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神明之地

　　1987年，在河南濮阳市西水坡修建一座调节水池时，推土机推出了震惊中国的发现：蚌壳摆塑的一龙一虎左右夹　护着一具人骨架。这罕见的葬式把人都惊呆了。随后又发现了第二组和第三组用蚌壳摆塑的动物图案。为了弄清三组　蚌图的关系，弄清这个遗址的文化内涵和性质，经中国国家文物局批准，“濮阳西水坡遗址考古队”于1988年3月11日　至9月25日对该遗址进行了大面积的发掘。经过对发掘遗址的研究，确认其为仰韶文化的遗存。 　　西水坡仰韶文化的遗存可以分为两个大的发展阶段，每一个阶段又可以分为早晚两期。 　　属于第一阶段的文化遗存，有壕沟、灰坑、墓葬和蚌壳摆塑的图案。 　　壕沟有大有小，大的宽而深，小的窄而浅。大型壕沟宽度约8米，位于遗址的东部，中间有一个缺口，从壕沟的南　端有向西拐的趋向分析，很可能是环绕村落一周。这个工程量是很大的。一条8米宽的壕沟在今天看来也不窄。 　　灰坑和窖穴都发现于壕沟的内侧，其中有一个椭圆形筒状的，口径1.74至2.22米，深2.24米，遗物丰富，除发现有　饰指甲纹、划纹的罐、钵、碗、盖、支座、瓶、壶等可以复原的陶器残片外，还发现不少植物种子、动物粪便、兽　骨、鹿角和蚌片。 　　墓葬发现得不多，均为一次葬，有埋一个的，也有埋多人的。值得注意的是一位50至55岁左右的男性，身高竟达1.86米，而他的墓中既无随葬品，也无葬具。

　　最激动人心的发现就是蚌壳摆塑的图案了。一共发现三组。第一组蚌图，其造型有龙和虎两种，分别摆塑于编号为第45号墓的墓主人的左右两侧。龙在右，虎在左，龙虎皆背朝墓主人，头皆朝墓主人脚端的方向，尾皆朝墓主人头部的方向。这种摆法也许是出于透视上的考虑，即在埋葬者看来，墓主人仰身朝上，和龙虎侧身朝下，其实都是正面直立朝前行走，墓主人尸骨已僵当然不可能有这种动势，但龙、虎行走的动势极强。龙的身体是一条S线，昂首张嘴，挺胸弓背，龙尾有力地摆动，龙爪张开，全身都处在极度亢奋的跃进状态中。虎的四条腿摆动的幅度虽然不大，但很生动，展现了奔走过程中前后左右四腿交替落地和离地的瞬间。第二组蚌图摆塑于第45号墓南面20米处的一个浅地穴中，其图案有龙、虎、鹿和蜘蛛等。龙头朝南，背朝北；虎头朝北，面朝西，背朝东，龙虎蝉连为一体，鹿卧于虎的背上，特别像一只站立着的高足长颈鹿。蜘蛛摆塑于龙头的东面，头朝南，身子朝北。在蜘蛛和鹿之间，还有一件制作精致的石斧。第三件蚌图，发现于第二组动物图案南面的一条灰沟中，两者相距约25米。灰沟的走向由东北达西南，底部铺垫有0.10米左右的灰土，然后在灰土上摆塑蚌图，图案有人骑龙、虎及其他。人骑龙摆塑于灰沟的中部偏南，龙头朝东，背朝北，昂首，长颈，舒身，高足，背上骑有一人，两足跨在龙的背上，一手在前，一手在后，面部微侧，好像在回首观望。虎摆塑于龙的北面，背朝南，头朝西，与龙正好相反相背。它仰首翘尾，四足微曲向后，呈奔跑和腾飞状。另外，在龙的南面、虎的北面、龙虎的东面，还各有一堆蚌壳。龙南面的蚌壳面积较大，高低不平，成堆状。虎北面和龙虎东西的两堆蚌壳较小，形状为圆形。在龙虎的西面还有一舒身展翅的飞禽，因被两个晚期灰坑打破而看不出原来的图形。在飞禽与龙之间还用蚌壳摆了一个圆圈。另外，在这一层位上，还有许许多多零星的蚌壳，似乎也并非随便乱扔的。从整体看，这条灰沟好像一条空中的银河，灰沟中的零星蚌壳，犹如银河中无数的繁星。那么，那些堆积的蚌壳和成圆圈状的蚌图，是否同大地山川和日月星辰有什么联系呢？人驭龙和奔虎衬托在这样的背景上，是何等的壮观！

　　濮阳西水坡遗址出土的蚌塑龙的形象，比之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的玉龙和山西陶寺龙山文化的陶盘彩绘蟠龙，都更接近后世比较成熟的龙的形象。玉龙是猪头蛇身，彩绘蟠龙乃方头蛇身，皆无足。而濮阳西水坡的蚌塑龙，方首、巨口、锐齿、蟒身、虎足、头上隐约有角，而且都飞腾奔走，其矫健的姿态同商周成熟的龙的形象相比，除了显得稚拙一些外，已经很接近了。人物驭龙，也与在长沙发现的战国帛画的形象异曲同工，似乎表达的是相同的信仰。据专家考证，濮阳史称“帝丘”，是中国远古时代炎黄部落聚居的地方。六千年前的墓葬和蚌塑龙虎图的发现，从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中国古代传说中这一地区的社会历史面貌。人骑龙的蚌塑图，竟令人惊异地同各种史乘所记“黄帝将亡，则黄龙坠”和“黄帝驭龙升天”的神话场面一致无二。从墓葬的整体看，蚌壳摆塑的三组动物图案，在一个平面上自南向北一字排开，时代完全相同，显然是一个整体，都同第45号墓的主人相关。中国古代人死后升仙的思想形成于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大的部落或部落集团首领死后要进行大的祭祀活动，濮阳西水坡第45号墓的墓主人死后不仅殉葬三人，而且在他的左右两侧用蚌壳精心摆塑龙虎图案，并在南面每隔20至25米处又摆塑一组动物图案，这种葬仪在仰韶文化时期还是首次发现，足见墓主人生前的身份非同一般。 　　西水坡遗址属于仰韶文化第二阶段的文化遗存，主要有房屋、窖穴、陶窑、墓葬、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房屋的形状有圆形、椭圆形和方形几种。这个阶段早期的房屋均为半地穴式，屋的中间有灶，一边修有门道，四周有柱洞，房基面往往用一种细腻的土铺垫。晚期的房屋均为平地起建，墙壁为木骨结构，底部和四壁均经过火的烧烤，坚固防潮，修筑得相当讲究。

　　“始于出世，李斯相之，天崩地坼，掀翻一个世界。是圣是魔，未可轻议。”这是明代一位极有个性的思想家李贽说的。 　　秦始皇活了50岁。他一生给人的印象，强烈地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征战不已，二是好兴土木。前者是战争，是破坏；后者是和平，是建设。然而，历代史学家和思想家，却无不充分肯定他的破坏，而严厉批判甚至是咒骂他的建设。他以战争得天下，却以建设失天下。 　　李白曾经写过一首诗。其中四句说：“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这四句诗写的就　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席卷天下的赫赫武功。从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的九年中，秦国军队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消灭　了韩、赵、魏、燕、楚、齐六个国家。在血与火中，结束了中国数百年分裂割据的历史局面，诞生了统一的封建中央　集权的秦王朝。他不仅用武力统一中国的版图，最重要的是，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创建了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帝　国。中央实行三公九卿职，地方推行郡县制，从中央到地方健全了一整套官僚制度和统治机构。这一套中央集权的郡　县制，两千多年来，尽管改朝换代，却不曾变动。 　　秦从其先祖开始，就特别好兴土木。秦曾经三迁其都，最早的雍都，就有不少豪华富丽的宫殿建筑群。早在春秋　秦穆公时，戎人由余看到雍都巍峨的宫殿建筑盛况，就慨叹道：“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在　秦与东方六国的战争进程中，秦始皇就开始在咸阳大兴土木工程。每灭掉一国，就仿照其国的宫殿样式在咸阳北阪造　一座同样的宫殿。而在所有的土木工程中，骊山陵，这个秦始皇为他死后营造的世界同他的阿房宫和万里长城一起，因其难以想象的浩大工程量，终于很快耗尽秦帝国的财力、物力和民力，在尚未完工时便将秦帝国送进坟墓。 　　目前已发掘出来的兵马俑坑，是这个地下世界的一部分。 　　军队是秦始皇征服六国的主要力量，也是他行使权力的重要工具。在他的陵墓里，不能没有“秦之锐士”。

　　英勇的“秦之锐士”排列在三个大坑里。三个大坑布成一个“品”字阵。一号坑是主阵，显示了秦步兵和车兵联合编队的场面。它是一个方阵，前锋部队分3排向东站立，每排68个战袍武士俑。前锋后面是38路向东的主力部队，每4路有一辆4匹马拉的战车，一共有9辆战车。方阵的南、北、西三面，分别有一排面向外站立的武士俑，他们是右翼、左翼和后卫。一号坑的面积有14000多平方米。二号坑的面积6000平方米，它的南部是并列8排8辆战车，中间是战车和车兵，北边是战车和骑兵。在坑的前端，有一块突出的方形，中间有160名蹲姿的射俑，他们的四周是立射武士俑。二号坑显示的是冷兵器时代多兵种协同作战的混编阵形，在两千多年前是非常先进的。步兵、骑兵、车兵、射兵的多兵种联合编队，可能是秦国军队出奇制胜的“秘密战术”。这个混编阵有战车89乘、车兵俑261个、陶马356匹、骑兵俑116个、鞍马116匹、步马俑600多个。它位于一号坑主阵的东北角，既像前锋又像偏师，诡秘莫测。它可以停下来，让主阵往前冲锋，也可以突然从主阵侧翼神不知鬼不觉地冲到前面，对敌阵实施强有力的突然袭击。它还可以在主阵冲锋之前，以自己的前挺阵位和远射程的机弩对敌阵前锋实施远距离不接触打击后，再让主阵冲上去近距离格斗。它那精悍的骑兵部队，还可以游击于两阵之间，机动作战，必要时还可以回马保护后面三号坑的指挥部。三号坑的位置在一号坑主阵的西北，隔一个主阵的阵位同二号坑东西相对。这是秦军指挥部，坑中有战车一组，是指挥车。坑的东、北及南部甬道中，面对面站着64个武士俑。这种站法，显示出这些武士的职责是向内保卫指挥机关，而不是向外冲锋陷阵。指挥部在这个角度正可以控揽全局，根据战况随机指挥主阵和混编阵的协同配合。

　　当然，这不过是个“常阵”，即平时操练和待命出发的阵，真正的战阵肯定比这更复杂。 　　陶俑、陶马和战车，都同原物一样大小。陶俑身高1.7米左右，最高的达到1.9米，是当时秦人的实际高度。陶马高1.5米，身长2米，体型高大。战车是实用战车。兵俑手执秦时的青铜兵器。 　　兵马俑及其手执兵器，在制作技艺和艺术表现力上，都是令人叹为观止的。秦俑的制作是以塑为主，头和手用模子制成坯样，然后再刻、削、刮、剔成形，身体用泥条盘堆塑成，铠甲是另贴上去的，胳膊是分件制成的，最后组装。陶　马的制作也是这样。作成后，入窑烧制。烧成后，先涂上一层明胶，然后“依类敷彩”，粉红色的肤色，服饰及靴履间杂黑、白、朱、紫、蓝、绿、赭、黄；马身是枣红色，黑鬃、黑尾、白蹄、白牙、白眼球、黑眼珠。制俑的人是从　全国征召来的有一定技艺的工匠。他们按照秦朝“物勒工名”的制度，在陶俑身上刻上了自己的身份和名字。 　　这些雕塑家们，是一些严格的写实主义者，他们的追求，就是塑造出一个个像真人一样的“秦之锐士”。我们不知道　骊山陵的总体设计师是谁，只知道它的工程总监是丞相李斯。假如李斯同时也是工程的总设计，那么，李斯不仅替秦　始皇设计了郡县制的政治制度，设计了统一后的新型文字秦篆，他还为秦始皇设计了死后的世界。仅从秦俑三坑的设　计就可以看出，没有高远宏深的立意，没有气吞山河的胸襟，没有实际参与策划和组织过秦始皇扫平六国完成统一大　业的伟大实践，就不可能完成这样大气磅礴的军阵，更不可能在一片沉静中显露出咄咄逼人的征服力。这支七千人马　的军队，虽长立于关中平原的黄土地下，他们的方向却永远是东进，东进！

　　在中国原始社会，氏族公社所有成员生前居住在同一村落，死后埋葬在同一墓地。这种公共墓地制度进入阶级社会后有了新的发展。到了西周春秋时期，与实行严密的宗法制度的社会形态相适应，死者按宗法关系，在由国家政权指定的公共墓地中同族而葬，典籍中称之为族坟墓。族坟墓又分为公墓和邦墓两类。公墓是国君和王室贵族及其子孙的墓地，规划严整，早就画成图样，按照宗法关系区分尊卑次序，排定墓地。邦墓是国民的公共墓地，普通百姓葬入其中，划分地域，分族同葬。随着封建王权的膨胀，公墓后来成为王陵区，只埋葬君王及其配偶和少数关系最亲近的王室血亲，一般的贵族、各级官僚则同平民一起葬于邦墓。族坟墓制度是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土地国有制紧密联系着的。战国时，各国变法的结果使土地私有逐渐合法化，但墓地被视为私有财产，可以自由买卖，则直到西汉才成为事实。这样，原先由国家规划并掌管的邦墓也就完全解体。不同的家族，可以依照各自的地位、财力，选择不同的墓地，分散各处；而在同一片墓区内也可以包括若干不同家庭各自购置的墓地。 　　墓室是坟墓的地下部分。大概从新石器时代开始，黄河流域的人们普遍实行深掘土坑，把尸体埋在地下的土葬。土葬必有墓穴，为了安放棺木和随葬品，后来逐渐把墓穴砌成墓室。早期的墓室除少数帝王显贵使用木石外，一般都是土室。大约从战国晚期起，出现了用大块空心砖砌筑的墓室，这种空心砖墓在西汉颇为流行。而东汉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用小型砖砌筑的券顶砖室墓最为常见，石室墓也有一定程度的流行，历代帝王陵墓基本上是石室结构。 　　不同时代的墓室虽然各有特点，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无不有意模仿现实生活中宫室房屋的前堂后室的总格局。许多墓室明显分为前后两半，前半相当于“堂”，用来陈放供桌和一些随葬品，后半相当于“室”，用来置放棺木。 　　以上是关于中国古代墓葬制度和墓葬形制的简要介绍。 　　20世纪50年代初，在洛阳涧河西岸发掘了一座不知墓主的东汉墓。墓室分前后两部分：前部包括耳室、甬道；后部包括前堂和后室。甬道前后各具石门；前堂主室之间用空心砖特制一堵隔墙，上部正面镂刻青龙、飞廉(类形于龙的神兽)，背面镂刻龙虎云纹，下竖砖雕兽柱，柱头加方斗，承托上部砖雕隔墙。龙和飞廉是汉人绘画的主要题材，多绘雕于墓室，以供死者乘骑升仙。自战国以来，墓内惯用石制和陶制“镇墓兽”，而该墓则把墓柱和镇墓兽合二为一，既有实用的功能，又起镇墓的作用，精神性和实用性结合得如此完美，实属少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在历史上，龙是中华民族的标志和象征。由于中国自古以农立国，人们想象中的能够兴云布雨的龙很早就受到人们的尊崇。数千年来，龙的观念，龙的信仰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龙子龙孙”、“龙的传人”、“龙种”等意识世代相传；“龙王”、“龙宫”以及有关龙的各种传说绵延百世；专门祭祀龙的节——农历二月初二的龙抬头节几乎无处不有；祭龙仪式形式多样，因地而异；民间各种龙舞、龙灯活动经久不衰；龙的形象随处可见，举凡建筑装饰、竹木雕刻、染织刺绣、陶瓷油漆、家具器皿，甚至灯彩盆景、民间剪纸、邮票钱币、菜肴糕点，都可见到龙的形象；以龙命名的地名、水名、池名、潭名不计其数，遍及中国；带有龙字的人名更是难以尽数……正如闻一多所说的，龙族文化“做了中国几千年文化的核心”。 　　龙最初可能是太婧部落的图腾，后来成为各部落共同崇拜的图腾神。由于人们认为龙是雷雨之神，握有操纵雨水之大权，而对于以农牧生产为主的古代中国人民来说，雨水是农牧生产的命脉，直接影响着他们的生活和安全。因此，在众多的图腾神中，龙成为至上神，受到最高的崇拜。到了原始社会末期，各部落经过长期的斗争和联合，出现了一些强大的部落集团。部落集团为了维系、团结各部落，就以各部落共同崇拜的龙作为图腾。部落集团的首领为了有效地控制和联合各部落，并长期占据首领地位，通过各种方式树立自己的权威，而其中最主要的方式就是把部落集团的图腾神“龙”据为己有，把自己说成是“龙种”、“龙子”。第一个这么做的，据说就是黄帝。而自汉代以后，龙成为皇帝和皇权的象征，远古图腾崇拜和封建帝王崇拜汇为一流，成为政治权威产生的重要信仰基础。 　　大同九龙壁原为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第十三子朱桂的王府前照壁。朱桂于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封藩于大同，是为代王。所以龙壁的最早上限为公元1392年，距今已六百多年。明末王府毁于兵火，惟九龙壁巍然独存。

　　“泰山兼有自然的、历史的和文化的价值”。国际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的专家卢卡斯在实地考察了泰山之后，这样评论说，“泰山把自然与文化独特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在人与自然的概念上开阔了眼界，这是中国对人类遗产的巨大贡献。” 　　泰山拔起于华北大平原的东部，主峰海拔1524米，相对高度达1300多米。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圣人孔子也许奋力登上了泰山，要不他说不出那么豪气冲天的话来：“登泰山而小天下。”不过，对于一个想象力十分丰富的诗人来说，走到泰山脚下，远远地望一下它高入云端的雄姿，就足以体会到登上极顶之后的感受了。所以唐代诗人杜甫虽然没有勇气攀登泰山，却还是被泰山的磅礴气势所震慑，写下了著名的诗篇《望岳》。其中最后两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成为鼓舞人们攀登更高的人生境界的警句。 　　泰山号称“五岳独尊”，说明它在中国文化中的独特地位。按照中国哲学“五行”的观念，泰山德配“五行”中的“木”，“五方”中的“东”，“五色”中的“青”，“五灵”中的“龙”，“五时”中的“春”。这个独特的位置，使它成为万物初生肇始、天地之德好生的伟大象征。事实上，山在中国古代的信仰中，是创化和生育的象征，那些显赫的生育女神几乎都是山神。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仁慈的君子所以喜爱大山，因为山有好生之德，长育万物。 　　大概正是因为这样吧，古代帝王称帝之后首先要做的一件大事，就是到泰山去建封禅。在泰山上筑土为坛，在坛上焚烧柴禾，报天之功，这叫封。在泰山下的梁父山上辟场祭地，把祭品埋在地下，报地之功，这叫禅。通过这种封禅仪式，宣告天下，本帝王的帝业已上通于天，下通于地，获得了天地诸神的认可，“天命以为王，使理群生，致太平”。

　　泰山封禅源于一种极为古老的天地崇拜，据《史记》所说，“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被记载下来的就有从无怀氏、伏羲氏一直到周成王的十二位显赫的帝王，包括“三皇五帝”。但这只是传说，真正实践这种古代信仰的皇帝，却是公元前3世纪的秦始皇。 　　据说秦始皇举行封禅活动的目的是想震慑东方六国的残余势力。他到了泰山脚下却并不知这种古老的仪式应如何举行，于是召来齐鲁当地七十名儒生询问。儒生说古代封禅时，帝王都很谦卑，上山时用蒲草裹着车轮，以免伤了山上的土石和草木，祭祀时要把地扫得干干净净，铺上秸席。这些事情说起来容易，但真正遵照去做却很不容易——言下之意是你秦始皇肯不肯在我齐鲁的圣山面前放下架子。这一番要求使秦始皇感到被捉弄了，于是，他在被征服者面前大耍征服者的威风，下令士兵斩木除草，开山辟路，率领文武官员，浩浩荡荡，吹鼓上山，按秦国的礼仪行祭天封礼。随后率众下山，准备去梁父行禅礼，半路遇雨，有数株松树相遮，于是不无炫耀地封松树为“五大夫”。禅礼当然只好匆匆而行了。秦始皇感到一种重温征服天下的快感，他突然想到应当把这种快感刻在泰山绝顶，而且要用他颁布的全国统一的新文字——秦篆。可惜的是，这通在中国历史、中国文字史和中国书法史上都无比珍贵的秦刻石，由于它歌颂的主人秦始皇实在太残暴，后人竟恨人及石，把它毁了。一直到明代末期，才有人从土里挖出尚存残篆29字的断石，移置碧霞元君祠保存。到了清代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一场大火又把它烧得无影无踪。过了七十五年，一个叫蒋因培的人不知怎么在玉女池搜访出两块残石，仅存秦篆10字，遂嵌置于山顶东岳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