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推荐《一口气读完世界历史》

第一部分

两个新的宗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这个时期，一个来自奥古斯都皇帝的训诫，受到了全世界的青睐和重视。”圣诞故事都是从一个孩子在伯利恒的畜圈中诞生开始的。伯利恒位于巴勒斯坦，当时是罗马的一个省份，皇帝命令进行人口普查，想知道他到底有多少臣民。然而，居住在伯利恒的犹太人不承认罗马的占领，并厌恶多神的宗教。他们早就只信仰一个神，那就是他们称之为的雅赫维。他们期望着神会派遣来一位“弥赛亚”来，即犹太人，以色列人的救世主，把他们从罗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根据圣经的故事，在拿撒勒畜圈中诞生的耶稣很早就关注宗教问题。圣经中说，他“聪明过人，身上附着上帝的恩惠”，十二岁时就在神庙里和教师讨论问题，大家对他的理解力和回答惊奇不已。当耶稣大约十三岁时，认识了传道者约翰，不久自己也开始传道。他说，所有的人都是上帝的孩子，天父热爱他的所有子女，不管他们是谁或者做了什么。上帝的爱是无限的，谁能够悔过自己的罪孽，都会得到宽恕。耶稣布道时不像犹太教士和学者那样繁琐晦涩，而是使用普通人的语言；他把上帝的训诫编成关于农民、渔民、不听话的孩子和丢失的羊只的故事讲出来，连孩童都能听懂。根据圣经的描写，耶稣很快就赢得了很多信徒，特别是在贫穷和弱势人群当中。他们还欣慰地接受了天国即将来临的预言。在这样的国度里笼罩着和平和公正，所有的人都是兄弟姐妹，在相互爱慕中生活在一起。 　　耶稣的出现和他的学说，对犹太教士和罗马高层当局是一个挑衅。他遭到漫骂和嘲笑，最后不得不为传播信念而殉教。罗马总督彼拉多判处他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的信徒，特别是他的十二门徒，后来宣称，耶稣曾从死亡中复活，升天而去。对他们来说，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就是渴望已久的弥赛亚，他的名字是基督，意思是救世主。他们继续传播他的学说，不顾各种敌视和迫害，基督教最终成为世界性大宗教之一。 　　犹太人不承认耶稣是弥赛亚。他们仍然信仰自己的宗教，即“摩西教”。但基督教和犹太教的起源是同样的。旧约全书，在两个宗教中完全相同。 　　大约耶稣之后又过了570年，在阿拉伯的沙漠居民点麦加，诞生了一个男孩，名为穆罕默德。双亲早亡之后，他开始为阿拉伯商人效力，跟随马帮四处游历，从而认识了信仰各种宗教的外国城市和人。有关基督教及其上帝的学说，给年轻的穆罕默德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进行了很多思考，最后得出一个信念，觉得确实只能有一个上帝，他把这个上帝称为安拉。在他三十至四十岁之间的年代里，他经常返回麦加附近的山洞之中进行修行。一天早上，他说，天使加百列现身，向他揭示，他就是被选中宣讲惟一的真主安拉意志的人。第一次揭示之后，又出现更多的揭示，克服了他开始时的犹豫，穆罕默德开始在麦加宣讲他所接受的真主的信息：除安拉外，再无神灵。而我，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 　　开始时，只有很少的人听他的宣讲。穆罕默德甚至惧怕自己的安全，和他的信徒于公元622年逃往麦地那。这次逃逸，阿拉伯文称之为“赫什拉”，成了伊斯兰的纪元之年。在麦地那，穆罕默德赢得了很多信徒，他们不仅把穆罕默德当成是宗教领袖，而且也当成政治领袖“伊玛目”（首领）。他在这里定下了向麦加方向朝拜的规矩。逃逸后过了七年，穆罕默德已经有了很多信徒，他返回了麦加，作为先知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直到他于公元632年去世，穆罕默德的学说得到了所有阿拉伯部族的认可。这个学说写在一本书里，即古兰经，并称为伊斯兰，意思是“升华至神的意志”，或“顺服安拉”。古兰经是伊斯兰的“圣经”。它详细规范信徒的生活准则，直至日常行为细节；它确定祈祷词的内容和诵读的次数及祈祷的方式方法，制定了饮食和禁食的规范，规定了禁止的行为和罪孽，以及详尽的惩罚方式。 　　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有很多共同点，但也有差别。最重要的差别是，伊斯兰教不仅想作为世俗国家中的一个宗教团体。古兰经不仅规范宗教生活，而且也规范全部生活。宗教和政治，教会和国家，宗教生活和世俗生活，都无法截然分开。严格遵循这个学说，直至今天还决定着伊斯兰国家的性质。它们可以是宽容的 — 这在历史上常常是这样 — 但也可能是专制和不宽容的。 　　穆罕默德死后，“哈里发”作为他的代表接管了政权。在后来的几百年里，阿拉伯人征服了中东，越过埃及和北非直至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他们所以优于敌人，是他们传教的坚定意志，他们坚信，在为传播信仰的斗争中死亡，会使他们直接进入天堂。 　　在以伊斯兰教为主的世界，他们的文化和希腊、波斯和印度文化相遇。这使得被称为“朝阳之国”的东方世界，经历了一次文化大繁荣时期。重要的文学和科学著作被翻译成为阿拉伯文，其他文明的知识，例如希腊文明，被接受和进一步发展。例如数学，阿拉伯人引进了十进位制和数字的新写法，我们至今还在使用。和古希腊重视用思考解释世界的方式相反，阿拉伯的科学家则更看重提高实用的试验 — 实验 — 以此种方式获取物理和化学上的新知识。他们精确地计算太阳、月亮和星球的运行轨道，并证明地球不是一个平面，而是一个球体。这对航海具有重大意义。同样在医学领域他们也居领先地位，发现了很多植物的治疗作用，开发了很多药品并进行外科手术。他们为此在城市修建了医院。最后我们还要感谢阿拉伯世界创造了一部最精美的图书：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自己的性命，为苏丹讲述的童话和故事《一千零一夜》。 　　今天，伊斯兰教已经成为世界大宗教之一，大约有10亿信徒。

第一部分

加洛林王朝

　　公元五世纪，西罗马帝国没落之后，日尔曼各部族控制了大片欧洲。由于他们之间并不一致，所以相互经常发生战争。战争中，狡猾残暴的法兰克君主赫洛维格（Chlodwig）率领大军逐渐攻战了越来越多的地区，到公元500年成了大法兰克国的国王，后来的法兰西、德意志和荷比卢各国均在此地形成。赫洛维格承认了基督教，并接受洗礼，要求全体臣民一律皈依基督。于是，基督教就成了法兰克国的官方宗教，但异教的风俗习惯还一直和基督学说并存了200多年。最终的基督化是通过八世纪初的教士的努力和后来的主教卜尼法斯完成的。 　　这个时期，墨洛温王朝赫洛维格的一个后人占据着法兰克国王的宝座，但他只能坐在宝座上吃力地念着别人给他写的演说稿。真正处于统治地位的，实际是王国的最高官吏“管家”查理·马特。他于公元732年获悉，一支阿拉伯大军已经成功地越过比利牛斯半岛向法兰克国挺进。他立即率领军队迎向阿拉伯大军，并于公元732年10月在土尔斯和普瓦提埃击败敌人，把他们赶回比利牛斯。从此制止了伊斯兰继续对外扩张，留在了东方地区。 　　查理·马特的儿子丕平认为，谁代替国王处理政务，谁也就应该成为国王。在教皇的默许下，他把墨洛温王朝末代国王希尔德里赫（Childerich）三世赶入修道院，让贵族任命自己为法兰克王国的新君主，并树立了加洛林家族的统治地位。为了使这个统治地位更为稳固，他还专门索取了教皇的祝福，并让国内的各个主教为他涂圣油赞美。就此，他在法兰克国历史上首次使政治、宗教和教会联结了起来，所采用的方法直到二十世纪仍为欧洲的国王和皇帝学习的榜样。丕平之后的国王都要求从上帝手中得到王位，并根据上帝的法旨行事。 　　公元771年，丕平的儿子查理成了法兰克国的惟一统治者。他从一开始就树立了目标，要把所有日尔曼部族全部纳入自己的版图。征服了巴伐利亚和上意大利的伦巴德之后，还只剩下异教地区萨克森了。萨克森采取一切手段抵制了达32年之久，但最终还是被战胜，不得不接受基督教信仰。查理的目标达到了。当他于公元800年被教皇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时，经过百年之后又有了一个“西罗马”帝国。查理把自己看成是最伟大的罗马皇帝的接班人，同时又是基督教的西方领袖。很快，他就获得了“大帝”的称号，这对他是受之无愧的，因为他不仅是个战绩辉煌的战争统帅，而且是一个科学、艺术和文学的伟大的促进者。在他的被称为“法尔茨”的皇宫里，经常有著名的学者、神学家、诗人和建筑师进出。 　　除了法尔茨外，修道院也成了精神和思想生活的中心。最早的修道院出现在西方世界，是在公元六世纪初的圣本尼狄克时期，首先是为全身贡献给信仰的男子建立的团体。查理大帝极力促进修道院的发展。他建立了修道院和教堂学校，让自由农民和手艺人的孩子在其中学习宗教、写字、和算术。我们可以说，他是在推行一种先进的教育政策。他比其他国王更关注这个时期生活在贫穷中的普通百姓的忧虑和困苦。 　　当查理大帝于公元814年在他最喜爱的亚琛的法尔茨去世，他为欧洲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帝国，完全可以和东罗马以及拜占庭帝国相媲美，不需要惧怕任何其他的强国。查理的儿子虔诚者路德维希，无法和他的父亲的伟大相提并论，也不能控制整个帝国的统一。还在路德维希在位时，他的三个儿子就开始争权夺利。大儿子洛塔尔甚至宣布他的父亲已经退位，由他继承皇位。这当然不符合两个弟弟的愿望，于是联合起来反对哥哥。路德维希死后，每个儿子获得了三分之一国土。开始时三人还维持国家的统一，但实际上，这种分割已经是加洛林王朝没落的开始。洛塔尔家族消亡之后，他那三分之一的土地落入了东西法兰克之手。两个法兰克国的界限，把欧洲核心地带分为两半。当东法兰克部族的贵族们于公元936年选举萨克森人奥托为他们的国王时，德意志的历史翻开了第一页；而西法兰克，后来则成了法兰西。

第二部分

上层和下层和底层

　　在几千年的时间里，很多强大的国家兴起又没落。因为，用征服手段建立一个大国容易，但要把它保住并治理好却很难。如果一个统治者想长期统治一个国家，那他就必须有一些新的思路。我们看到，从法老到罗马皇帝，他们都进行过各式各样的尝试。 　　查理大帝在这方面走了自己独特的道路，在日尔曼传统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新的统治和社会模式，对整个中世纪具有指导意义。 　　为了把帝国保全和治理好，皇帝是需要帮助的。他找到一批忠诚的追随者，称他们为“封臣”，并对他们的效忠进行奖励。这种奖励并不是钱财，而是土地及那里生活的农民。但这并不是送给他们的赏赐，而只是借给他们的物品。这样一些土地就叫做“采邑”；封臣就是皇帝的采邑受封人。中世纪早期，在人们的观念中，所有的土地均属于皇帝，所以皇帝也可以慷慨地分封采邑。很多采邑地域辽阔，得到这样采邑的封臣又可以把它划成小块，分封给他的所谓二等封臣。而二等封臣也可以继续分封下去。 　　随着时间的推移，就逐渐形成了一种采邑制度，它详细规定，谁可以成为谁的封臣，封主和封臣都有哪些权利和义务。双方相互承诺忠诚：“你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在你需要时，我愿永远效忠和随时效劳。” 　　最初，采邑只同封臣本人相联，他死后，采邑将重新归还给封主。但后来，在东法兰克帝国慢慢形成一种习惯，把采邑继续传给封臣的子女；不知到了什么时候，这个习惯得到了认可，变成了现行的法律。从此采邑可以继承，消除了皇帝的处置权利。长此下去，皇帝的权势逐渐被削弱，而帝国中世俗和宗教界上层人物的权势却不断增强。这也是德意志帝国诸侯日益强大，而中央集权难以形成的原因之一。人们正确地把德意志称为“迟到的民族”。 　　中世纪的欧洲秩序主要建筑在采邑制度之上。由于拉丁文的采邑是“feudum”，因此我们称其为封建制度（德文：Feudalismus；英文：feudalism）。这个制度形如一座金字塔，每一层都有它的等级。最高处就是皇帝。下一层是由皇帝直接分封的世俗和宗教诸侯。他们和贵族、主教和修道院长老，组成第一等级。他们的下面是骑士、官吏、富有的市民和手艺人。处于最下层是所谓的隶属农民。他们被束缚在他们进行耕作的土地上，不许随意离开，但封主也不能把他们赶走或者卖掉，因为这不是他的私有财产。但“农奴”就不同了，他们不被当作人，而是当作物件，所以对待他们就和对待牲口没有什么两样。“农奴和他的耕牛，就是两只野蛮的畜生”，或者“农奴和公牛差不多，只是没有犄角”，上等人就是这样藐视他们的。实际上，所有人都依赖农民的劳动而生存 — 而且大多数都生活得不错。农民必须定期向他们的主人交纳生产出的部分粮食及肉类、奶酪、牛奶、禽蛋和蔬菜。此外，他们还必须服“劳役”，即无偿为主人在草场、田地或森林中劳动。他们必须协助修路、盖城堡和宫殿。农民自己只生活在简陋的房子里或用木头、树枝和土搭成的窝棚中。居室和畜圈虽然分开，但大多是在同一座房子里面。他们的饭食主要是菜汤、稀粥、奶酪和面包。 　　孩子的生活和成人没有什么两样。今天意义上的童年是不存在的。从小时起，孩子就得在家里和庄园里劳动。他们很早就结婚。13岁的女孩和18-20岁的男孩结为夫妇，常常就已经是六到八个孩子的父母，但很少有两个以上的孩子能够成活。妇女往往在生产时就已死去，即使能够活下来，也不会长命，因为生育频繁和劳动繁重，使她们身体十分虚弱，经常是疾病缠身。 　　大多数人生活在贫困和没有安全的环境中。这种状况在一百年中几乎没有变化。1620年，德国作家格里美尔豪生在他的小说《辛普利基西穆斯历险记》中，让13岁的主人公说，他既不知道上天有个上帝，也不知道农庄外面有个另外的世界。他相信，他和他的父母及其他帮工“是这个地球上惟一的人，因为我没有见过其他的人和其他的房屋，我只知道我每日进出的房子 …… 我只长了一个人的模样，有一个基督孩子的名字，除此之外，我仅仅是一头畜生。”

第二部分

谁应是至尊者？

　　查理大帝促进了修道院的发展，并把它变成了 — 用一句时髦的话 — 教育中心。到了十一世纪，修道院发展得过于“世俗”，因而就产生了对立的运动。其发源地是勃艮第的克卢尼的本尼狄克修道院。这里的修士们要求重返圣本尼狄克理想，仍然要求修会的兄弟“ora et labora”（祈祷和劳动）。克卢尼的修士认为，应该改变的不仅是修道院的生活；他们批评整个教会已经过于接近世俗。实际上，这正是查理大帝以来宗教的和世俗的统治日益密切结合的结果。从此开始了一场关于如何规范宗教和世俗统治关系的旷日持久的大辩论。 　　在“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里，加洛林王朝之后，由奥托家族和撒利安家族当政。他们虽是世俗的统治者，却又理所当然地有权任命修道院长和主教。1039至1056年执政的亨利三世，走得更远，甚至解除了他不满意的教皇的职位。这使很多宗教领袖感到愤慨。亨利三世39岁夭亡，由他少龄的儿子亨利四世继承皇位，这时，宗教界看到了他们的机会已经到来。从而实现了他们的要求，教皇将由七名红衣主教选举产生，皇帝不得干涉。1075年，教皇格利哥里七世甚至要求的更多：只有教皇有权任命主教。但年轻的国王不想放弃任命主教的权利，否则他的地位就将削弱。他和一些亲信商量之后，干脆宣布教皇已被免职。而教皇立即对国王宣布“绝罚”，也就是说，把国王开除出教会，并解除其臣民对国王效忠的宣誓。人们惊异不已，国王竟然像罪犯一样被驱逐，这是闻所未闻的事情。 　　没有过多久时间，“绝罚”的效果就显现了出来。越来越多的诸侯都站到了教皇一边，因为他们也担心遭到被“绝罚”的命运。此外，他们也希望削弱国王的权势以增强自己的实力。对亨利四世的压力日益强大，使他不得不前往意大利，寻求与教皇的和解。他赤足披毡在教皇的官邸卡诺莎城堡请求教皇的宽恕 — 作为慈悲的基督徒，教皇格利哥里没有其他选择：他只能重新接受悔过的罪人回到教会中来。亨利的艰苦之旅实际也是一着高明的棋步，从此以“卡诺莎之旅”载入了史册。 　　看起来，似乎教皇对国王取得了胜利，但这只是现象而已。亨利在等待合适的时机，然后率领大军开进罗马，任命了另一个教皇，并在彼得大教堂里让他为自己加冕，成为皇帝。 　　那个时代的人们，当时就已经清楚，这个“主教叙职权之争”，当然还远没有结束。但却也让人等了几十年的时间，双方才又开始有所动作，首先是在英国和法国，然后是在“神圣罗马帝国”，公元1122年达成的“沃尔姆斯宗教协定”，使双方做出了妥协。规定了宗教统治和世俗统治的权限和权利。这实际上是为后来的所谓政教分离，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个协定同时也巩固了教皇作为基督教最高首脑的地位。

第二部分

以十字架名义进行的战争

　　对中世纪的人来说，宗教和信仰是生活的中心 — 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人们希望今世生活的苦难，能够在天堂得到补偿。为此他们必须按照宗教的信条生活。谁要是有时做不到，就必须为他的罪过请求宽恕，去进行忏悔。很多基督徒都前往圣地巴勒斯坦和耶路撒冷去朝觐，那是耶稣生活和受难的地方。在那里生活的阿拉伯穆斯林人容忍这些朝觐者。但当1071年土耳其的塞尔柱人占领这个地区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过了不久，他们甚至威胁到版图已经很小的拜占庭帝国的安全。在这个紧急情况下，拜占庭的皇帝求助于教皇。教皇于 　　1095年用慷慨激昂的词语号召基督徒向土耳其人开战：“一个被诅咒的民族，一个没有上帝的民族，用暴力侵犯、掠夺和焚烧了基督的土地 …… 我们宣布，凡拿起武器反对异教徒的人，他们的罪孽将全部赦免，在这场圣战中牺牲的人，将获得永生。” 　　这个呼吁获得了巨大反响，不仅停留在呼吁的主要对象贵族和骑士阶层，而且也在农民、手艺人，甚至妇女当中。“神圣战士”的目的是各不相同的；从希望摆脱困苦的生活条件，到希望获得丰厚战利品，到真正相信灵魂的解脱。在整个欧洲，集结了大军，于1096年8月，开始以十字架的名义进军巴勒斯坦。经过了三年的艰苦行军之后，第一支十字军到达目的地。基督徒的十字军占领了耶路撒冷，对那里生活的穆斯林和犹太人进行了一场可怕的血腥大屠杀。土耳其人被赶出了圣地，不想回国的十字军，在那里建立了基督教团，某些甚至成立了小国家。由于他们时刻受到穆斯林邻国的威胁，所以一再请求欧洲给予支援 — 继续派遣十字军就是后果。尽管如此，十字军还是无法制止耶路撒冷和圣地于1300年重新回到穆斯林的占领之下。 　　从军事上看，十字军东征是一个失败，但它对基督教西方世界并不是没有后果的：几百年来西欧人第一次接触到了比自己更为优越的文明。大多数十字军士兵来自农村；他们第一次看到了辉煌的城市，多层的甚至是豪华的楼阁，公共洗浴场所，医院和药房，雄伟的清真寺，图书馆和学校。他们见到了丝绸和毛绒布料，陶器和玻璃器皿以及东方的香料。就在十字军东征时期，东西方的贸易有了明显的增长。意大利的港口如威尼斯、比萨和热那亚这些贸易中心地区，有了飞速和巨大的发展。 　　除了各种物品之外，还引进了医学和自然科学知识，阿拉伯的数字体系，还有被阿拉伯人维护的古希腊遗产也同时来到了西欧。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十字军东征取得了和其意图相反的成果。基督徒走出了家门，原是为了把圣地从野蛮的异教徒魔爪中解放。他们到达了那里，不得不看到，那里的人比自己文明得多 — 基督徒应该向穆斯林学习，而不是相反。可以说，西方以这种奇特的方式从十字军东征中获得了好处。

第二部分

一个新的思想

　　十五世纪，就在大多数人还把他们的命运和世界现状看成为上帝所赋予的时候，有些人，主要是一些学者和艺术家试图从这个占统治地位的世界图象中解放出来。他们至少有一种对美好时代的设想。但他们并不是面对未来，而是首先再次回到希腊和罗马时的世界，他们认为那个时代要比现在更为光明。这个时代有一个名字，叫“文艺复兴”。中世纪基督教所谓生活是为来生做准备的人类形象，已经不再适用。人们把目光放到了此生，把人推向科学和艺术关注的中心。从古希腊思想出发，人不再是一个整体的一部分，而是自身有自己目的 　　的生灵。他应该自己决定命运和生活，并发展自己的能力。作为先决条件，就是要普及以古希腊罗马为榜样的教育。这个新的思想，首先产生于欧洲文明最发达的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由于人被置于中心地位，所以被称为“人文主义”。 　　人文主义者所获得的新知识，并不是来源于圣经，而是通过自己对人和自然界的观察和研究。如意大利人莱奥纳多·达芬奇（1452-1519）就是新的文艺复兴人的象征。他不仅创造了著名的油画《蒙娜丽莎》和《最后的晚餐》，同时还是雕塑家、科学家、建筑师、工程学家和发明家。人们甚至发现了他的飞行器设计图纸。解剖尸体，因为他想知道人是如何构造和如何运行的，并把他所看到的画成人体图画。这位博学天才达芬奇，同时意识到他作为科学家和发明家的责任，也是每一个科学家都应该具有的素质，他写道：“我知道如何长时间不吃东西而能在水下停留的方法。但我不发表，也不告诉任何人。因为人是性恶的，一旦掌握了这个方法，就会到海底去杀人。他们会钻破船底，让所有人都沉到海底。” 　　我们如果想把人类历史中的伟大人物排列起来，那么任何时代都不会像文艺复兴时代的阵容那样强大。画家和雕塑家米开朗琪罗、伟大的人文主义者和哲学家鹿特丹的伊拉斯谟、天文学家哥白尼，是他发现了地球也是一个星体和其他星体一样围绕太阳旋转 — 他们都生活在这个时代。他们的新思想和新知识所以能够得到空前的流传，还要感谢文艺复兴时的另一项发明：书籍印刷术。1450年，德国美因兹人约翰·古登堡第一次成功地用金属的活字模印制书籍。这种方法比手写和木版印刷既快捷又便宜。于是，一本书就可以不受数量限制地印刷出来，而且质量全部一样。法国诗人维克多·雨果后来曾把古登堡的发明称为“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

第二部分

一个新的世界

　　文艺复兴是科学家和艺术家的时代，但也是世界探险家和航海家的时代。在中世纪，人们主要在已知的海岸线上航行，害怕“世界之端”会把他们冻死或烧死，或被那里的风暴粉碎和被海怪吞掉。这种担心一直延续到十五世纪，但文艺复兴的活跃气氛给了航海家以新的勇气。他们被探索冲动和探险欲望所驱动。当然也有明显的经济原因，有必要去探索新的航线和世界地区。 　　1453年，土耳其人最终战胜并消灭了拜占庭帝国，君士坦丁堡改名为伊斯坦布尔，成了新兴的奥斯曼帝国的首都。从此，他们就控制了欧亚间所有的重要商道。他们向商人收取高额关税，使得来自印度的中国的物品更加昂贵。因此，人们在做东亚贸易时试图设法绕过奥斯曼帝国，并认为通过海路是可行的。 　　西欧的边缘小国葡萄牙，成了航海家寻找新航线的出发点。他们想从这里起航绕过非洲前往印度。他们年复一年地沿着非洲西海岸向南方航行，却毫无结果。只是到了1487年，一艘船才到达了大陆的南端；非洲要比人们想象得大得多。 　　这时，一位意大利航海家有了一个既简单又天才的想法：如果地球像亚里士多德假想的那样是个圆球，那我们就可以一直朝西航行，最终总会到达东方。当时已经有了中国发明的指南针，可以作为这个大胆行动的重要导航仪器。首先有这个想法的是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他的这个“疯狂的想法”受到了多少人的讥讽和嘲笑啊。他请求葡萄牙国王为他的探险提供必要的资助，并许诺为国王带回印度的财宝。他奔波了一年之久，他的请求却遭到国王的拒绝。哥伦布又转向了西班牙。在那里他受到了欢迎，最终争取到了王后的支持，获得了很多经费，购置了三艘航船。1492年8月3日，哥伦布和120名水手离开了西班牙。横穿陌生海洋的航行，耗费了比想象多得多的时间。他的随行人员开始怀疑他的设想，恐惧与日俱增，并产生了返航的念头。但哥伦布却坚信，总有一天会到达印度，继续命令船队前进。1492年10月12日，终于听到了“看见大陆了！”的喊声。哥伦布在航海日志中写道：“我们收起所有的船帆，只靠一张主帆前进。然后我们抛锚，等待天亮，这是一个星期五，我们到达了一个海岛，在印地安人的语言里，它叫‘瓜那哈尼’。” 　　哥伦布说“印地安人语言” — 他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登岸的这个海岛，必然属于印度，故称上面的居民为“印地安人”。 　　在后来的十年中，他又三次向西方航行，并断言已经到达了东亚。为了纪念他的这个错误判断，他所发现的那些岛屿至今还被称为西印度群岛。 　　朝着西方航海的还有其他一些人，他们很快就发现，哥伦布并没有发现通往印度的航线，而是发现了迄今尚未人知的一个新世界。根据航海家阿梅里戈（Amerigo）·韦斯普奇的名字，这块大陆被称为“亚美利加”（Amerika）。 　　紧随发现者而来的，就是征服者，西班牙和葡萄牙之间发生了争执，焦点是这个“新世界”到底该属于谁。最终把这个问题交给教皇去仲裁。教皇没有考虑多久，让人把新世界的地图拿过来，然后在南北中间划了一条直线，直线以西属于西班牙，以东属于葡萄牙。于是争执 — 至少是暂时 — 停顿了下来。 　　征服者都是冒险家，只是受利益的驱使才踏上征途的，他们期望在美洲攫取丰厚的战利品。尤其是对黄金的贪欲，使他们忘记了基督教的道德，而踏着当地人的尸体前进。最残暴的是西班牙骑士埃尔南·科尔特斯和他的500名士兵。他们从印第安人那里听到了有关传说国度阿兹特克的神奇故事，决定去寻找它。印第安人试图进行自卫，但西班牙的骑兵出现，而且带了一门火炮向他们发射，使他们在惊惧中落荒而逃。他们在这之前从未见到过马匹，也从未听到过大炮的轰鸣。他们把强大的外来人当成是神灵。1519年西班牙人到达了阿兹特克帝国的首都，他们大吃一惊，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大城特诺奇蒂特兰，位于一个盐湖畔。它的主要街道宽阔而笔直；街道的一半是坚固的路面，另一半是水渠，可以行船 …… 城市有很多公共广场，经常举行集市。另外还有一个公共广场，周围竖立着圆柱，每天都有6万多人在这里聚会：商人和顾客交易着食品和用黄金、白银、铁板、青铜、骨料、贝壳、龙虾壳和羽毛制成的小饰品。还有出售成药的药房，有药水、药膏和药贴。还有些房子里面，可以花钱为人制作饭食和饮料 …… 在这个城市里，有很多非常好和非常大的房子。还有很多高级住宅，因为这个国家的大人物和蒙特祖玛的封臣在这里都有自己的住所，并在一年的某些时间里在这里居住；除此之外，也还有很多富有的市民，同样有自己美丽的房产。所有这些房子，都有美丽而宽敞的房间和漂亮的花园 …… 这座城市的居民在衣着上和服务上都比其他省份和城市更讲究和时尚。因为蒙特祖玛在这里常住，其他贵人们也是如此，因为人们在所有方面都很注重风气和秩序。” 　　科尔特斯就是这样向西班牙国王报告的。阿兹特克人友好地接待了这些陌生人。只是当西班牙人开始盗窃他们的珍宝，并企图用武力让他们皈依基督教时，他们才奋起反抗。科尔特斯把蒙特祖玛作为人质，要求他平息民愤。就在蒙特祖玛发表声明时，发生了暴乱。他本人被一块石头击中而丧命。科尔特斯只能保住部分人马仓皇逃窜。一年以后他带着更大的部队重返，占领并摧毁了特诺奇蒂特兰。在这个废墟上，一个新的西班牙城市“墨西哥”诞生，在原来的神庙广场建立起一座巨大的教堂。其他城市的命运也好不了多少，公元1522年，阿兹特克帝国灭亡。取代它的是一个“新西班牙总督国”，首任总督为埃尔南·科尔特斯。 　　十年之后，西班牙人又听说，在南美还有一个民族，比阿兹特克人更为富有。在安第斯高原上生活的印加人确实很富有。他们的财富来源于勤奋、节俭和严密组织的生活秩序。一切财富均属于国家，国家为农业和矿山制定计划，监督手工业，并规定物资分配的准则。国家照顾老年人、病者和弱势群体的生活需求。用一句时髦的话说，他们几乎是一个后来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国家。 　　为了国家的安全和扩张，印加人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实力超过西班牙进犯者。因此，西班牙的军队首脑弗朗西斯科·比萨罗使用了阴谋诡计：他请求印加统治者答应同他进行一次友好的谈话，他不带武器，这个要求得到满足以后，他却把印加统治者劫持，并要求用金银财宝装满一个房间，才能释放他们的统治者。而当印加人交来无数黄金器皿和艺术品后，他却违反诺言，把印加统治者杀死。统治者和“太阳神”之死，引起了印加人的暴动，而西班牙人则占领了这个国家。 　　很快，一场对新世界的肆无忌惮的掠夺开始了。除了新的果品，如可可、玉米、马铃薯、西红柿、菠萝和烟草外，欧洲最关注的就是金银。在矿山中，印第安人不得不在非人的条件下劳动，很多人都因此而悲惨地死去。同时，欧洲人带来的瘟疫和疾病，也成了对印第安人的致命威胁。人们估计，在中南美洲，被发现前大约有居民7500万人。到了1570年，就只剩下了不到1000万人。仅仅这个数字就已经表明，欧洲人在这里都干了些什么。但这还不是一切：由于当地的印第安人很快就不能满足农业和金银矿劳动的需要，人们就到非洲去猎捕黑奴，用船把他们运到美洲，像牲口一样出卖。 　　在十六世纪，当欧洲踏上从黑暗的中世纪走上光明的新时代的旅途时，欧洲的征服者却在南美和非洲写下了世界历史最黑暗的篇章。两个大陆至今还生活在那一章的阴影之下。

第二部分

基督教会的分裂

基督教会的分裂 　　公元1500年左右，西欧只有一个基督教会，它的首脑就是罗马教皇。这个教会，随着时间的发展变得越来越世俗化；很多教会头领越来越关注金钱、奢侈和权势，而不再是耶稣基督的学说和人的灵魂。教廷也需要大量钱财供日益奢侈的生活开销，当教皇利奥于十六世纪初要修建一座世界还从未见过的大教堂时，就必须开辟新的财政来源。于是就出现了一个狡猾的计划：“赎罪券交易”。教皇派出传教士去告诉人们，只要花钱购买“赎罪券”，一切罪孽就可以得到宽恕，不再受炼狱之火的煎熬。 　　但这种违反基督教义的交易，却遭到德国的修士和神学教授马丁·路德（1483-1546）的坚决反对。1517年10月31日，他发表了《九十五条论纲》，依照圣经的教义指出，推销赎罪券的传教士如果不是走上了歧途，那就是有意在说谎。“每一个基督徒，只要对他的罪孽感到悔过和痛苦，他就已经得到了宽恕，不再受惩罚，他所需要的不是赎罪券，而是上帝的慈悲。”他这样写道。 　　很多人都对此感到欢欣鼓舞，终于有人公开指出了天主教教会的弊端，而且是用一种清晰易懂的语言。路德很快就赢得了很多信徒，和他一样要求对教会进行改革。这当然不会受到教会头目的欢迎；教皇要求路德“撤回他的错误观点”，否则他将被教会开除。但路德却毫不动摇。对他来说，圣经中的话比教皇更为重要，他甚至称教皇为“反基督教徒”。 　　教皇发出斥责路德的通谕，但被他的信徒在欢呼声中公开焚毁。教皇的使者当时有这样的记载：“整个德国都处于动乱之中。十分之九的人在欢呼‘路德’，而其他十分之一的人，虽然对路德并不在乎，但至少也在喊‘打倒罗马教廷’。” 　　为了结束这一场斗争，查理五世邀请这个“桀骜不驯的修士”来到乌尔姆斯帝国会议，让他在世俗和宗教上层人物面前承认错误。但路德在这里却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如果不是萨克森大选侯把他保护并隐藏起来，他可能会被当作异教徒烧死。 　　其他一些公侯也站到了路德一边，离开了天主教会。很快，两个阵营就进入了不可调和的境地，1546年在他们之间甚至发生了一场战争。最后于1555年达成了“奥古斯堡宗教和约”，路德的教派，即新的“抗罗宗”（现称新教），作为平等的宗教获得承认。神圣罗马帝国各个诸侯都可以自行决定，他的领地实行哪种教派。 　　宗教改革并没有局限于德国。在瑞士，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神甫乌尔利希·茨温利（1484-1531）和生活在日内瓦的法国人约翰·加尔文（1509-1564）都是促进改革的人物。特别是加尔文还创立了与路德学说不同的独立理论。他主张“上帝预定说”，即人的生活早已注定；“人并不是在同样的条件下产生的，对某些人是永恒的生命，而对另一些人则是永恒的诅咒，这一切都是事先注定的。”一个人是否被上帝选定，按照加尔文的理论，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已可见：谁要是能够通过勤奋和节俭扩大了自己的财富，他就获得了永恒的生命；谁要是做不到这些，他就要下地狱。这就是加尔文主义的核心。他主张信徒应有获取更多利润的欲望，在今天已被看做是现代资本主义形成的重要动力。 　　从瑞士越过几个南德小国，加尔文的学说也在荷兰、法国 — 这里的加尔文信徒称为“胡格诺派”，以及苏格兰和英格兰得以传播。苏格兰和英格兰的加尔文派自称为“清教徒”。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移民美国，对美国的发展发挥了很大的影响。

第二部分

欧洲的信仰战争

　　天主教会用各种方式试图制止新教的传播。1545年召开了一次宗教会议，用了18年的时间，最后在特兰托制定天主教的新学说和新教会。信仰的原则重新加以定义，并同“因信称义”学说划清界限。教皇、主教和神甫的权利和义务都详细确定下来。他们重新成为上帝的仆人，而不再是争权贪欲的贵族，他们应该更多关注信徒，特别是关注穷人。天主教会想重新赢得人们的信任，并使自己具有吸引力。1534年由西班牙人依纳爵·罗耀拉创立的“耶稣会”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耶稣会成员不把自己关在修道院中，而是深入到普通人中间，作 　　为学校和大学的教师，作为诸侯宫廷的顾问和忏悔神甫，作为传教士，获得了很大的影响。天主教改革的时代，也被称为“反宗教改革”。确实，很快就有很多人重新回到了天主教会。 　　然而，两个宗教之间还远没有和解。在所有天主教和新教同时存在的欧洲国家中，还一再出现争斗。在法国，1572年8月24日的巴托罗缪之夜成了惨剧的顶峰。天主教的狂热份子在这个夜里屠杀了大约2万名胡格诺信徒。但即使在这里，新教也不可能长期受到压制。1589年亨利·纳瓦拉成为法国的第一个胡格诺国王。他虽然必须皈依天主教信仰，但却在1598年的“南特敕令”中给予胡格诺教派在国内活动的平等权利。 　　（插图：原文第81页。文字：弗朗索瓦·杜布瓦的油画的一部分，表现了巴托罗缪之夜的悲惨场面。） 　　当时强大的西班牙由菲利普二世统治，这就是说，他比教皇更为天主教。他迫害所有“异教徒”，谁要是不放弃“伪信仰”，就必须用火刑处死。同样在隶属西班牙的尼德兰，菲利普也是用各种手段压制新教。但在尼德兰北部，新教在威廉·冯·奥兰治的领导下，同西班牙统治者斗争了十年之久，终于在1581年获得了独立。他们的行为根据是：“一个人民不是为王侯而生，而是一个王侯为了人民的意志而存在，没有人民也就没有王侯。他的存在，就是要依靠法律和公正统治他的臣民。如果他不是这样行动，而是像对待奴隶那样，那他就不再是王侯，而变成了暴君。因此，我们宣布，当今的西班牙国王已经无权再统治尼德兰。我们要解除一切官吏、上司、主人、封臣和居民过去对西班牙国王所做出的服从和效忠的誓言。”尼德兰人就是这样明确宣布他们的反抗权利的，这些观念后来在很多国家的宪法中都有所体现。 　　但是，菲利普二世并没有放弃反对新教的征战。他建造了当时最大的战争舰队，并派这支“阿马达（Armada）”舰队向英国进发。当时英国的统治者是信仰新教的伊丽莎白一世，而苏格兰女王天主教徒玛丽亚·斯图亚特正是与她争夺王位的死对头。伊丽莎白逮捕了斯图亚特并把她处死。这也是菲利普发兵进犯的借口之一。此外，伊丽莎白还在反菲利普的斗争中支持了尼德兰，而且在本国也迫害天主教徒。菲利普想占领英国并推翻伊丽莎白。但西班牙的大船由于装载过多，同英国的小快船相比，行动过于沉重和缓慢。在加上风暴的天气也助了英国一臂之力。所以，英国最终成功地给予西班牙的阿马达以毁灭性的打击。菲利普二世在争夺天主教在欧洲霸权的斗争中遭到了失败。英国却从此作为世界最大的海上和殖民大国开始崭露头角。 　　同样在德国，十七世纪初，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斗争日益尖锐，并于1618年爆发了三十年战争。开始时还是为了宗教和信仰。但当皇家天主教大军在统帅华伦斯坦的率领下占领了北德，并把当地的教会财产归属于帝国时，当地信仰天主教的公侯却也起来反对皇帝；他们不希望皇帝过于强大。对这些天主教诸侯来说，权力比信仰更为重要。 　　当邻国也卷入战争时，权力问题已经居于首位。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率领军队为新教而战；特别想把北德从天主教手中夺回来，以便保障瑞典在波罗的海地区的主导地位 — 而天主教的法国却支持了他。战争早已不再是为了宗教。法国所希望的，是取代已经四分五裂、在战争中大大削弱了的德国在欧洲的领导权，它最终达到了这个目的。 　　（插图：原文第83页。文字：在三十年战争中，士兵们不懂得怜悯，甚至对平民也是如此。） 　　在1648年10月达成的“威斯特法利亚和约”，确认了1555年奥古斯堡的宗教和解，并在一点上做了重要的补充：臣民们不再有义务接受上层的宗教信仰。德意志各诸侯的权势通过这个和约得以加强，皇帝的力量相应削弱。德国不得不向法国和瑞典割让土地，瑞士和尼德兰变成了独立的国家。如果说，德国在战争开始时，还有1700万居民，那么到战争结束时就只剩下了1000万。而且，这些人现在生活在一片荒芜的土地上，又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才从战争的社会和经济后果中恢复。

第二部分

中国和日本的闭关锁国

　　欧洲的征服者也企图在远东扩大自己的影响和势力。他们只在较小的国家和印度取得了成功，但却没有在中国和日本。 　　在中国，几百年来的生活没有发生变化。朝代不断更迭，较弱的皇帝被较强的所取代；有些重视建立强大的军队，以扩大自己的版图，另一些又看中发展经济和贸易；有些使用恐怖和暴力进行统治，有些又用心于教育和文化。 　　在十四世纪至十七世纪的明朝，中国在一个短时间内转向西方。他们建造了船队，于1431年到达了非洲东海岸，并踏上去欧洲的旅程。但外交上突然出现了转折，远征停顿下来，中国从此对西方世界和西方思想把自己封闭了500年之久。还在1793年，乾隆皇帝致函英国国王说：“国王陛下，尔虽远隔重洋，却以谦卑之心，求学我之文明，并遣特使呈上信函，表尔对我天朝有敬仰之意，诚愿得我之文化，然我国之风俗习惯与尔截然不同，难以移植贵国享用，即使贵国特使有能力接触我国文化之毛皮 …… 朕对贵国物品无有需要。我天朝物产充裕，在国土以内并无匮乏之忧。无必要以我之物从蛮荒之国交换贵国物品。然而，天朝生产的茶叶、丝绸和瓷器，如若欧洲各国和尔邦极有需要，则可于广东进行有限交易。”（因未查到原始文件，故只能按德文意译。— 译者） 　　直到十八世纪，中国始终感觉自己优于世界其他地方。葡萄牙、荷兰和英国企图在中国站稳脚跟，甚至传播基督教的尝试，均遭失败。和欧洲的往来仅局限于出口瓷器、丝绸、棉花和茶叶。 　　与中国相比，欧洲人在日本要成功一些。1542年，第一批葡萄牙商人在那里登陆，七年以后耶稣会传教士弗朗西斯·哈维尔得以在日本开始传播基督教的活动。他和同伴甚至取得相当的成功；人们甚至说这是日本历史上的“基督教世纪”。这所以如此，是因为很多地方诸侯不断进行战争，无暇顾及欧洲传教士的动向。在这些无数的争战中，德川家康最终于1600年取得了胜利。统一了国家，让天皇授予他有继承权的幕府职位。幕府是一种类似政府首脑和最高统帅融为一体的职务，实际是帝国中最有权势的人。刚刚就任伊始，德川就开始清理欧洲的影响。欧洲人被驱逐出境，基督徒遭到迫害，到了十七世纪中叶，基督教信仰几乎在日本绝迹。 　　除了中国人和少数向日本提供西方商品的荷兰商人外，外国人从此禁止和日本通商。从1615至1854年，德川幕府彻底封闭了这个国家。外国人不能进去，日本人不许出来。人民的生活主要依靠传统的价值观念，完全按照古老的风俗和习惯。日本就这样经历了250年之久的内部和平和经济繁荣。然而，日本和中国的闭关锁国政策，却导致了两国切断了与西方的经济和科学发展的联系，达数百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