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 安 旅 思

蒋 光 年

延安东临黄河，与山西吕梁地区相望，西以石泓寺旁子午岭为界与甘肃庆阳接壤，南北与铜川、渭南、榆林毗邻。市辖宝塔区、安塞、富县、洛川、黄陵等13个区县，延安市区为宝塔区，1982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首批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1996年延安革命纪念地（纪念馆、枣园、王家坪、杨家岭、凤凰山、清凉山、宝塔山等）被中宣部公布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延安以“两圣两黄”（中华民族圣地、中国革命圣地、黄河壶口瀑布、黄土风情文化）为主体的人文旅游资源而驰名中外。黄帝陵、延安宝塔山、清凉山、万佛寺、壶口瀑布等为其风景名胜。1937年1月13日，毛泽东率中国工农红军进驻延安城，被后世称为“辉煌十三年”的延安时代开始了。

我们这次延安创作采风之旅，由西安经铜川至黄陵拜谒黄帝陵，过富县直罗镇夜探石泓寺，在延安畅游鲁迅艺术文学院、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所在地桥儿沟，中国新闻事业发祥地清凉山、七大旧址杨家岭、小中南海枣园、八路军司令部王家坪及浓缩延安十三年革命史的延安革命纪念馆。后经安塞至靖边览大夏国都统万城遗址、经榆林到佳县观黄河奇景香炉寺及关西名胜白云山，最后经米脂、绥德回延安返程，为期一周的创作采风之旅，我们饱览了延安乃至陕北地区的山水风光和人文历史，特别是对延安时期的中共革命史及延安精神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有了更多的了解和更深的体会。

一

1935年10月19日，毛泽东领导的中央红军在陕北吴起镇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11月，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在直罗镇战役中歼敌一个师又一个团，粉碎了蒋介石对陕北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三次“围剿”，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奠定了基础。1935年12月，党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12月16日，党中央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到西安参加谈判，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推动了国共两党团结抗日，使之成为中国国内革命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1937年1月13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进驻延安，从此延安成为革命圣地。1937年8月，党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争取抗战胜利奠定了政策基础。8月25日，国共两党达成协议，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九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的命令。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三个师：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政委罗荣桓，第一二O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肖克，政委关向应；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政委张浩（1938年1月由邓小平接任）。全军共三万多人。12月2日，将湘、赣、闽、粤、浙、鄂、豫、皖八省边界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全军共一万零三百多人。随后，组成四个支队：第一支队司令陈毅，副司令傅秋涛；第二支队司令张鼎承，副司令粟裕；第三支队司令张云逸，副司令谭震林；第四支队司令高敬亭。

1937年9月，根据国共两党协议，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工农政府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辖陕西、甘肃、宁夏的二十三个县，边区及其延安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所在地。边区政府在党中央领导下，进行了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建设，先后粉碎了日寇多次进攻，把一个落后的地区，建设成为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从1937年9月至1938年10月，八路军毙敌五万余人，八路军队伍由三万多人发展为十五万多人，新四军也由一万多人发展为两万五千多人。

1938年9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正式召开。会议就关于坚持党在抗战中的领导权问题及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和武装斗争问题统一了全党的步调，明确了斗争方向，并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

1939年12月到1940年3月，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1939年12月，蒋介石命令包围陕甘宁边区的胡宗南部进攻延安。在陕甘宁边区，八路军三五九旅从华北敌后调回，协同留守部队，打退了国民党的进攻。山西的抗日决死队在薄一波等领导下，坚决粉碎了阎锡山的围攻。太行山区的八路军，也彻底击败了朱怀冰等部的进攻，消灭了国民党军的三个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宣告结束。

国民党顽固派在军事上发动反共高潮的同时，在思想上也发动了猖狂进攻，诬蔑“陕甘宁边区是封建割据”、“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等等，为粉碎国民党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猖狂进攻，1940年1月，毛主席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一是科学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特点，从而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二是精辟论证了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三是科学地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明确指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建成的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四是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毛泽东明确指出：“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标志着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已趋成熟。1938年起，日伪军开始对晋察冀边区、晋绥边区、晋冀鲁豫边区进行疯狂扫荡，1940年8月20日至12月5日，八路军出击一百多个团，约四十万兵力，发动“百团大战”，共毙伤日军两万零六百四十五人，伪军五千一百五十五人，俘日军二百八十一人，伪军一万八千四百余人，沉重打击了日寇，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用事实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诬蔑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谰言。到1940年，八路军由三万多人发展到四十万人；新四军由一万零三百人，发展到十万人。全国敌后抗日根据地民兵发展到二百万人，共产党员由四万左右发展到八十万人。

人民革命力量的大发展和反“扫荡”的胜利，不仅震惊了日寇，也引起了蒋介石的恐慌。为扫清投降道路上的障碍，国民党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

1940年7月，国民党拟定“中央指示案”要取消陕甘宁边区，缩编八路军和新四军，并限制其防地，同时以大军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包围和不断袭击大江南北的新四军。1941年1月4日，叶挺、项英率新四军九千余人由皖南云岭起程北上，7日至茂林地区遭顾祝同、上官云相指挥的国民党七个师八万余人的包围袭击。除傅秋涛带领约两千余人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等皆遇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1941年1月18日，党中央发出了《中央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并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委。下设七个师，粟裕为第一师师长，张云逸为第二师师长，黄克诚为第三师师长，彭雪枫为第四师师长，李先念为第五师师长，谭震林为第六师师长，张鼎丞为第七师师长，坚持大江南北的抗日斗争。由于我党采取了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被粉碎，新四军主力部队由皖南事变前的十万人，发展到十三万五千人。

1941年6月22日，德国发动侵苏战争，12月8日，日本对英美宣战，并偷袭珍珠港。日本加紧对国民党诱降，加重对共产党军队的作战。日寇集中了侵华兵力的百分之七十五和伪军全部，疯狂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国民党调集七十多万军队包围和封锁解放区。由于日、伪、顽对解放区的“扫荡”、封锁、进攻和夹击，再加上华北地区的连年自然灾害，就使我根据地处于极端严重的困难局面。为克服困难、坚持抗战，争取最后胜利，我党先后制定和实行了巩固解放区的各项政策。一是实行了“三三制”政策，即在政权机构中，共产党员、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各占三分之一；二是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三是实行“精兵简政”政策；四是开展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的大规模运动；五是加强党的统一领导。此外，我党还实行了整顿三风、大生产运动和加强对敌斗争等项政策。这些政策的施行，大大加强了党的领导，团结和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为战胜困难，巩固解放区，坚持抗战，发挥了重大作用。尤其是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曾分别在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方面为克服当时遇到的严重困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二

从1942年开始，在全党进行了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即整风运动。

为根除王明左倾错误和提高广大党员的思想觉悟，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深刻批判了主观主义的恶劣作风，提出了将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改造一下的主张。这就是要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

全党整风是从1942年开始的。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著名讲演。8日，又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著名讲演。毛泽东指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

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决定在整顿党的作风的同时，进行一次普遍的审查干部的运动，使整风运动更深入一步。6月1日，毛泽东写了《关于领导方法的苦干问题》一文，中央政治局作为《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正式通过并公布施行，标志着延安普遍整风阶段的基本结束。

党的整风运动是一项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为战胜严重困难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全党整风的同时，解放区的文艺界也开展了整风运动。

1942年5月，中央宣传部召集延安的文艺工作者举行座谈会，讨论文艺工作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会议开始和结束时，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而揭开了中国文艺运动史上新的篇章。毛泽东在讲话中针对当时文艺界存在的某种程度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错误倾向及糊涂观念，围绕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和如何服务这个中心问题，深刻阐明了革命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系统地回答了现代文艺运动中许多有争论的问题。毛泽东根据列宁主义的原则，强调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者。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我们主张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当然不是说文艺作品只能写工农兵。”“主要的力量应该放在哪里，必须弄清楚，不然就不能反映出这个伟大的时代，不可能反映出创造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劳动人民。”可以说，为人民大众，为工农兵，这是毛泽东历来考虑文化问题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在谈及普及与提高问题时，毛泽东指出：“只有从工农兵出发，我们对于普及和提高才能有正确的了解，也才能找到普及　和提高的正确关系。”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我们的文艺，既然基本上是为工农兵，那未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不是把工农兵提到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高度’去，而是沿着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去提高。”

《讲话》的重大历史功绩，还在于它紧密结合文艺的规律和特点，进一步从作家思想感情和社会生活源泉两个方面科学地解决了发展无产阶级文艺的关键问题。《讲话》的再一个重要贡献，是全面阐述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党的文艺工作与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毛泽东指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我们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要使文艺很好地为政治服务，应该充分尊重文艺的特点。文艺是通过自己的特殊规律来为政治服务的。毛泽东指出：“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应该容许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我们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成的统一。”文艺源于生活却“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更带普遍性。”《讲话》的发表，在中国文艺运动和文化创作史上造成继“五四”之后又一次深刻的文学革命。它为我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讲话》中提出并切实解决的问题，不仅对当时中国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具有伟大的指导意义，对当今我们的文艺都有积极的指导作用，对今后的文艺工作还将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

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解放区文艺界的整风运动迅速发展，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广大文艺工作者响应党的号召，走上了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创作了不少为工农兵所喜爱的文艺作品，如评剧《逼上梁山》、秧歌剧《兄妹开荒》、歌剧《白毛女》、小说《李有才板话》《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和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漳河水》等，使根据地文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面貌。

三

延安整风运动和解放区大生产运动的胜利开展，在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方面为解放区渡过中国抗战中最艰苦、最困难时期作出了巨大贡献，它战胜了日寇的破坏和国民党的封锁，战胜了严重的天灾，而且改善了党政军民之间的关系，并为解放区军民粉碎日寇残酷“扫荡”和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打下了坚实基础。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建立新民主主义新中国，中国共产党于1945年4月23日至6月1日在延安举行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作了《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和《愚公移山》的闭幕词。提出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打败侵略者，建立新中国。”“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新党章把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

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路线指引下，八路军、新四军和广大的人民抗日武装，发动了大规模的夏季攻势。8月9日，毛泽东发表了《对日寇最后一战》的声明，朱德总司令于8月10日、11日连续对我军发出了对日作战的七道命令。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至此，历时八年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无数次反帝斗争中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在八年抗战中，对敌作战十二万五千余次，消灭日、伪军一百七十一万四千余人。八路军、新四军和党领导武装力量，由抗战前的三万多人，发展为一百二十多万人的大军，另外有民兵二百二十多万人。党员人数由抗战前的四万多人，发展到一百二十多万人。

四

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报告。这个报告科学地预测了抗日战争胜利后时局发展的方向，提出了我党关于和平和战争的方针。在这个报告中，毛泽东根据蒋介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的罪恶企图和蒋介石对于人民所采取的“寸权必夺，才利必得”的方针，提出了我们党必须放手发动群众，依靠自己的力量，实行“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重庆同国民党谈判，10月10日签订《双十协定》，10月11日，毛泽东回到延安。谈判开始第二天，蒋介石就命令各战区向解放区进攻。9月10日至10月12日，我上党地区军民痛击进犯上党地区之敌，来敌三万八千人歼灭三万五千，并俘虏军长、师长等高级军官多名，有力地配合和支持了我党的谈判斗争。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以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用其正规军的百分之八十的兵力，先后向华东、东北、华北等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挑起了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反革命内战。从1946年7月至1947年2月的八个月中，我党平均每月歼敌八个旅，共歼敌七十一万人。蒋介石在全面进攻失败后，从1947年3月开始，改为对我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

1947年3月13日，蒋介石命令胡宗南亲自指挥二十三万兵力，向党中央所在地延安进犯。当时，西北野战军在陕甘宁边区的只有二万多人。敌人妄图逼迫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退出西北，然后调动兵力进攻华北，以达到其各个击破的目的。

为了粉碎敌人对陕甘宁边区的重点进攻，党中央决定将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撤离延安但仍留在陕北与敌周旋，以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3月18日，党中央撤出延安，我西北野战军在延安南部歼敌五千人后，撤出延安。这时我军便以小部分兵力诱敌主力进至延安西北的安塞，主力埋伏于延安东北的青化砭地区。3月25日，经一小时战斗，全歼进犯至该地敌一个旅部和一个团共三千人。这时，敌人发现我主力在延安东北地区，便由安塞转头东进，企图寻找我主力作战。我主力则隐蔽起来，以小部分兵力与之周旋，牵着敌人的鼻子走，前后费时十二天，兜了个大圈，走了四百余里，敌到瓦窑堡时，已筋疲力尽，并没有找到我主力，而我主力已隐蔽休息半个月了。4月14日，由瓦窑堡南下之敌一三五旅，至羊马河地区，进入我伏击圈，遂将其全旅歼灭。我西北野战军在羊马河战役胜利后，以少数兵力诱敌北上绥德，主力则隐蔽清涧以南。敌到绥德后，我军乘其后方空虚之时，于5月2日黄昏，集中四倍于敌的优势兵力，发动对其补给站蟠龙的进攻，经两昼夜，全歼该敌共六千七百余人，生俘敌旅长，缴获大量物资。当敌主力回到蟠龙时，我军已在要塞地区休整了七天。

胡宗南的整个部队进入解放区后，一直被我军牵着鼻子走，他们从无定河到三边，从西兰路到古长城，每个角落都窜到过，有的地方还到过三、四趟。1947年8月9日，敌三十六师追击解放军骑六师到达正宁、华池地区时，接胡宗南急电，要师长钟松率一二三旅和一六五旅限期赶到榆林解围。由于解放军主动停止攻城撤围东去，敌三十六师则乘机准备在榆林附近休整。但在第二天，他们就接到胡宗南命令，说共军被压缩在米脂县以北、长城以南、黄河以西、无定河以东的中间地区。整编第一军和二十九军正沿着咸榆路线北上，令整编三十六师迅速从榆林南下，以便南北夹击，把我军主力压缩到米脂以北的葭县地区，一举围歼。

18日下午，三十六师师部和一六五旅大部人马由镇川堡进至沙家店。遭我解放军围攻。这次战役，解放军把胡宗南所有能调动的兵力都吸引到榆林、葭县、米脂三角地带，并乘机歼灭了胡军三大主力之一的整编三十六师。从而为解放军刘邓大军和陈谢大军赢得了时间，胜利渡过黄河，配合各路大军向蒋管区开始大举反攻。

胡宗南部自1947年3月13日发动向延安进攻，到1948年4月21日撤离延安回到关中这一年多时间内，被歼灭十一个旅以上，约计十万兵力，其他部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从此不得不转入渭河北岸地区进行所谓“机动防御”阶段。

在山东战场，我军同样粉碎了敌人的重点进攻，取得了孟良崮战役等一系列胜利。经过一年的作战，我军共歼敌一百一十二万人。到1947年7月，敌人已由战争开始的四百三十万人下降为三百余万人，我人民解放军则由一百二十万人发展到一百九十五万人。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七月间，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同志，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召开会议，部署我军的战略反攻。从1947年7月至12月，我军经过半年的攻势作战，歼敌七十五万余人，粉碎了敌人“全面防御”的计划，迫使敌人实行“分区防御。”

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也称十二月会议）。会议讨论和通过了毛泽东所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毛泽东系统地总结了我军长期作战的丰富经验，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这十大军事原则成为人民解放军打败蒋介石的法宝。

由于中央十二月会议后，各解放区正确地执行了党的各项政策，胜利地进行了土改、整党和整军，遂后中央又采取了加强全党全军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的各项措施，加强了中央的集中领导，这一切都为人民解放军胜利地进行战略进攻，夺取全国胜利奠定了基础。

在西北战场，1948年4月22日我军在收复延安后，到5月份就收复了陕甘宁边区的大部分地区，并解放了黄河西岸大片土地。在西北的胜利局面已经奠定的形势下，党中央和毛泽东才离开陕甘宁边区，于5月到达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从此，党中央在西柏坡领导了全国范围的更大规模的战略进攻。取得了三大战役和渡江战役的胜利，并于1949年10月1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作者系镇江市文联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