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神明之地

　　如果说秦始皇泰山封禅耍尽威风，那么唐玄宗泰山封禅则是极尽豪华。他的仪仗从山顶一直排到山下一百多里，他在山顶大礼告成后，群臣喊“万岁”，传呼从山顶至山下，百十里内，山鸣谷应，震动天地。唐玄宗亲自撰书，石工磨石壁刻金字，这就是岱顶碧霞祠东北大观峰东侧的《纪泰山铭》，俗称唐摩崖。碑高13米，宽5米，正文刻字996个，连碑额“纪泰山铭”四字共1000字。 　　泰山刻石最奇的是经石峪。经石峪在斗母宫东北。这里两山夹峙，溪水潺潺。溪涧东侧，是一块面积很大的平光光的石坪，不知何人于何年，在这石坪上刻下《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单字字径50厘米，原有2500多字，所占面积约为670平方米。由于年长月久，风雨剥蚀，现尚存1067字。书法遒劲有力，纵横波澜，有“大字鼻祖”、“榜书之宗”之誉。 　　为什么要动这么大的工程，把《金刚经》刻在泰山上呢？这就要牵涉到关于泰山的另一个古老的民间信仰了。在这个民间信仰里，泰山神是天帝之孙，主召人魂。由于他是东方之神，掌万物之始，所以知道人的生命之短长。人死后，魂就上了泰山。民间相信，泰山上聚集着古往今来一切众生的亡魂。也许是为了超度它们，有一位或数位佛教信徒发一弘愿，以坚忍毅力，经年累月，刻下了这篇《金刚经》。当然，此举也许是有见于历代帝王泰山封禅的劳民伤财，想给这种愚妄之举当头棒喝：“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金刚经》卷末这四句偈文，以“远离一切诸相”而“无所住”的大解脱大智慧，破除了对现实世界万有的执着和留恋。“默默无语是真闻，情到无心意已薰。撒手大千无一物，莫凭世味论功勋。”佛的无我无欲境界，同山顶上表现历代帝王不可一世的权力意志和征服欲望的摩崖刻石相比，无疑昭示着两条人生极境之路。登泰山的人们，在极顶满足了“小天下”的自我幻觉，又被帝王刻石颂赞的丰功伟业激动得豪情万丈后，最好于归途中到经石峪濯濯双足，在清冽的泉水中默诵一遍《金刚经》。当你以出世心做入世事时，人生已然开出一片新境界。

　　早在先秦，国家的大事就被确立为两项：战争与祭祀。通过战争，掠夺财物，兼并土地和人口，获得利益共同体的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条件；通过祭祀，报功德于天地祖先，为战争求得一个正义的名分，从精神上维系利益共同体的共识和同情。 　　所以“法天敬祖”历来是中国最高的祭祀。天地信仰和祖先信仰是华夏民族的传统宗教观，殷周以来，这两种信仰结合在一起，开始成为中国社会统治思想的支柱。在近三千年的历史中，尽管传入了佛教，产生了道教，但都未能取代天地鬼神信仰的位置。历代帝王都祀天地，建封禅，表示受命于天，时常根据某种自然现象改正朔，易年号，借此达天意，企望得到天的佑护。 　　为什么要祭天呢？这牵涉到中国文化中关于最高权力来源的古老信仰。孔子在《论语》中说，尧为帝之后，一切都效法至大至高的天，因此他的功德像天一样“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可见在尧以前，“贞天道而立人极”，就已成当时社会的主要宗教意识。夏代开始，“天下为私”，帝王为天子，受命于天且“天命不可违”的观念应运而生。商代夏，周代商，社会现实说明天命可违，于是宗教思想发生变革，“以德配天”，“惟德是辅”的新的神权理论产生。帝王违“德”，必受“天”罚，“天命”也就向“有德者”转移，这就叫“革命”。明成祖朱棣当上皇帝后说：“夫人君代天理物，故曰天子；奉行天命，故曰天吏；若无天命，有力者皆得为矣。”因此，祭天，成为中国历代帝王最重要的职责，也成为他获得最高统治权力的神学认可。 　　最高级别的，也是最具权威性的祭天大典，是到泰山建封禅。但泰山封禅过于兴师动众，劳民伤财，故帝王轻易不敢为；且路途遥迢，亦无法固定为定期的仪式。于是明代开始建圜丘于京师，每年冬至，帝王率文武百官，燔柴于圜丘之上，奠帛上告于天：“昊天在上，我祖在侧，我奠我币，于焉；昊天在上，我祖在旁，我奠我币，于焉皇皇；天佑皇祖，锡我民祜。”奠毕，钟磬金石之声大作，众歌《圜丘乐章》：“光朗朗兮上方，况日吉兮时良。遥瞻冉冉兮去上方，可见民兮永康……”除冬至日祭天于圜丘，帝王在来年正月的第一个辛日，还要到天坛祈年殿“恭祀上帝，以祈年谷”。后有朝臣认为这同先农坛亲耕是一个意思，也就不再作为常制。

　　天坛作为明清两代最高等级的祭祀建筑组群，所用的建筑数量是很少的，主要建筑只用了“祈年殿”、“圜丘——皇穹宇”和“斋宫”三组建筑。这三组建筑的尺度也并不高大，但却满足了祭天礼仪的功能要求，造就了肃穆静谧、超凡出尘的环境。这是怎样在建筑学上体现出来的呢? 　　站在圜丘台面上，升高的视点和压低的墙，使覆盖这里的天穹显得分外辽阔高崇。在祈年殿庭院里，三重檐攒尖顶的圆殿，兀立在三重宽大台基的祈谷坛上，周围的矮墙隐了下去，天穹同样显得特别广阔高爽。行进在长长的丹陛桥甬道上，两旁的柏林压得很低，看天的视野非常开阔，形成了持续地感受高阔天穹的独特境界。这样一来，由圜丘、皇穹宇、祈年殿和丹陛桥组成的天坛主体建筑仿佛整个儿飘浮在茂密古柏的绿云之上，不仅显现了宏大的天穹，而且造就了置身仙境的幻觉。 　　作为祭天的建筑，天坛在艺术上需要突出地表现“天”的崇高、神圣，但它并不使用过多的建筑和超级的体量，而采用超大规模的占地(约为紫禁城占地的三倍多）和超级的绿化，调动非建筑要素来塑造天坛所需要的宏大宁静、庄严肃穆的环境。这种“抟虚成实”的手法，深得中国美学之三昧。

　　有意拉大祈年殿和圜丘两组主体建筑的南北距离，突出轴线长度，并将轴线处理成高出地面的很长很宽的甬道——丹陛桥，这种把虚线实体化、实物化的艺术处理，实在高妙。 　　以重复的手法来扩大建筑形象，以极少的代价来增强主体建筑的分量，是天坛建筑的又一种艺术手段。祈年殿的殿身并不很大，由于顶上层叠着三重檐的攒尖顶，基部重叠着三层台基，大大扩展了祈年殿形象的高崇宏大。圜丘自身只是不很大的三层圆台基，由于环套着一圈圆形的墙和一圈方形的墙，枋上饰以大朵云彩，墙上覆盖蓝瓦石门，圜丘的整体形象被大大延展了和升高了。 　　一种古老而系统的文化，总有它的象征符号。天坛的平面形象就象征着“天圆地方”。它的内外墙垣都是前方后圆；所有的殿堂台基，也完全是圆形建筑，主体建筑圜丘、皇穹宇、祈年殿都是圆形——这是几何图形象征。圜丘石坛的层数、径长、栏板数、铺地石板数表征天的阳数，是九的倍数。祈年殿三层台基三重屋顶，九级台阶，也是象征天的阳数，即“九重天”。祈年殿的柱子数象征四季十二月十二时辰——这是术数象征。祈年殿、皇穹宇及其周围附属建筑和坛墙的蓝色瓦顶象征蓝天——这是色彩象征。斋宫偏置于主轴线之外，并取面东朝向，这象征皇帝作为“天子”低于“昊天上帝”的亲缘身份——这是方位象征。 　　天坛是中国最富有浪漫韵味和想象力的建筑，在熟悉中国文化的人眼里，天坛完全是中国文化的主体图象。

　　过去中国人的堂屋神龛里，总要立一块长方形的木牌，上面写着“天地君亲师”五个字。这五个字，构成了中国礼教文化的根本，儒家称之为“礼之三本”。“天地”是“生之本”，没有天地，一切生命现象都无从谈起，所以天地是人类生命的根本。“亲”指先祖，“先祖”是“类之本”，没有先祖，就没有当代人类的繁衍，所以先祖是族群生命的源头。“君师”是“治之本”，“君”指皇权为中心的政治秩序，“师”就是“万世师表”的孔子(公元前511—前479年)，以及他代表的礼教文化，皇权作用于政治，礼教约束着社会，二者结合，国家才能大治。 　　“天地君亲师”中，“师”虽为最末，但地位非常特殊。因为位为至尊的“天地”过于抽象，且经过先秦理性主义思潮和儒家学说的洗礼之后，原始天地崇拜的具体内容都被抽掉了。而“君亲”在时空上又过于具体，“君”限于一代，“亲”限于一脉。只有“师”，既具体又超越。比起“天地”来，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比起“君亲”来，又超越一个个的王朝和一个个的宗族。所以，孔子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既是一个人格神，又是一种文化，是封建伦理纲常的“立法者”，又是道德修养的最高楷模。在这个意义上，他超过“天地君亲”而成为“礼之三本”中真正的中心。

　　皇帝祭孔是从二千年前汉代开始的。孔子殁于公元前479年，第二年，鲁哀公将其生前的居室立为庙，这就是最早的孔庙。孔子死后，诸侯兼并更无休止，夫子之道不行，当然无人想到祭孔。一直到天下大定的汉代，醉了就往儒生的高帽里撒尿的汉高祖刘邦居然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祭孔的皇帝。但仅仅是拜拜而已，没有给孔子及其后人什么特别的荣誉。自汉元帝开始，才给孔子后裔封侯食邑。至汉平帝，已经作古数百年的孔子才第一次受封号为“褒成宣尼公”。值得指出的是，虽然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孔子的地位却并没有被皇帝抬到足以同其比肩。相反，孔子被封王和祭孔形式的固定，倒是热烈信仰道教，并认老子为先祖的李唐玄宗皇帝所为。他封孔子为“文宣王”，把孔子偶像从庙中的西墙搬到北墙，朝南面坐下。我们知道，坐西面东是教书先生的席位，而南面是王者之位。唐玄宗还拿出王者的衮冕之服穿到孔子的塑像上，在孔子两旁排列十哲，并配祀其七十二弟子。后来，在“文宣王”封号前面加上“至圣”二字的，是北宋的真宗皇帝，他也是一位热烈信仰道教的皇帝。再后来，在至圣文宣王封号前面又加上“大成”二字的，是入主中原，把儒士贬到“臭老九”地位，班列娼妓之下，并与乞丐为伍的元朝蒙古皇帝。这些皇帝都不“独尊儒术”，而是儒道释三教并举。作为个人，他们并不喜欢孔子和儒家，却并不吝啬敕予孔子至高无　　上的封号。这的确是十分奇怪的事，应该说，这是很高超的统治术。 　　随着孔子封号越来越高，越来越长，孔庙当然也就要不断重修和扩建，规模也就越来越大。现在曲阜的孔庙，是明、清两代完成的。明、清皇帝虽然再也无法在孔子的封号前加字，却扎扎实实在孔子故里仿皇宫之制，修建了一组规模宏大的建筑群。这就是现今看到的曲阜孔庙。它与北京故宫、承德避暑山庄并称为中国三大古建筑群。

　　孔庙共分九进庭院，主要建筑物贯穿在一条南北中轴线上，左右附属建筑作对称式的排列。全庙包括三殿、一阁、一坛、三祠、两庑、两堂、两斋，共466间。另有54座门坊，两千多块碑碣，占地约327.5亩(一亩约等于667平方米)，南北长达一公里多。庙的四周围以高墙，配以门坊、角楼。黄瓦红垣，雕梁画栋，碑碣如林，古木参天。把这样的尊荣给予一位平民教育家，恐怕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 　　孔庙的第一大门为棂星门。棂星即天田星，古人祭天，先祭棂星。以此门为孔庙第一门，其含义就是要像尊天那样来尊孔。 　　孔庙中规模最大、气势最磅礴的单体建筑自然非大成殿莫属。大成殿是孔庙的主体工程。之所以叫“大成殿”，是因为孟子曾说过“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者，金声而玉振之也”。后来宋徽宗又尊崇孔子为“集古圣先贤之大成”。大成殿的形制是中国古代官式建筑中的歇山重檐式，仅次于故宫太和殿(金銮殿)的庑殿重檐式，代表着一种最高的级别。重檐九脊，黄瓦飞甍，周绕回廊，斗拱交错，雕梁画栋。尤其是四周廊下环立的二十八根雕龙石柱，均以整石刻成，柱高5.98米，直径0.81米。这二十八根石柱中，左右两山及后檐的十八根，是八棱柱，每柱浅刻七十二条团龙，共一千二百九十六条，前檐的十根石柱为深浮雕，每柱两龙对翔戏珠，云焰四绕，柱脚缀以山石和波涛。这种雕龙石柱的气派，比金銮殿有过之而无不及。尽管是明代敕调微州工匠刻制，但清高宗乾隆来曲阜祭孔时，孔府人员还是用红绫将石柱包裹起来，深怕这种气派刺激了这位特爱虚荣的皇帝的自尊心。 　　孔子是一位富于求实精神的人，又是一位先秦的理性主义思想家。尽管他提出过治国以孝为先，六岁的时候玩的游戏同别的小孩也不一样，竟是陈俎豆，设礼容，显得少年老成。但是，这位平民教育家是否想过死后将作为仪范百王、师表万世的至圣先师，一年数度地享受歌舞三牲的祭祀呢？假如他不曾被塑造成中国人精神世界中最大也最不可亵渎的神灵，依然是平实可亲一介布衣凡人，又何尝会有新文化运动的“打倒孔家店”呢？

　　早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于北方连接各国长城之前，秦即在战国初期于其西北边境修筑过长城，称之为战国秦长城。 　　春秋时期，今宁夏境内有义渠、乌氏、朐衍等一些部落或小国，其中义渠的政治经济力量最强大。他们和西戎建立的秦国有密切的联系。战国初期，秦以张仪之计，割取魏国河西上郡（今陕西北部）15县之地，解除了来自北部的直接压力，关中有了北屏之地。秦的战略目标是向关东扩张，最后掩有天下，这样它就必须有一个安宁的后院。有了上郡之地后，秦开始计划吞并义渠之戎以广其西北之疆域。在上郡并入秦国版图之后的第二年(公元前327年），秦迫使义渠臣属，以其君为臣，并于其地置县以管辖之。十三年以后，秦惠文王派兵攻占义渠25城，置为北地郡和陇西郡，于是秦国遂掩有关中西部、北部直到黄河的广大土地。为了巩固这个后方，秦开始在这片新的国土上修筑长城以拒胡。义渠和其他西戎部族的势力被逐到秦所修筑的长城以北及以西，他们的残余势力逐渐融合到匈奴中去了。 　　战国秦长城从甘肃静宁县进入宁夏西吉县，沿葫芦河东岸北行到将台，沿马莲川北行，穿滴滴沟，绕固原城北，到清水河东岸的陈家沙窝，继而折向东南，进入固原东山，到孟塬乡麻花出境，入甘肃镇原县，然后同陕西境内的秦长城相接。宁夏境内的战国秦长城全长约200公里。 　　根据历史文献资料分析，宁夏固原地区的长城，在秦惠文王后元元年（公元前324年）即已开始修筑，那时秦国已在义渠置县。到了秦昭王（公元前306—前251年在位）时才相继完成。后来秦始皇又加以修缮，使其成为万里长城西部的一部分。

　　这段战国秦长城，残高2至10米，基宽6至8米；内为缓坡，便于上下，外壁陡立，利于御敌。每隔200到300米不等的距离筑有一座突出于墙身之外的墩台。台上的守城兵士，可以从突出的垛口进行侧翼射击，这是“两台相应，左右相救”的兵法在军事工程上的运用，后来城墙的“马面”就是据此发展而来的。战国秦长城根据地势因地制宜修筑，“因地形用险制塞”是长城修筑的一条基本原则。在平地筑墙时，由墙外取土，取土的地方即自然形成壕沟，相对地增加了墙身的高度。在有河沟的地方，则利用河沟陡立的岸壁略事修筑即成。墙身用土夯筑而成，每层夯土厚约10到13厘米，由于夯层薄，夯打紧实，墙身坚固。 　　在战国秦长城经过的附近重要的沟口、关隘、山峰高处，还建有烽燧，那是作为传递军情的设施。长城内侧沿线、交通要道和险要山口处，还发现许多废城，是供守卫长城的戍卒驻扎的。在这些废弃的古城遗址中，往往能俯身拾到印有粗绳纹的大板瓦和云纹半瓦当。这些板瓦和瓦当，和陕西关中地区战国时秦都栎阳宫殿遗址所出者几乎相同，佐证了这段长城为战国秦所筑。 　　在秦始皇统一六国的同一时期，匈奴已日渐强大，占有大漠南北的广大草原，时时为燕、赵、秦三国之边患。当时燕国筑有东起鸭绿江边西至河北张家口的长城；赵国筑有东起河北宣化西至内蒙古乌拉山与狼山之间的缺口高阙塞的南北两道长城；秦国筑有西起甘肃临洮东至黄河边的长城。三国长城构成防御北部东胡和匈奴的屏障。当秦进行统一战争时，秦、赵、燕三国均竭其国力于相互之间的战争，无暇顾及西北边境的守备。及赵、燕两国灭亡，秦又举其全国之力伐楚，此时中国北方与西方守备空虚，匈奴于是乘机逾阴山，越过赵国两道长城，进而南渡黄河，侵占河套地域及其以东地区，达于赵之九原、云中各郡；西边侵越秦长城，劫掠陇西、北地、上郡之边地。秦以上百年时间经营的后院又重新扰乱不宁。最严重的是，这三郡距秦之首都咸阳不过几百公里，匈奴铁骑旬日可达，咸阳与关中地区受到重大威胁。

　　秦始皇既并六国，于是倾其全力筹划边防。公元前215年，秦始皇亲自巡边。他东至碣石（今辽宁绥中，在山海关外），然后循右北平、渔阳、上谷、代、雁门各郡一路，巡视原燕、赵北部边防，由上郡（今陕西绥德）归返咸阳。此次巡边，秦始皇对于边地形势以及匈奴入侵的情形更为明悉，于是制定了如下逐步实施的边防方略：一、将入侵的匈奴驱逐，恢复秦、赵原有之国土；二、修复秦、赵、燕原筑之长城，以阻胡马南侵；三、迁移内地人民充实边地；四、开筑车道以便利内地同边地的交通运输。 　　边防方略既定，秦始皇乃命文武兼备的青年将军蒙恬，率领大军30万人北征匈奴。公元前215年夏秋之季，蒙恬收复河套。第二年初春，又渡黄河，原有秦、赵边地悉被恢复。匈奴慑于秦之兵威向北方远遁。 为防范匈奴再事侵扰，秦始皇乃命蒙恬修葺由高阙塞沿阴山山脉至云中之赵国原筑长城。又命其新建由高阙向西南沿狼山、贺兰山至榆中之长城。同时令云中郡、代郡、上谷郡、渔阳郡、右北平郡，以及辽西、辽东各郡郡守，修葺燕、赵两国原筑之长城，使成为整然一道的国防线。这样，西起临洮，东到辽东，蜿蜒五千余公里的人类奇迹——万里长城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