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汉语歌的有罗大佑、李宗盛、崔健可一提。罗、李是台岛的南星北斗。
　　不过，罗大佑最擅长的当属情歌，词曲无一不佳妙，难有其匹，当“童年”、“是否”、“一样的月光”、“恋曲1980”等被人唱厌了的时候，崔健“一无所有”横扫过来，接着，这个唱“不是我不明白”冲出来的人，以爆破般的激情用“解决”为自己告一段落。罗大佑柔情似水，崔健叮叮铛铛的撞击，这给人的感觉是，20世纪的80年代只有这两人充满软硬激情。世界热热闹闹的，可是一转眼，崔健柔情了，罗大佑撞击了。崔健炮制“我们本来不该这么多说”、“拿错的雨伞”，又用“浪子归”把柔情荡出更细腻的涟漪，“又推开这扇篱笆小门，今天我归回，不见妈妈往日泪水，不认我小妹妹”，而罗大佑能唱的是“爱人同志”、“游戏规则”，把这段撞击声推向高潮的是“皇后大道东”和它的闽南话版的“大家免着惊”。其间，两人在各自的选择中杂有异调，崔健有“花房姑娘”，罗大佑有“恋曲1990”、“你的样子”（这首歌的粤语版较为流行），之后还有“滚滚红尘”。
　　拿罗、崔的歌做一些对照，倒还有些意思：“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花房姑娘”（流言与传统）；“鹿港小镇”、“家”、“出走”（家）；“一样的月光”、“现象”、“不是我不明白”（人与工业）；“恋曲八Ｏ”、“一无所有”、“光阴的故事”、“浪子归”（时间与理想）。

　　不管怎么样，在这个世纪的最后的岁月里，罗大佑、崔健各自用流行曲的面孔，做了“星星之火”。我甚至认为他们是歌坛的辛弃疾，他们的忧怀想要表达而不能全部表达。他们局部流行了，他们也只能局部流行。并不是每一个人的灵魂深处都可以触及，对80％的唱友，罗大佑和崔健只能是天外来物。这种估计没有任何道德和美学色彩，每个人都有权拒绝和热爱。古人说，天才的标志就是所有人都反对他。如果罗大佑、崔健能比较多地进入唱坛，那么，三年后就不会再有人记得，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三十年后还会有人记得他们。

　　罗大佑和崔健都有不少歌是不能大家唱的，只是一种“纯撞击”意义的东西。如“京城夜”、“侏儒之歌”、“亚细亚的孤儿”、“解决”、“让我睡个好觉”、“象是一把刀子”、“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等。但正如梁启超诗云：“十年以后当思我”，总有一天，会有人发现和理解这种撞击声的内涵，并将其发扬光大，更好地修理这个早就需要修理的地球和现实。

　　　　　　　　　　　　　　　　　　　　　　　　　　　　　　老佑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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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早注意崔健当然是源于《一无所有》，大抵把中国几十年的“唯一现状”给抖出来了，在他之前没人敢，更何况对自身否定得如此彻底，完全不考虑所谓的“面子问题”。
　　崔健和大佑都在剖析社会，只不过老崔更如他自己说的“象把刀子”（军刀？），劈开创口，放出脓血，在运动中自然愈合；大佑也在用刀，但却是手术刀，大佑的刀是伴随着关爱的，也许是知识分子潜在的温情在起作用，实际上他的音乐从未真正的“摇滚”过。我说这话也许有些朋友会立马反击，说《鹿港小镇》云云，那你说他是种怎样的摇滚呢？比之西方或是国内的哪一派别？说成是“文人摇滚”大抵不差吧。文人的一大特点是“怀旧”情结，大佑的抗议歌曲也无一不显露出对现实和过去的留恋，尽管他一再尖锐的鞭笞现实社会，但他的音乐却从未传递过任何“破坏”和“毁灭”的讯息，甚至连“抛弃”都少有提起，只让你“抛开一些面子问题”罢了。
　　所以大佑一直在逃，因为他面对现实，找不到“十全必克”之术，他可以象诸葛亮那样的“六出祈山”，却永远不可能“兵出子午谷（摇滚乎？）”
　　大佑是一位被传统文化赋于太多“传统爱心”的音乐人。
　　在大佑和崔健之间，我选择大佑！

　　　　　　　　　　　　　　　　　　　　　　　　　　　　　　　小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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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崔健比大佑，挺像王朔比米兰·昆德拉，又有点儿嬉皮与雅皮的比较。

　　崔健和王朔就像摸中六合彩的人——其实在北京有极多像王朔那样码字和像崔健那样玩儿音乐的人，而能大红大紫的仅此两人。

　　崔健在香港傲慢因此受大佑非议，我想崔健是这种人。

　　有个朋友跟我相反——他是因大佑烦崔健而不喜欢大佑，我问他时他说就喜欢崔健这种没文化劲儿。
　　我像他是想说那种反叛，但像崔健这种反叛的表现，在数年前北京的Party中就有歌手光着膀子往观众身上吐口水了（这更反叛、更没文化吧！）
　　那个喜欢崔健的朋友挺年轻，而我已不再年轻，所以我只喜欢大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