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论朱熹诗学的主要理论观点

石明庆

摘 要：朱熹的诗学理论丰富复杂且具有鲜明的理学色彩，几乎涉及到诗学理论体系的各个方面，并在主要方面颇有建树。他的以“思无邪”为主旨的诗教理论，以《诗》之“六艺”为说的艺术特征论，虚心明理的修养论和创作论，涵泳自得的鉴赏论和重人品的批评论，平淡自然的风格论和气象近道的境界论，成为理学诗论的集大成代表，对南宋乃至后世的诗学思想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朱熹；诗学思想；理学色彩

　　朱熹不仅以其集大成的理学思想闻名于世，他的丰富而理学特色鲜明的诗论，也随着其思想的重要地位在南宋的确立而广泛传播，对南宋许多理学家的诗论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影响到诗人的创作和理论批评。在考察南宋理学与诗学的关系时，朱熹是一个坐标。朱熹综合自己的诗歌创作经验、当代诗学的理论思考以及所接受的理学家诗学观点，在其理学思想的指导下，发表了许多有关诗歌理论与批评的见解，从而初步建立了体系比较完整的理学家诗学理论，在有关诗学的主要方面都颇有建树。
　　（一）“思无邪”的诗教理论
　　朱熹哲学逻辑结构的核心范畴——理与气的展开，落实于文学层面就是文与道、诗与理的关系。在理气论　中，朱熹主张理本气具、理体气用、理生气，相对于文道关系就是文从道出，他说：“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1](p.3319)因此他极力反对古文家文以贯道的说法，认为：“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岂有文反能贯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吃饭时下饭耳。若以文贯道，却是把本为末，以末为本，可乎？”[1](p.3305)即使对周敦颐提出的文以载道之说，朱熹实际也不完全赞同，只是在《通书解》中提到，在其他场合就不再提及。文从道出的观点对于朱熹来说有两重意义，一方面，从体用关系上肯定了文的存在合理性，可以为朱熹整合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活动于其庞大的理学体系提供学理根据。既可以纠正理学先驱特别是程颐的排斥文学的极端倾向，也为自己的文学活动留下了余地。另一方面则是为强化理学对文学的统治、制约、指导提供了理论和方法依据，体现于诗学领域就是强调诗歌吟咏性情之正。从文从道出的观点来看，只有那些体现了天理、合乎圣贤之志的诗歌才是合乎标准的，否则就不是好诗。这种观点在朱熹的《诗经》研究中有鲜明的体现。同样是风诗、民间里巷歌　谣，但由于《二南》是产生于受文王、周公教化的地区，“亲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性情之正。”[2](《序》，p.2)所以就“思无邪”，被朱熹奉为典范，而郑卫之音则是淫声，必欲除之而后快。
　　朱熹对“思无邪”的这种理解实际是继承了传统诗学理论中教化说的产物，但从他自己的哲学思想出发，他所说的这种教化论并不同于以前的诗教观。朱熹的诗教论侧重养性情。在《诗集传序》中朱熹阐述了自己的这种诗教观点，他认为：
　　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余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圣人在上，则其所感者无不　正，而其言皆足以为教。其或感之杂而所发不能无可择者，则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劝惩之，是亦所以为教也。昔周盛时，上自郊庙朝廷而下达于乡党闾巷，其言粹然，无不出于正者，圣人固已协之声律，而用之乡人，用之邦国，以化天下。至于列国之诗，则天子巡守亦必陈而观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后，浸以陵　夷。至于东迁，而遂废不讲矣。孔子生于其时，既不得位，无以行帝王劝惩黜陟之政，于是特举其籍而讨论之，去其重复，正其纷乱，而其善之不足以为法、恶之不足以为戒者，则亦刊而去之，以从简约，示久远，使夫学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师之而恶者改焉。是以其政虽不足以行于一时，而其教实被于万世，是则《诗》之所以为教者然也。[2](《序》，p.1)
　　从这种教化说出发，他在学诗的原则与方法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他说：“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参之列国以尽其变，正之以《雅》以大其规，和之于《颂》以要其止，此学《诗》之大旨也。于是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察之情性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则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于此矣。” [2](《序》，p.2)以《二南》为基础，建立一个以《诗》涵养心性、融会义理的理学诗教理论，可谓是朱熹在诗学思想方面的一个主要内容，从他的《诗集传》和《楚辞集注》中便可以体现出来。
　　朱熹的《诗集传》是《诗经》学史上一部很有影响的著作，其中对《诗序》的取舍和对“思无邪”的新阐释也充分体现了朱熹诗论的理学诗教特色。朱熹“因论诗，历言小序大无义理，皆是后人杜撰，先后增益凑合而　作。多就诗中采摭言语，更不能发明诗之大旨。”[1](p.2075)认为汉儒的美刺之说有失“温柔敦厚”的诗教原则：“‘温柔敦厚’，《诗》之教也。使篇篇皆是讥刺人，安得‘温柔敦厚’！” [1](p.2065)汉儒的解释使“读者疑于当时之人绝无‘善则称君，过则称己’之意，而一不得意，则扼腕切齿，嘻笑冷语以怼其上者，所在而成群，是其轻躁险薄，尤有害于‘温柔敦厚’之教。故予不可以不辨。”[3](卷一)由此朱熹采取了废《序》（指《小序》）说《诗》的立场。对前人关于孔子“思无邪”的解释也作了相应的调整。认为所谓“思无邪”：“非言作诗之人‘思无邪’也。盖谓三百篇之诗，所美者皆可以为法，而所刺者皆可以为戒，读之者‘思无邪’　耳。作之者非一人，安能‘思无邪’乎？只是要正人心。” “此诗之立教如此，可以感发人之善心，可以惩创人之逸志。” [1](p.538)从人的思想上先树立理学立场和观念，自然读《诗》可以正人心，养性情，明义理。从正心诚意的学术思路出发，朱熹说：“思在人最深，思主心上”，“思无邪”的目的“只是要正人心。”强调从内在的心性根本上存善去恶，以《诗经》为治心的圣典。
　　对《楚辞》的研究也强调其能“增夫三纲五常之重”，因为屈原的《离骚》等“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皆生于缱绻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所以“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妇抆泪讴吟于下，而所天者幸而听　之，则于彼此之间天性民彝之善，岂不足以交有所发，而增夫三纲五常之重，此予之所以每有味于其言，而不敢直以‘词人之赋’视之也。”[4](p.2)也是从诗歌吟咏情性的特点出发，读者在吟咏欣赏中得到思想教育。可见朱熹虽然也和其他的理学家一样强调义理心性的修养，但他却能从诗歌的文学艺术特点出发，通过文学欣赏来加强思想修养，这是作为文学家、诗人的朱熹比一般理学家高明的地方。
　　（二）以《诗》之六艺为说的艺术特征论
　　朱熹对诗歌艺术特征的认识集中于诗歌感物道情的本质与对诗“六义”的阐释两个方面。这在对《诗经》和《楚辞》这两部古典诗歌的源头、元典著作的研究和阐释中鲜明地体现出来。
　　朱熹对诗歌艺术特征的认识首先表现在他对《诗》“六义”的阐释：
　　所谓“六义”者，风雅颂乃是乐章之腔调，如言仲吕调，大石调，越调之类；至比、兴、赋，又别：直指其名，直叙其事者，赋也；本要言其事，而虚用两句钓起，因而接续去者，兴也；引物为况者，比也。立此六义，非特使人知其声音之所当，又欲使歌者知作诗之法度也。[1](p.2067)
　　朱熹将诗“六义”分为“三经、三纬”：　“‘三经’是赋、比、兴，是做诗底骨子，无诗不有，才无，则不成诗。盖不是赋，便是比；不是比，便是兴。　如风、雅、颂是里面横弗底，　都有赋、比、兴，故谓之‘三纬’。”[1](p.2070)比兴比较难区别：“比是以一物比一物，而所指之事常在言外。兴是借彼一物以引起此　事，而其事常在下句。但比意虽切而却浅，兴意虽阔而味长。” [1](p.2069)对赋比兴的阐释侧重其诗歌的具体艺术手法：“赋则直陈其事，比则取物为比，兴则托物兴词，其所以分者，又以其属辞命意之不同而别之也。”[4](p.6)认为这是属辞命意的事情，是作诗的骨子，表明他对诗歌艺术特点认识的深入。对“三纬”的风雅颂他认为是三种诗体：“《风》则闾巷风土男女情思之词，《雅》则朝会燕享公卿大人之作，《颂》则鬼神宗庙祭祀歌舞之乐。其所以分者，皆以其篇章节奏之异而别之也。” [4](p.6)对风诗的解释表明他认识到了风诗的民歌情诗本质，　所以他说：“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　也。”[2](《序》，p.2) 认为《风》诗多为民间情歌。他解释圣人编选这些民歌的原因是：
　　若《国风》乃采诗有采之民间，以见四方民情之美恶，《二南》亦是采民言而被乐章尔。……若变风，又多是淫乱之诗，故班固言“男女相与歌咏以言其伤”，是也。圣人存此，亦以见上失其教，则民欲动情胜，其弊至此，故曰“诗可以观”也。[1](p.2067)
　　《国风》诗是民歌，就是《二南》原来也采自民歌。朱熹从“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的诗歌感物道情的角度认识《诗经》中的作品，体现了诗人的眼光。但朱熹又将《郑》风和《卫》风称为“淫诗”，体现了理学家的偏狭。当然，对“淫诗”说也要看到它的两重意义。首先肯定了诗之抒情本质，包括男女之情之不可灭。另一方面，理学以理节情、存天理、灭人欲的伦理道德思想也局限了他对这些作品艺术与思想意义的正确认识。当朱熹的《诗集传》被奉为经典后，朱熹的这一解释就产生了很大的负面作用，既对诗歌言情造成很大的限制，也影响了对《诗经》文学意义的阐发。
　　朱熹也以“六义”来解《楚辞》，他认为“不特《诗》也，楚人之词，亦以是而求之，则其寓情草木，托意男女，以极游观之适者，变风之流也。其叙事陈情，感今怀古，以不忘君臣之义者，变雅之类也。至于语冥婚而越礼，抒怨愤而失中，则又风、雅之再变矣。其语祀神歌舞之盛，则几乎颂，而其变也，又有甚焉。其为赋，则如《骚》经首章之云也；比，则香草恶物之类也；兴，则托物兴词，初不取义，如《九歌》‘沅芷澧兰’以兴‘思公子而未敢言’之属也。然《诗》之兴多而比、赋少，《骚》则兴少而比、赋多，要必辨此，而后词义可寻，读者不可以不察也。”[4](p.6)因为朱熹认为“六义”“盖古今声诗条理无出此者。”由此可见朱熹对诗歌艺术特征的认识是很深刻的，朱熹是内行的诗评家。
　　如果说《诗经》研究由于其经学研究性质的局限主要强调了吟咏性情之正、以理节情的理学原则，那么，《楚辞集注》则突出了诗歌抒发人的情感，尤其是比较激烈的悲愤忧郁等并不符合儒家“温柔敦厚”诗教原则的情感，尽管朱熹从忠君爱国等层面为之解释、肯定，但仍掩盖不了朱熹是从情感是否浓烈、尤其侧重悲愤幽怨等“负面”情感来看待屈原及其作品，并以此作为主要标准编选取舍《楚辞》作品的本质。（详说见后）
　　（三） 虚心明理的修养论和创作论
　　穷理和作文统一论，也是其理学本体论的体现。朱熹超出前人的地方在于他不是一般地强调主体的道德修养和艺术修养，而是特别强调“穷理”，即对义理的精思明识与心性涵养。朱熹认为：“人之有言，皆出于心，其心止于正理而无蔽，然后其言平正通达而无病。苟为不然，则必有是四者之病矣。即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为害于政事之决然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通于道，而无疑于天下之理，其孰能之？”[5](p.233)言出于　心，心止于理，所以人要写出好文章，必须心正理明，所以要诚心正意，而诚心正意，首先要格物致知，因为“理精后，文字自典实”[1](p.3320)，“主乎学问以明理，则自然发为好文章，诗亦然”。[1](p.3307)对穷理与格物的强调使朱熹的艺术修养论不仅有别于一般文学家，也与侧重心体了悟、良知觉证的心学家不同。从其理学思想出发，朱熹认为只要穷理学道，就可以“有德者必有言”。他说：“志之所之，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然则诗者，岂复有工拙哉？亦视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于高明纯一之地，其于诗，固不学而能之。至于格律之精粗，用韵属对比事遣辞之善否，今以魏晋以前诸贤之作考之，盖未有用意于其间者，而况于古诗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于此，故诗有工拙之论，而葩藻之词胜，言志之功隐矣。”[6](《答杨宋卿》，p.1756)对传统诗言志的“志”突出了道德心性修养的内涵，体现了理学家的本色。
　　朱熹特别强调要虚心、平心静气的去读书明理，体会义理滋味，提高心性修养。这与他特别强调心之虚灵明净，如镜子般反映事物的思想有关。认为“穷理以虚心静虑为本。”[1](p.155)所以他认为要把诗作好也要虚静明理：“今人所以事事做得不好者，缘不识之故。只如个诗，举世之人尽命去奔做，只是无一个人做得成诗。他是不识，好底将做不好底，不好底将做好底。这个只是心里闹，不虚静之故。不虚不静故不明，不明故不识。若虚静而明，便识好物事。虽百工技艺做得精者，也是他心虚理明，所以做得来精。心里闹，如何见得！”[1](p.3333)虚静实际还是体现了居敬涵养的工夫，明理则是格物致知的本质，只不过朱熹将之用于作诗。当　然，讲虚静与道家的心斋，以及佛禅的修持工夫等思想恐怕也有关系。
　　朱熹对乐府诗歌、古诗十九首的模仿经验，使他形成诗文天生成腔子的观点，也使他重视诗文之法，主张守旧，即使变化，也强调要变而不失其正。他认为：
　　人做文章，若是子细看得一般文字熟，少间做出文字，意思语脉自是相似。读得韩文熟，便做出韩文底文　字； 读得苏文熟，便做出苏文底文字。若不曾子细看，少间不得用。向来初见拟古诗，将谓只是学古人之诗。元来是如古人说“灼灼园中花”，自家也做一句如此；“迟迟涧畔松”，自家也做一句如此；“磊磊涧中石”，自家也做一句如此；“人生天地间”，自家也做一句如此。意思语脉，皆要似他底，只换字。某后来依如此做得二三十首诗，便觉得长进。盖意思句语血脉势向，皆效它底。大率古人文章皆是行正路，后来杜撰底皆是行狭隘邪路去了。而今只是依正底路脉做将去，少间文章自会高人。[1](p.3301)
　　又曰：“文字自有一个天生成腔子，古人文字自贴这天生成腔子。”[1](p.3322)“人要会作文章，须取一本西汉文，与韩文、欧阳文、南丰文。”[1](p.3321)这种观点虽然有其合理性，但无疑是一种保守的观点。这与其强调理的永恒不变的思想也有一定关系。
　　（四）涵泳自得的鉴赏论和重人品的批评论
　　格物致知的理学修养方法、治学方法与读诗时的涵泳、吟咏、寻求诗歌本义的观点关系较大。这在朱熹的《诗集传》中有深刻的体现，也是他能超出前人和时人的一个重要原因。
　　涵泳是指读书时从容理会，玩味义理。朱熹在这方面有许多论述，表明他是一个很会读书的人，他举例说：“《论语》一日只看一段，大故明白底，则看两段。须是专一，自早至夜，虽不读，亦当涵泳常在胸次，如有一件事未了相似，到晚却把来商量。但一日积一段，日日如此，年岁间自是里面通贯，道理分明。”[1](p.434)因此朱熹喜欢用“玩味”一词。由读书到作文再到诗歌的欣赏，玩味也成为他关于诗歌鉴赏的一个有特色的观点。朱熹讲自己因读《孟子》而悟作文之法的体会说：“某从十七八岁读至二十岁，只逐句去理会，更不通透。二十岁已后，方知不可恁地读。元来许多长段，都自首尾相照管，脉络相贯串，只恁地熟读，自见得意思。从此看孟子，觉得意思极通快，亦因悟作文之法。如孟子当时固不是要作文，只言语说出来首尾相应，脉络相贯，自是合著如此。” [1](p.2630)可见，涵泳玩味既可以用来对理学义理的体会，也通于作文和诗文的欣赏。所以朱熹又从作文讲到对义理的玩味和心性的涵养：
　　学者观书多走作者，亦恐是根本上功夫未齐整，只是以纷扰杂乱心去看，不曾以湛然凝定心去看。不若先涵养本原，且将已熟底义理玩味，待其浃洽，然后去看书，便自知。只是如此。老苏自述其学为文处有云：“取古人之文而读之，始觉其出言用意与己大异。及其久也，读之益精，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当然者。”此是他于学文上功夫有见处，可取以喻今日读书，其功夫亦合如此。[1](p.178)
涵泳、玩味义理，主要是指自己心中真正有所得，不是不假思索地随人言语，要真正使自己的学问道德境界有所提高，此即他说的自得。
　　从这种自得出发，朱熹主张读《诗》应当平心静气、从容吟诵、涵泳体味，反对好作高深、刻意发挥、胶柱鼓瑟式的以史解诗的汉儒诗学，认为这种方法并没有充分发挥《诗经》的特点和优势，更不能从心灵深处感发人的善心、道德情感，也就达不到诗教目的。认为读诗者应先虚心静心，即保持一种宁静的心境，心中先不要横上许多主观的意见，这种接受理论既是朱熹读书为学的原则，也用于文学作品的阅读欣赏，很有加以阐发的意义。朱熹说：“人心如一个镜，先未有一个影象，有事物来，方始照见妍丑。若先有一个影象在里，如何照得！人心本是湛然虚明，事物之来，随感而应，自然见得高下轻重。事过便当依前恁地虚，方得。” [1](p.347)相应　的，“读诗之法，只是熟读涵味，自然和气从胸中流出，其妙处不可得而言。不待安排措置，务自立说，只恁平读著，意思自足。须是打叠得这心光荡荡地，　不立一个字，只管虚心读他，少间推来推去，　自然推出那个道理。” [1](p.2086)从心的虚明特点出发，他认为只要平心静气地细细品味诗作，就可以如镜子般照见事物的本来面目，体会出诗歌中蕴含的义理和作者艺术手法的高妙。这里的关键还是心境的平静，与其对心、性、情的理学阐释有关。朱熹认为性静情动，虚静所明的理，是心中的性理，在理学家看来，也是外在的物理，朱熹主张内外一贯，上下贯通，因此读诗固可以明理，是欣赏，实际与作诗也是相通的。
　　在《诗集传》中，朱熹特别强调的“思无邪”是从读者接受角度讲的，以“无邪”之心吟咏，得性情之正。“兴于诗”则是从诗歌感物道情、抒写人情事理的特征出发，“从诗的情感体验中寻求性善的道德义理，而不是直接从社会政治的角度讲诗歌教化，是朱熹《诗集传》与汉儒《诗》学在思想方法上的主要分歧，也是朱熹诗论的特点。”[7](p.252)也就是从诗歌这种文体的特点出发，在一般的情感体验中努力发掘伦理道德情感，兴发感动起人的善心、道心，从而达到对理学义理的体认、领悟和接受，而不是生硬地说教，尤其不能不顾诗歌的本义而作硬性的发挥，乃至曲解诗人的本意。这是一种从文学性质出发而又以理学目的为旨归的新的解经方法，也是朱熹在理学思想指导下的诗学鉴赏新方法、新原则。
　　理学价值观体现于诗歌批评就是强调人品与文品的统一，以人品定诗品。朱熹的特点是给传统儒家的文品与人品统一论赋予了本体论的根据。他说：“盖必有是理，然后有是心；有是心，然后有是事；有是事，然后有是言，四者如行影之相须而未始须臾离也。”[6]( 《答何叔京》，p.1857)理、心、事、言顺序而出，理是本体，心是主体，事是客体，言为表现媒介。理虽为本体，然而要发而为有意义的事物，还得经过主体的能动；要表现有意义的事物，更有待于心之主体的能动。按理——心——事——言的顺序，“文从道中流出”必须经过心的中介，于是就变为文从心中流出或胸中流出，文道合一也就成了人文合一。理在人为性，性体现为人格，其流现于作品便成人品。因此“诗见得人，如曹操虽作酒令，亦说从周公上去，可见是贼。若曹丕诗，但说饮酒。”[1](p.3324)人品高低决定诗品的高下。
　　从《向芗林文集后序》可以看出这种理论的实践体现：“陶元亮自以晋世宰辅子孙，耻复屈身后代，自刘裕篡夺势成，遂不肯仕。虽其功名事业不少概见，而其高情逸想播于声诗者，后世能言之士皆自以为莫能及也。盖古之君子其于天命民彝、君臣父子大伦大法之所在如此，是以大者既立，而后节概之高、语言之妙乃有可得而言者。如其不然，则纪逡、唐林之节非不苦，王维、储光羲之诗非不修然清远也，然一失身于新莽、禄山之朝，则其平生之所辛勤而仅得以传世者，适足为后人嗤笑之资耳。”[6](pp.3980-3981)尽管陶渊明和王维二人的诗都很高妙，但由于立身气节的不同，导致后人对他们诗文截然不同的评价，在这里道德人品成了诗文价值存在的根本。
　　在《楚辞集注》中，这种倾向也比较明显。由于扬雄失节仕于王莽新朝，所以朱熹将他的《反离骚》从《集注》中删去本文，只留存目，而移于《后语》之中，之所以如此是“欲因《反骚》而著苏氏、洪氏之贬词，以明天下之大戒也。”[4](p.207)也就是作为反面教材。因此在《反离骚》后录入洪兴祖的论辩，目的在于贬扬褒　屈，充分肯定屈原的人品，对千余年来对屈原人品的争论作出评判，从人品到文品对屈原作了高度评价。朱熹针对千余年来许多人对屈原人品的误解感慨地说：“呜呼！余观洪氏之论，其所以发屈原之心者至矣！然屈原之　心，其为忠清洁白，固无待于辩论而自显；若其为行之不能无过，则亦非区区辩说所能全也。故君子之于人也，取其大节之纯全，而略其细行之不能无弊。则虽三人同行，犹必有可师者，况如屈子，乃千载而一人哉！” [4](p.240)认为“屈原之忠，忠而过者也；屈原之过，过于忠者也。” [4](p.241)所以“原之所为虽过，而其忠终非世间偷生幸死者所可及。”由人及文，“（扬）雄固为屈原之罪人，而此文（指《反离骚》）乃《离骚》之谗贼矣，它尚何说哉！” [4](p.235)由于朱熹有这种批评原则，所以就使得他的《楚辞集注》的选录和评价标准不统一。本来，朱熹主要是根据作品是否感情激烈，尤其感情是否怨愤忧伤为选录标准，所以“《七谏》、《九怀》、《九叹》、《九思》，虽为骚体，然其词气平缓，意不深切，如无所疾痛而强为呻吟者。”所以被从原本中删去了。可见，对《楚辞》朱熹强调的是感情之“必其出于幽忧穷蹙，怨慕凄凉之意”[4](p.207)，当然这种感情必须是出于忧国忧民，其人必须能保持气节，尤其要有忠君思想，于是评价的天平又倾向了思想义理。这种标准的不统一乃至互相矛盾在《楚辞后语》中鲜明体现出来。根据“屈子者穷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之词　也。故今所取而使继之者，必其出于幽忧穷蹙，怨慕凄凉之意，乃为得其余韵，而宏衍巨丽之观、欢愉快适之　语，宜不得与焉。”[4](pp.206-207)这是从感情的性质方面为选录标准。“若其义，则首篇所著荀卿子之言，指意深切，词调铿锵，君人者诚能使人朝夕讽诵，不离于其侧，如卫武公之《抑》戒，则所以入耳而著心者。” [4](p.207)这是从君主政治方面着眼。“若《高唐》、《神女》、《李姬》、《洛神》之属，其词若不可废，而皆弃不录，则以义裁之，而断其为礼法之罪人。” [4](p.207)这是从是否符合礼教方面入手。对扬雄其人其文的评价是以气节操守为根据。对于陶渊明的《归去来》辞，主要是从其符合“中和”之美，其人境界高远为主，当然也关乎不仕二姓的气节。“至于终篇，特著张夫子、吕与叔之言，盖又以告夫游艺之及此者，使知学之有本而反求之，则文章有不足为者矣。”[4](p.208)这是典型的理学家崇道卑文、道本文末价值观和文艺观的体现。以上种种，形象的展现出作为理学家、政治家、文学家和诗人的朱熹思想感情的各个方面。而其以人品定诗品的这一方面思想也表露无遗。
　　（五）平淡自然的风格论和气象近道的境界论
　　崇尚道德境界，讲究持敬的修养方法，必然是约性敛情，尚朴黜华，表现于诗歌审美追求上就是反对浮华雕琢，提倡平淡质朴的诗风，对天人合一精神境界的崇尚又要求诗歌在平淡中含至味，也就是要能从中读出至真至善至美的意蕴。这关键在自得，道德内充，真味发溢于诗，自得的人生境界化为诗歌就是平淡自然、不费气力、浑融含蓄又余味无穷的诗歌风格和美学趣味。朱熹认为陶渊明诗歌的高超意境正是其超然自得精神境界的外化：“若但以诗言之，则渊明所以为高，正在其超然自得，不费安排处。”[6]( 《答谢成之》，p.2947)
　　朱熹对理想诗风的追求在晚年与巩丰论诗书中有较全面的体现。朱熹认为：“古今之诗凡有三变：盖自书传所记虞、夏以来，下及魏、晋，自为一等；自晋、宋间颜、谢以后，下及唐初，自为一等；自沈、宋以后定著律诗，下及今日，又为一等。”而“自唐初以前，其为诗者固有高下，而法犹未变。至律诗出，而后诗之与法始皆大变。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无复古人之风矣。”表明他所欣赏的是唐以前的古朴风格的古诗，具体则体现于他的诗歌编选计划：“尝欲抄取经史诸书所载韵语，下及《文选》、汉、魏古词，以尽乎郭景纯、陶渊明之所作，自为一编，而附于《三百篇》、《楚辞》之后，以为诗之根本准则。又于其下二等之中，择其近于古者，各为一编，以为之羽翼舆卫。（以李杜言之，则如李之《古风》五十首，杜之《秦蜀纪行》、《遣兴》、《出塞》、《潼关》、《石濠》、《夏日》、《夏夜》诸篇，律诗则如王维、韦应物辈，亦自有萧散之趣，未至如今日之细碎卑冗，无余味也。）其不合者，则悉去之。”[6]( 《答巩仲至书》四，p.3337)提倡学《选》诗、魏晋以前古　诗，不喜近体诗，主要是近体诗巧。他说：“古诗须看西晋以前，如乐府诸作皆佳。杜甫夔州以前诗佳；夔州以后自出规模，不可学。苏黄只是今人诗。苏才豪，然一滚说尽，无馀意；黄费安排。”[1]P.3324)“选中刘琨诗高。东晋诗已不逮前人，齐梁益浮薄。鲍明远才健，其诗乃《选》之变体，李太白专学之。” [1]P.3324)“李太白终始学《选》诗，所以好。杜子美诗好者亦多是效《选》诗，渐放手，夔州诸诗则不然也。”[1]P.3326)对苏黄诗风并不称赏，对李杜则肯定他们那些学习《选》诗的高古之作，对黄庭坚所津津称道的杜甫夔州诸诗则不以为然，原因在于这些诗刻意讲究声律，雕琢太巧，有伤浑厚朴拙的古风。
　　朱熹之所以欣赏古诗是由于古朴之诗多平淡自然，针对巩丰：“‘平淡’二字误尽天下诗人”的观点，朱熹认为“恐非至当之言……夫古人之诗，本岂有意于平淡哉？但对今之狂怪雕锼、神头鬼面，则见其平；对今之肥腻腥臊、酸咸苦涩，则见其淡耳。自有诗之初，以及魏晋，作者非一，而其高处无不出此。固自以为亦尝从头看得一过，而谙其升降沿革矣，则岂不察于此者？但恐如李汉所谓谓《易》以下为古文，因以为无所用于今世，不若近体之可以悦人之观听，以是不免有是今非古之意，遂不复有意于古人之高风远韵耳。又谓‘有意于平淡者，即非纯古’，然则有意于今之不平淡者，得为纯古乎？又谓‘水落石出，自归此路’，则吾未见终身习于郑、卫之哇淫，而能卒自归于英、茎、韶、頀之雅正者也。”[6]( 《答巩仲至书》五，pp.3340-3341)从这一段中可以看出，朱熹所说的平淡实际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如就“平”字而言，指平易自然，首先是艺术表现手法上的浑然天成，不假雕饰，同时也是作家天性的自然流露。如就“淡”字而论，主要指一种冲和简淡、萧散简远的清淡，体现出对幽静闲适的人生境界的向往。如朱熹特别喜欢韦柳一路平淡诗风，尤其是韦应物，这主要是因为朱熹认为韦诗气象近道：
　　杜子美“暗飞萤自照”，语只是巧。韦苏州云：“寒雨暗深更，流萤度高阁。”此景色可想，但则是自在说了。因言：“《国史补》称韦‘为人高洁，鲜食寡欲。所至之处，扫地焚香，闭门而坐。’其诗无一字做作，直是自在。其气象近道，意常爱之。”[1](p.3327)
　　韦应物其人精神境界近道，所以发为诗歌则“无声色臭味”：“韦苏州诗高于王维、孟浩然诸人，以其无声色臭味也。”[1](p.3327)韦应物的诗歌达到了“太羹无味，天地之至味”，“玄酒无味，真味存焉”的至道境界，实际是一种闲适的人生境界，所以朱熹对其倍加赞赏，认为高于唐人盛称的王、孟。其实，朱熹也欣赏具有阳刚之气和雄浑气象的诗歌作品，这种审美趣味和喜好既有朱熹理学的根据和个人偏好，也是有鉴于宋诗发展到苏黄以后的江西诗风之流弊，刻意雕琢就伤于巧，缺乏朴拙之美，片面求奇就伤于浮华，而少平淡自然，总之，没有了唐诗的韵味和含蓄，也少了浑成。朱熹对杨万里等人提倡学晚唐以矫宋诗之弊的诗风也不欣赏，认为也是巧而且放肆，无法度，无浑厚之气，所以自然将目光投向了盛唐李杜。本来李杜作为诗坛巨匠早已为宋人所公　认，只是宋人在选择自己的诗学典范时更青睐杜甫，又根据自己的美学理想以杜甫为旗帜，实际学的是中唐诗　歌。朱熹提倡学李白则是从其崇尚古诗的角度，认为李白诗歌学《选》诗，所以有法度，但又不局于死法，是从容于法度，正符合朱熹的美学原则。
　　朱子理学诗学呈现出鲜明的道德伦理色彩，也体现出丰富性和复杂性，其根本在于朱熹的理学家与诗人的双重身份。朱熹理学的理性本质和敬畏倾向使他必然强调理性的节制和对情感的压抑，但诗歌抒写人的情感和寻求心灵自由的特性在本质上与朱熹理学的主旨又是冲突的，努力在理学理论允许的范围内对传统和当代的诗学思想加以指导、改造，是朱熹诗学的特色，也是他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1]（宋）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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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宋）朱熹.楚辞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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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郭齐,尹波.朱熹集[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
[7] 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5.

来源：湖州师范学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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