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获《红五月雅集唱酬集》小记

 

我在《五十年后复得罗元贞先生流霞集小记》中说，1964年春，罗元贞先生与省城诸诗友商定，于5月2日在太原晋阳饭店举行了“红五月雅集酬唱诗会”。此次雅集被罗元贞先生编成《红五月雅集酬唱集》。其后不久罗先生将诗稿交我，嘱我星期日回家路经母校晋源镇太原二中时交吾师吕岳挺、陈佩印老师刻印。数周后,我又顺路取回油印本交罗先生。罗元贞先生、吕岳挺和陈佩印、孙廷弼老师皆以此获祸，我也得城火之殃。“文革”后，再未见有油印本《红五月雅集酬唱集》存世者。

前不久，我将厦门大学谢泳教授所赐1963年吕岳挺、陈佩印二师所辑罗元贞先生《流霞集》抄作小楷22纸，欲传久远。谢泳君目睹抄件照片后“无任感激”，并说：“暑假回并时，我要建议山西古籍出版社将先生手书罗先生诗，线装宣纸印五百部，分送同好，费用我来设法，石山先生也极表赞同。这是对罗先生最好的纪念。”我在“无任感激”之外，又告谢君更欲得《红五月雅集酬唱集》连同谢泳君手中尚存《暹韵小集》一并付梓。大同大学书法专业冯鑫磊同学感此秀才之交，随即多方捕捉《红五月雅集酬唱集》踪迹，一日来告，四川大学有雅士罗星昊先生欲为胡苹秋编诗集，正在网上征集胡先生遗诗，并云其手中有《红五月雅集唱酬集》油印本。我闻此讯，喜从中来，忙请冯君向罗星昊先生转达老人欲得此书而为罗季甫等先生树碑立传之意，只求得原书或复印本，所耗则勿论也。罗则表示，本子不在手头，一旦找到复印了便寄去，无需酬报。2012年5月28日，是个好日子。参加毕山西万昌国际物流园区开业会，在魏雅堂古玩店小憇，先是接到《中国书法》张永強先生电话，告知前所约下半年刊用 “北魏平城砖瓦文”之图版事并复约《南巡碑》文，店主李乘兴赠我北齐单瓣莲花瓦当。下午便有冯鑫磊敲门，送来《红五月雅集唱酬集》复印本。四川罗先生再四声明文人间事,不敢言阿堵物。古人所谓秀才人情纸半张，今见于吾侪间矣。书置案首，重见吾书学恩师吕岳挺大夫所题书名，眼前不由一亮，然而打开书页，却并非我母校太原二中吕岳挺、陈佩印二师请校文印室晋阳孙廷弼先生抄写的那手漂亮整洁的碑体铁笔书。细审之，方知是赵云峰先生的手迹，前有众诗家所赋40余首诗词目录及赵云峰先生《红五月雅集唱酬集序》，后为郑师文《红五月雅集唱酬集跋》，书口有“惜阴轩刻印”五字，知为赵云峰先生所辑并刻印者。四五十年来，我全然不知除我送稿至太原二中刻印之《红五月雅集酬唱集》而外更有一种略显简易的《红五月雅集唱酬集》在。今日所得虽非我心中之“红五月”，然则买褚得薛，不失其节，洵为千载难逢之事。

赵本《红五月雅集唱酬集序》老实明白地道出此次并门诗友雅集之初衷，一是并州“业余吟友”春初恭读新刊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意在古为今用，以诗歌报国。二是北地春迟，五月初春景尚浓，诸诗友诗心难羁，冀以一展吟眸。三是物价下降，丰衣足食，合当颂扬。在郑师文先生的跋语中，更以当年文学艺术的评判标准评述所收诸诗，“第一，思想性极強；第二，艺术性很高；第三，二者能巧妙结合。本集作者皆系业余作诗，而拥护党，拥护无产阶级专政，一片赤诚充分流露于字里行间。”然而在那个时代，中国文人出自良心之善良初衷、美好愿望以及所有的表白、抒写竟然都成了反革命罪行，“雅集酬唱”以反革命案件罪证而获禁，罗元贞先生亦以莫须有的罪名饱受屈辱。

赵本《红五月雅集唱酬集》共收入1964年5月2日诸诗友晋阳楼即席所赋诗词及会后奉和诗43首。其中依“十一尤”韵所成五律一首，七绝2首，五绝1首，此4首想是已确定韵脚但“主席”之应征诗尚未公布之时的即席作；众诗家限韵七律28首、不限韵词作6首，则是进入程序后之现场酬唱诗，收于其中之南京玉谷老人和诗2首，则应是会后不久之寄并佳作，故置于和诗之末；六七月间补录之合肥徐翼存女史及北京高云山厅长牛韵七律3首已在诗集刻竣之时。5月2日晋阳楼之会，可谓“五月红涛气势遒，东风送客上高楼”(陈佩印语) 。在高楼诗席间，先由主席赵云峰先生作七律一首，其云：“如霞美景望中收，喜际明时乐更悠。冲浪飞舟见眼底，绕隄新绿满枝头。三春白日兴吟啸，五月红光射斗牛。兴对名湖歌令节，还來同醉晋阳楼。”此诗一出，既重申了创作题材，必以歌颂红五月为主题；又限定了韵脚，要严格遵照下平声“十一尤”的收、悠、头、牛、楼等韵字吟成七律一首。诗从迎泽公园绿树红花间做到晋阳饭店的餐桌上，与会诸公诗兴勃发，即席染翰飞文，先后出场者有宋剑秋、松叟、陈佩印、高子建(高健)、赵云峰、胡苹秋、宋谋玚、云涛老人(杭席洋)、难老园(罗元贞)、吴臻鸿、思汀，会后和诗者有玉谷老人(南京)，徐翼存(合肥)、高云山(北京)，凡14人，真乃 “白发朱颜红五月，豪情直压晋阳楼”(罗元贞句)，“诗兵笔阵未全收，飞檄犹征唱和悠”(宋剑秋句)。胡苹秋之“元龙豪气春如海，此日群登百尺楼”，既点明1964年为甲辰龙年，又令人感同身受地进入春如海诗如潮之高楼兴会。宋谋玚老师“挥毫我亦登临客”，“不是庖丁莫解牛”，直抒其 “习气清狂未易收”的禀性(皆宋谋玚句)。合肥女诗家徐翼存《次韵同和并呈季甫先生》的“人似雪鸿留爪迹，诗从活水探源头。一堂簪绂联宾主，四座文光射斗牛”，则是对此次红五月雅集生动写照。此次诗会，叠牛韵诗连同词作较多者计有：宋剑秋8首，难老园(罗元贞)7首，赵云峰6首，胡苹秋5首，云涛老人和宋谋玚均为3首。

赵云峰先生，今年89岁，1964年是41岁，正在当年。在迎泽公园和晋阳楼雅集诸公中属非青非老的一位，且自小耽于诗文，诗名久著，加以为人和蔼可亲，故得众人公推暂主晋阳楼之席，会后编印诗集自然也就落在了他身上。罗元贞先生、吕岳挺先生、陈佩印先生生前都未说及“红五月”有两本之事。赵先生尚健，我只问过他有无昔日所存《流霞集》等诗集，他惟云书已无存，并未提及辑录刻印《红五月雅集唱酬集》一端。

实际上，惜阴轩刻印的油印本红五月雅集唱酬集，也是经罗元贞先生指导和审定下完成的。细审赵刻本，其中有多处罗先生改定之笔迹(余与先生交往30年，字迹认得出)：一是对自作诗的改动，如第七页《三叠酬云涛、苹秋》的第四联“寄语奁前莫惆怅，留春凭杖倚高楼”，“奁前”改为“妆成”， “杖”改为“仗”，是扶靠而非拄杖。第十二页《一蕚红》题下括孤内“试用满堂红体”，“满堂红体”四字右侧加四小圈，表強调。二是对他人诗的修改，如十四页高云山《喜读红五月雅集唱酬集》，首联两个句尾画了两个圈，颔联“谱啸明时皆雅兴，讴歌盛世有奔头”，“谱啸”改为“呼啸”，“皆雅兴”改为“飞雅兴”，“有奔头”改为“占鳌头”。尾联“喜诵群芳吟五月，我心飞向晋阳楼”，“喜诵群芳”改为“喜听群贤”，“我心”改为“寸心”或“客心”。高云山另一首《次云峰同志红五月诗酒会韵》并未下笔删削，只在下方批 “此首可废”四字，直截了当。三是于郑师文“跋”首句“全集诗词，质量好”，改为“集中诗词，多质量好”，既不说满，亦道出实情。另外在十四页徐翼存“注：徐先生乃合肥女诗人，此诗到时此集业己刻竣，故附于此并致谢意”。“女诗人”后加“寓南京”三字。

上举各例说明，赵云峰先生《红五月雅集唱酬集》蜡纸版刻成后，必有送呈罗元贞先生审定之程序。可知季甫先生既是1964年5月2日并门诗界晋阳楼诗酒会的创意者、发起人和组织者，也是会后诗集的指导和编审者。诗集请其好友吕岳挺题签，会后外寄雅集诗索和，都说明罗先生在此次文事活动中的主导地位，而文革中先生以此首罹牢狱之难更是反证。

既有惜阴轩本刻出，罗元贞先生为何又要另刻一帙《红五月雅集酬唱集》？求全求善、欲使美事而无憾也。 1964年5月15日之《红五月雅集唱酬集》“赵序”云：“此次辱蒙诸吟长公推云峰临时忝主诗席，会后乃搜集诸新作刻成此集，以留纪念。至于诸友携来传观之庆祝红五月诸作，如云涛老人之绝句，剑秋医师之七律，佩印同志之七律，苹秋先生红五月长歌三百四十言一首，季甫先生红五月绝句八首，因节约篇幅，今皆不录。” 想是此册印成后，罗元贞先生总觉众人依题依韵携会之红五月诗作本为会前安排，诗集弃而不收，诚为憾事；即席赋诗并及时刻印可称可道，却使欲改者失去推敲完善良机；5月2日雅集后罗公将即席之诗分寄海内诸家索和，待各家佳篇飞入并门时，此集已印，此憾则更甚矣。以先生之意，既是雅会诗集便要反映雅集全貌，即席所作，携会佳篇，抑或会后国内诗家奉和佳作，凡由作者定稿之红五月诗篇应收尽收。于是便有了差我带回太原二中重新刻印《红五月雅集酬唱集》之事。以是观之，我手中曾藏同为吕岳挺师题签之同题诗集，已少了上述诸种遗憾，其形制更似线装书，而容量之大，书法之好，制作之精，自非赵辑本可比， “唱酬”是否易为“酬唱”，记不确了。自1968年冬我所藏此书被人拿去交工宣队后再未得见踪影。

以惜阴轩本未收携会诸作故，罗元贞先生之红五月绝句八首，杭席洋、宋剑秋、陈佩印诸公之七律或七绝已寂然无闻，胡苹秋先生洋洋洒洒、雄浑恣肆之三百四十言长歌更是欲睹而不能了。世间尚有罗元贞先生编次、吕岳挺、陈佩印、孙廷弼诸公共同完成之多诗本《红五月雅集酬唱集》幸存否？吾友时新老兄知我辗转反侧于半个世纪前那个“红五月”中，来电云，“文革”间彼曾于太原市公安局一办公室抽屉中亲见加了某公逐句评点指斥为反党、反社会言论的罗公《红五月雅集酬唱集》油印本，彼时此书实为所谓“115案件”之罪证材料。今日如得重获此书，20世纪60年代那场影响深远的文事活动就可在我们这代人手中得全得实，流芳千古了。

2012年6月10日岁次壬辰闰四月二十一日改于古平城之半半堂

也拜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