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
马孔
我试图努力去回忆,去马孔时的路上是不是没有吃饭,抵达时已经很晚了。我想一定是这样,除了在蒙特利马尔买了一盒牛轧糖(这个地方以生产糖点闻名,在车站里,糖点就在车窗前兜售),之后过了很久,又在里昂喝了碗肉汤。罗讷河畔的旅程——经过瓦朗斯,经过图尔农,经过维埃纳——在那个明媚的星期天,要不是发生了两件不快的事情,原本一直十分迷人。我在奥朗日上了这列马赛开来的快车,列车超载,简直都要挤暴了;我可以得到的惟一的栖身之地就是一节满载德国人的车厢里的一个旮旯,这些德国人占据了所有的窗口,正如人们所知的他们坚守别的战略要地一样。不过,我自己也不太懂,为何要在此喋喋不休地诉说这种不便,因为它仅仅是一长串委屈之中的一件而已。六个礼拜以来在法国频繁乘火车旅行,无时不刻遭受委屈。在这篇记事的开端,我还未曾触及它们,我之所以缄默并非是因为有什么温馨的联想。在这个讲究福利设施的国度,这种旅行方式存在着诸多不便;几乎所有条件都使人不悦。这就使得许多感情丰富的游客反复扪心自问,由于有这样那样要命的烦恼,这种娱乐是否值得。好在乘火车旅行与海上旅行很相似。人一到达目的地,旅途上的苦难也就随之消失了。正是如此,我结束短暂的法国之旅时觉得心满意足。就让这种不敬的小小发泄成为对整个粗暴的 gare〖ZW(〗法语:火车站。〖ZW)〗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礼赞吧:该死的 salle d’attente〖ZW(〗法语:候车室。〖ZW)〗,拖延行李简直让人不堪忍受,站台上居然没有搬运工,火车太过拥挤并且粗鄙之至。有多少次,让自己暗自反思,只有在不讲道义的阿尔比恩〖ZW(〗指英国。〖ZW)〗,他们才会将这种事情处理得井然有序!有多少次,当列车缓缓驶进站台的时候,身着棉绒衣服热切地凑到车厢门口的英国雇佣工人闯进我愤愤不平的梦魂!那如同慈父的搬运工,那随叫随到的马车,真可谓是英国天才献予世界的最好的礼物中的几件。通过一番实事求是的倾斜之后,为了遵守我总要把一碗水端平的习惯(我的一些朋友对此无法容忍),我得赶紧补充说明一点:我前面提及的里昂的肉汤,尽管不算是一种理想的肉汤,但比我在英国火车站能够吃到的任何一种都好得多。喝完之后,我坐在车上(在里昂站等了很久),借着从站台上照过来的灯光,阅读在报亭买到的几份激进报纸,上面登载着各种各样使人不悦的消息。从这些报纸上的内容,我推断里昂情况混乱至极。罗讷河和索纳河给这座壮丽的城市形成了一条腰带,如今水几乎漫到了街道上,自从离开奥朗日后我对该地区的所见所闻就极易相信这一点。罗讷河沿途流向里昂,到过它不该去的各个地方,它与这条水量充足的可爱的河流汇合后,情况当然也没有什么改善。这条迷人的河流在马孔,据说它曾为首都的自负提供过一次极好的机会。有人站在这个城市的码头上问一位来自巴黎的游客(这已是老生常谈了)他是否欣赏索纳河,那人和颜悦色地答道,索纳河很优美,不过在巴黎人们称它“塞纳河”。里昂这种人心恍惚的时刻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我觉得这些人或许有先见之明,知道河水要涨)利用,进一步制造社会恐慌。一枚装了炸药的弹壳被扔进咖啡屋,各种无伤大雅的贪杯之徒被炸伤(是否有人丧生,我无法断定)。随后而来的当然是拘留和监禁,于是爆炸的回音充斥于《激进新闻》和《呼声报》上。这些报刊的语气很难看出有什么教育意义,碰到这种情况,还是谈得老调。浏览这些报刊的时候,我不清楚我的激进主义是不是已经丧失殆尽;后来我又想,我究竟有没有能够丧失的东西。纵使在里昂等了如此之久,拖延得人心烦意乱,我也始终未能解决这个问题,正如我对这种好战民主的未来,或者对于一种应当炸毁其他一切文明的最终模式,拿不准主意一样。几天以后,里昂的水退了;但这种民主并未低落下来。
我清晰地回想起在马孔度过的那个晚上剩余的一段时间——想起来牙齿仍在哆嗦。我依旧不明白这个地方当时是怎么回事;对于10月的最后一天而言,这种气温反常得令人无法相信。这两个形容词也可以用在这家旅馆身上,这是一座非常奇特的建筑,都是门面,它仅仅把一个无顶的后部暴露给天眼。老板娘是一个情感外向、口惹悬河的人,自然她也是门面的一部分。她身后就是个风口,房间、走廊、楼梯都展现给天空,仿佛房屋的外墙被撤走了一般。若是在佛里达,这倒是非常惬意的,然而在勃艮第,即使11月1日的前夜,这也不行,因此我饱尝了一个尚未开始的季节的严酷,简直荒唐到了极点。空气里有某种东西,甚至第二天我在索纳河阳光灿烂的码头上也同样感觉得出。在那儿,虽然有南国和煦的阳光,就算回想到阿方斯·德·拉马丁〖ZW(〗阿方斯·德·拉马丁(1790—1869),法国浪漫派诗人,政治活动家,代表作有《沉思集》等。〖ZW)〗常常在此地脚踩石板路漫游,我也体会不出多少暖意。不知为何,马孔给我一种身患慢性麻木症的感觉,因此在这条河的大肆扩张中没有什么格外令人欣喜的东西。它不再是一条河,而成了一片湖;从这家旅馆油漆过的正面的窗户望出去,我看到对面的河岸似乎已经无限制地退了回去。不幸的是,河岸上形形色色的东西却不曾退回去,这样便给人一种事物关系严重错乱的一种感觉。总有些白杨树依稀可见,不过白杨树已经成了水生植物。可惜,这些现象在马孔不能引起足够的注意,因为索纳河在一年的某几个季节当中,要是不泛滥,它也便一文不值了。人们习惯了它,正如他们似乎习惯了拉马丁的青铜雕像一般。广场上的主要纪念物便是这尊雕像,它再现的诗人穿着一件有盘花纽扣的外套,足蹬一双下翻式高统皮靴,迎着风,即兴赋诗。它给我的印象是:它的姿势甚至比现存的一贯成功的高大的雕像还要严谨一些。的确,这件出于法尔吉埃先生之手的艺术作品,处于目前的地位,我对它的评价要经在1876年展览会虚假的环境中所见的要高。我攀上马孔旧城所在的小山,寻访埃尔韦尔的情人出生的房子,他也正是使沃克吕兹成为大众一心所向的地方的彼特拉克。要是阿纳旅游指南从《隐情》中摘录了一段有关诗人出生地的描述,他对于该地的描写的确诗意盎然。说来也怪,不论是地理位置还是其他特征,它与现实相去甚远;可以说它对寻找故居不仅不是一种帮助,更是一种直接阻碍。一条狭窄的后街上,有一座极其简陋的屋子,正面墙上嵌有市立的牌匾,被人们说成拉马丁降临人间的场所。而他自己却说成一座雄伟高大的建筑,矗立于一个广场的一角,装饰着压铁,有一个 porte haute et large,(法语:高而大的门。——译者注)还有许多其他的特点。这座镶嵌牌匾屋子的地下室之上还有两层粗劣的楼房,(至少现在)显出一副破败不堪的样子,再说,那“广场”很难让人根“大”挂上钩。有人责怪拉马丁写史失实,显而易见,他一起步就行差踏错;他自己也从未弄清楚究竟是在哪里出生。要不就是过错了牌匾?若是房子嫌小的话,那牌子也便显得过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