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中国人一定要记住的人物

1938年9月2日，河南省委决定，将彭雪枫等在竹沟创建的抗日武装300余人，整编为新四军游击支队，由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震任参谋长，挺进豫东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为了鼓舞东进士气，宣传群众，打击敌人，在部队誓师的当天，在竹沟诞生了《拂晓报》。彭雪枫亲自为《拂晓报》题写了报名。创刊后的《拂晓报》和新四军游击支队一起，在彭雪枫领导下，离开竹沟，向豫东抗日前线挺进。

到1939年6月，彭雪枫率领新四军游击支队东进9个月以来，进行较大战斗数十次，缴获步枪1200余支，轻重机枪23挺，迫击炮3门，步枪子弹18000余发，骡马140余匹，毙伤俘敌伪军1800雨人，击落飞机一架，毁敌汽车10辆，汽船一艘。我军由3个大队，发展成为拥有3个团和一个随营学校的一支战斗力较强的抗日武装。

我游击支队的迅速发展和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与扩大，获得了豫皖苏边区人民的热情赞扬。他们称颂“新四军的兵是人民的子弟兵”，“新四军打日本，坚决保卫穷苦人”。游击支队所到之处，“德治之军”、“文治之军”的标语贴满了驻地，人们对游击支队的司令员彭雪枫，更是倍加赞扬。根据地至今还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

彭司令，真是强，

谁提起来谁夸奖。

生活艰苦又朴素，

关心群众象爹娘。

你种地，他帮忙，

你打麦子他扬场。

日本鬼子大扫荡，

抗敌拿起刀和枪。

军民团结一条心，

打跑鬼子保家乡。

1939年8月，彭雪枫率游击支队主力回师新兴集地区，主力转入整训，一部分分散游击，掩护地方工作开展，为发展和巩固以新兴集地区为中心的豫皖苏边抗日民主根据地而斗争。经中共中央中原局批准，在这里建立了豫皖苏边党委，彭雪枫任书记。支队出师一年来，不仅开辟了根据地，壮大了自己，而且在根据地人民心中树立了光辉的形象，被豫皖苏边人民誉为“天下文明第一军”。

在刘少奇视察了豫皖苏边区后，彭雪枫借鉴晋察冀等根据地经验，迅速展开建设根据地的工作，先后建立了5个县政权和3个办事处，游击区扩大到10个县范围。尤其是以新兴集为中心的地区，根据地建设正热火朝天地开展。新兴集一带地势低洼，常受涝灾。在彭雪枫倡导下，军民联合奋战了20个昼夜，修成了一条从李家湖入肥河的宽7米、深一米多、长10公里的排水沟，使农业生产有了保障。新兴集人民为了永久纪念新四军游击支队帮助他们开挖的这条造福子孙后代的排水沟，取两个“新”字，将其命名为“新新沟”。李岩村的贫苦农民还在沟旁边立碑纪念，碑两侧的对联是：

前引前导与五亿袍泽谋乐利，

耐苦耐劳为三区广众造腴田。

在彭雪枫的领导下，边区还开办了一批被服、军需、肥皂、毛巾、鞋袜制造等小型工厂。同时在新兴集还开办了“军民食堂”、“皖北饭店”、“人民浴池”、“百货行”等商业和服务业店铺，并发行边币。彭雪枫要求商业和服务业人员做到使群众“高兴而来，高兴而去”。为了保障供给，通过统战工作使边区货源不断，沟通了根据地与国民党统治区、敌占区之间的商业往来；并通过发行“抗币”稳定物价，繁荣根据地的经济建设。

为了培养根据地建设所需要的大量干部，边区创办了“抗大”四分校等学校。彭雪枫等亲自到学校任教，为创办革命学校积累了经验。彭雪枫还大抓拂晓剧团的工作，推动根据地文化活动的开展。

随着根据地建设的开展，新兴集已成为豫皖苏边区的“小延安”。彭雪枫参加筹划兴建“精忠堂”（即大礼堂，内有座位800个，堂内正面悬挂“还我河山”的醒目横标），已成为军民团结抗战的象征，吸引各阶层人民投入抵抗侵略者的伟大斗争。

皖南事变发生后，1941年1月6日，蒋介石调30万军队向我华中豫、皖、苏边区大举进攻进攻，妄图占领苏北和鲁南，把华中的新四军和八路军赶到黄河以北。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把华中部队统一改编为七个师。八路军第四纵队奉命改编为新四军第四师，彭雪枫任师长兼政委，率部同国民党军队和日伪军进行了长达三个月的艰苦斗争，杀伤大量敌军。

1941年10月彭雪枫指挥新四军取得了陈道口战役的辉煌胜利。他在给林颖的信中以十分高兴的心情谈了这次胜仗的感受：“在指挥阵地上看着战士们那种勇往直前奋不顾身的雄姿，使我深为感动。为了执行命令而毫不吝惜自己的鲜血。我从内心里热爱着他们，或许他们也在爱着我吧！因为我离开他们并不远，连望远镜都不需要，就是没有和他们一同冲锋而已。你该为我担心吧，当我们看突击道路侦察地形的时候，仅仅距离敌人六十米，一颗子弹打中了我们所借以隐蔽的碉楼的枪眼的旁边，又一次一颗子弹在我们面前三十米处落下。不要紧啊，枪林弹雨是军人们的家常便饭，习以为常就以为在火线上是好玩的了。三年以来，唯有这一次陈道口战役较为壮烈，从红军时起经常打大仗，的的确确已经上了瘾，此次算是过了一次瘾。”

1942年3月8日彭雪枫发表了《迎击敌人春季扫荡》，动员根据地军民投入反“扫荡”斗争。为了夺取反“扫荡”的胜利，彭雪枫鉴于四师在战斗中受敌人骑兵袭击，损失很大的教训，又根据平原地区的特点，决心亲自抓骑兵团的建设。他对骑兵团的训练要求非常严格，要人人做到“上马要象蚱蜢一样轻快，骑坐要象盘石一样稳固，奔驰要象风一样迅疾！”他还经常教育大家，“我们是人民的骑兵，对敌人要象猛虎，对人民要象绵羊。”在彭雪枫的严格要求下，骑兵团成为新四军四师的一支劲旅，在反“扫荡”中发挥了突击力量。由于彭雪枫的正确指挥和广大指战员的英勇善战，取得了反“扫荡”的最后胜利，并活捉了顽固派、江苏省主席韩德勤。

彭雪枫在淮北根据地三年间，除集中精力建设军队，指挥作战，保卫根据地外，还十分关系群众的生活。他密切联系群众，为民兴利除弊，深受群众爱戴。他亲自参加大柳巷抢险斗争的事迹，至今仍然为人们所传诵。1943年8月28日，大雨倾盆，淮水猛长，眼看大柳巷方圆几十里有被淹没的危险，正在出席会议的彭雪枫闻讯后，立即率领全体人员冒雨前往抢险。他带有抱草、抬土，经过大家6个小时奋战，终于堵住了缺口，免除了一场灾难。群众为感激他救民于水火的功德，把此堤命名为“雪枫堤”。在淮北人民心中，彭雪枫永远那么可亲可敬。《彭雪枫同志到路东》这首广为流传的民歌，表达了人民群众对彭雪枫的热爱和敬仰之情：

彭雪枫，到路东，

好似桃花遍地红，

扛起扁担拿起枪，

跟着雪枫闹革命。

四师西进取得了节节胜利，引起顽固派的惊恐，他们趁四师西进立足未稳，调集优势兵力，于9月中旬向四师所在地发起进攻。彭雪枫率领西进的四师主力，在三师、一师一部及八路军冀鲁豫军区部队的有利配合下，胜利地进行了反顽战斗。与此同时，彭雪枫根据人民群众的要求，决定歼灭盘踞夏邑八里庄的土顽李光明部队。9月10日，他向部队进行战斗动员，号召全体指战员来一个杀敌比赛。11日凌晨2时，彭雪枫亲自指挥四师主力向敌人发起进攻，经过激烈战斗，李光明和他的副司令李良玉、警卫营长、一营长等都被活捉。驻太平集的伪军300余人前来增援，遭我军坚决阻击，不得前进，取得了八里庄歼灭战的辉煌胜利。此役俘获李光明以下千余人，毙伤200余，缴获机枪11挺，长枪千余支，弹药2万余发。太平集据点的伪军随即仓惶撤退。但是，当彭雪枫登上城墙，指挥这场即将胜利结束的战斗时，不幸为流弹所中，英勇殉国，年仅37岁。

彭雪枫牺牲的噩耗传出以后，全党全军无限悲痛，豫皖苏边区人民尤为哀伤。

陈毅含泪写了《哭彭雪枫同志》：“雄气压陇海，英风断淮河。荣哀何有尽，万众泪滂沱。” 1945年2月7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了追悼大会，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彭德怀

等中央领导和延安各界代表沉痛悼念彭雪枫。中共中央的挽词为：“为民族，为群众，二十年奋斗出生入死，功垂祖国；打日本，打汉奸，千百万同胞自由平等，泽被长淮。”

张爱萍谱写《彭雪枫同志挽歌》，概括了彭雪枫战斗一生的英雄业绩，表达了军队、人民继承烈士遗志，为全中国的彻底解放而斗争的坚强意志：

二十年来，为了人民，为了党，

你留下的功绩辉煌：

首战长沙城，八角亭光荣负伤；

乐安事变，荣获红星章。

雪山草地，百炼成钢。

在豫东，燃起抗日烽火；

在淮北，粉碎敌寇“扫荡”。

对党忠贞，为民赴汤；

英勇善战，机智顽强。

是我们的榜样。

雪枫同志，你把最后一滴血，

献给了人民献给了党。

多年同患难，长别在战场。

我们一定为你报仇，完成你的事业，

争取全中国的解放！

江苏省洪泽县和安徽省宿县为彭雪枫修建了陵墓和纪念馆。1984年5月，为纪念彭雪枫，河南省镇平县在县城北修建了“彭雪枫纪念馆”。

流亡东南亚

郁达夫，1913年开始去日本留学、讲学，时间长达10余年，1921年与郭沫若等留学生一起，结成文学团体“创造社”，同年出版小说《沉沦》，在文学界引起很大反响。1930年，与鲁迅等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参加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大联盟。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等组织，亲赴台儿庄及东战场前线采访，热情参加爱国运动。

1938年12月28日，郁达夫流亡来到新加坡，他是因朋友之邀请远涉重洋担任华文报《星洲日报》的编辑。在报社他开始担任的工作是编辑文艺副刊《晨星》和《繁星》。通过编务活动，他积极宣传抗战救亡。从1938年到1942年，郁达夫在新加坡的三年多时间，以一个爱国文化人的身份，在各大报上发表了100多篇激励抗日和坚定必胜信念的政论文章，对新加坡乃至整个南洋的抗日救亡运动起到了推动作用。客居南洋的游子念念不忘祖国的抗日救亡事业，郁达夫在新加坡发动义演、义卖、献金、献物，并将所得钱物寄回国内，声援国内的抗日救亡运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郁达夫不顾自身的安危，奋起领导新加坡文化界的抗日运动，就任新加坡“文化界战时工作团”理事、团长，及“战时青年干部训练班”大队长，亲自为学员主讲日本问题。1941年底，陈嘉庚组织了新加坡华侨抗敌委员会，郁达夫被选为执行委员，兼任该会文艺股主任。1942年初，又担任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职务。郁达夫作为文化界的中心人物，一直站在抗日救亡运动的最前线，是冲锋陷阵的文化勇士。

1942年2月，就在新加坡沦陷前的10来天，郁达夫等一批抗日文化战士，不得不撤离抗日救亡运动第一线，乘一只破旧的小电船，在茫茫无际的南洋流亡。在南洋的几个小岛辗转了两个月后，郁达夫于4月底登上苏门答腊岛西部海岸的帕干巴鲁，搭乘开往巴爷公务的长途汽车，暂时隐蔽下来。

郁达夫到巴爷公务的时候，按原来计划是打算在当地华侨的帮助下，能借一栋房子，自己经营一个小店铺，隐姓埋名地生活下来，`但一场奇遇使初到此地的郁达夫不久得不到华侨的帮助，还被当作日本间谍被当地人远远地躲避着。以致处处碰壁，到了举步维艰，甚至连住宿都无法解决的地步，工作就更无从谈起。

原来是这样的，在由帕干巴鲁搭乘开往巴爷公务的长途汽车上，坐的都是印尼人，只有他一个是中国人。郁达夫因为逃难时在身上带了一笔数目不小的现金，为了躲避劫匪，他特意化装，穿了一套土布制服，扮成一个工人模样。当时车上人看他这样子，都没有把他放在眼里。谁知道，郁达夫乘坐的汽车在途中遭到日本军官的拦阻，日本军官打手势命令班车停下来，车里的印尼人都不懂得日语，以为日本人要征用他们的车子，感到非常害怕，司机和乘客下了班车，有的竟偷偷各自跑了。郁达夫听懂这个日本人是想打听去帕干巴鲁的路线，并没有别的意思。便用日语告诉了那位日本军官，当时日军占领这里不久，懂得日语的人很少，由于早年在日本留学的语言底子，郁达夫说得一口流利的日语，这使日本军官十分高兴，他立正向郁达夫行了个军礼，道谢而去。

车里的印尼人马上对郁达夫另眼相看，大吃一惊，以为这个身穿蓝布工装、一副苦力模样的人不仅会说日语，而且日本军官还对他敬礼。他肯定是个日本间渫。于是，不到一个小时，日本间谍来到巴爷公务的消息，一下子就传遍了整个地区，人们都对这个不速之客敬而远之，以致郁达夫连住宿都发生困难。因而，郁达夫好不容易套到巴爷公务，却因为这次奇遇，使他处境很艰难。他一上街，中国人就都远远地躲开，他主动去拜访当地的华侨中有地位的人和同乡，人家也都客客气气的。开始郁达夫弄不清楚人们为什么对他这么冷淡，他根本没有想到当地人已经把他当作日本间谍，而他则埋怨巴爷公务的华侨缺乏同情心，不想帮助他这个流落到此的同胞。

这一误解直到其他华侨陆陆续续到来，向当地华侨解释才得以消除。人们才把他这个化名赵廉的中国人当作朋友，而且知道他是个很有学问的作家，当地人很少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起初郁达夫以自己是生意人，离不开生意而回绝。而且在心里，郁达夫对日军怀有深深的仇恨。因为1937年12月，日寇侵入郁达夫的家乡浙江省富阳县城，烧杀掳掠，无恶不作，郁达夫年逾古稀的老母亲不堪日军的暴虐，最后冻饿而死，1939年11月，担任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庭长的长兄郁曼陀，坚决不与日本侵略者合作，在上海寓所门前惨遭汉奸特务暗杀，成为抗战中司法界为国捐躯的第一人。对此，郁达夫心中对日寇充满了刻骨仇恨，家仇国恨使郁达夫本能地拒绝了日军的要求。

但是日军宪兵队长却蛮横无理地对郁达夫说：这是军令，愿意得去，不愿意也得去。郁达夫想到日军还没有发现自己的真实身份，可以在宪兵队里隐蔽下来，利用给日军做翻译做掩护，做一些有益于抗日的事情，尽自己的一份报国之心。这样一想，郁达夫也就勉强应承了下来。1942年6月，郁达夫就来到日本军营武吉丁宜。

由于郁达夫不但谙熟日语，而且会一些马来语、荷兰语，日本宪兵每次抓到印尼的抗日人士，都要郁达夫帮助翻译。郁达夫有意把大小化小，小事化了，开脱了不少人。甚至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保护了一些进步人士。

对于那些以敌为友、认贼做父的民族败类，郁达夫最为痛恨。因此利用自己的语言优势，让坏人得到应有的惩罚。棉兰某大侨领的儿子带了四五个随从，奉棉兰日军宪兵队命令来武吉丁宜缉拿华侨抗领袖陈嘉庚及其领导的抗日联队。郁达夫在翻译过程中故意添加了一些使日本人不高兴的内容，日本人听了非常生气，把这些汉奸痛骂了一顿。从而避免了一场可能给陈嘉庚的抗联队带来灾难的追捕。郁达夫则借机斥责这些民族败类：“你们忘了自己是中固人吗？中国人为什么要捉中国人？快滚回去，以后不许胡来！"这些汉奸以为郁达夫是日本宪兵，听了训斥只好垂头丧气地滚回去。

郁达夫利用当翻译的机会，为华侨和印尼人干了许多好事。他摸清宪兵部从队长到宪兵的每个人的性格、嗜好和习惯，和他们建立一种特殊的“共处”关系。他不仅会说日本话，写通讯的日文，好懂得英文、德文、荷兰文、印尼文，由于他的特殊身份，在当时地面名气越来越大。不少华侨因做买卖押到宪兵部去，他说了几句，就反了。有的印尼人因为是联军“间谍”嫌疑被捕，经“赵大人”当着宪兵的面训斥一番，也就放了。他还帮助过印尼共产党很大的忙，日军曾偶然破获了印尼共产党一个机关，没有找到其他证据，但搜出了一份捐款人名单，牵连很广，如果暴露很多人就要遭殃。“赵翻译”把名单指给日本宪兵看：“这穷鬼，放高利贷，五盾十盾地放！”由于日军看不懂，听了他的话气得把名单撕得粉碎，打了印尼老人几个耳光便扬长而去。

为了隐蔽自己，麻痹敌人，也为了筹集资金，接济流亡南洋的抗日文化人，曾在日本人面前声称自己是华侨富商的郁达夫，于1942年9月，在当地华侨的热心资助下，在巴爷公务开了一家酒厂。郁达夫以自己的化名赵廉，取厂名为"赵豫记"。张楚琨任经理，胡愈之管帐务，同时吸纳了20多名抗日难友为职工。酒厂生产的“初恋”、“太白”酒，成了当地的畅销名酒。日本官兵来买酒时，郁达夫吩咐往酒里多加一些酒精，酒精的度数越高越好。他说：“我没有勇气和力气杀死敌人，但我可以使他们慢性麻醉而死。”

自被胁迫充当日本宪兵队的翻译后，郁达夫每时每刻都在设法脱身。1943年2月，这个机会终于来了。那时正逢日本宪兵队长换人，他就买通医生证明他得了肺病，要求辞职，日本人怕传染，就答应了。离开宪兵队的那一天，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是他流亡南洋一年来心情最为舒畅的日子。

但是，郁达夫随后发现自己上了日本侵略苦的黑名单。日本宪兵总部从苏岛迁到武吉丁宜，其内部有一个福建籍的工作人员，名字叫洪根培，是日本设在新加坡特务训练所的文化特务，对新加坡文化界情形相当熟悉。1943年到武吉丁宜时，他就认出“赵廉”就是郁达夫，但当时没有马上告发，到1944年一二月份，便向日本人告发郁达夫是“联军的间谍”。并且由巴爷公务中华学校前任某校长作证，这位校长因为性情怪异被校董事会解职，他曾央求郁达夫帮忙，保住他的校长职务，郁达夫没有答应，因此怀恨在心，这时就和洪根培勾通起来告密。

日军马上立案侦察，在巴爷公务等地逮捕了10多个与此案有关的华侨。但日本人并没有逮捕郁达夫，只是对他进行监视。郁达夫找到胡愈之，把自己受监视的事告诉了他，劝他赶忙离开。胡愈之含泪与他依依惜别，想不到，这竟然成为诀别。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时苏门答腊仍在日军控制之下，各报都不敢报道这一消息。郁达夫把从广播中收听到的喜讯告诉朋友，并且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取得最后胜利而感到高兴。

8月29日晚上，郁达夫正在家中与几个朋友商量结束农场的事宜，因为日本投降了，没有必要再拿农场作掩护。大约八点以后，有一个印尼青年敲门进来，说找他有事，郁达夫走到门口和那人讲了几句话，郁达夫回到客厅，向大家歉意地说有点事情，要出去一趟就回来，便和那人出去了，从此他就不再回来，失踪了。据好友胡愈之回忆，郁达夫和华侨及印尼人没有半点仇恨，只有日本宪兵可能把他绑架了。由于在日本宪兵队做翻译前后8个多月，郁达夫亲眼目睹了日本法西斯的种种暴行。日本法西斯为了掩盖罪行，毁灭罪证，就残酷地杀人灭口，在9月17 日将郁达夫秘密枪杀于巴爷公务。

1951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追认郁达夫为革命烈士。1953年8月，苏门答腊华侨在他牺牲8周年之际，为他和另外10位惨遭日寇杀害的华侨反法西斯战士，建立了一座纪念碑，以次充好使后人对这位在异国为抗日救国事业作出巨大贡献并最后献出生命的烈士永志不忘！

中华民族有强烈的爱国传统，从古到今，多少中华儿女为了民族的独立与解放，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他们也成为世代传诵的民族英雄。岳飞是中华民族英雄的楷模，“精忠报国”成为感召后人为国捐躯的动力。三元里人民是近代史上中华儿女抗击外来侵略者的英雄群体，其可歌可泣的故事传遍大江南北，写进了历史的书卷。无数这样的民族英雄，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精神的主要支柱。相反，谁要是当了汉奸，那将是遗臭万年万万年的耻辱！比如秦桧，就被历史铁铸在西湖边，罚他没日没夜地跪在那里，任凭人们对他的唾骂。还有如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等近代史上的汉奸，都被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日本帝国主义是在近代强大起来的。但是，在历史上，日本倭寇就曾多次侵略我国。在明朝，倭寇像海盗一样，偷偷摸摸地袭击我东南沿海地区，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最后在我以戚继光等爱国将士和军民的英勇抗击下，倭寇败溃而去。近代甲午战争中腐败的清王朝失败，被迫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不仅赔偿了大量的银子，还割让了宝岛台湾，从1895年到1945年，整整半个世纪，台湾被日本帝国主义奴役践踏，但是中华儿女一直为民族的独立进行着英勇的奋斗。

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欲望不断膨胀，打着“大东亚和平”的幌子，悍然发动了侵华战争。久已压在中国人民心中的怒火随之燃烧起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抛弃前嫌，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御侮。全中华民族投入到艰难困苦的抗日战争中，尽管我们的武器装备不如敌人优良，但是全民战争的海洋最后把日本侵略者淹死了，终于取得了八年抗战的伟大胜利。

无数优秀中华儿女在抗日战争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据统计，在抗日战争中，有2100万人为抗击日寇牺牲了。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火中，军人伤亡达三百余万人。其中，自卢沟桥事变至1945年6月，仅中国国民党军队中少将以上的将军，共牺牲115人。其中上将8人，中将42人，少将65人。这些为抗日捐躯的将士，和在山西辽县殉国的八路军左权将军、以及杨靖宇、彭雪枫、马本斋等等一样，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他们的名字留在中华民族的英烈谱上。任何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过贡献的人，他们流过的血，出过的力，都不应该被遗忘。

我们一定要记住他们！

这里编录的只是其中的极少一部分，我们想通过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民族魂，使人们体念到全体中华民族的爱国热情和精诚团结、同心同德的精神。

历史，往往并不轻松，镌刻在它上面的那些名字总能让我们感受到历史的沉重。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整整一个世纪，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内忧外患，就像一只久病的狮子任人欺凌。九一八事变之后，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疯狂侵略，中华民族更是风雨飘摇，亡国灭种几不远矣！

时代在呼唤改变现状的力量和人物。

团结御侮，自强不息，这从来就是中华民族不灭的灵魂。面对强大而凶残的敌人，中华民族进行了顽强的抗击。在这场持续十四年的战争中，无数中华儿女抛头颅、洒热血，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有资料统计显示，仅在七七事变后的八年抗战期间，中国就有２１００多万人被害，３００多万军人殉国。赵尚志、左权、张自忠、彭雪枫、赵登禹、佟麟阁、马本斋……正是因为他们的浴血战斗，中国才赢得了近代史上第一次反侵略战争的完全胜利，成为中华民族告别衰败、走向振兴的起点。

我们不仅应该铭记这些令人热血沸腾的名字，更应该记住他们气壮山河的事迹。

作为八路军总参谋长的左权，在掩护大部队撤退的时候，面对危险把机会让给了自己的战友，坚持指挥战斗直至以身殉国，成为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八路军最高将领；张自忠将军，历经长城抗战、保卫临沂等大小战役无数，无不视死如归身先士卒，最终在枣阳会战中血洒沙场；戴安澜将军，与敌鏊战古北口，力拒敌人于广西昆仑关外，１９４３年３月率军远征缅甸，在艰苦卓绝的环境里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冬瓜保卫战中大扬中国军人威风，在后来的远征战斗中，戴安澜不幸受伤而不治牺牲；马本斋，本一地方名士，为了抗击日寇保卫家乡而组织抗日队伍并加入八路军，其“回民支队”令敌伪闻风丧胆，其母在敌人的淫威面前凛然不屈，最终绝食殉国，马本斋后来也积劳成疾，抱憾离世，朱德赞其“母子两代英雄”……这些优秀的中华儿女，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脊梁，是他们让我们的民族重新焕发生机，让我们的国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英雄的名字彪炳史册，英雄的事迹光耀千古！

为了纪念这些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我们特别从中选择了一部分人加以记述，而这种选择可谓挂一漏万，他们之所以入选，不仅是因为他们都是抗战中的英雄，更不是因其个人的贡献大小，而主要是因其代表性：这里有浴血疆场的高级将领，也有视死如归的平凡战士；有前线炮火中的马革裹尸，也有敌后斗争中的气壮山河；有铁骨铮铮的须眉汉子，也有英姿飒爽的女中丈夫……

英雄已逝，精神长存。在中华民族和平崛起的现在，在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今天，对英雄进行缅怀和纪念有着更为特殊的意义。缅怀历史追悼英雄是为了更好地迎接未来，在中华民族奋起直追赶超世界先进的同时，我们有些东西必不可少更不可遗忘，那就是中华历史上长期沉淀下来的、而且在这些人身上体现出来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就是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就是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这，是中华民族永恒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