是已经发去电报了吗？说得明明白白，为什么他们还要打呀？”

“他们打掉了35军，还有105军……”傅作义接着说，“照这样打下去，跟让我在阵前缴械差不多，那还谈什么呢？”

崔载之没有说话，直到傅作义平静下来，才详细地介绍了八里庄谈判的经过。

“你都见到谁了？”傅作义问。

崔载之说：“就他们的参谋长刘亚楼，还有负责接待我们的苏静。”

“林彪没有出面？”

“没有。”

“还有他们的政委罗荣桓，也没见到？”

“都没有见到。”

傅作义送走了崔载之，独自思索起来，开始犹豫这样谈判下去，自己究竟可以保持住什么样的地位。

但解放军没有给他充分犹豫的时间，1949年元旦刚过，刘亚楼亲赴前线，率领各路纵队揭开了强攻天津的序幕。傅作义再次下定决心，要继续谈判。

第三部分 铁马踏破冰河 京津响彻凯歌 第59节 和平来临了

傅作义刚刚在犹豫与痛苦中度过了1949年的元旦，就收到李炳泉从八里庄拍来的电报：“解放军前线长官要求我方派一位身份更高的人参加谈判。” 要选一个既有能力又忠于自己的人，在这种时刻并不是很容易的。傅作义思谋良久，最后选定了“剿总”土地处处长周北峰。

“不料局势发展如此之快。”傅作义见到周北峰时说，“我们必须得和共产党继续谈判了。半月前，我派了崔载之与共产党接上了头，可一个多星期的谈判，仅和他们的参谋长刘亚楼谈了两次话，不着边际，最后还说我们没有诚意，在他们眼里，‘诚意’就是让我把平津拱手让出。我已经把崔载之召了回来。这次得派你去重新商谈，你准备一下，明天就同张东荪一道动身，怎样？”

“谈判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周北峰问，“我应该怎样说？”

“军队我不要了，政治上也没有任何要求……”傅作义沉吟地说，“主要是看他们怎么办吧，你去了相机行事就是了。”

在周北峰看来，傅作义只是给他交待了一个原则，具体问题一点没有涉及，而且要由他去具体处理。他觉得工作很难，难就难在“相机行事”，换句话说，就是要他随机应变。

1月6日，周北峰一行出了北平，向蓟县八里庄驶去。第二次谈判开始了。

对于这次谈判，毛泽东明确指示林彪等人：只要傅作义让共产党和平接收平津两地，允许他编两个军，可以赦免他的战犯罪，其私人财产可以保全，其部属的安全和财产不受侵犯，除此以外不能再答应别的条件。

由于这次傅作义派出的是自己的亲信土地处处长周北峰，毛泽东对此次谈判也非常重视。聂荣臻第一天就亲自出马了，第二天上阵的则是林彪。

周北峰经过认真的思考，全面摊出了自己的条件：“新保安、张家口作战中被俘人员要一律释放，宽大处理，不作战俘对待。对军队的行政文职人员和工勤人员，要妥善安排工作，给予生活出路。对傅部所属军政人员过去的罪行，不予追究，一切可由傅一个人负责。”

林彪不苟言笑地听完周北峰的意见，掷地有声地说道：“我们的总原则是，所有军队一律解放军化，所有地方一律解放区化。按照这一总原则，首先解决平、津两市的问题；由傅作义将军下令把军队调出平、津两城，开赴指定地点，采用整编方式，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对傅作义不做战犯对待，保全傅和部属的私有财产，并在政治上给他们一定的地位；新保安、张家口的被俘人员一律释放；对傅作义的部属一律不咎既往，凡愿参加工作者，都可留下安排适当的工作，愿还乡者，发足路费，填发证明，资遣返乡，并通知地方政府不予歧视。”

林彪答应的条件如此宽容，周北峰不禁心中高兴，谈判进展得愈加顺利。最后，双方把所谈主要内容加以整理，形成了一个《谈判纪要》。

林彪特别指明，1月14日是傅作义答复的最后时限。

周北峰回城后，向傅作义作了详细汇报。傅作义虽然对谈判的信心增强了，但看了《谈判纪要》后，却唉声叹气地说：“所谈的问题还不够具体。”

傅作义不肯明确表态，他依赖自己占据着平津两城，不太甘心接受这样的条件。

1月10日，规模宏大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华东、中原两支野战军歼灭国民党军55万人，平津两城犹如华北平原上的两棵枯树，越来越孤单了。

傅作义再一次受到震动，决定派出华北“剿总”副司令邓宝珊随同周北峰继续商议和谈中的具体细节。

1月13日，谈判第三次开始，邓宝珊和周北峰来到通县五里桥，刚一落座，聂荣臻就开门见山地说道：“上次谈判中规定14日是答复的最后期限，现在只剩几个小时了，所以这次谈判就不包括天津了，只谈北平。”

邓宝珊愣了一下，接着又提出傅作义一直念念不忘的联合政府问题。

“现在没有别的条件好谈了，命令北平守军开到城外指定地点，接受人民解放军的改编，只有这一条路。”这是林彪的回答。

“你们觉得天津可以轻易拿下吗？如果强攻，我看至少也得30天。”邓宝珊终于说出了自己刚才想说的话。

林彪摆了摆手，简短地说道：“不谈天津。”

会谈终因双方都不肯让步而暂时休息。到1月15日，谈判桌再次摆开。

整整一个上午，双方又再各自重复过去说了好几次的话，丝毫没有进展。下午16时，天津方面传来消息，解放军攻占天津，陈长捷被活捉。

邓宝珊闻知无比震惊，脸色非常难看。他曾夸口天津国民党军至少也能坚持到30天以上，却不料竟如此快地垮掉了。作为“剿总”副司令，他更清楚现在傅作义的想法和处境。休息期间，他指示周北峰：“北平已经处于绝对的孤立境地了，只有和平解决这一条路了。解放军方面提出，留给总司令一个加强团，作警卫部队，其余守军均调出城外指定地点，经过一个时期即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这就叫和平解放北平。我认为这个原则可以接受，只要总司令同意出城改编，具体的办法由我去谈。你可尽快把这个意见电告总司令。”

周北峰立刻给北平发了电报。不久，傅作义复电表示同意部队出城改编，并希望快点达成全部协议。此时，傅作义再也不敢拖下去了，现在他只有北平这一张牌可打了，而且事实已经表明，这张牌只能是输牌。

周北峰拿着傅作义的电报面露喜色地跑了出来，对邓宝珊说：“现在好了，总司令痛快地答应了。”

邓宝珊不用再讨价还价了，谈判顺利进行。双方对北平国民党军队开出城外的地点、改编方案，团以上军官的安排原则和军政机构接收办法等事项一一达成基本协议。

邓宝珊和周北峰都长出了一口气，北平问题终于解决了。在他们临返回北平前，邓宝珊提议：“请贵方也派一名代表进城去，以便进一步联络商谈。其实这也是傅先生的意见。”

“好。我们马上安排一下。”林彪答应，同时递过一封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的名义致傅作义的信，“请将这封信转交给傅作义将军。”趁此时机，邓宝珊打开了那封信，不禁大吃一惊，信的内容非常严厉：北平被围业已月余，人民痛苦日益增重，本军一再推迟攻击时间，希望和平解决，至今未获结果。贵将军身为战争罪犯，如果尚欲获得人民谅解，减轻由战犯身份所应得之罪责，即应在此最后时机，遵照本军指示，以求自赎……本军并愿再一次给予贵将军及部属以考虑及准备之充分时间。此项时间规定于1949年1月17日1时起，至1月21日下午12时止……如贵将军及贵属竟悍然不顾本军的提议，城破之日，贵将军及部属诸反动首领必将从严惩办，绝不宽恕……

邓宝珊当时可能并不知道，这是毛泽东亲笔所写，只不过是借用了林彪和罗荣桓的名义而已。但邓宝珊看后，确是神色紧张而忧郁，他私下里跟苏静说：“我回城后，这封信打算暂时不交给傅作义。傅作义看过这封信，弄不好会节外生枝，甚至推翻协议，那样我们的谈判就功亏一篑了。”

1月17日，苏静作为进城联络的工作人员，与邓宝珊等人开往北平城内，崔载之等人正在德胜门等待着他们。第三天，苏静与崔载之等人开始将在城外达成的协议具体化，先后形成了十八条协议。

1月23日，傅作义同意了国共两军谈判形成的文字协议。并随后在中南海居仁堂召集华北“剿总”高级将领会议，当众宣读了十八条协议。

会议上先是一阵沉默，继而有人放声大哭。傅作义一眼望去，正是第4兵团司令李文、第9兵团司令石觉和第16军军长袁朴。

迫于多数人的压力，虽然这三人最后同意了十八条协议，但要求返回南京。傅作义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

1月23日，北平和谈十八条协议的主要条文公布在各大报纸上，各界人士欢呼雀跃，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都终于免去了一场劫难！

第三部分 铁马踏破冰河 京津响彻凯歌 第60节 北平翻开新篇章

北平人民欢庆和平解放的情景令苏静难以忘怀。正在他满怀激动地欣赏着北平和平景象的时候，忽然接到平津前线司令部的电报，要求他立即返回汇报情况。 刚一到通县宋庄的前线司令部，罗荣桓便面带笑容地问道：“由邓宝珊交给傅作义的那封信，傅作义看了没有？”

苏静答：“不清楚。”

聂荣臻接着说：“你今天还要回去，问一问邓宝珊，若还未交给傅作义，你要催促他，务必在今明两天让傅作义看到那封信。”

苏静茫然不解：既然那封信中的词句对傅作义有所刺激，为什么还要急着交给他呢？

林彪一下子看出了他的心思，只问了一句话：“为什么傅作义让他的嫡系部队先开出城外？”

苏静脑子迅疾地一转，领会到林彪的发问，他是担心傅作义过早地将嫡系部队开出城外，会影响傅作义对蒋系国民党军的控制力量，一旦中央军又倒了回去，北平则免不了经历一场战火。

想到此，苏静马上返回北平城内，找到邓宝珊：“你进城的时候，带给傅作义将军那封信给了他没有？”

邓宝珊怔了一下，困惑不答。

苏静着急地说：“我们一起去看望傅将军，把那封信交给他。”

邓宝珊见苏静如此急迫，知道定是上级的命令，再也不敢怠慢。可是事与愿违，他们和傅作义见面时还没来得及拿出那封信，恰有客人来访，二人只得匆匆告辞了。后来，邓宝珊把那封信交给了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而傅冬菊看过信后，也觉得问题严重，没敢把信交给傅作义。

直到1949年2月1日，毛泽东授命《人民日报》发表了那封信的全文，傅作义才看到，不过见到后，傅作义果然异常激动，于2月3日给林彪、罗荣桓写信说：“两年半战乱战争的严重灾难，我愿担当错误责任，愿意接受任何惩处。”

为了平息傅作义激愤情绪和解除其顾虑，林彪、聂荣臻、叶剑英共同邀请傅作义和邓宝珊于2月8日到北京饭店赴宴，并在宴前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

林彪率先开口道：“北平和平解决，使文化古都未遭破坏，树立了和平方式的新榜样，傅先生对此是有贡献的。共产党对所有对革命事业有贡献的人，绝不亏待。共产党的理想是建立革命政府，发展生产，要完成革命事业，必须党内与党外共同合作才能办到。”

傅作义听了，神情终于好转，诚恳地说：“过去我的内心矛盾很大。主观上有心替人民做事，客观上反而替有钱人做了保镖。参加国民党进行的内战是错误的。过去对共产党关于民主的主张缺乏了解，今后愿为人民服务，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对部队改编和政权接收，解放军不要有顾虑，怎么办好就怎么办。”

林彪听了，马上接道：“傅先生所说甚好。那封信，是合乎傅先生过去行为的事实，事后公布此信，乃是将傅先生过去的错误作一结论，以便根据北平和平解决，开始与傅先生进行新的合作，既不能因为傅先生过去之罪，抹煞今日之功，也不可因傅先生今日之功，而含糊过去之罪。傅先生的失败，并非个人才能问题，东北、华北解放军的胜利，也非个人才能问题。国民党违反人民利益，为人民所反对，必定失败。在任何战场，任何人指挥下，均无例外地要遭受失败，非仅华北一处如此。只有站在人民立场上才会胜利。”

聂荣臻和叶剑英随后也对傅作义多方开导，讲了共产党一贯坚持的一些政策，话谈开了，大家都面露喜悦。众人入席，高脚杯频频相撞，余音悦耳。

此后，傅作义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但内心里还不是特别踏实。他急切地想见毛泽东一面。一天，他对周北峰说：“我打算亲自去石家庄拜见毛主席，你向叶剑英主任委员说一下，是否可以？”

2月11日，陶铸、周北峰一道来到西郊傅作义住处，陶铸高兴地告诉他，毛泽东主席要接见他和邓宝珊将军。周北峰说，叶剑英主任通知，傅、邓二位可于明日与“上海民众和平代表团”章士钊等几位老先生一道乘飞机赴石家庄。

22日，傅作义、邓宝珊等飞抵石家庄。当晚，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来到了招待所。

傅作义一见到毛泽东，迅速走上前去，立正敬礼。毛泽东马上满面春风地握住了傅作义的手。傅作义激动地说：“我有罪！”毛泽东和蔼地一笑：“你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众人落座后，毛泽东风趣地对傅作义说：“过去我们在战场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喽。蒋介石一辈子耍滑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甩掉了。”

“我们俘虏你的那些人，”毛泽东谈起对待傅作义的政策时说，“我们都给你放回去。你可以接见他们。我们准备把他们都送到绥远去。”

“送去绥远？”傅作义一下子还不明白毛泽东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略有惊异地说，“给我，我怎么处理呢？还要送到绥远去？为什么？”

毛主席笑了起来：“国民党不是一贯宣传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吗？他们到了绥远，可以现身说法，共产党对他们一不掏腰包，二不侮辱其人格，他们可以帮助在绥远的人学习学习，提高认识。这些人以后我们还要用哩！”

“至于绥远，我们不着急。”毛泽东说，“有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问题就好解决了。可以先放一下，等待他们的起义。”

毛泽东的平易近人、谈笑风生给傅作义留下了深刻印象。从西柏坡返回后，多天的郁闷和疑虑顿时烟消云散，卸下了沉重的思想负担，傅作义精神焕发，心情舒畅。

此时，北平已翻开了新的历史篇章。

人民解放军一面加快改编傅作义旧部，一面换防维持着新北平的治安。到1月31日，北平城内的最后一批国民党军开出城外，标志着平津战役的胜利结束。

随着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也很快回归到了人民的手中。

1949年1月22日，华北“剿总”绥远指挥所主任董其武飞赴北平会见傅作义，二人进行了一次长谈，傅作义劝导董其武：现在的形势是任何力量也扭转不了的，我们要跟上历史的潮流，走人民的道路。

董其武听后不住地点头。后经多次谈判，董其武于当年9月19日率绥远省军政人员共6万余人正式起义，绥远和平解放，华北全区也随之全部成为解放区。

为了欢庆平津战役取得的伟大胜利，平津前线司令部决定在2月3日举行一次庄严盛大的北平入城式。

消息在参加入城式部队中传开后，指战员们高兴得不得了，人人欢欣鼓舞，个个精神振奋，大家纷纷表示，一定要打扮得漂漂亮亮地进北平。于是，武器、车辆擦了一遍又一遍，一支支钢枪锃锃闪亮，一辆辆汽车整装待发，军容整了一次又一次，一个个战士英姿勃勃，军马梳理了一遍又一遍，一匹匹战马威武雄壮。

2月3日清晨，人民解放军入城式正式开始了。北平全市人民倾城出动，万人空巷，欢呼声响彻云霄。上午10时，四颗信号弹升空而起。四辆载有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画像的大彩车和一辆指挥车为前导，在雄壮的军乐声中由永定门入城。紧接着是机械化部队、炮兵部队、坦克装甲部队和步兵部队。威武雄壮的入城大军经正阳门大街、东交民巷、崇文门大街、东四牌楼、西长安大街、和平门、骡马市大街，由广安门出城。

在前门箭楼上，平津前线司令部和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以及参加平津战役的各兵团领导人检阅入城部队，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等人频频向各部队招手致意。

当入城部队经过各个街道时，汽车的轰鸣声，坦克的履带声，战士的脚步声，同北平市民的热烈欢呼声、歌声、掌声、锣鼓声交织在一起，震天动地。

入城的解放军从上午10时到下午16时，整整行进了6个小时。北平各界人民顶着朔风，冒着严寒，兴奋欢呼，忘记了寒冷，忘记了疲劳。

古都人民浸沉在前所未有的欢乐之中。

40多天后，即1949年3月21日，为了便于展开下一步工作，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告别了西柏坡，浩浩荡荡地迁往了北平西郊的香山。

北平的三月，虽然还有凉意，但万物开始复苏，大地出现了生机，人们正沐浴着初春的气息。这天，毛泽东兴致勃勃地踏上了前往北平的大道，“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呀。”他高兴地说。

走在身边的周恩来也风趣地应道：“我们都应当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泽东充满信心地接着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一定要考个好成绩，我们决不当李自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