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中国人一定要记住的人物

李林与晋绥边工委赵仲池一行出了雁门关，很快就转移到偏关县。当时由于时局紧张，旧政府人员都已经逃跑，只有少数共产党员在组织群众。李林与边特委人员一到达，就开展群众宣传工作。当群众聚拢到县政府大院后，李林站在一个凳子上，发表起慷慨激昂的演说：“父老兄弟姐妹们，日本人欺负到我们的家乡来啦！逃跑主义者们把咱们扔下不管啦！咱们怎么办？当亡国奴？不！我们要在共产党领导下，组织起来，建立抗日游击队，开展战争，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群众看到这个女八路这样讲，很受鼓舞。

根据工委的指示，就在这里开始组建抗日游击队。李林很快就投入了工作，发挥她出色的组织才能，物色干部，寻找营房，筹办伙食，编写政治军事教材。并和当地的抗日团体妇女救国会、工人救国会的同志一起，到农村和厂矿发动青年，参加抗日队伍，经过挑选，逐步组织起了一支十几人的游击队伍。在党组织的关怀下，上级给游击队派来了军事干部，李林被任命为政治主任，王零余为参谋长。李林与参谋长配合默契，工作取得很大进展，到12月队伍就扩大到200多人。

1938年2月，中共晋绥边特委(由原晋绥边工委改称)在第八支队掩护下，向平鲁、右玉西山一带挺进。行军的第一天晚上，在偏关以东20多公里处，与一股伪军遭遇，王零余和李林指挥八支队打垮了敌人，掩护特委机关安全到达平鲁县境。

八支队在平鲁西山经过一段整训，随即开赴右玉、左云以北，转战长城内外。一天下午，支队人员行至凉城县田城村附近，得知李守信伪军一部在麦胡图驻扎，每天下午少数伪军带马群到村边河中饮马，早想把八支队建成骑兵的王零余认为机会来了。他和李林商定，当机立断，巧夺伪军马匹。他们立即抽出30来个精干的战士组成突击队，换上便衣，潜伏河边草木丛中。待伪军的马群来到河边时，突击队员向敌人发起了突然袭击，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夺得50多匹马，10几支枪。接着，将一中队改为骑兵中队，使八支队成为步骑兵混合支队。

鉴于雁北地区在斗争中发展了几个游击支队，八路军一二O师首长指示，把这些游击支队改编为一二O师独立第六支队。第八支队和右玉县组建的第五支队、平鲁县组建的第六支队，合编为第六支队骑兵营。此时，贺龙、关向应等领导同志很关心李林，认为一个女同志在部队上行军打仗不太方便，考虑调她到地方去工作。李林很感谢首长们的关怀，一再诚恳表示，愿意留在部队直接和日本侵略者作战。经过边区特委研究，嘉许了她的雄心，答应了她的要求，分配她担任骑兵营教导员，王零余任骑兵营营长。

李林和王零余率领这支队伍转战雁北各地，接连取得了许多胜利。同年7月，由于一二O师贺、关首长的关心和工作上的需要，李林被调到新建立的牺盟会晋绥边工委任宣传委员，并兼管地方武装。在工作中，李林发现地方上的民运工作很复杂，任务又很繁重，而干部又非常少，于是李林提议，经上级批准，决定马上举办干部训练班，就地解决干部问题，李林被任命为训练班的负责人。从1938年到1940年初，干部训练班共举办了六期，先后培训干部260多人，这些干部被分配到各县区，成为牺盟会的骨干和领导人，在抗日游击战争中发挥了出色的作用。他做群众工作，认下了不少“干妈”，团结了许多“干姐妹”，向她们宣传革命道理，帮助她们学习文化，深受群众爱戴。

1939年10月25日，面对日伪军2000余人向根据地的猛烈进攻，李林率领机枪排摸到敌人后方兵营门口，向敌人发动突然袭击，当场打死敌哨兵一名，缴获战马一匹。这样，迫使敌人把围攻抗日根据地的大批军队撤了回来，从而胜利地粉碎了敌人气势汹汹的“扫荡”。

在与日寇作战的同时，李林还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立场和行径进行斗争。1939年春天，她去陕西宜川参加阎锡山召开的“秋林会议”，在会上，她以亲身经历和我军在雁北的抗战事迹，有力地驳斥了顽固派诬蔑我军“游而不击”的谎言。这年年底到次年春，阎锡山发动了十二月事变，向我晋绥边党政军机关进攻。面对顽固派的挑衅，中共晋绥边地委根据晋西北区党委的指示，决定对雁北地区的顽固派进行坚决反击。由李林统一指挥十八团二营、政卫连和边委会指派前来支援的六支队骑兵营、步二营等武装力量，于26日晚上统一行动，铲除了在洪涛山根据地内的三个县一个区顽固政府，共缴获枪100多支和一部分弹药。对抓获的200来名顽固政府人员，经审查大部分教育释放，少数比较进步的给安排了工作，罪恶严重的顽固分子15人，于1940年1月中旬召开反顽斗争大会时予以镇压。摧垮了国民党在雁北的顽固势力。从而结束了在根据地内两种政权、两种军队并存的局面，雁北抗战工作在共产党领导下，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1940年11月，李林参加了晋西北军民代表大会，被选为晋西北行政公署委员，负责知道工、青、妇等群众团体的工作。由于她的出色表现，在召开委员会议前，贺龙师长与李林进行了亲切的谈话，赞扬她在敌后斗争中的英勇表现和领导才能。贺龙对她说：“一个女同志，来自大城市的大学生，能带领骑兵，在长城内外大战日本鬼子，打出了威风，很不简单！”在行署委员会开会时，贺龙还特别向全体委员介绍李林。他说：“这是我们的抗日女英雄，一个华侨大学生能在敌后领兵打仗，值得大家赞扬!"

洪涛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直接威胁着敌战略要地大同和同蒲路北段，成为敌人的心腹之患。因此，从1937年12月起，日军先后八次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妄图把它摧毁。1940年4月25日，当夜幕刚刚降临时，一封紧急情报信送到吴辛寨村。正在开会的中共晋绥边地委书记赵仲池看过信，眉头紧皱地说：“敌人又开始第九次大'扫荡'了。情报说，敌人这次‘扫荡’，与往常不一样，出动的兵力多，采用的是层层包围，分进合击战术，看样子妄图想一网打尽我们。”这次日军出动万余兵力集中围剿雁北根据地，形势十分严峻。

吴辛寨位于洪涛山区的腹地，自1938年春共产党的地方干部与八路军雁北支队密切配合建立抗日根据地以来，侵华日军还很少窜到这里骚扰。这里除驻有晋绥边地区党政领导机关、群众团体外，还驻有保卫机关的政卫连、警卫连和一大批训练班的学员，共六七百人。赵仲池根据情报提供的情况，同军事部长姜胜、组织部长郑林、专署秘书主任李林等简单交换意见后，作出了转移的决定。

姜胜、郑林、李林等负责同志，马上分头去紧急集合队伍。为避开敌人的锋芒，他们针对敌人重兵从朔县方向进逼的态势，决定向敌人兵力较薄弱的平鲁城方面移动，与一二O师独立第六支队步兵三营会合后，冲过敌人的封锁线，到达朔(县)平(鲁)西山区。然而，因训练班学员多数属刚参加工作的同志，未经过突然出现的紧急事态磨炼，一听到有了敌情，便乱套了。结果因集合整理队伍就用了两个多小时。夜间零点左右，当队伍行至平鲁县乱道沟村外与三营会合后，地、专领导立即作出过封锁线的部署，即由三营为前锋开路，机关干部和训练班的学员紧随其后，由姜胜、李林率领政卫连、警卫排和新调来的一个骑兵连作后卫。这时，敌人已将前进的道路封死。类似长蛇一样的队伍行到平鲁县陶小峰山上时，前锋三营与敌接火，经过短兵相接血战，三营冲过封锁线。而紧随三营的大批机关人员和训练班学员，又因一时混乱掉队，未能冲过去，结果被增援的敌人阻截。在这万分紧急中，地委领导决定，由姜胜、李林指挥后卫部队重新发起冲锋，掩护队伍继续突围。但因敌人火力十分猛烈，加之地形不利，突围未能成功。于是，命令队伍掉过头撤回到东平太村。

队伍在东平太村只做了短暂的休息，夜幕即退，天已大亮。此时，敌人已从四面包围了东平太村。姜胜、郑林带领部分部队试图从南北两个方向突围，但均被敌人顶回。随之，敌人发起进攻，密集的枪炮声响彻云霄，掀起的滚滚尘烟笼罩了整个东平太村。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冷静、沉着的李林大声说："姜部长，你带领政卫连、警卫排掩护地、专领导作向南或向西突围的准备，我带领骑兵连向东冲杀，引敌东进!”姜胜说："那你太危险了!"“形势危急，不容争执。”李林边说边跃上马背，高举驳壳枪，命令骑兵连战士：“同志们！跟我来！”近百名骑兵战士紧跟李林，跃出村外，冒着敌人的炮火，勇猛地向东平太村东大沟冲杀而去。

李林的突围行动，打乱了敌人的部署。扼守在东平太村南北两山的敌人，看到八路军骑兵部队向东冲击，便蜂拥地向东追赶。赵仲池、郑林、姜胜等地、专领导，看到敌人的重兵东移，封锁的部署已乱，立即指挥政卫连、警卫排，掩护一部分机关同志，出敌不意地分别向南展开冲杀突围。这两路突围队伍虽牺牲了数十名同志，但地、专领导均冲出重围，脱离险境。

这时，李林率领的骑兵队伍经过英勇拼杀，踏开一条血路，冲出东大沟敌人的第一道包围圈。但骑兵战士伤亡严重，李林身边的两位警卫员，一个因战马中弹倒地，无法随李林继续战斗，接受掩埋文件的任务隐匿在山沟内；一个因人马均负伤，躺在血泊中。李林率领剩余的三四十名骑兵战士继续向东冲杀，突然，迎面又遭到来自马家河、前后榆林方面敌人的猛烈阻击。英勇无畏的李林和骑兵战士们，置飞来的枪炮弹于脑后，风驰电掣地跃入敌阵，左劈右杀，与群敌混战在一起。当她看到两个敌人机枪手还在不停地射击时，便借滚滚硝烟作掩护，敏捷地绕到敌人后面，“叭一叭！”两枪结果了敌人的性命。一阵混战，敌人死伤十数人，李林他们又胜利冲出敌人的第三道包围圈。

李林与骑兵战士们浴血奋战，甩开了围追堵截的敌人，到达比较平坦的开阔地带，如继续向东南方向的屯巷、大坪村庄冲下去，完全可以脱离险境，安全转移。然而，李林听到东平太村方面的枪炮声仍很激烈，担心赵仲池、郑林、姜胜和地、专机关人员还未突围出来，因此，她命令骑兵战士停止南行，大声地说：“同志们！我们大批同志还处在敌人包围之中，我们有责任去解救他们！"随即，李林与骑兵战士们调转马头，像猛虎一般向西北方面冲杀回来。

李林的回马枪，完全出乎敌人的意料之外，使日伪军一下子措手不及。已散布在山头上的日伪军，正准备向东平太村收缩包围圈，解决被包围的我地、专机关人员，没想到冲出去的八路军骑兵部队又杀了回来。因此，敌人不得不重新组织兵力，重点来对付这支像猛虎一样的骑兵。

李林与骑兵战士们，在敌人据守的各个山头上左冲右闯拼杀了几个回合后，听到东平太村方面的枪声渐渐稀疏下来，估计地、专领导和机关人员已突围转移，便指挥骑兵战士们向东突围，以继续分散敌人的兵力，为东平太村的机关人员突围转移创造条件。可是，敌人已对她们形成新的包围圈。在小郭家窑附件，敌人的一颗手榴弹在李林身边爆炸，战马被炸死。她被从马上摔下来，一名战士见她倒在地上，正要下马扶她，被她厉声喝住：“干什么？快往前冲！”紧跟李林战斗的两名战士亦中弹牺牲，只剩下李林一人。李林抢占到山上的一座小庙，李林咬着牙爬行到一处地塄下，佯装昏了过去躺着不动。当敌人扑上来时，她突然坐起，一手拿驳壳枪，一手拿小八音枪连连射击，6个敌人应声倒地，其余敌人慌忙退了回去。

这时，李林已多处负伤，驳壳枪的子弹已全部打光，小八音手枪只剩下一粒子弹。面对越来越近的众多敌人，李林自知已无力突出重围，毅然扣动小八音枪机，将最后一颗子弹打进自己的喉部，壮烈牺牲。敌人怎么也不相信这样顽强拼搏的是一位女八路。最后在打扫战场时，敌人才发现令他们丧胆的是一位女八路。日本侵略者也不得不说：“女八路的真厉害！”

李林牺牲后，党中央机关报和重庆的《新中华报》《新西北报》相继发表消息、社论和悼念文章，以醒目的标题称赞李林是“女共产党员的光辉楷模！”“中华民族的英雄！”晋绥分局和中央妇委专门为她开了追悼会。解放后，政府把她的遗骨安放在平鲁县烈士陵园，并立碑纪念。

张自忠(1891——1940)，字荩忱，山东省临清县人，1891年8月11日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县唐家园村。1914年投军从戎。历任西北军学兵连连长、团长、师长。抗日战争时期，初为国民革命军军长，后任军团长、集团军总司令、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司令。1940年5月16日在湖北宣城洪山与日军作战时壮烈牺牲。

1940年5月28日上午9时许。战时首都重庆朝天门外扬子江的主航道上，一艘精心装点的灵船，鸣着凄凉的哀号，吃力地向储奇门逆行而来。储奇门码头早已迎者如堵，庄严、肃穆的气氛里，国民政府军政要员蒋介石、冯玉祥、孔祥熙、于右任、戴传贤、孙科、鹿钟麟等，和数以千计的各界人士，正翘首向朝天门的江心望去。灵船从江心向码头慢慢靠过来，船头那幅身着将军戎装、镶着黑色边框的遗像渐渐清晰起来。人们恭候的是抗日名将张自忠将军的灵柩!

1、长城抗战 大刀令敌胆寒

1933年3月，日本军队继侵占了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省后，又大举进攻长城东段要塞，企图打开缺口，夺取屏障，南下平津。华北人心震撼，广大群众和爱国学生纷纷要求国民党当局抗日救国。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主任张学良，命令陆军第二十九军迅即奔赴热河通往平津的咽喉——喜峰口，阻止日军前进。时任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师长的张自忠，被委任为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他当即与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率一O九旅赵登禹部、一一O旅王治邦部、一一三旅佟泽光部分别由张家口、井陉县乘火车至通县，经三河、蓟县，星夜兼程，奔赴前线。

3月9 日，二十九军先头部队赵登禹旅在喜峰口寨附近与日军遭遇，迅即在喜峰口前孩儿岭制高点阻击日军。双方展开肉搏战，几处高地，失而复得，来回拉锯，争夺激烈。日军又用飞机、坦克、大炮猛烈轰击，中国军队伤亡惨重。战况很快报到总指挥张自忠处，他又急令一一O旅急行军赶赴撒河桥，一一三旅赶赴滦阳城，增强第一线，这才稍稍稳住了战局。

10日傍晚，腿部受伤的赵登禹匆匆赶回前线指挥部，向张自忠详细汇报作战和伤亡情况。张自忠深感日寇武器精良，正面硬拼下去，对部队甚为不利。他建议应当根据部队装备差的特点，利用夜战近战战术，出其不意袭击敌人，以遏制敌人武器精良的优势。冯治安、赵登禹当即同意，决定采取迂回战术夜袭日寇。

赵登禹回到旅部后，于3月11日午后召开前线团以上军官会议，部署夜袭行动方案。赵登禹在会上说：“我们装备差，有兵无枪，有枪无弹，只有大刀和手榴弹，现在我们仅与敌寇对战两昼夜，就被敌机、敌炮轰炸得损失了两个团的精华，我决心绕到喜峰口敌人后方，痛痛快快与日本鬼子拼个你死我活，叫鬼子知道我中华民族还有不怕死的勇敢军队。” 赵登禹一席话，道出了扭转局面的关键，赢得了会上军官们的响应和赞同。随后，大家研究了夜袭路线和联络信号，决定把第一线正面交给王治邦旅固守；赵登禹旅、董升堂团从左翼出潘家口，绕至敌右侧背，攻击喜峰口西侧之敌；一一三旅二二六团杨干营从右翼经铁门关出董家口，绕至敌左侧背，攻击喜峰口东侧之敌，形成东西夹击之势，以关门打狗。

当天黄昏，夜袭部队在当地樵民、猎手带领下，轻装上阵，踏着崎岖山路，披荆斩棘，从不为人知的山间小道悄悄运动到日军侧背。董升堂团于夜24时在小喜峰口北三家子、后丈子日骑兵营地用大刀、手榴弹歼灭日军一部后，又向后丈子以北地区攻击前进，与走外线的赵登禹旅取得联系，于是协同作战，赵登禹旅对付日军第二十七联队，董升堂团对付日军第二十八联队。骄傲、不可一世的日军怎么也没有想到中国军队竟然会在雪夜迂回袭击，丝毫没有防范，有的日军还在睡梦中，就已经做了刀下鬼，身首分家；有的穿着裤衩仓促迎战，也被大刀斩死。经过一夜袭击，中国军队用大刀杀死日军700余人，有效地遏制了日军对喜峰口及周边地区的攻击。

喜峰口大捷，是中国军队抗战以来取得的辉煌胜利，它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和信心。从此，二十九军的大刀队威震四方，令日军闻之丧胆。20世纪30年代后期，音乐家沈默心根据二十九军喜峰口大刀歼敌的英勇事迹，谱写了一首激情奔放、铿镪有力的《大刀进行曲》，成为振奋民族精神、鼓舞抗日斗志的不朽之音。

长城抗战，由于张自忠指挥若定，调度有方，并多次亲率直属队、手枪营到第一线督战，而取得了胜利。当时张自忠就多次对部属说：“人生在世，怎么都是死，打日本鬼子死了，这才死得其所！只要有一兵一卒，就决心与日寇血战到底！”正是由于全军将士抱定必死的决心，致使日军遭到惨重失败。

1938年春，日本侵略军决定以南京、济南为基地，沿津浦铁路南北夹击徐州，然后利用中州平坦地势，发挥其机械化部队的威力，直扑平汉铁路，消灭郑州、武汉间中国军队，夺取武汉，迫使国民政府投降。日军侵略攻势的核心是占领徐州，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同样看重这个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制定了以黄河、淮河为天然屏障的保卫徐州作战计划。可是，第五战区副司令韩复榘在日寇进攻面前毫无退兵之计，丢弃黄河天险，不战而退守鲁南，中国军队保卫徐州的计划被完全搅乱，只好临时调兵遣将，仓促应战。结果，第三军团长兼四十军军长庞炳勋部被日寇精锐部队、号称“铁军”的坂垣师团围困于临沂，频频向战区长官司令部告急求援。

临沂，鲁南重镇，距台儿庄90公里，为徐州东北之门户，如果临沂不保，日军则可由青岛直趋台儿庄、徐州，威胁陇海、津浦两路之安全，战略地位至关重要。李宗仁接到求援后，一面令庞炳勋“坚决保卫，拒敌前进”，一面令张自忠率五十九军北上临沂，援助庞部作战。

李宗仁虽然下达了上述命令，可心中仍存顾虑。原来，张自忠与庞炳勋皆冯玉祥部属，在1930年蒋冯中原大战时，因庞炳勋倒戈反冯，并突袭张自忠师部，张险遭不测，彼此积怨甚深。李宗仁由此想到张自忠会不会见死不救，或者落井下石呢？他赶紧将张自忠召来，诚恳地劝慰道：“你和庞炳勋有宿怨，我甚为了解。不过以前的内战，不论谁是谁非，皆为不名誉的私怨私仇。庞炳勋现在前方浴血奋战，乃属雪国耻，报国仇。我希望你以国家为重，受点委屈，捐弃个人前嫌。”

没等李宗仁继续往下说，张自忠以军人独有的语言答道："绝对服从长官命令，请长官放心!"随即，张自忠引领人马，一昼夜急行军180里，于3月12日黄昏到达临沂西郊。庞对张前来增援十分感激，和先一天到临沂的战区参谋长徐祖诒亲自出城迎接，一同商议退敌之策。庞炳勋带着商量的口吻建议道：“第三军团原有五个团，现在只剩下三个团的兵力，可否请荩忱兄接替城防，第三军团沿沂河西岸戒备，待敌决战？”

张自忠听后暗自吃了一惊，号称第三军团，只剩下三个团的兵力，与精锐的坂垣师团决战，岂不是以卵击石！但他首先表示无论怎么决定，一定遵照命令执行，并进一步建议说：“应以攻为守，与其待敌进攻，不如由五十九军主动向敌侧背出击，以解临沂之危。”

在提出了以攻为守的战略部署后，张自忠立即召集全军营以上军官开会部署战斗，他对大家说：“我军在喜峰口、北平、天津、淮北等地，已经先后和日军交战多次，只要我们能充分发扬我军善于近战、夜战的长处，根据现有条件，集中使用轻重武器，就一定能够打败这个蛮横不可一世的坂垣，为中华民族争光，以尽到我们军人保国卫民的天职。既是战死疆场，虽死犹荣。”

庞、徐虽然同意张自忠建议，但又认为五十九军行军疲劳，应该休息两天再向敌人发动进攻。张自忠却坚持说：“兵贵神速！面对现代化装备的坂垣师团，必须利用夜战近战才能见效。应打破常规，提前行动。”最后，三人商定3月14日向敌人发动反击。

张自忠领受作战任务后，于13日夜率领五十九军迅速强渡沂河，14日拂晓向日军发动猛烈反击。五十九军虽然经过长途行军，仍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插入到坂垣师团的右侧背。 日军没有料到困守临沂的第三军团，竟会抽出兵力越过沂河袭击他们坚固的防线，更没有料到出现在他们防线之前的是五十九军的增援部队。在五十九军的猛烈攻击下，庞军防守部队乘机反击，两军前后夹攻，坂垣师团腹背受挫。经过几昼夜激战，日军全线溃退。乘胜追击到汤头附近的一一四旅，于17日夜冒雨徒步涉过沂河，趁日寇沉睡之机突然袭击，将其打得落花流水。此后，日军又组织兵力反扑，经过三次拉锯式的白刃肉搏战，击溃了汤头的日军，敌人残部向莒县逃窜，解了临沂之危。此次战斗前后三天击毙日军4000余人，五十九军伤亡也在6000余人，全军第一线作战部队中，营长伤亡达三分之一，连排长则全部易人，可见战斗之残酷。16日，战区参谋长见五十九军伤亡惨重，命令张自忠率部后撤，但是张自忠要求再战一昼夜。他下令营团长全部到第一线指挥，师旅长到团指挥所，军长也亲临两师前线。黄昏时分，先以猛烈炮火向日军轰击，然后所有指战员投入战斗，向日军发起猛烈攻击，一时喊声震天，激战至17日凌晨2时，号称铁军的坂垣师团被打得一败涂地，向临沂以北逃窜。

3月2O日，五十九军留下一个旅配属庞炳勋指挥外，主力奉命向费县集结，准备侧击滕县附近之敌。28日，坂垣师团调整补充，又猛攻临沂。五十九军再次奉命复援临沂。29日，张自忠在给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去电中称：“职军两日以来伤亡2000余人，连前此伤亡达万余人。职一息尚存，决与敌奋战到底。”张自忠亲率部队三渡沂河，与日军鏖战七个昼夜，终于击溃日寇劲旅坂垣师团，毙伤日寇3000余人，击毁敌机1架、坦克6辆。临沂之战歼灭日军精锐部队过半，阻止了日军向台儿庄、枣庄前线增援，彻底粉碎了日军将坂垣、矶谷两师团在台儿庄会战的计划，并使台儿庄右翼阵地得到巩固，为台儿庄大捷奠定了有利的基础，造成台儿庄血战时矶谷师团孤军深入而被围歼。而临沂一役之所以取得胜利，也正如李宗仁所说：“若非张氏大义凛然，捐弃前嫌，及时赴援，则庞氏所部已成瓮中之鳖，必致全军覆灭。”张自忠的功绩由此可见一斑。临沂之战后，张自忠被提拔为第二十七军团司令官兼五十九军军长。

1940年5月初，日军由河南信阳、湖北随县、钟祥分三路西窜，企图与南下日军会师枣阳，消灭襄河以东的中国军队主力，减轻对武汉方面日军的威胁，进而掠取宜昌，叩击重庆大门，以胁迫重庆政府接受亡国的和平条件。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令右翼兵团总司令、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部东渡襄河截击日军。

接受命令后，张自忠在师旅长会上说：“我们奉令守住这条线，我们就决心在这条线上拼，与其退到后面也要拼，我们就不如在这条线上，拼得有价值、有意义。不奉命令，决不后退。万一不幸而拼完了，我与弟等也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四万万同胞。”5月1日，他在给部属将官的信中写道：“看最近情况，敌人或要再来碰一下钉子，只要敌来犯，兄即到河东与弟等共同牺牲，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要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在给其他友人的信中也表示：“趁未死之前，决为国家民族尽最大努力，不死不已，以必死之决心与倭寇相周旋。”可见，张自忠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立下了为国捐躯的雄心壮志。

张自忠接到渡河截击敌人的命令后，将四个师的截击部队分为两纵队，已在襄河东面的左纵队分别向钟祥、官桥以北截击，右纵队由肖市渡河，经南瓜店向北截击。截击行动开始不久，部队连续报告战况不利，伤亡较重，张自忠焦灼万分。5月6日晚，总部召开会议，分析前线战况，张自忠感到国家正处危难关头，截击任务紧迫、艰巨，自己作为指挥员，应该身先士卒，马革裹尸，才能得到良心上的安慰。他在会上提出：“我明天过河去督战。”大家认为总司令应该坐镇统一指挥，但张自忠仍决意过河，并将总部事务交由副参谋长刘家鸾负责，嘱其有特殊重大事情，可与副总司令冯治安商量。当晚，张自忠给冯治安留下了这样一封信：因为战区全面之关系及本身的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现已决定于今晚往襄河东岸进发，到河东后，如能与38团、179团取得联系，即率该两师与马师，不顾一切与向北进之敌死拼。设若与179团、38团取不上联络，即率马之三个团，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死)往北迈进。无论作好作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私均请我弟负责，由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或永别，不得而知。”

张自忠留下这封信后，于5月7日凌晨带领总部人员及直属部队，经肖市渡河，与马贯一的七十四师会合，迅即与北窜之敌遭遇，展开激战。后又奉令摆脱当面小股敌军，截击南下之敌。其间李宗仁曾电告张自忠，既为数军指挥员，不可亲临第一线，要他速返原地，统率所属各军。可张自忠未予采纳，仍率七十四师向黄龙挡、张家集截击。在张家集，张自忠亲自指挥部队击溃日军师团部非战斗人员，日军先头部队当即回头反击，后续部队亦迅速向前集结，向方家集夹攻，战斗十分激烈。两军正处对峙之时，张自忠又奉令往钟祥阻止企图过河西进的日军，便连夜向西南方向截击。5月15日在宜城罐子口与尾追之日军，又恶战一天，张自忠于当晚到达南瓜店。5月16日，日军五六千人，向南瓜店包围过来，并以多架飞机往返轰炸扫射，中国军队虽然士气旺盛，浴血奋战，终因敌人在兵力和装备上占绝对优势而完全溃散。包围圈越来越小，张自忠令总部非战斗人员和苏联顾问于午前撤离战场，并将身边仅有的骑兵和手枪队也派去支援战斗激烈地方，身边只剩下一名高级参谋，一名随从副官。他始终站在一个山头上指挥作战，左右劝其往东山脚下移动，他却坚定地说：“我奉命截击敌人，决不能自己退却!"他右肩和左臂先后受伤，仍不顾危险，沉着指挥。接着，他的腿部和胸部又中敌弹，张自忠命令左右赶快离开，并说：“我这样死得光荣，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心里都平安，你们要奋勇杀敌报仇。”此时，敌人已冲到跟前，举枪刺向为张裹伤的副官马孝堂，张自忠怒目圆睁，伸出一只大手抓着敌人的枪身，趁势立起；又一颗子弹飞来，穿透了他的小腹，他向后一坐，一颗子弹又射入右腮。誓死报国的张自忠将军身中数弹，慢慢倒在血泊之中，再也没能站立起来。卒年，他才49岁。

日军在打扫战场时，一名日军官看到一具着将军服装的遗体，便上前搜身，结果从遗体的左胸口袋中掏出一支派克笔，上面镌刻着死者的名字“张自忠”三个字！这名日军官不禁倒退几步，惊讶地端详着这位高大的将军遗体，他“啪”地立正，恭恭敬敬地向遗体行了军礼，然后命人将遗体抬往日军三十九师师部验证。当日军验证这确实是张自忠将军后，不禁为这位中国军人所折服，日军把张自忠将军安葬在一个土坡上，立一木牌，上面写着：“支那总司令张自忠之墓”。表明就连日军也不得不为张自忠的爱国精神所打动！

5月18日，三十八师找到张自忠将军的遗骸，派队送往快活铺总司令部。张自忠周身炮弹伤一处，刺刀伤一处，枪弹伤五处。三十三集团军总部将其遗体收殓，由前方将士祭悼三天。1940年5月28日又用专车运抵战时首都重庆。

1940年7月7日，国民政府公布了张自忠壮烈殉国的消息。

8月15日，陕北延安各界1000多人在中央大礼堂，为张自忠将军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追悼会由朱德总司令主祭。毛泽东送“尽忠报国”挽词，周恩来题挽词“为国捐躯”。

11月16日，国民政府在重庆北碚梅花山隆重安葬了张自忠将军。国人为了纪念这位民族英雄，在北平、天津、汉口、徐州、济南、上海、重庆等城市，建立了张自忠路或张自忠学校。

1982年4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张自忠为革命烈士。

谢晋元(1905——1941)，字中民，1905年4月28日出生于广东省蕉岭县同福乡尖坑屯。1925年入黄埔军校第四期，1926年秋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时年22岁。毕业后曾参加北伐，历任排、连、营长和旅部参谋主任及中校团副等职(后晋升为上校团长)。1937年8月赴上海参加淞沪抗战，11月26日奉命率一个加强营坚守四行仓库，掩护主力部队撤退，誉满海内外。1941年4月24日在上海胶州路孤军营遇刺牺牲。

1、临危受命

中国不会亡，

中国不会亡，

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

中国不会亡，

中国不会亡，

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战守四行！

四方都是炮火，

四面都是豺狼。

宁愿死，不退让，

宁愿死，不投降!

这是一支英雄的颂歌，也是一支保卫祖国奋勇杀敌的战歌。歌中唱的“谢团长”，就是率领“八百壮士”誓死守卫四行仓库的谢晋元副团长。当时，他的名字及其抗日杀敌的英雄事迹传遍上海大街小巷，激励着人们的爱国热忱。

在八一三淞沪会战中，谢晋元与"八百壮士"孤军奋战、固守阵地的壮举，在中华民族抗战史上，写下了不朽的一页。

1937年8月13日，淞沪战争爆发。战争一开始就打得十分激烈，谢晋元所在的第五军八十八师二六二旅坚守闸北重要据点八字桥，打退了日本侵略军的多次进攻。不久，该旅第五二四团团副负重伤，谢晋元奉调补任该团团副，率部驻防北火车站、天通庵一带阵地。在这里，他身先士卒，浴血奋战，顽强抗击敌人，坚守轴心阵地达二个月之久。

10月26日，日军占领大场、庙行，战局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军队侧背受敌，形势十分危急。驻守江湾、闸北的中国军队奉命向西撤退。为掩护数十万大军西撤，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受统帅部命令，要选派一位坚定果敢的军官，率领一支小部队踞守要点，担任掩护；并要求坚持一定时日，以争取即将召开的九国公约会议谴责日本侵略行径，同时期望引起国际舆论对中国抗战的关注、同情和声援。

四行仓库八十八师师部，孙元良在团以上军官会议上，宣布了战区的命令，并以师部的名义命令以五二四团一营为骨干组成一个加强营的留守孤军，牵制敌人，掩护大军撤退，由团副谢晋元中校统一指挥行动。众人散去，孙元良望着面前这位魁梧英俊、为人耿直的爱将，良久无语。

他很信任自己的这位下属，早在七七卢沟桥事变前，谢晋元面对日寇的入侵，忧心忡忡，为了奔赴抗日战场杀敌报国，他把夫人凌维诚及子女送回广东家乡。后来在给家人的信中，又表达了为免遭亡国灭种的灾难，自己愿意为国杀敌，献出生命的决心。他在写给夫人凌维城的信中恳切地写道：

半壁江山，日遭蚕食，亡国灭种之祸，发之他人，操之在我，一不留心，子孙无噍类矣！为国杀敌，是革命军人之素志也。而军人不宜有家室，我今既有家室，且复门裹祚薄，亲老丁稀。我心非铁石，能无春然？但职责所在，为国当不能顾家也。老亲之慰奉，儿女之教养，家务一切之措施，老卿担负全责，庶减征人之分心也。

赶赴上海战场初期，谢晋元是二六二旅的参谋主任。当时他策划了我军八十八师成功奇袭日军舰“出云”号，使上海战场为之一惊，极大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因此对于谢晋元这位老部下，孙元良是很了解也很放心的，临别他对谢晋元说：“中民老弟，你们是八十八师的英雄，我把四行仓库交给你了。”然后两人紧紧地握手而别！

谢晋元接受师长命令后，立即会同第一营营长杨瑞符少校，派传令兵分头通知各连，边打边撤，向四行仓库集中。到翌日凌晨两点钟左右，一营的四个连队共400余名官兵在四行仓库全部集齐。全营的武器，除了步枪和手榴弹以外，还有27挺轻机枪，2挺重机枪，2挺高射机枪。部队集中后，谢晋元马上侦察了四行仓库周围的地形，布置了阵地。

四行仓库原来是大陆银行的货仓，墙体很厚，易守难攻。是一幢钢筋水泥结构的七层高楼，位于苏州河北岸虞洽卿路(今西藏北路)老闸桥北端。仓库的西边和北边为中国地界，已被日军占领；仓库的东面，是西藏路，属于公共租界，仓库的南面，是苏州河，过河也是公共租界。这时，它已变成一幢孤楼。仓库里面储存着几千包粮食，还有许多牛皮等物资。

部队进驻后，谢晋元把全体官兵集合起来，进行训话。他默默地凝视着这些由于三个月来连日作战而显得疲惫脏污的弟兄们，语调低沉地说：“我们掩护任务已完成，本可随军西撤，赶上大部队再上前线杀敌，但还有更艰巨的任务——死守四行仓库，说明我国抗日军队还在打，以安上海民心。现在我们已成孤军，无救无援，这仓库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领土，我们一定要捍卫它。那怕只剩一人一枪一弹，也要坚持到底，与阵地共存亡！"他要求部下抱定必死的决心，全体官兵誓与国土共存亡，他接着说：“这里是我们大家的坟墓，只要有一个人在，这块土地就是我们中国的！”

全营官兵在谢晋元的指挥下，一边迅速进行迎战的准备，一边赶修仓库里的工事。这里的工事相当牢固。地理位置也利于防守。在四行仓库的东南角不远，有一座烟纸店的小楼，官兵们从仓库里挖了一个洞，与这座小楼相通。小楼的内外也构筑了工事，只在楼上留了一个窗口。这个窗口，是四行仓库对外联络的惟一出口。

接着杨瑞符营长布置任务，先派两个班守住满洲路(现晋元路)中段，这是敌人来犯的主要通道，由蒋敬班长率领前往警戒。并在仓库北面及满洲路两面民房中派兵埋伏，监视来犯敌人。又在仓库外布置一支部队，沿苏州河边仓库两侧构筑沙袋工事，阻击敌人，掩护库内工事作业。他还对仓库内各连的防守任务作了安排。谢晋元叮嘱大家灵活应变，并组织一支敢死队，亲自掌握，以应付紧急情况。

部队迅速散开，各就各位。他们用仓库储存的粮食、皮件等物资和沙包做工事．，将底层门窗全部堵死，二层以上窗口堵塞一半，以利投弹射击；同时切断电源，以便部队隐蔽，并防止敌人利用电线纵火。待一切部署完毕，已近天亮。

27日晨，阴沉沉的天空露出了鱼肚白，新的一天到来了，新的战斗也开始了。敌军发觉中国军队已经撤离，于是，就向中国守军放弃的阵地小心地推进。在敌人发现四行仓库有中国军队的时候，因不知虚实，未敢轻进，只用火力进行侦察。日军似乎也看出了这是块难啃的骨头。他们虽有坦克，但这里工事坚固，坦克冲不垮；他们虽有飞机，但这里紧靠租界，不能轻易投弹轰炸，万一误炸租界会引起国际争端。甚至连远程大炮也不敢放，只好用轻型炮火乱轰一阵。下午2时，一小股日军打着膏药旗向满洲路搜索而来，在其进入我军射程之内时，担任警戒的蒋敬班出其不意，用两挺机枪一阵猛扫，将这股敌人全被消灭。谢团副听到枪声，即在楼上用望远镜瞭望，看见蒋班长连续两次消灭来犯之敌，预料敌人一定还有第三次且是更大规模的进攻，立即叫传令兵通知蒋班长，伺机撤回仓库。

果然不出所料，100多敌人在一辆坦克的掩护下，气势汹汹地第三次从满洲路前来进犯。蒋班长率领全班士兵奋起还击，但日军来势凶猛，敌众我寡，全班伤亡过半，子弹、手榴弹几乎用完。蒋班长正准备撤回仓库，突然中弹倒地，身负重伤。他一面咬紧牙命令副班长带领幸存的士兵边打边撤，一面打开两颗手榴弹的盖子，把弹弦咬在口中。这时，冲在前面的敌人已到跟前伸手抓人，蒋班长拉断弹弦，“轰”的一声，眼前之敌被炸倒了，而蒋班长也光荣地牺牲了。谢晋元目睹蒋班长壮烈牺牲的情景，热泪盈眶。蒋班长舍身阻敌，使撤退的战士能够安全从沙包上爬入仓库。敌人前头部队已冲到门前。谢晋元见敌全部进入火力网内，立即下令射击。一声军号响，路两边民房的伏军一齐出击。与仓库楼上形成交叉火力，在仓库四周织起了一片严密的火网。日军顿时被撂倒一片，并有两辆战车也被击毁。日军受挫后又调整部署，以小批部队轮番进攻，但守军凶猛的火力网根本不让敌人靠近仓库。双方相持了l0多个小时，直至午夜一点多，枪声才逐渐稀少。第一天的战斗，日军死亡80余名，伤者不计其数，大败而去。

一支孤军坚守闸北，与数倍于自己的日军艰苦作战，一时传遍整个上海。许多中外记者纷纷拥入租界，通过各种途径，打电话或者递纸条，了解内情，一位路透社的记者打电话问：“请问贵军共有多少人?”当时谢晋元正在三楼指挥迫击炮排向敌射击，传令兵来问，他头也不回地说：“告诉他，八百人。”于是，“八百孤军坚守四行”就是这样传遍世界的。实际上，我军只有一个加强营400多人。

“八百壮士”的英勇善战，对人民群众也是一种巨大的精神鼓舞。这时，战场已移向沪西，上海市区大部已趋于平静，许多市民拥向四行附近，登高助威。有的人送来面包、水果、香烟慰劳士兵。在苏州河南各大楼顶上，有成千上万的群众观战，他们挥动着帽子、毛巾和自制的小国旗，向中国守军挥舞、呼喊、致意。在的人甚至还挂出大黑板，把日军集结地点、行动情况写在黑板上，报告守军。女童子军团杨惠敏还冒着生命危险，将国旗送到四行仓库，当国旗在楼上升起、迎风招展的时候，群众欢声雷动。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反过来又极大地激励着八百壮士抗击日寇的决心，面对敌人的保卫与进攻，他们更加表现出一种大无畏的精神斗志。

租界上的英国军队，也在苏州河南岸观看了一昼夜，深为中国守军坚守阵地而敬佩，多次婉劝孤军卸去武装，退入租界，保护他们的生命安全。谢晋元知情后，婉拒了英军的建议，他说：“我们的魂可以离开我们的身，枪不能离开我们的手，没有命令，死也不退。”

从28日起，日军的攻势一次比一次猛烈，区区弹丸之地，硝烟弥漫，枪炮之声，终日轰响不息。守军在人民的激励下，越战越勇。谢晋元沉着指挥，机警应敌。有两个险些爬上楼来的日本兵，就是他发现的，谢晋元一个箭步冲上去，猛一弯腰，左手抓住敌人手中的枪支，右手卡住敌人的脖子。另一个敌人见情况不妙，想转身脱逃，结果也被谢晋元转身一拳打落在地。观战的人们都称赞他是一位英雄。这天，恼羞成怒的日军为要拔掉四行仓库这颗眼中钉，派出一队士兵冲破火网拦阻线，潜至仓库下企图引爆烈性炸药。危急关头，敢死队员陈树生在自己身上缚满手榴弹，拉燃导火索，从六楼窗口跃入敌群。“轰”的一声巨响，勇士与10余名敌人同归于尽。敌人惊呆了。仓库内，谢晋元泪眼模糊，有这样的勇士，他相信阵地不会丢，国家不会亡。

这一天战斗结束后，谢晋元给师长写了一封信：

师长钧鉴：

窃职以牺牲决心，谨遵钧座意旨，奋斗到底。在未完成达到任务前，决不轻易牺牲。成功成仁，计之熟矣，决不偷安一时，误国误民致钧座咐托之重。外界一切宣传消息，概自外界传出，职到此时，从未向外界发表任何要求，任何谈话，既抱必死决心。现除任务外，一切思念皆无。整个工事经三日建筑，业已达到巩固程度。敌如来攻决不得逞。二十七日敌攻击时，据了望台报告，毙敌二名。租界民众观看，咸拍手欢呼。现职宗旨，待完成任务后，决作壮烈牺牲。一切乞钧座释念。

并作诗云：勇敢杀敌八百兵，抗敌豪情以诗鸣，谁怜爱国千行泪，说到倭寇气不平。

战至29日，形势更加险恶。谢晋元与守军每人都写了一份遗嘱，表示了宁死不屈的决心。他在遗嘱中说：“晋元决心殉国，誓不轻易撤退，亦决不作片刻偷生之计，在晋元未死前……必向倭寇索取相当代价，余一枪一弹，亦必与敌周旋到底。”这一天，又击退敌人水陆两路进攻，毙敌40余名。

30日凌晨，日军开始用三吋口径的平射炮轰击仓库，几乎是每秒钟一发。并以汽油浇洒，到处纵火，使仓库四周成为一片火海；他们还公然不顾国际公法，向中国守军阵地恶毒地发射毒瓦斯弹，致守军数人中毒受伤。日军扬言将不顾一切后果，采取极端手段，对付中国守军。

上海公共租界当局害怕战事继续下去，会危及租界的安全，乃多次电请中国政府命令孤军撤出战斗。30日晚，谢晋元接到蒋介石“珍重退入租界，继续为国努力”的命令。晚上9时，日军又发起进攻，谢晋元指挥守军顽强抗击，四行仓库仍在战火中巍然屹立。午夜以后，敌人炮火渐渐稀疏下来，谢晋元趁天色未明之际，亲自殿后，指挥部队撤离，布置三挺机枪作掩护，打灭了敌人探照灯，各连即有秩序地通过西藏路，撤入租界。谢晋元率部经过四个昼夜的对峙激战，打退了敌人的1万多人次的进攻，毙敌200余名，伤敌不计其数，而己只伤亡30余人，取得了军事上、政治上、道义的胜利。

谢晋元率“八百壮士”退入公共租界后，即为租界当局解除了武装，并且不准返回部队。而被用车运至胶州公园孤军营羁留，一呆就是4年。进驻营房后，国民政府对抗战有功的全体官兵晋升一级，谢晋元升为上校团长。

谢晋元在中国银行仓库底层的一个办公室里，他面容憔悴，流着眼泪，异常悲愤，在与英军小队长马飞少校谈话时，泣不成声。当天上午11点钟，谢晋元与“八百壮士”乘汽车，前往沪西胶州路的孤军营。在他们去孤军营的路上，到处是欢迎的人群，人们向抗战英雄们热烈鼓掌，向他们表示敬意，并高呼：“抗日英雄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见到这一切，谢晋元和壮士们的心情万分激动，一边流着泪，一边举手向人们行礼。

到孤军营以后，谢晋元因不能杀敌，心情郁闷，不久就患病住进了医院。在医院期间，他曾手书一副对联，赠与他人，中联为：“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上联为：“养天地正气”，下联为：“法古今完人”。

在孤军营中，谢晋元仍满怀抗敌爱国之志，带领"八百壮士”在营中实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和生活管理，每日出操，举行精神升旗典礼。他对大家说：“我们头上有青天白日，脚下有热烈的鲜血，这足以代表国旗。”他还对士兵们说：希望大家读书，学技术，将来出去，人人有工作做。他举办了孤军学校，分小学、初中、高中三个班级。为了改善官兵生活，也能学到技术，于1939年元旦起，成立合作社，实行生产自助，先后办起袜子、肥皂、毛巾、藤椅等生产组。有了收入，逐步改善了生活，且不要国家负担，还向重庆捐献，支援抗战。他三年如一日，从未擅离职守。日伪多方逼利诱，均未得逞。随着上海形势的恶化，谢晋元又一次写下遗嘱寄给其父母说：

上海情况日益险恶，租界地位能否保持，现成疑问。敌人劫夺男之企图，据最近消息，势在必得。敌曾向租界当局要求引渡未果，但野心未死，‘且有不惜任何代价，必将谢团长劫到虹口(敌根据地)，只要谢团长答应合作，任何位置均可给予’云云。似此劫夺为欲迫男屈节，视此为敌作牛马耳。大丈夫光明而生，亦光明磊落而死。男对死生之义，求仁得仁，泰山鸿毛之旨熟虑之矣！今日纵死，而男之英灵必流芳千古。故此日险恶之环境男从未顾及。如敌劫持之日，即男成仁之时。人生必有一死，此时此境而死，实人生之快事也。

1938年2月1日，谢晋元在孤军营里接见了新闻记者。当记者颂扬他们的时候，他对记者说：“防卫国土是军人天职，没有什么值得特别颂扬，倭寇与我们誓不两立，我们存在一天，决与倭拼命到底！”同时他要求部下，保持爱国军人的精神面貌，谢晋元经常鼓励大家要养精蓄锐，待恢复自由之后，再为国家效力，他对官兵们说：“在上海祖界，我们的言行，必须使友邦从我们身上看出中国军人之气概，从此认识中国之精神。”

1941年4月24日5点钟，在上早操时，有四位上等兵迟到，在举行精神升旗礼之后，谢晋元把这四位迟到的上等兵叫到跟前，没有想到郝鼎诚等四人已被日伪收买，这些民族败类突然拿起铁镐和其他凶器，向谢晋元发动突然袭击，谢晋元身中数刀，不幸殉难。时年仅36岁。

谢晋元遇刺身亡的消息一传开，上海人民为之震惊，深为悲痛，前往吊唁的人络绎不绝，达10多万人。5月8日，国民政府通电嘉奖，并追赠他为陆军少将。同时，中共领袖毛泽东也高度赞扬谢晋元及其率领的“八百壮士”，把他们与“平型关”、“台儿庄”的抗日勇士们一同称赞为是“民族革命典型”。冯玉祥特意撰文赞扬谢晋元与“八百壮士”，要求人们继承谢晋元与“八百壮士”的精神，继续努力。为了纪念谢晋元，将孤军营所在地上海市胶州路，改名为晋元路。全国解放后，上海市人民政府褒扬谢晋元是“参加抗日，为国捐躯”，并优恤其遗属。1982年上海市政府将谢晋元墓迁移到万国公墓“名人墓区”，1985年9月2日，上海闸北政府，举行了“八百壮士”四行仓库抗日纪念地碑石纪念的揭幕仪式，供人们瞻仰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