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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国旧藏《石鼓文》三种鉴藏流传考略

    ■茅子良

    近日上海博物馆举办的“中日书法珍品展”中,日本三井纪念美术馆提供的安国旧藏《石鼓文》三种为存世最古的石刻拓本,特别引人瞩目。

    一、关于石鼓文

    石鼓文为春秋,一说战国时代,秦国刻于似鼓形石的籀文四言诗文字。该石鼓十件,唐初发现,系我国刻石之祖。原在天兴(今陕西凤翔)三畤原。前曾委弃于陈仓之野,故称“陈仓十碣”。又因其地在岐山之阳,也称“岐阳十鼓”。因文字内容记狩猎事,又称“猎碣”,始见于窦《窦<述书赋>注》,当时已有打本。唐末以来多次移置,现藏北京的故宫博物院。花岗岩石质,高约90厘米,直径约60厘米。有一石(《作原》)在宋时已改凿为臼,另一石文字已无存。清乾隆时别选贞石摹勒鼓文,利人拓印,石鼓文遂有新旧二种。

    石鼓所刻四言诗为十首一组,一般依《诗经》体裁取各件起首字作篇名,有《吾车》《殹》《田车》《銮车》《霝雨》《作原》《而师》《马荐》《吾水》《吴人》,但于各篇名、排列次第尚有异议。关于石鼓的时代,唐代以来学者见解分歧,旧时包括明代安国旧藏《石鼓文》三种的题名,多认为周宣王(公元前827-前782年)时制作。至近代渐趋一致,公认为东周时秦刻石,但仍有郭沫若先生之襄公八年(公元前770年,即周平王元年)说,马叙伦、震钧先生之文公(公元前765-前716年)说,唐兰先生之战国灵公三年(公元前422年)、献公十一年(公元前374年,即周烈王二年)诸说。

    石鼓之名始于张怀瓘《书断》。原文七百字以上,现存二百七十二字。在书法史、文学史上均有重要地位。传世最好拓本,为安国旧藏三种北宋拓本,称为十鼓斋“先锋本”(旧时误称“前茅本”)、“中权本”和“后劲本”,现藏日本三井文库。郭老1936年在日本以黑白照片考订所著《石鼓文研究》一书,影印有先锋本,并另二种夺字补及安国诸跋缩印,于1939年沈尹默先生以“孔德研究所丛刊”之一出版,有沈老专论。此前1935年,唐兰先生以购得《石鼓文》“后劲本”照片,并邀马衡先生考论,王福庵先生题签,由中华书局影印行世。当时限于条件,印记有所模糊或逸失。

    在清乾隆时代,张燕昌(1738-1814)据“天一阁”藏元赵孟頫\“松雪斋”旧藏拓本,杂采他本摹刻上石,存字四百六十二,较北宋欧阳修《集古录》所载少三字。不久天一阁原拓本毁于1860年火灾,世间遂以为更无第二本。后来世人将张氏刻本,连同嘉庆二年(1797)陆元(1764-1849)又据此并校明清诸本重摹上石的刻本,视为“天一阁本”真传。其实已愈益走失本真。郭老一书出版,真相得以大白。

    一般认为,石鼓文书体近于《说文》所载籀文(大篆),系当时秦国使用的文字,笔势圆劲,结体严谨,略带方形,气韵高古,是秦朝标准小篆的前身。为历代书家视作籀文之圭臬,深所珍爱。清代以来,如邓石如、孙星衍、杨沂孙、吴大澂、吴昌硕、王福庵、邓散木诸家,皆法乳得力于此。

    安国旧藏《石鼓文》“先锋本”、“中权本”、“后劲本”三种传世最古。如此命名,实因墨兵笔阵,各有千秋,以“示并重也”。作为“古书奇物”,欧阳修所记“其文可见者四百六十五”。而安国藏本,重文不计,合残字及仅存一二笔数之,分别为四百八十字、四百九十五字和四百九十一字。三种参合,可得五百零一字。清末吴昌硕擅书,最精石鼓文,开一新境界新风气,其跋注明系阮元重刻本,惜当时无缘结识。近代最早撰著《石鼓文研究》的史学大师郭沫若,当年也仅见照片。

    据郭老考证,先锋本、后劲本所拓上限在皇祐元年(1049)。中权本经安国考定,为政和二年(1112)赐本,何时拓本,安国未言;笔者意见,不会迟于欧阳修《集古录》十卷成书的嘉祐八年(1063),因为多三十字。

    近期有幸担任《法书至尊——中日古代书法珍品集》责编之一,我得先睹为快。兹就《石鼓文》三种之收藏家、鉴赏家存有款印者作一考略。

    二、关于“后劲本”及浦源

    《石鼓文》后劲本,每行四字。安国亦称为“浦本”。上有浦源“丙寅新秋东海生源记”:“……内监王寿康得此《十鼓》于故内废帖堆中,历年虽久,纸墨如新,若手未触。观其装制,乃旧贡本也。因余笃好,慨然见贻。感受持归,条分为册。装成浏览,觉其布墨之精、存字之多,绝无仅有。不审校之韦(应物)、韩(愈)二公,当日所见者为何如也?”下钤“浦源之印”白文印、“长源”朱文印,起首“东海”朱文长方印,及帖末“浦氏家藏”朱文印记。

    此处“丙寅”年款,安国于裱边以小篆题注:“丙寅为洪武十九年,正先生授舍人时也。”是年为公元1386年。浦源正是在这一年,将“贡本”《石鼓文》整幅拓本,剪条裱册,题记于上,成为其后安国所藏的后劲本——三本中所得最早者。

    “搨墨之精、存字之多,均出余所藏各本之上。其为五百年前物确然可信。若非贡本,焉得如此尽善尽美乎?客秋挽华舜臣会,合以寒字号良田五十亩易归。素愿获偿,割产奚惜,督工潢治,三复摩挲。”安国是跋以小篆书于嘉靖十二年癸巳(1533)季冬六日题曹本成后三日,赓续题此。当得于客秋即1532年。

    关于浦源,查《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收有“浦源”条:

    [明]字长源,号东海生,无锡人。举授晋府引礼舍人。工诗,与福建林鸿为诗友,号十才子。尤善画山水,为倪瓒弟子。

    检张慧剑先生《明清江苏文人年表》,著录无锡浦源事项计有五处:1373年任晋王府引礼舍人;1375年顷入闽收买书籍,访福建诗人林鸿,加入鸿所结文社;1379年出使陕西,道经淮河落水死,年三十六。1640年福建徐辑浦源遗集《舍人集》成;1693年,无锡张夏以手写明浦源《东海生集》四卷寄与山东王士禛。

    由1379年上推三十六,浦源生于1344年。但据《石鼓文》后劲本浦源亲笔题记,以及安国题识,可证1386年浦源尚在世,且任晋府舍人年份要迟十三年,卒年至少也要晚七年以上。晋王即朱(1359-1398),明太祖第三子。洪武三年(1370)封晋王,十一年就藩太原。钤有“晋府书画之印”朱文印记于唐人摹《王羲之草书上虞帖卷》、本次展品元赵孟頫\《楷书玄妙观重修三门记卷》等。

    清沈辰《书画缘》记浦源:“长洲人,至正间仕至大中大夫封京兆郡侯。文章弘博,字画遒劲。”(《中国书画全书》第十册)此处“长洲”不确。彭蕴灿《历代画史汇传》记浦源:“字长源,号海生,无锡人。举授晋府引礼舍人。倪瓒弟子。……卒年三十六。”此所记号海生,前夺“东”字,享年数则同上,惜生卒年仍未详。此处存疑待查,谨请识者赐教。

    此本除了安国钤印,尚有“缪诜之印”、“眉轩”白文印,“觐班群后含化万物”朱文长方印,“华夏”朱文印、“中甫”和“东沙心赏”白文印、“真赏斋”朱文长方印(华夏为安国同乡好友,明代收藏家,活动于1489年至1557年,室号东沙草堂,著有《东沙集》,同文徵明等交谊颇深);明末“高攀龙印”(高氏1562-1626)、“东林学道人”白文印,以及清代同治“沈梧之印”、“伯庭”白文印记。

    三、关于“中权本”及徐良夫、盛颙

    《石鼓文》中权本,每行五字。安国也称为“顾本”。并考定为北宋政和二年(1112)赐本,为“存字最多之本”。曾经顾翊周藏,上钤有“顾氏家藏”、“顾维镐印”白文印,“翊周”朱文印记。因盛冰壑与顾有通家之谊,知安国十鼓之集已得八九,其册后有倪瓒题字,与安国所得浦源本有师弟渊源,因此成人之美,使安国得以珠联璧合。

    安国于十鼓搜罗二十年,耗费万金,终于墨缘有份。此本题识于嘉靖甲午二月中旬,即公元1534年,也就是安国病故这一年。

    元代画家倪云林观款为:“癸丑中秋观于耕渔轩,倪瓒。”下钤“云林子”朱文印记。倪生于1301年,卒于1374年,癸丑为公元1373年,他幸运地见到中权本,次年就离开了人世。该耕渔轩主人即徐良夫,著有《耕渔轩杂缀》,并记载此鼓及《大观帖》一同得之于某相国后裔,册上钤有“徐氏良夫”朱文印记,已极模糊。

    循此“良夫”,经查《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有“徐远左”条:

    [明]字良夫,号渔耕子,一号松云道人。吴县(今苏州)人。元季隐邓尉山。洪武(1368-1398)中授福建建宁训导,卒于官。工书、画,书法隶多,正、行颇窘涩。洪武二十二年(1389)游武夷九曲,二十四年作武夷九曲棹歌图卷。著《金兰集》。

    检《明清江苏文人年表》等书可知,“徐远左”系“徐达左”之误,“良夫”为其字。该年表著录徐氏事项计七处:1371年得《苏轼村醪帖》;1375年刻所辑《金兰集》三卷;1389年在建宁任县学训导,游武夷九曲;隔年作《游武夷九曲记》;1395年卒,年六十三,上推可知生于1333年。1760年吴县徐坚据所得抄本,重订徐达左所辑《金兰集》,并附以新增一卷刊行。其中有一处引人注目:1373年倪瓒于耕渔轩还观赏过《怀素酒狂帖》。查《大观录》卷二,时在八月十一日。至于中秋那天,倪瓒还同王季耕(耕云)于耕渔轩同观《东坡村醪帖》并题(见《铁网珊瑚·书品》卷四)。此前“八月七日偕耕云叟访耕渔隐者,风雨寂寥中为留三日,日有图书笔砚之乐。九日耕渔赋诗见赠”,十日复赋诗《题耕渔轩》。(并见朱仲岳编《倪瓒作品编年》,图版八三《题徐耕渔诗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版。)十五日又次韵耕渔诗奉答,有句云:“身同孤飞鹤,心若不系舟。……居吴二十载,未及兹山游。君才如鲍谢,摛辞亦云优。……”可见徐达左同倪云林均为隐逸高士,气息相通。

    倪云林于一年前的壬子“中秋夜,月明胜常年,良夫与景和携酒至耕云轩酣饮,及二更乃就寝。……十八日暮雨作,至十九日不止,因赋”《中秋夜欢饮》诗。(见《大观录》元贤法书卷九)隔年甲寅即观赏《石鼓文》的次年三月,倪瓒又“邂逅耕渔居士于开元精舍,因征余画,为写”《小景》并赋赠七绝,有句云“此日一杯成邂逅,淋漓醉墨气如云”(《六研斋笔记》卷一),从此诀别。以上活动,可证倪云林与徐良夫同为“友契”(倪氏语)的知己之遇。

    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二据《苏州府志》记徐达左:一字良辅,一号松云生。少受《易》于鄱阳邵宏道,又受《书》于天台董仁仲。值时局多故,隐居光福山中,耕渔轩在光福镇。吴宽《题东坡遗张平阳诗真迹》“旧藏光福徐良夫家,所藏高编大册甚富,今不存矣”。任建宁训导,系应乡人施仁守建宁之请,六年卒于学宫。俞贞木撰《建宁府儒学训导徐良夫墓志铭》记“卒于洪武二十八年”,可证其卒年无误。

    徐达左斋号“耕渔轩”,取意并非耕田打渔,而是朝耕夕渔,爰读我书;唯古是嗜,名贤往焉;其乐在轩,以老于轩。

    凡以上内容,可补《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缺误之处。

    言及盛氏,中权本钤有“冰壑”朱文长方印、“盛颙之印”白文印记。查《明清江苏文人年表》和《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均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系一人。盛颙(1418-1495),著有《冰壑集》。安国同乡。字时望,景泰二年(1451)进士,授御史,以劾宦曹吉祥(?-1461)而出知束鹿,成化间(1465-1487)累迁陕西左布政使,1485年以左副都御史巡抚山东,为官数地救荒尚能得民心。1483年作《竹茶炉诗》,1487年家乡惠山重建漪阑堂时作记。故推测盛颙在此前后获观中权本钤印,更圆了安国收藏该拓本的夙愿。

    此本除了安国印记,尚有“华夏”朱文印,“中甫”白文印,“东沙心赏”白文长方印和“真赏斋”朱文长方印,均系华夏用印;以及“舜臣”朱文长方印记。据上文“后劲本”安国题跋中“客秋挽华舜臣会,合以寒字号良田五十亩易归”诸语,“舜臣”极可能就是华夏。

    四、关于“先锋本”及安国

    《石鼓文》先锋本,每行三字。此“曹本尤完,洵罕物矣”,安国并誉之为“吾斋第一至宝”。于嘉靖十二年癸巳(1533)季冬不意“观灯姑苏,于曹氏复获一分装十册之本”,“完全无阙,纸墨尤古,增字数十,内多昔人所未见者,盖为五六百年前物,传世最古之本也。曹氏十鼓矜奇,分装十册,余则秘藏自赏,无事表暴,爰删繁就简,剔其空叶,合成上下两册,并改从潘氏排次,重付良工焉。……不惜物力,十年之内,此鼓迭获善本,更有奇缘,因以十鼓名余斋,而以此本为首”。该十鼓斋即天香堂之东轩。

    安国以其同乡顾翊周、浦源两本存字较多,已称罕见,又得此本于苏州曹氏,即所钤“姑苏曹迪”朱文印记者。(查《隆庆岳州府志》:“曹迪,石门知县。”未知是否同一人?)除了安国钤印,尚有“华夏”朱文印,“中甫”、“东沙心赏”白文印,“真赏斋”朱文长方印(唯华夏得钤印于《石鼓文》三种);“宝墨斋”朱文椭圆半印记。而“沈梧之印”、“伯庭”白文印,“伯庭眼福”朱文印记,据此次珍品展中《西岳华山庙碑》(长垣本)上有其“同治甲子孟冬下浣七日灯下锡山沈梧识”文字、下钤该三方印记,可证沈梧是安国旧藏《石鼓文》在中国的最后一位鉴藏钤印者,时在1864年。郭、唐两老记云:“沈梧尝作《石鼓文定本》,署名古华山农”,光绪十六年(1890)刊行。王壮弘先生《增补校碑随笔》记:道光年间“安国后人分产,拆售天香堂,于梁上得安氏所藏十鼓,中三册分别以‘先锋’、‘中权’、‘后劲’本命名,皆北宋时所拓,时为邑人沈梧所得,秘不外传故世尠知者。民国初为锡山秦文锦所得,始于其自设艺苑真赏社影印行世。后秦氏将此三本及安氏藏另一宋拓本皆售于日本东京河井荃庐氏。”

    秦文镜,字絅孙,北宋苏轼苏门四学士之一、词人秦观三十二世孙(迁锡世系二十二世孙),《桐阴论画》、《画学心印》作者秦祖永(1824-1884)孙。活动于清末民国时期。1915年创办艺苑真赏社于上海汉口路277号及福州路294号,以珂版等精印各种碑帖、书画名世。1924年曾刊行《石鼓文》“中权本”妄改“权”为“甲”字,成“十鼓斋中甲本”混充“第一本”。河井即河井仙郎(1871-1945),号荃楼,来华后改为荃庐,日本京都人。1900年偕书店文求堂主人田中庆太郎(1880——1951),经罗振玉、汪康年介绍,拜吴昌硕学书法篆刻(是年11月17日中外日报刊有罗、汪两氏为订刻印润例)。与1904年至1913年创立西泠印社的丁辅之、吴隐、王福庵、叶铭及高野侯等交游过从,1906年撰书《西泠印社记》,曾参加入社。在日本与同人创办“吉金文会”和“丁未印社”。郭沫若1928年至1937年旅居日本时,其中从事考古的甲骨文、金文的全部研究成果,由文求堂出版。河井听说郭老手边有收藏家刘体智1936年托金祖同送去所藏甲骨拓本二十册在进行编纂,于是将珍藏的安国三种《石鼓文》照片交换借阅。郭老据此增改《石鼓文研究》一文,到1939年在上海出版了单行本,其中发表了“先锋本”,并取“中权本”、“后劲本”所存字辑为《先锋本夺字补》,附以“中权本”、“后劲本”安国诸跋缩影。原文是郭老1932年在文求堂见到三井的儿子出借在外流散的四十二张“后劲本”照片写成,于次年发表的。

    郭老在《石鼓文研究》中说,三种拓本经河井荃庐为三井银行的老板鉴定后,均于抗日战争前被售往日本。(钱瘦铁先生的弟子潘德熙先生近日函告笔者:当时三井在上海开设有三井洋行,银货两讫成交快速,还公开过成交价。并寄来日本《墨》杂志1991年3、4月号刊文复印件,内提及先锋本是1921年以四万二千元购得,中权本是1935年购得,未言价格。)1945年美国轰炸东京时,河井连同所藏三种照片全被炸毁了,不知三井所藏原拓本安全无恙否?郭老的担忧,我们理解,这毕竟是人类共同的一项难得的文化遗产——正如安国在钤于“后劲本”的一方白文长方印记八个字所言——“不可无一不能有二”。

    如今三种原拓本安然存世展出,不得不感念当年匠心独运、珍护有加的藏书家兼印书家安国。在此,就大致的了解记如下。

    安国(1481——1534),字民泰,无锡锡山人。《书画传习录》一书附同邑嵇承咸所啊《梁溪书画徵》,记其世居胶山,富几敌国。邑中诸大役,国皆有力焉。父丧,会葬者五千余人。因山治圃,植丛桂其上,延望二里余,因自号桂坡。渔猎子史,精于书法,善鉴别彝鼎法书名画,珍藏之盛,甲于江左。国所治圃,地本石地,国募夫凿之,穿池广数百亩,中为二山,以拟金山、焦山。由是石田转为沃田,圃亦为一邑冠。《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著录“大明安国鉴定真迹”朱文长方印鉴一,《石鼓文》三种拓本则让我们大开眼界:字号印有“桂翁”和“桂坡老人”(朱),“胶峰樵客”(白)等;斋号印有“天香堂”(白长),“桂花坡”和“桂坡馆”及“古墨林”(朱)等;吉语印有“安且吉兮”“适彼乐国”(白文,首尾即嵌有“安国”姓名。后句出《诗经·魏风·硕鼠》:“逝将去女,适彼乐国”)等几十方印记。

    安国继承了富有资产却热心购藏异书、校刊刻印图书,抢救和传播文化的传统。其校刊印书处取名“弘仁堂”。刻印有明施仁(疑即上文第二部分言及徐达左应乡人施仁之请者)《左粹类纂》十二卷、《雍录》十卷,另有《颜鲁公集》、《熊朋来集》、《吴中水利书》,并以铜活字排印唐徐坚《初学记》、《鹤山先生大全文集》,以及沈周的《石田诗选》十卷重刊本等。明嘉靖安国弘仁堂刻本、“安国校刊”等早已载于史册。所著有《游吟小稿》、《安桂坡游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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