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一个真实的阮玲玉: 美丽与哀愁

　　但张达民对港澳生活太流连忘返了，当阮玲玉提出要回上海时，张达民几乎想都没想，就一口回绝了： 　　 　　"要回你自己回，我可不想走。" 　　 　　阮玲玉思考了一会儿后说： 　　 　　"你既然喜欢这儿，在此多住些日子也无妨，只是你若长时间不回去的话，你在光华戏院的位置可保不住了。" 　　 　　"何东爵士不是认你做了干女儿吗，你何不找他为我在香港找个事做？他在香港名气大得很，为我介绍个工作还不是小事一桩。" 　　 　　于是，阮玲玉在向何东辞行时，婉转地提出为张达民介绍一份工作的请求，何东满口答应下来。不久，张达民正式辞去光华剧院经理一职，由何东出面安排，在太古轮船公司的瑞安轮上当了买办。可是，张达民去了没有多久，因为重进赌场，而且越输越多，他挪用船票进项，不到半年时间，挪用金额达一千元之多。事情败露之后的张达民又将工作给丢了，悻悻的回到上海。 　　 　　阮玲玉对他彻底绝望了，她不愿意再见到张达民，但是又没有勇气与他彻底决裂。她知道在上海的如此繁华而复杂的环境里，张达民是无法改变的，也许到一个偏远的小城市，他或许有所改善。同时，心力交瘁的阮玲玉也希望张达民走的远远的，再也别来纠缠自己。 　　 　　这时，阮玲玉想起了在"一·二八"抗战前后在慰问抗敌将士时所认识的十九路军财政处长范其务，阮玲玉边给范处长写信，请求他给张达民在福建安排一个工作。 　　 　　于是，张达民又一次在阮玲玉的努力下得到了一个工作，到福建福清县当税务所所长。张达民虽然不愿意离开繁华的十里洋场，上海。但是无奈阮玲玉的软硬兼施，执意要求他前往，希望他能在那里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大概不到2个月，张达民又三天两日地写信来缠扰她了。为免却将来纠纷，阮玲玉找到律师伍澄宇，于1933年2月在报上登了一个声明：伍澄宇律师受任阮玲玉女士聘为常年法律顾问并代表郑重声明启事 　　 　　现本律师受当事人阮玲玉聘为常年法律顾问，以后凡关于阮玲玉女士名誉财产及其他一切法益如有加以侵害者，本律师尽依律师依法保护之责。同时并据阮女士面称渠向抱独身主义，并未与何人为正式配偶，现亦未有与何人为婚姻契约。诚恐朋辈错认男女之际，致生误会，委为登报郑重声明等语。前来相应代表声明如上。 　　 　　此致。 　　 　　阮玲玉读了这一则声明后，对它的后果难以估量。经过反复思量，她还是带着矛盾的心情同意刊出了。 　　 　　在一段时间里，没有听见什么动静。就在阮玲玉与唐季珊同居后不久的1933年4月9日，张达民突然出现在上海，他是因赴南京出差而路过上海，自然要回家看看。当他回到原来的家时，却发现已是人去楼空，不由得大吃一惊。向邻居打听，方知阮玲玉已搬了家。根据邻居提供的地址，他很快找到了阮玲玉新的居所，此时，当他看到端坐干客厅内俨然一副男主人模样的唐季珊，他知道，阮玲玉再也不是以前的阮玲玉了。 　　 　　张达民此时此刻知道，阮玲玉既然走出今天这一步，那她一定是豁出去了，如再用小报记者来吓她，她虽然还是惧怕，但未见得就会回头，那样的话，他张达民除了能出心头一股恶气，其他恐怕一无所获，他要再想从阮玲玉身上榨取钱财只能是痴心妄想了。 　　 　　一想到要人财两空，张达民不由得心里发虚，看来还是设法利用这个机会从阮玲玉那里再弄一大笔钱来更为划算。于是，他暂且在中国饭店住下，开始谋划如何从阮玲玉那里榨钱的方法来了。 　　 　　张达民的出现也使阮玲玉不得不考虑如何了结与他的关系问题了。她对张达民的秉性可谓了如指掌，张达民岂是个善罢甘休之人。一想到张达民的胡搅蛮缠，阮玲玉不禁有些不寒而栗。 　　 　　阮玲玉约了伍澄宇律师来办理与张达民解除同居关系之事，4月14日开始的谈判进行得颇为艰难，张达民先是坚决拒绝解除关系，阮玲玉知道这并不是他的真实意图，因而提出如张达民同意解除关系，可以适当地给予一定的经济补贴。 　　 　　双方就补贴的数额和期限经过了一番讨价还价后，终于达成了一致意见，于是，两人在由伍澄字拟定的约据上签字。约据全文如下： 　　 　　阮玲玉张达民脱离同居关系约据 　　 　　立脱离关系约据人阮玲玉张达民（以下简称甲乙）今双方曾一度发生恋爱同居关系，现为彼此免日后争执，订立脱离关系条件如次： 　　 　　（一）双方自签约后，彼此各图自立，不相干涉，所有男婚女嫁亦各任自由，并声明以前并无婚姻关系。 　　 　　（二）甲因生计较乙为优，并于脱离后士。乙方生计果有困难情形，甲为念旧日之恋爱之情，仍需酌量津贴，但每月至多一百元为限，以二年为期，期满乙不得再有任何要求。 　　 　　（三）前条甲之生计若不能继续维持时，乙不得以此为要求。 　　 　　（四）乙之生计如若不要甲之津贴，以友谊将实在情形商告，不得有不实之事瞎欺甲方。 　　 　　（五）双方为名誉保障起见，约定对本约不为登报。 　　 　　（六）乙方对甲方之津贴依照第二条，若遇困难实甚，经甲方同意，按月之给付有时超过一百元以上，则陆续给付以二千四百元为额。 　　 　　（七）双方以前手续，自立约之日后为清楚，以后不得有任何项事件之主张。 　　 　　（八）本约一式二纸，各执一纸为凭。 　　 　　阮玲玉 　　 　　张达民 　　 　　伍澄宇 　　 　　民国二十二年4月14日 　　 　　张达民返回福建后不久，又丢掉了饭碗。失业后的时日，他几乎每月就靠这100元的津贴过活。

　　阮玲玉去世后，张达民曾经交代过，他与阮玲玉的离居时间是1933年3月。 　　 　　曾经与阮玲玉合作过三部电影的费穆导演曾经说过："阮玲玉常说'做女人太苦'。也许，正是因为阮玲玉心中充满矛盾，又加上她性格中的悲观、脆弱的因素，最终酿成了她后来自杀离世。" 　　 　　阮玲玉的悲剧并没有因为张达民的离开而改变。张达民的影子渐渐淡去的同时，新的暗影有慢慢遮蔽了她。阮玲玉坐在爱情的彼岸，看着对面的灯火，只不过是换了个姿势而已，换不了的是那依旧的风景。 　　 　　时间匆匆流过，她是那个等爱的女人。只是也许已经成为一个莫名的定势，等爱的女人多半都只是在隔岸傻傻地等，抱着一个未知的将来在等，幸福在哪里？找寻不见。　　 　　当阮玲玉在左翼电影运动中，在表演艺术上有着迅速发展时，那追随着她的悲剧命运，似乎也以更快的速度，在向更深的方向进展了。这是因为在阮玲玉的感情生活里，纠缠不休的张达民的身影渐渐"淡化"了，一位中年男子闯进了她的生活空间。这位中年男子便是后来与阮玲玉同居的唐季珊，这个名叫唐季珊的暗影，又推到了她生活的"前景"上来了，阮玲玉因此付出了血的代价。　　 　　提到唐季珊，这还得从联华公司谈起。当时上海摄制影片的公司林立，相互之间的竞争甚为激烈，就是较有根基的公司，如果不发展、巩固自己的事业，也存在倒闭和被挤垮的危险。担任"联华"第一厂主任的黎民伟，为扩大、稳定自己公司的范围和权势，想拉富裕的茶商--茶华公司的经理唐季珊入股，常在公司和租赁场地召开联谊会和舞会，并要求"联华"公司的女演员参加，和他联络伴舞。自然，在这种场合，是独独不能缺少当时演剧声誉日高的阮玲玉的。 　　 　　唐季珊不仅是一个茶行巨富，更是一个情场老手，想当年，他能追逐到红极一时的有"悲剧皇后"之称的大明星张织云，就可证明他对付女人是很有一套手腕的。 　　 　　张织云是我国电影正处于萌芽时期的电影女演员。1925年她主演丁"大中华影片公司"拍摄的《战功》获得成功后，奠定了她电影女明星的地位。这时，后来名震中外的女明星胡蝶，还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临时演员，"阮玲玉"的芳名，也还从未在影坛上出现过。不久，她又主演了明星公司的《空谷兰》、《玉洁冰清》和《梅花落》等，都获得了较大的成功。她外型雍容端丽、楚楚动人，很为那一时代的观众所喜爱。因而，她是明星公司当之无愧的台柱。在这期间，她与杨耐梅、王汉伦、宣景琳、黎明晖、韩云珍这些有名的电影女明星竞选电影皇后，"影后"一席，即为张织云所得。 　　 　　她是我国电影史上的第一任电影皇后。当时，正处于艺术的黄金时代的张织云，终于经不起物质引诱，与唐季珊同居，并与他到世界拍片名城好莱坞观光。但张织云在美国的公开身份，不是中国电影明星，而是以茶叶商人的太太身份出现在各种社交场所。回国之后，唐季珊不仅与原妻室有所来往，而且既有旧好(一青楼女子，人称花神老四)，又添新欢。当张织云与唐争执时，唐正好借机将张织云抛弃。张织云与唐季珊离异后，陡然醒悟，极为沉痛地说过：牺牲了许多朋友和观众的爱不算，主要的是我的"黄金时代"已随青春消逝了。 　　 　　阮玲玉和唐季珊正式认识还是在1932底"联华"的一次聚会上。林楚楚为他俩作了正式介绍： 　　 　　"这位是上海茶界的大亨唐季珊先生，唐先生是以往我们'民新'的故交，当然也是今天'联华'的老友啦。这位小姐大概不用我介绍了，唐先生一定早就认出来了。" 　　 　　此次与唐季珊会面，他们只是礼貌上的问好，并没有给阮玲玉留下多深的印象。作为一个电影明星，她少不了经常出席一些应酬，常会被介绍给一些社会名流互相说几句交际场上的客套话，所以，阮玲玉过后很快也就忘了。 　　 　　但是此次见面却使唐季珊久久不能忘怀。他是个典型的上海滩的"白相人"，喜新厌旧乃是他不可更改的本性。他把张织云弄到手后，带到美国转悠了一趟，就一脚踢开了。今天发现阮玲玉这一尤物，使他兴奋不已。 　　 　　唐季珊自从与阮玲玉数次接触同舞后，对阮的追逐甚为热烈。 　　 　　阮玲玉开始对唐季珊，只是为了"联华"的事业，对他作一般的周旋、交际。何况，张达民还不时地三天两头的来要钱、吵闹，已使她在感情上伤透了心。加之影片一部一部的连续拍摄，那有余暇去想这些情场上的事呢?可唐季珊手段老到，不仅与阮玲玉同舞时百般温存、随和，风度翩翩，还仔细体察、了解她思想感情上的需求。阮玲玉也是一位感情丰富的女性，她也需要爱情，需要安慰、鼓励。她一直在寻找真爱，那一个可以呵护她一生一世的人。 　　 　　这时，开始频繁地出现在"联华"的片场的唐季珊，总忘不了给阮玲玉带上一束鲜花。日久天长，阮玲玉渐渐对他产生了好感，因而对唐季珊从心理上没有设防。 　　 　　其实，如果仅仅送送花、跳跳舞，那他俩之间也并没什么，所以唐季珊暗自祈祷老天能给自己一个机会，既能向阮玲玉大献殷勤，让她明白自己的心迹，又不致令她反感。唐季珊耐心地期待着。 　　 　　老天不负有心人，唐季珊得到一个消息：《城市之夜》摄影组就要赴杭州拍外景戏。

　　几天后，当阮玲玉和《城市之夜》的外景队成员到达杭州时，竟意外地发现唐季珊已等候在车站出口处。唐季珊热情地说："大家旅途辛苦了，我在此等候诸位多时了，我已为各位订好了房间，接各位的车就停在车站前，大家请跟我来。" 　　 　　唐季珊看着众人脸露惊异之色，解释道： 　　 　　"我在几天前听说剧组要来杭州拍外景，正好敝公司在杭州的茶庄有笔业务要我亲自来洽谈。我既来到杭州，且敝公司在杭设有茶庄，当算得半个地主，诸位和我都是老朋友了，我当尽地主之谊。" 　　 　　一番话说得大家都很高兴。 　　 　　在此后的几天里，唐季珊几乎与外景队形影不离，外景队有了他后，自然方便了许多。拍片之余，唐季珊又为外景队安排了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当外景队完成任务返沪后，大家都觉得唐季珊这人挺够朋友，而阮玲玉也平添了对唐季珊的几分好感。 　　 　　凭着在杭州拍外景时结下的友谊，唐季珊不必再常常干耗在摄影棚寻求接近阮玲玉的机会，他开始登门"拜访"了。到1933年新春来临之时，他已成了阮玲玉家的座上客。至此，阮玲玉也知道他的"良苦用心"了。 　　 　　面对唐季珊的苦苦追求，阮玲玉在情感上陷入了"剪不断，理还乱"的迷们之中。阮玲玉和张达民走到如今，可以说他俩的爱情已荡然无存。在和张达民同居七年中，她心中那份对于爱的渴求其实始终没有消逝。但是，这七年来，她却从来也没有碰到过一个既爱她而又值得她去爱的人。 　　 　　唐季珊可以说是第一个执著地要闯入她生活的男性。而唐季珊对阮玲玉的追求是经过了精心设计的，他不着痕迹地一步步地逼近阮玲玉，他对于阮玲玉是那样地细致周到体贴入微，令阮玲玉为之感动。 　　 　　已有所心动的阮玲玉对于唐季珊的第一个思考，自然是拿他和张达民进行比较，其结论似乎十分简单，不管从哪方面来看，唐季珊都远远胜过张达民。 　　 　　衡量一个男人的好坏，其主要标准无非是事业和感情。在事业上，张达民一事无成，还陷在了嗜赌的恶习中难以自拔；唐季珊却是一个有大成的人，说他是一个春风得意的商界骄子并不过分。 　　 　　在感情上，张达民对阮玲玉的感情早已化解成一个字-一"钱"，张达民是一个既不懂得感情又丧失了感情的人。唐季珊在感情上当然也难以令人满意，他既有原配夫人，又曾与"影后"张织云同居，用情不专，但这些毕竟都是过去的事，现在他一门心思都在阮玲玉身上，比之张达民，自然要胜出一筹。 　　 　　至于在其他方面，唐季珊比起张达民来也毫不逊色。年近不惑的唐季珊虽比张达民大10岁，但更表现出一种成熟的魅力，他举手投足，无不显露出事业成功者的得意与矜待。 　　 　　张达民虽然刚届而立之年，但沉溺赌海，生计无着，早已风度尽失而迹近无赖。他更可怕的是，没有钱却还在表现自己曾经的世家子弟的那一套。 　　 　　说起对于阮玲玉事业上的关心，张达民更是无法与唐季珊相比，张达民也常常"光顾"阮玲玉拍戏的片场，但去的目的只是要钱。唐季珊只要有空，定会手持鲜花出现在片场，热情地眷顾，默默地陪同，情幽幽，意长长。 　　 　　但阮玲玉还是有一些隐隐不安的，那就是张织云的前车之鉴使她对唐季珊能否始终如一地对待自己不免心存犹豫，然而她又下不了决心割舍这段对她说来颇为难得的感情。她因举棋不定而陷入深深的迷惘之中。 　　 　　聪明的唐季珊早看出阮玲玉这段心思，因此，只要有时机，他便向阮玲玉大谈饱受包办婚姻之苦，又小心翼翼地主动提起他与张织云的往事。 　　 　　他把他与张织云同居说成是为了摆脱包办婚姻，追求自由和爱情的结果，至于他和张织云的分手，那自然是因为张织云爱慕虚荣不懂爱情的缘故。 　　 　　唐季珊的这些似是而非的解释使原本心存疑虑的阮玲玉大大地放松了对他的戒心，而他赞颂阮玲玉的甜言蜜语，对于久困于与张达民恶梦般同居生活中的阮玲玉来说，则不失为一针镇痛的吗啡。 　　 　　来自于唐季珊的爱犹如艳丽的罂栗花，既充满了难以抵御的诱惑，又隐含着致人死地的危险，在是接受还是拒绝的徘徊中，随着唐季珊爱情攻势的一浪高过一浪，阮玲玉越来越倾向于冒险接受这份爱情了。 　　 　　在唐季珊以前不久，曾有一华侨富商，向她表示爱慕，追逐热烈，为她修造洋房，高价购赁饰物，用以金屋藏娇。后因为有人识破他家中已有三妻四妾，劝解阮玲玉与他割断了关系。 　　 　　事后，阮玲玉也十分庆幸自己未踏进这一深渊。阮对劝解她的这位友人赤诚袒露自己的心怀说："我太弱，我这个人经不起别人对我好。要是有人对我好，我也真会像疯了似地爱他！"所以，阮玲玉在艺术上除了对自己有很高的自期外，她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她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她明知道自己的弱点，但是还是架不住唐季珊这样一如既往的对她好。 　　 　　而唐季珊为了取得阮玲玉的爱恋，恰恰是抓住了阮玲玉这个弱点。他把心思不但用在阮玲玉身上，还用在阮母和阮玲玉的女儿小玉身上，打一场迁回战、包围战。 　　 　　阮玲玉深爱相依为命的母亲和小玉，他就先取得了她们的欢心。唐季珊每次到阮家常常带些小衣裙、洋囡囡，小孩子思想单纯，每当见到他，小玉就拉着他亲如家人。唐季珊对阮母，更是恭敬得五体投地，极尽阿谀奉迎之事，"阿婆""阿婆"地叫个不停，将上海好的衣料、点心买了送她不算，还常陪她打牌，设法将钱输给她，以博得她对自己的好感。 　　 　　经过大半辈子动荡贫困的阮母，见着很有经济实力的唐季珊主动来巴结她，也时常被他哄得笑逐颜开。

　　确实，他的力气并没有白花，阮玲玉对这一切看在眼里，在心中对唐季珊这个人也有所动。但她到底是在生活中曾有过一次失意和打击的人，哪能轻易地迈开这决定人生道路的一步呢?她平时行动，仍深自矜持。在与唐季珊的接触中，依然保持一定的距离、警惕。在繁忙的拍片生活里，她把业余时间都用在准备角色上，不敢有稍许懈怠。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唐季珊为阮玲玉的美丽所动，决心坚定，依然痴心不改的继续追求着。他反复向阮玲玉表示，自己决不会象张达民那样对待她，也决不会象和张织云那样与阮玲玉分离。 　　 　　唐季珊还抱不平的说，像阮玲玉这么美好的女子怎么会让张达民给生生的欺负了呢！他一面斥责张达民的不仁不义，一面向阮玲玉表明自己的真心。当阮玲玉提及张达民的纠缠时，唐季珊立即对她说，这个他可以应付，张达民只不过是想要钱，这个还不容易。 　　 　　可以说，在事业上，阮玲玉不愧为一个强者，她从16岁起，由不会演戏到会演戏；又从会演戏到争取饰演不同性格的角色。可在生活中，却有女性脆弱的一面，她常常因重感情而失去理智。所以，阮玲玉在艺术上除了对自己有很高的自期外，她也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 　　 　　1932年前后，正是左翼文艺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许多艺人在艺术、思想上萌发了新的感情，开扩了新的视野。阮玲玉本是一个积极向上、热爱新生活的女艺人，她曾分外向往这样的生活，也乐于接触这些进步的同志。可当时她除了在摄影场拍戏，就在家中准备角色，红女星的地位，决定了她在生活中必须是深居简出的，她很少有时间参加一些左翼活动。所以，这次唐季珊为了得到她，精心设置了这一切，她就不知不觉地重踏了张织云的覆地。 　　 　　最初，唐季珊提出在她往返于摄影场的来回路上接送她时，是被她拒绝的，可一方拒绝，一方坚持，不管刮风下雨，唐季珊在标有"联华影业制片印刷有限公司"厂部的门外，身坐在汽车中静等阮玲玉的到来，阮玲玉明知道他是来接他的，却在拍完戏后自己溜走，弄得唐季珊总是空车而回。只是唐季珊到底不是寻常的人，他有的时间，有的是感情，他的痴心追求牵动着阮玲玉心里最脆弱的那根神经，阮玲玉陷入了痛苦的犹豫中。 　　 　　但是，如果不是一件事情的发生，阮玲玉和唐季珊的这种微妙的关系也许还会持续一段时间，然而，这件促使阮玲玉下决心和唐季珊走到一起的事情出乎意料地发生了。 　　 　　这就是被称作"新闻舆论"的小报干的好事。 　　 　　由于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阮玲玉和唐季珊经常双双出现在一些社交和娱乐场所，引起了那些专门探究名人隐私的小报记者们的兴趣。他们跟踪了几次，遂发现了唐季珊还经常出入于阮玲玉家的秘密。探知了这一隐密的记者犹如发现了一颗可以投向公众的重磅炸弹，兴奋不已。 　　 　　试想，平日无事时，他们尚能煞有介事地造出一些名人隐私来招徐读者，现在有了这重要线索，如何肯轻易放过，于是大大地添油加醋了一番，在小报上渲染开来，大谈电影明星阮玲玉与茶界巨商唐季珊的所谓恋情，暗示他俩早已同居。 　　 　　而小报记者不负责任的报道，却正中唐季珊的心怀，阮玲玉看到这样有损她名誉的报道，心中十分气愤。而唐季珊却正中下怀，他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有朝一日能与阮玲玉同居，只是碍于面子，难以启齿，亦怕遭到拒绝弄巧成拙。 　　 　　现在小报记者帮了他的大忙，将这个他不知该如何向阮玲玉提出的建议摆到桌面上来。于是，他来到阮玲玉面前，先是大骂小报记者无耻，安慰阮玲玉一番。接着，话锋一转，说与其顶着这份虚有的"罪名"，还不如果真如此，看那帮无耻记者还有什么好说的。 　　 　　唐季珊一边说着，一边注意看阮玲玉的表情，他见阮玲玉并无明确的拒绝之意，进而大说自己对阮玲玉的一片真情，唯有对天可表。无论阮玲玉作什么样的决定，唐季珊都表示无条件地服从。 　　 　　在唐季珊的爱情攻势和小报舆论的夹击之下，阮玲玉既是出于对爱情的追求，也是出于一时的冲动，草率地作出与唐季珊同居的决定，而此时阮玲玉正式结识唐季珊仅3个多月。 　　 　　1993年，阮玲玉带着母亲和女儿小玉搬出了原米后住的海格路大胜胡同127弄22号，唐季珊为了迎接新人，大大的显摆了一番，他另觅新居，搬到了沁园村9号。这是一个新建不久的独立小院，一底两楼的新式楼屋，一进门就是一个不大但很精致的庭院，一楼是客厅，二楼是唐季珊和阮玲玉的住房，有一个有盘花栏杆铺着瓷面的阳台。三楼是阮母带着小玉居住的地方。 　　 　　阮玲玉与唐季珊的结合，在当时的观念与现在的男婚女嫁是有所不同的。旧社会对男女婚姻，都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主要联姻方式，常常酿成不幸的人命悲剧。 　　 　　三、四十年代中，有些具有新思想的青年，为反叛这些封建意识的羁绊，只要双方性格相投，志趣一致就可结合在一起。阮、唐的结合，在阮玲玉的内心深处，也是有这一层意思的。她知道，唐季珊在最初热恋张织云时，两人曾订有契约，各执一纸，在该契约载明：唐如弃张，唐应赔偿张之损失费20万元。阮玲玉想：虽然唐季珊为新居办置了上好的红木家具，特制沙发床、椅，选购了我心爱的项链首饰等物，但这是与张织云结合的性质截然不同的。一是我们有真正的感情；二是我们有独立的人格，不是他人的依附物，总之，我绝不停止去摄影场拍片。阮玲玉希望唐季珊对他们的结合不必过多地张扬，因为以她当时在影坛的地位，定会遭到一些不好的舆论。 　　 　　阮玲玉与唐季珊结合时，在事业上，完全奠定了她在影坛上的地位，月入丰盛(一说每月收入千元，一说实际收入为700金)，不会太贪爱唐季珊的钱财；再者，唐季珊已达不惑之年，并非风流少年，这说明两人之间，尚有一定的感情。　　 　　两人的同居，给阮玲玉带有一丝宽慰，但这只是暂时的，只为远在福建的张达民并不知晓上海所发生的事。再说，阮玲玉是一时冲动之下与唐同居的，当时也容不得她对如何处理与张达民的关系有过多的考虑。

　　阮玲玉自离开张达民与唐季珊同居后，心中稍有一段时间的平静和安慰。可那残酷的现实，将她这一点点可怜的平静和安慰也毫不留情地撕得粉碎。她与唐季珊的结合之日，正是她爱情上第二次失足之时。 　　 　　生活中的唐季珊逐渐暴露了本性，阮玲玉无法想象她即将面对的是再一次的失败，唐季珊一步步的紧逼，阮玲玉一步步的退让，可是她又能退让到哪里去呢？ 　　 　　阮玲玉此时的名声和在电影界的地位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唐季珊对于这个美丽而又成功的妻子却很不放心，他对阮玲玉的自由开始限制起来，甚至连阮玲玉去公司拍戏都要进行严格的询问。这时，阮玲玉的一切外出活动都要经过他的同意。 　　 　　阮玲玉本性是一个无拘无束、热爱自由的人，加上最近几年来，事业的顺利发展，她原本忧郁的性情慢慢变得活泼起来。而唐季珊却对她进行了严厉的防范，恨不得除了让她出去拍戏之外，其他时间都呆在家里。这样的生活阮玲玉无法接受， 　　 　　事情的发展月来越严重了，当阮玲玉有一次在友人家里玩牌以至于很晚才回家时，唐季珊突然大发雷霆，将她关在门外整整一夜。 　　 　　在阮玲玉拍摄《香雪海》的时候，因为工作时间的延迟，阮玲玉半夜才回到家里。这一次，大门依旧是紧闭这，任阮玲玉在门口嘶声痛哭。那天晚上，幸得毗邻而居的梁赛珍、梁赛珠姐妹晚上从舞场回来，将阮玲玉劝到她们家里休息，阮玲玉才得以渡过那个难熬的夜晚。 　　 　　根据后来梁赛珍回忆说，像这样半夜路过阮玲玉家门口，看见阮玲玉一个人缩在门外哭泣的事情还有两三次。 　　 　　一直希望有个宁静舒适的家庭的阮玲玉，这时终于从一个温柔香暖的梦里醒来，原来自己所于他的也不过是一张美丽的外表罢了，亲密的爱人关系却不能换得他的宽容和爱护。阮玲玉开始害怕起来，如果唐季珊真是第二个张达民，自己无疑真的步了张织云的后尘，做第二个张织云，也许比她的命运还要凄惨。 　　 　　刚刚从张达民的噩梦醒来的阮玲玉又一次陷入了内心的孤独寂寞。 　　 　　以自己的富有，一贯对女性巧取豪夺、浪漫成性。婚后不久，阮玲玉就感到唐季珊的变化，他在热情、笑容可掬之外，常常透现着一些冷漠、貌合神离的神情。阮玲玉在生活中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她的表演职业，更促使她长于细心、善于观察的特性。为此，她开始审试、提防他了。 　　 　　有一次，唐季珊刮好胡子，着上新添购的灰色西装，支支吾吾地出去了，阮玲玉设法尾随其后，终于印证了她的推测，亲眼见到唐季珊与一红舞女并肩携手地双双进入新居中去。阮玲玉看到此情此景，心快跳到喉咙口，手激动得急骤颠抖，几乎眼发黑快晕了过去，更让阮玲玉伤心的是，在那个舞女转身之际，她看见了舞女的胸前戴着的真实曾经在唐季珊衣服里发现的那条红宝石项链。 　　 　　原来，在数天前，阮玲玉已见唐季珊行动有异，借他酒后熟睡之机，带着试探的心情，搜查了一下他的上衣口袋，阮玲玉摸着了一个硬绷绷的东西，拿出来一看，是一个精美的首饰盒子，内装一红色宝石的项链。阮玲玉原以为这是送给自己的礼物，便欣喜的放回去，等待着唐季珊给自己一个惊喜。没有想到，现在这条红宝石项链竟然戴在了一个和唐季珊搂抱着的舞女身上。 　　 　　唐季珊的变化，唐季珊的见异思迁，这一打击相较于张达民的堕落对阮玲玉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昔日阮玲玉与张达民联姻，是母女都寄人篱下，又受旧风俗习惯的束缚，家长为子女包办婚姻，代订婚约，收受财礼，到处都有。阮玲玉幼年丧父，母亲代为她与张达民订婚，在当时是很平常的事情。何况，那时阮玲玉并未成年，婚姻由无经济能力的寡母代办，现在离异，能明了几分真相的人，可能同情是在阮玲玉这一边的；可是，与唐季珊同居时，自己已是一个22岁的成熟女子，又是一个曾经历过一次婚姻不幸的人。。。。。。 　　 　　慢慢的唐季珊对阮玲玉不好的消息传到了同事和朋友的耳中，但是，当时电影界非常复杂，大家都保持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的状态，同事之间不是知根知底、互相信赖，也很少做到推心置腹的聊天，大家对阮玲玉虽然怀着好感，但是对她的个人问题却不便多问。自尊心极强的阮玲玉，也不愿意多谈起自己生活中的苦衷，内心纵有难以描述的痛苦，在人面前仍然保持着正常的仪态。只有在独处时，阮玲玉才忍不住流下眼泪。 　　 　　当时，居住在联华公司职工宿舍的田汉，后来在一篇回忆录里面写到： 　　 　　我不甚知道阮玲玉的身世，只听说她很受丈夫虐待。大家都很同情她。"一·八"战役以后，在一次宴会上我见过她和她那据说是茶商的丈夫。当时同席的还有胡蝶、胡萍、梁氏姐妹诸位。宴会是在一个相当富丽的住宅举行的，好像还有一个幽静的庭园。饭后在庭园里休息时，这些摩登女性们在绿茵碧树间还留过倩影。那位茶商含着雪茄远远站在台阶上，有人对我提及他的为人，我当时很愤慨，只觉得阮玲玉何以要嫁给这样西门庆似的人！ 　　 　　最后这个问题，使阮玲玉的不少朋友对她不理解，甚至误会，并由此而来和她保持了一定距离。　　 　　这时候阮玲玉在郁闷的时开始饮酒。原先她在宴会上是从不喝酒的。现在她开始发现酒原来是个好东西，阮玲玉想用酒来麻醉自己，晕迷，甚至失去知觉。那样她就不觉得痛了。 　　 　　处于极度悲痛、矛盾之中的阮玲玉，在一次酒后对友人只说了一句话："我真不该与唐季珊好的。" 　　 　　阮玲玉死后的遗像，正是那个时候在南京路的沪江照相馆里照的，当时阮玲玉的表情不如以前轻快活泼，表情大多偏于凝思。谁也不知道，此时阮玲玉心中的悲哀和痛苦。

　　1934年初冬的一天，"联华"公司的一名剧务送来一张纸条： 　　 　　 　　阮小姐： 　　 　　请明日到导演办公室来，有要事相商，切记，切记！ 　　 　　 　　蔡楚生即日 　　 　　阮玲玉接纸条后有点不知所措，不知道蔡楚生要找她是有什么事情，她心想："他找我干什么，难道又要我拍那些我不想拍的电影？" 　　 　　蔡楚生是1931年加入"联华"公司的，而他到"联华"公司所导演的第一部电影的调子是低沉的，那时恰逢抗日情绪高涨，因而引来了一些舆论的批评。 　　 　　蔡楚生独立执导的第二部影片是《粉红色的梦》，影片中浓重的胭脂气与国难当头人民在痛苦中呻吟的时局尤其显得格格不入。故此，蔡楚生所导演的这两部影片不但票房价值不高，而且引起人们的反感。 　　 　　这最初的两部影片，蔡楚生都曾邀请过阮玲玉主演，只是当阮玲玉接到剧本时，发现剧本里的角色并不适合自己，同时她对刚刚开始导演生涯的蔡楚生的能力也不是很了解，担心做不好会将自己辛辛苦苦奋斗而来的名誉毁于一旦，因而两次婉言拒绝。 　　 　　后来蔡楚生那两次导演的失败，使他认识到自己的作品最低限度应做到反映社会基层，尽可能地使他和普通老百姓接触。所以，蔡楚生在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上开始了不倦的探索，普通人民的苦难境遇成了他创作的主题。 　　 　　《都会的早晨》是1933年蔡楚生编导的标志他思想转变的力作。该片通过对有血缘关系但生长在贫富两个不同家庭的一对兄弟，所走的绝然不同的人生道路的描写，透过一系列家庭伦理的冲突，揭示了贫富两个阶级对立的现实。 　　 　　之后的《渔光曲》是蔡楚生在1934年编导的他最负盛名的代表作之一。在海边长大的蔡楚生，在这部片子中通过对他所熟悉的渔民苦难生活和青年知识分子改良中国社会的梦想的破灭的描述，用艺术地方式展现了残酷的社会现实。当该片于1934年盛夏季节公映时，数万观众冒着60年不遇的酷暑去观看，创下了连映84天的空前纪录。 　　 　　这时候的阮玲玉虽然并不想拍蔡楚生编导的影片，只是生性随和的她在第二天还是来到蔡楚生的办公室，蔡楚生热情的接待了她的到来。 　　 　　"蔡先生，你今天要我来，有什么事吗？"阮玲玉实话直问。 　　 　　"阮小姐，你大概不会忘记今年年初的文霞之死吧。" 　　 　　"当然知道，别提她，一提起她我就叹息，好端端的一个影坛才女，就这样死去了。" 　　 　　"阮小姐，你知道吗？我想把艾霞之死搬上银幕，女主角艾霞请你扮演。但这只是一厢情愿，至于你愿不愿意，请看完剧本再做定夺。好吗？"蔡楚生说着把剧本递了过去。 　　 　　蔡楚生提起艾霞之死，阮玲玉是知道的。那么一个有才华的青年演员，竟然就自杀了。在电影圈内艾霞的名气也是非常大的，她是当时著名的"作家女明星"之一，而在当时能兼作家与女明星这两个极不平凡的职业于一身的青年女性，实在可谓凤毛麟角。 　　 　　生于1912年的艾霞，祖籍福建厦门，原名严以南。幼时随经商的父亲居于北平，曾就读于圣心女校。她的学生时代，正值新文化运动的高潮时期，她接受了民主和自由思想的熏陶，并与大学生的表哥相恋。 　　 　　然而，她的自由恋爱遭到了封建意识浓厚的父亲的坚决反对，她的恋人屈服于压力退缩了。为了追求她所热烈向往的自由，她毅然与家庭决裂，只身南下，闯进了上海。改名为艾霞，加入田汉领导的南国剧社，从而开始了她的艺术生涯。 　　 　　1931年，艾霞转入电影界，入天一公司。第二年左翼电影运动兴起，在左翼文艺工作者大举进入影坛之时，她被介绍进了明星公司，很快就因主演了影片《日恨新仇》而崭露头角。 　　 　　1933年是艾霞生命中辉煌的一年，她在这一年创刊的《明星日报》第一期上发表了一篇很动感情的短文，题目就叫做《1933年我的希望》。 　　 　　在文中艾霞述说道： 　　 　　"1933年也可以说是我开始新生命的时期……时代的火轮不停地转着，一切全不息地猛进，1932年同1933年的电影，是划分时代的电影，她不是一部分有闲阶级的消遣品，这是任何人也不能否认的。我们既然明了这一点，我们应当怎样使她变成有价值有意义，这是从事于电影的人应负的责任，也是整个电影进展的关键。" 　　 　　这篇短文已充分展示了艾霞思想的与众不同。 　　 　　艾霞在这一年中的确成了明星公司新进演员中一颗最为引人瞩目的新星。一连有她主演的《现代一女性》、《时代儿女》、《丰年》等多部影片开始公映，其中由她自编并主演了带有自传性质的《现代一女性》，更显露出她的文学才华。艾霞终于获得了观众的认可， 　　 　　《现代一女性》描写了一个以爱情填补空虚的青年女性在革命者的启发下觉醒的故事。在尚有文盲女影星的时代，能自编剧本的女影星更显得难能可贵。

　　然而，这样的一位影坛才华在拍完《现代一女性》后却不幸再一次陷入了爱情的迷惘之中，她曾叹息： 　　 　　"眼泪同微笑，接吻同拥抱，这些都是恋爱的代价。要得这够味的代价，这够味的刺激，就得赔上多少的精神，结果是什么？无聊。" 　　 　　爱情的失落使艾霞颓丧，而周围黑暗的现实则更令艾霞忧伤，她失去了继续活下去与黑暗抗争的勇气，1934年2月12日，年仅23岁的艾霞服毒自杀了。 　　 　　在孤独和绝望中艾霞死去了，然而她死后却未能得到安宁，一些黄色小报的记者们竟然拿艾霞之死大做文章，将恶毒的污水泼向她，对这位追求进步、向往自由的女影星大加污蔑。 　　 　　《新女性》是阮玲玉晚期，即成熟时期的表演艺术代表作。在这部影片中，她的表演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银幕上的韦明（《新女性》中的女主角）与生活中的阮玲玉已叠印在一起、溶化在一起。她不是在表演角色，她是用自己的血和泪，用自己的心灵，凝铸成一个艺术形象。 　　 　　在30年代中，妇女要在社会上求得独立和生存，常常会处在黑暗势力的包围之中。特别是一名电影女明星，这种黑暗势力几乎会从四面八方袭来。阮玲玉之一死，绝不是孤立了。在她死的时候，前有艾霞的自杀，后有英茵的服毒（她们两人都是有表演才华的电影女演员）。艾霞既是一个有才能的演员（曾参加《春蚕》、《丰收》、《脂粉市场》、《旧恨新仇》等影片的拍摄），又是一个有才能的作家，可以说是一个优秀的文艺工作者。后来，在上海这个十里洋场的人吃人的社会里，她终为感情的被骗，经济的拮据，在抑郁中愤而自杀。她死后，"黄色报刊把这一悲惨事件作为'头条新闻'，极尽其嘻笑怒骂之能事，借此打击曾经有进步倾向的文艺工作者。同时，他们还要在死者身上大作文章，从死亡人身上榨取最后一笔收入。" 　　 　　这一残酷的现实，触动了当时在"联华"任导演的蔡楚生、李萍倩等人。他们既是艾霞生前的好友，更为艾霞的一生为原型（也有虚构的部分），由孙师毅执笔，写成了《新女性》一片的电影剧本。还决定由蔡楚生任该导演，聂耳负责作曲，并创作出"新女性歌"，由阮玲玉担任女主角韦明。 　　 　　此时，蔡楚生已是"联华"很有才华的青年导演了，他在前不久所编导的《都会的早晨》（1933年）《渔光曲》（1934年），都是很有影响的作品。所以，当影片《新女性》开拍之际，人们又知蔡楚生罗致人才颇多，除阮玲玉外，还有王乃东、再加上和孙师毅通力合作，评论界与观众一致预料，影片拍成后将震动中国银坛无疑。此举激起了有正义感的影人的义愤，当时正在拍摄《渔光曲》的蔡楚生即萌生了要为此拍一部电影的念头，通过对艾霞之死的描写来揭露黑暗的现实社会对知识女性的残害。 　　 　　但《渔光曲》的拍摄使蔡楚生难以分身，他便邀请刚由戏剧界进入"联华"的孙师毅担任新片的编剧。孙师毅欣然答应，很快，题名为《新女性》的剧本放到了蔡楚生的案头。 　　 　　蔡楚生将这本剧本交与阮玲玉阅读，当阮玲玉读完《新女性》的剧本后，心情也久久不能平静，从来没有哪一个剧本让阮玲玉感受到如此巨大的震动，。剧本中的那位贫困的女作家，虽与阮玲玉现实生活有一定的距离，但阮玲玉用她的心完全能够感受到那位贫困女作家的心，阮玲玉相信自己完全能演好这一角色。 　　 　　激动中的阮玲玉找到了蔡楚生，告诉蔡楚生： 　　 　　"蔡先生，《新女性》的女主角韦明我演定了。我知道，我并不熟悉女作家的生活，但她心中的苦楚和绝望我是完全能体会得到的，请相信我一定能把这个角色演好。" 　　 　　《新女性》的女主人公韦明就是艾霞的化身，故事结构有艾霞的真实事迹，也有虚构的部分。在《新女性》中，女主角韦明为了争取婚姻自主，而离家出走。在韦明生一女儿后被遗弃。韦明觉悟到女人不应做男人的奴隶，而应过一种有意义的独立生活，便来到上海，在某女子中学担任了音乐教员。校董王博士觊觎韦明的美貌，对韦明进行百般引诱却不能如愿后，便串通女校长故意辞退韦明，断绝其生计。坚强的韦明在业余致力写作，将创作的小说送到书店出版，却又遭到书店老板的剥削和黄色报刊的侮辱。生活窘迫万分的韦明，又遭遇女儿的病危。为了挽救爱女性命，在迷惘之中，她听从了一个暗娼鸨母的摆布，答应去"做一夜的奴隶"，以肉体来换取女儿的救命钱。但她万万没有料到，她要接待的嫖客正是曾经对她百般侮辱的王博士。气愤之中的韦明打了王博士的耳光，奔回了家。 　　 　　失业的痛苦，生活的压力，女儿生命的垂危，他人的污辱，同学的误解，压得韦明再也直不起腰来，就在她的小说出版的时候她吞下了毒药。无耻的小报记者幸灾乐祸地写出"独家消息"，发在当天的晚报上。当韦明一息尚存时，满街的报贩已在大叫；"快看女作家自杀新闻！" 　　 　　韦明被送进医院，经抢救她渐渐地醒了过来，但仍没有活下去的勇气。这时她的朋友赶来，启发韦明要勇敢地活下去与恶势力斗争，并把晚报上造谣污蔑她的所谓"新闻"给她看了，《女作家的一页秽史》的标题赫然入目，韦明震怒了，并由震怒而觉醒，她用尽全身气力喊出："我要活，我要报复！"她要求医生拯救她，但是为时已晚，因并发心力衰竭，她终于含恨离开了人世。 　　 　　当1934年冬季第一股寒流抵达上海之时，蔡楚生和阮玲玉这两位著名的电影人，开始了一次在电影史上堪称典型范例的导演和演员之间的合作关系。

　　《新女性》一片是用一种紧凑的快节奏拍摄完成的。它的拍摄周期在短短的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倾注了剧组成员的大量的心血。 　　 　　作为导演的蔡楚生运用其娴熟的导演技巧，在女主角韦明身上寄予了他对被压迫被侮辱的知识女性的无限同情；对于影片中的王博士和小报记者齐为德，则给予了有力的鞭挞。 　　 　　阮玲玉为了演好韦明这一令她心痛的角色，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拍片中去。著名影人郑君里曾回忆道： 　　 　　"在影片《新女性》里，我记得十分清楚，她（阮玲玉）对角色的准备工作做得非常严肃，一反以前在摄影场内谈笑风生的习惯。每个镜头的排演和拍摄都准备好充沛饱满的情绪，一丝不苟，特别当她拍女作家自杀的场面时，每个镜头都是真情毕露，声泪俱下，一场戏拍下来，她的神经似乎被震撼得支持不住。这该算是阮玲玉在表演上最下气力的一出戏。可她对于女作家的生活毕竟是有距离的，她虽然决意急起直追，却不能像对待熟悉的角色那样驾轻就熟，得心应手。在某些场面中，她的朴实自然的演技反而为刻意求工所替代。可是，这部影片作为阮玲玉接触新的思想、新的生活的开端，她对旧的憎恨，对新的热爱的感情，从来没有表现得这样鲜明、强烈而饱满。" 　　 　　在《新女性》拍摄的同时，由罗明佑编导的《国风》也开拍，罗明佑点名要阮玲玉在《国风》中担任主角，这样，阮玲玉便同时进行两部电影的拍摄工作。 　　 　　黎莉莉在《国风》中与阮玲玉饰演一对姐妹，她经常来观看阮玲玉的《新女性》的拍摄，从中揣摩阮玲玉的表演技巧。尽管黎莉莉与阮玲玉之前已有过几次合作，对阮玲玉的表演才华曾多次亲眼目睹，但阮玲玉在《新女性》中服药自杀的那场情真意切的忘我表演，仍使她感受到了强烈的震憾。 　　 　　后来她问阮玲玉："你在表演服安眠药的刹那间，心中想些什么？" 　　 　　阮玲玉略想了一下，答道："很不幸，我也有相似的遭遇，只是我没有死成，我在演这场戏时，重新体验了我自杀的心情。在自杀的刹那间，心情是万分复杂的，我想摆脱痛苦，可是反而增加了痛苦，有很多人的面孔出现在眼前，其中有你最亲爱的人，也有你最憎恨的人，每当一片安眠药吞下去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新的想法涌上心头 　　 　　对影片《新女性》的拍摄，最满意地要算是导演蔡楚生了。对此导演蔡楚生曾说过： 　　 　　"在《新女性》的合作过程中、我们在生活和工作上看到她（阮玲玉）许多好的表现，也从她的片语只言中，或通过剧情的矛盾斗争她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感情中，看到她内心在赞成什么，反对什么，她在向往什么，又在追求什么；我们都十分敬重她，也为她在思想上的这种进步而高兴；但她终究是一个太温情，感情太脆弱的人，我们又无时不为她的处境而耽无穷的忧虑。" 　　 　　《新女性》透过韦明的悲惨身世，相当生动地表现了当时社会中一些正直的知识女性被压迫、被侮辱的命运，活画出了当时都市社会现实生活中残酷的一面。 　　 　　《新女性》这部影片编剧编得好，导演做得好，演员表演得更好。正因为这部影片刺到了当时社会某些人的疼处，所以在影片公映之后，广大观众一片叫好，争相观看，而当局和"软性电影"的主将们却对它恨之入骨，准备将《新女性》及其主要创作人员置之死地而后快。　　 　　《新女性》中的女主人公韦明是北平某女中的一个学生。毕业后，与同学恋爱结合，生了一个孩子。但遭封建家庭的反对，她痛苦离家，毅然来到南方。她在上海一个中学任音乐教员，用业务余时间进行写作。这期间，她与校中董事王博士（王乃东饰）结识，王追逐未遂，一方面暗示校长（吴茵饰）将韦明开除，又挑拨鼓动记者（顾梦鹤饰）大写造谣文章，韦明在心力交瘁中，自己的爱女（由尚在幼年时期的童星陈娟娟饰演）又去世了，最后她愤而自杀。韦明在医院病床上弥留之际，得好友阿英（由非职业演员殷虚扮演）和余海涛（郑君里饰）劝解和开导，被重新唤起了新生的勇气，曾呼喊道："救救我吧，我要活啊！"但终因心脏衰弱，而在不忍瞑目的悲痛情感中逝去。 　　 　　韦明在影片中并不是真正勇敢的女性，她在要求进步，向往光明的同时，有她软弱的一面；影片歌颂的女性，是业余演员殷扮演的阿英。她是一个运动员，"她本个就具有单纯朴实的气质和爽朗豪迈的健康美"，她在影片中"创造了一个雄伟、壮实、豪迈、热情的女工形象"，这是中国电影史上，使用业余演员成功地塑造了艺术形象的范例之一。 　　 　　导演蔡楚生在这部影片中凝聚了不少的心血，使阮玲玉精湛的表演达到了更新的高度。影片刚投入创作时--1934年9月初，他就召集了该片生重要的演职员公布了自己的导演阐述，时间长达七小时之久。在拍摄影片过程中，他"惮心竭智，罄力以赴，甚至不顾栉沐，使这位风度翩翩的年轻导演变得蓬首垢面"。（柯灵《从郑正秋、蔡楚生看中国电影美学》载《电影故事》1984年4期）为了将影片的思想内涵更好地突出，在这部影片中也创造了一些新的手法，如影片开始不久，在曙色朦胧中，韦明从舞场中回来遇到李阿英，画面上李阿英的影子在韦明的面前随着阿英的前进而逐渐大了起来，甚至大过人身一倍；又如韦明昏了过去以后，她清醒过来的时候，先是见到白茫茫的一片，随后再见到由模糊到清楚的人面和四周的东西。这些导演处理在现在来说甚为一般，可在当时，却是新颖、寓意深远的手法。这些新颖、深远的导演手法，更烘托出阮玲玉塑造角色的完整性。 　　 　　与阮玲玉合作过的导演，都能领略到；她既是一个天才的演员，又是十分勤奋刻苦的人。她常常在进入摄影场以前，就早已将角色准备好了。在进入摄影场之后，她往往有意识地松散松散情绪；在一边看看小说、打打毛衣；或和蔼可亲地和人交谈着。在拍上一部影片时就是这样，拍摄间隙她织毛线，要拍时，才放下毛线活。可在拍摄《新女性》时，却一反常态，她在摄影场里，静静地坐在一个角落，旁若无人，思绪、情感完全沉醉在角色之中……。她从自己短短的一生中，深深地体会角色韦明的遭际是多么可悲；同时，角色韦明在剧中可悲的经历，又使她更加清楚地看到自己痛苦的命运；她在这黑暗的社会中，也遇到了张达民、唐季珊之流的欺骗、压诈、凌辱……。有时，她在想戏时，简直分不清哪些是角色的感情，哪些又是自己在生活中的感受？

　　《新女性》开始摄制于1934年年底，当时年仅28岁的青年导演蔡楚生，向往着革命，曾想离开上海到苏联去学习。所以，《新妇性》是在短短的二、三个月内完成的。特别是拍韦明家里许多重场戏，就是在一连三个不眠的通宵赶拍出来的。有一天，阮玲玉共拍摄镜头二十五个，流泪十四次。作为一个演员，她要付出多么大的心力！特别在韦明服用安眠药片一场戏中，更为动情。 　　 　　有一番文字对当时的场面进行描述："拍摄之前，她独自静默了一会，就很快进入角色之中，眼泪不断地流下来，她一边流泪，一边服安眠药片。出现在银幕上的是她的面部特写，她脸上没有多余的表情，只看到随着她吞下一片又一片安眠药处，她的眼神起了错综复杂的变化，流露出一个自杀者在这生死关头的矛盾心情，表现出她对生的渴望，对死的畏惧，她的愤怒和悲哀；从她眼神的变化中也可以看出是谁杀害了她！她在演这场戏时非常激动，事后还哭了大半天，在场的人也都深为感动，沉浸在这个悲剧之中" 　　 　　阮玲玉在演这场戏时，完全进入了忘我的境界，内心的极度悲愤，对人生的彻底绝望，与外在的平静取的相辅相成的效果。丰富的内心活动凝结在心如死灰般的神情中，正所谓灿烂至极归于平淡。只有她的那双美丽的眼睛，怔怔的望着人生彼岸，绝望、孤独、悲哀、愤怒、无告这些极强烈的感情从眼神里闪过，最后归复平静，对人生的依恋就此灰飞烟灭，只剩下虚无和冷漠。那双眼睛，谁看了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当时与阮玲玉在另一部影片《国风》中饰演她妹妹的黎莉莉问她："你在服安眠片的刹那间，心中想些什么？"阮玲玉回答说："不幸我也有过相似的遭遇，只是我没有死成，我在演这场戏是，从新体验了我自杀时的心情。在自杀的刹那间，心情是万分复杂的，我想摆脱痛苦，可是反而增加了痛苦，有很多人的脸孔出现在眼前，其中有你最亲爱的人，也有你最憎恨的人，每当一片安眠药片吞下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新的想法涌上心头……。" 　　 　　影片中，除服用安眠药片自杀的一场十分动情的戏外，还有在韦明服用安眠药片自杀后，被送进医院病床上的一场戏。阮玲玉也是完全沉浸在角色之中。导演蔡楚生在这场戏里，也不是象一般导演那样拿着话筒，在摄影机旁现性在指挥一切，而是象阮玲玉一样地使自己的感情进入了角色忍气吞声情境。他在阮玲玉躺卧的病床的前后轻声地、深情地频频指点。 　　 　　这场戏，导演安排的镜头变化不大，仅以韦明躺在病床上的正面为总角度，以利尽情地、贯串地揭示她在病床上的感情层次和变化。当阿英、余海涛（这两个人物，都是艾霞生前对她有过一些帮助和进步影响的人们中概括出来的，和韦明的姐姐守在病床边时，阮玲玉用她那失神、朦胧的眼神，无力地看着他们说："你们救我是什么意思？难道我的苦吃得还不够吗？"阿英此时拿出当日晚报污蔑、攻击韦明的文章，韦明见后又喊出："我要报复"。余海涛说："假如你死了，不是一切都完了吗？"阿英也谆谆告诉韦明：他所作的"新女性"歌，已经在教女士们学唱，她们都很喜欢这支歌曲。此时，韦明耳边响起了令人振奋的歌声： 　　 　　新的女性， 　　 　　是生产的女性大众； 　　 　　新的女性， 　　 　　是社会的劳工； 　　 　　新的女性， 　　 　　是建设新社会的前锋； 　　 　　新的女性， 　　 　　要和男子们一同； 　　 　　翻卷起时代的暴风！ 　　 　　暴风，我们要将它唤醒民族的迷梦！ 　　 　　暴风，我们要将它造成女性的光荣！ 　　 　　不做奴隶，天下为公！ 　　 　　无分男女，世界大同！ 　　 　　新的女性，勇敢向前冲！ 　　 　　新的女性，勇敢向前冲！ 　　 　　她听着听着，仿佛有一股新生的勇气和力量注入到韦明心中，她双手挣扎着举了起来，向前抓去，象一个快要溺死的人，要奋力地抓住什么……。她要活下去，终因心脏病并发而不能如愿。在《新女性》的嘹亮歌声中，她发出震撼人心的呼声：请救救我，我要活！ 　　 　　她要死了，可她去明明发出要活的呼声。 　　 　　影片的最后，登载着韦明自杀的消息及造谣中伤她的文章被众人践踏着；同时，新女性们在歌声中前进！ 　　 　　阮玲玉在这一场戏中，激情满情，泪如泉涌，以致摄影机停止转动时，她还在哭泣，她很难平静下来，仍然躺在摄影场用以拍摄的床上，随手用白被单罩住自己的脸。她拿出手帕，捂住嘴，想控制自己的感情，可反而痛哭出声……。 　　 　　作为演员，她演的既是角色，又是溶化了自己大现实生活中的悲愤、痛苦，和对那个吃人的旧社会的控诉。一场戏拍摄下来，她的身体和神经几乎要震撼得支持不住了。全摄制组的工作人员、摄影师周达支持不住了。作摄制组的工作人员、摄影师周达民和照明的工人也象与女主角一样，沉浸在一种悲愤而不能自拔的气氛里，他们默默地、轻轻地安排着工作。 　　 　　蔡楚生见阮玲玉依然在床上抽泣着，透过白被单的颤动，他似乎看到了阮玲玉因生活的积怨而引起满腔悲愤的一颗受伤的心！他想向她走去，脚又不由自主地停住了；他有些发愣，眼前的一切都未见到，只是沉醉在自己思考的精神世界里……。少顷，他示意演员汤天绣（饰演韦明的姐姐）等人去劝慰阮玲玉后，自己缓缓地转身走去，他低下头，用手偷偷拭去眼中流出的泪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