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友命我以关键词的形式写一个关于江西的简介，于是就有了下文。写得不好，大家凑和着一眼吧。）
老俵
也叫作老表，含表亲之意，是江西人独有的一种昵称，一种联系感情的纽带。关于“老俵”来历，版本众多，已不可考，但所有的版本都表现了江西人的淳朴热情。老俵一词已成为代表江西人精神气质的经典符号，外地人都喜欢把江西人称为江西老俵。
万寿宫
如果老俵还仅仅是概括江西气质的一种口头称谓，那万寿宫则是江西气质的具体物化。万寿宫也叫“江西会馆”，是赣商（“江右商帮”）在全国各地修建的商业会馆。“江右商帮”，不仅是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商帮，而且实力极为雄厚，基本垄断了全国各地的瓷器、药材、竹木、茶叶、布匹、纸张和大米等民生商品的经营，有“无江西商人不成市场”之说。赣商同时也是最具儒商气质的商人，以讲究贾德著称。作为赣商的标志，赣商财富与实力的象征，遍布全国以及东南亚各国的万寿宫，它见证的是一段历史，一段辉煌，体现了江西商人睿智谦和的儒贾风范。
茶马古道
茶马古道是云南、四川与西藏之间的贸易通道，由于主要是用川、滇的茶叶与西藏的马匹、药材交易，以马帮运输，故称茶马古道。茶马古道是世界上最为艰险的民间国际商贸通道，其崎岖险峻和通行之艰难为世所罕见。茶马古道的形成、发展，江西人贡献最大，无论从马帮的规模、线路的开辟、还是运输管理等等方面，江西人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说没有江西人，也就没有茶马古道。“滇云地旷人稀，非江右商贾侨居之，则不成其地。”至今茶马古道的源头普洱，居民也多为江西后人。悠悠茶马古道，记载的是江西人的刚毅、勇敢和智慧。
CHINA
中国和瓷器在英语中是同一个单词：CHINA，而CHINA又是汉语“昌南”的音译。昌南即景德镇，出窑的瓷器光致茂美，风行天下。宋景德元年，宋真宗赐年号以命名，昌南遂称为景德镇。西人称中国为“瓷国”，以景德镇为“瓷都”，一个“CHINA”，约略透露出江西人高超的艺术才华与精湛的工艺技能。除了瓷都景德镇，还有药都樟树，业界有“药不到樟树不全，药不过樟树不灵”之誉。
红都、英雄城与将军县
红都瑞金，共和国的摇篮；英雄城南昌，人民解放军的诞生地；十大将军县，江西有三，人数也众。地处江南的江西，不仅民风淳朴热情，也睿智灵活；不仅温柔斯文，也坚毅勇敢。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曾经，这里是全国最富庶的地区，是整个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曾经，这里是红色政权的源头，新中国的起点；曾经，我们的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在这里躲过十年浩劫，在“小平小道”上构思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总体规划……
江西民歌：《斑鸠调》
http://music.showchina.org/mp3/zgmgjc_1_10.MP3
万寿宫之殇
——江西商业精神的沦丧
这，是一省之人几近集体遗忘了的记忆。
友人自驾车去贵州旅游，给我发来短信，说在贵州黔南的一个小县的山村里，居然发现了我们江西的清代商会会馆。
友人有点少见多怪了。明清时期，“江西会馆”遍布大江南北，甚至流传到了东南亚。彼时，不管是叫“江西会馆”、“江西庙”、还是叫“江西同乡馆”、“豫章会馆”，都可以冠之以一个统一的名称：万寿宫。
遍布国内外的万寿宫，串起的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商业网络。
江右商帮，一个已经不太能为国人所记起的名字，但却是中国第一个形成全国性规模的商帮。在江西商人吞吐全国的时候，后来称雄一时的晋商、徽商都还藉藉无名。那个时候，只要有市场的地方，就有江西人的身影。正所谓“无江西商人不成市场”。
只不过，从清朝中晚期开始，江西没落了，江右商帮衰败了，江西的商业精神也随之被尘封。
一
“福赐江天，烧炷香再去；财源西岭，祈富贵当来。”贵州黔南自治州贵定县新西村，一座万寿宫于此屹立。友人抄下了牌楼的楹联，联文采用联技“肩”格嵌入了“江西”二字，揭示着这座万寿宫的渊源。
万寿宫是江西商人设立于交通便利、物产丰富之地，供同乡往来中转、歇息、聚散的场所。遍布国内外的万寿宫，纪念的是同一个江西人：许逊。
许逊，字敬之，江西南昌县人。西晋太康年间曾出任四川旌阳（后为表彰许逊的贡献，旌阳被改名为德阳）县令，所以，许逊也被称为许旌阳。许逊精于水利、医术，居官清廉。许逊治理旌阳十年，当时流传的民谣说：“人无盗窃，吏无奸欺；我君活人，病无能为。”
许逊至今仍活在四川人的心中。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外现存万寿宫1300多座，仅四川一省就有300多座，仅次于万寿宫的发源地江西而居第二。成都洛带万寿宫，是目前国内保存得较为完好的江西会馆之一，也是成都著名的旅游景点和古装剧拍摄基地。
如果只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许逊很难赢得海内外江西人的共同拥戴。许逊成为江西人心目中的“神”——许真君（许仙），关键在其辞官之后。
在旌阳当了十年县令，许逊辞官回乡。适逢江西和两湖各县洪水为患，许逊挺身而出，不辞劳苦，带领乡民四处治水，不仅治理了水患，更用其精湛的医术，灭除了瘟疫。
斩蛟除孽，降伏洪水；灭瘟除疫，治病救人。当这二者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时，他也就成了百姓眼中的“神仙”，是“福主”。传说，许逊在136岁时得道成仙，“举家四十余口，拔宅飞升”，连家养禽畜都一并带去了。
有了神话色彩，如果再添上人格魅力，遥远的神仙立即变得亲近起来。真正确立许逊在江西人心目中地位的，是许逊的人格。许逊融合道家与儒家思想，创立了“净明道”，倡导“孝、悌、忠、信”，并以此教化乡里。这四字真言，后来也成了江右商帮的精神内核。
当江西商人把生意做到了全国各地时，他们迫切需要一个能够能把江西商人组织起来，团结协力、互帮互助的网络。于是，各地的江西会馆应运而生。在一个以乡籍为纽带结成的松散的商业联盟里，除了共同的利益关系，最重要的团结手段就是精神力量。
而充满人格魅力的同乡先贤，往往会被拔高、神化，充当这个网络的精神领袖和保护神。例如，在江右商帮之后兴起的晋商，就把山西人关羽上升为神（关圣帝君），以关公的忠、信精神统领晋商。
统领江右商帮遍布全国商业网络的精神内核，就是许逊倡导的“诚信”、“济民”精神，江右商帮向以“贾德”著称。许逊，是江西人心目中的“人格神”，也是江右商帮的精神领袖和保护神。
如此，许逊不仅被供奉在了遍布国内外的万寿宫里，也住进了江西商人的心里。
二
江西，一个如今很容易被人忽略的省份。偶尔被提及时，往往也要在前面要加上一个定语：革命老区。老区，在人们的联想中往往跟贫穷落后联系在一起。但江西并非一直贫穷落后。曾经，这里不仅是全国最富庶的地区，也是整个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1000多年前，一位年轻人在南昌的赣江边上，挥笔写下了光照千古的《滕王阁序》。以其说这是王勃对江西的赞誉，倒不如说是他的预言。接下来的几百年，江西没有愧对这两句话。在江西历史上，那是一段群星闪耀，光照华夏的辉煌篇章，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科技、教育均全面领先。
在政坛，两宋时期，江西一省就出了5142名进士，占宋朝进士总额的1/6以上。其中，有27人曾出任过正副宰相之职。晏殊、王安石、欧阳修、文天祥等，即是其中的佼佼者，两宋的正副宰相，1/5来自江西。到了明代，更是有“朝士半江西”的说法。
文学方面，唐宋八大家中，江西独占三家：王安石、欧阳修、曾巩。晏殊、晏几道父子和姜夔，则是宋朝词坛的三座高峰，开了北宋一代词风。黄庭坚开创的江西的诗派，则成了宋诗的代名词。直至明朝，仍有戏剧大师汤显祖的《牡丹亭》等临川四梦，与同时代的莎士比亚交相辉映。
在思想方面，当时更可谓天下宗师皆出江西。儒家，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陆九渊则开创了心学。道家，就如同山东曲阜的孔庙是儒家的祖庭一样，江西龙虎山的天师府，一直被公认为道教的祖庭。释家，慧能开创的禅宗，就是通过江西传向全国并发扬光大的，后来禅宗所谓的五家七宗，皆发源于江西。马祖道一、青原行思、百丈怀海，一个个禅学宗师，都集中在江西弘法。
教育方面，两宋时期全国共有书院515个，而江西一省独占170个，占了全国的1/3。其中，白鹿洞书院由朱熹支持，象山书院、鹅湖书院则由陆九渊主持，一时间，白鹿洞书院和鹅湖书院分别成了儒家理学和心学争鸣的讲坛。北宋四大书院，以白鹿洞居首，南宋四大书院，白鹿洞、象山均列其中。
经济方面，江西是当时全国最重要的手工业基地。瓷都景德镇，青花瓷烧造工艺世界一流，为中国挣下了一个瓷器（CHINA）的国名。“临川才子金溪书”，江西的印刷业独步一时。此外，如德兴、铅山的冶金、樟树的药材、进贤的制笔、烟花，铅山的造纸、宜黄的夏布织造等，皆盛极一时。
手工制造业的繁荣，带来科技的发展。由江西人宋应星撰写的《天工开物》，被誉为中国古代的“农业、手工业科技百科全书”。江西人雷发达，自清初参与营建紫禁城，此后七代200余年间一直主持工部样式房，被称为“样式雷”。从紫禁城到圆明园、颐和园、天坛、太庙、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社稷坛、卧佛寺、五培寺、万寿寺、雍和宫等，清朝北京城的建筑设计，皆出自江西雷氏之手。
三
当王安石提出变法主张的时候，他也许没有想到，他的思想居然要到近千年后才能在中国得以实施。
“青苗法”：“以常平籴本作青苗钱，散与人户，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敛。”在春季青黄不接时，政府放贷，支持农业生产，到秋收时以二分息收回。一来让贫困之家免受豪门大户的高利贷盘剥，二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
北宋，中国古代商品经济最发达最繁荣的朝代。物资开始进行全国性流通，纸币也被发明出来了，钱庄当铺开始跨区域布网，金融业已经萌芽。王安石敏锐地抓住了这一苗头并试图加以利用。利用金融手段调节财税，这是现代政府管理经济最主要的手段之一。
王安石，临川人（属江西抚州），字介甫，北宋神宗时任宰相并推行新法。王安石变法，堪称中国古代最具商品经济意识的财税体制变革。如青苗法、均输法、免役法、市易法等，均是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之上的财税体制改革。
均输法的重点是“徙贵就贱，用近及远”，通过促进全国范围内的物资大流通来推进经济发展，增加财税收入。免役法是将公共建设所需的劳力货币化，改过去的无偿劳役为用钱雇役，由全国户民按财产状况出钱免役。市易法则是设立市易司，类似今天的国家战略物资储备部门，在平时购进滞销商品，一旦市场上物资紧缺即抛售以稳定市场。
就是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王安石的以上财税管理措施也可谓不过时。只可惜，如同黄仁宇所指出的：中国向来以儒道为本的粗线条的官僚体制，根本无法实施如此高度技术化的财税管理手段。再加上官僚中间本身就多豪门大户，为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从中作梗。最终，王安石变法以失败告终。
与评定王安石的是非功过相比，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是：他这些的接近现代的，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之上的财税管理观念从何而来？王安石是一个超越了时代的智者。但他的超越，并非出于凭空想象，而是一个具有敏税观察力和超前思维的智者基于现实基础的思维提升。
王安石从政早期，曾在宁波鄞县担任过知县。在他到鄞县任职的第二年，就碰上了饥荒，农民青黄不接的时，把种子都当作粮食吃了，被迫向豪门大户举债，忍受高利贷的盘剥。王安石采用了类似今天所说的“造血开发式扶贫”措施：把仓库里的存粮借贷给农民，约定秋收之后加少量利息偿还。
这一举措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不仅恢复了当地的农业生产，还有效地抑制了豪门兼并，更为国家增加了财政收入。这也就是王安石后来坚定推行的青苗法的早期实践基础。王安石新法的更多现实基础，来自于北宋较为发达的商品经济。
而当时全国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首推王安石的家乡——江西。
|
|
四
江西，乃江南西道的简称，又被称为江右。据明末清初的《日录杂说》上说：“江东称江左，江西称江右。盖自江北视之，江东在左，江西在右。”江右商帮以此得名。江右商帮是中国大地上兴起的第一个形成全国性规模的商帮，在中国古代的十大商帮中，江右商帮最早活跃在历史的舞台上。早在北宋时期，江右商帮即开始兴起。
“一个包袱一把伞，跑到湖南当老板。”沈从文描绘的是他眼中的江西布商。在沈从文的家乡湖南凤凰，万寿宫至今仍是当地的一个著名旅游景点。而在云南彝族的民间史诗中，江西商人显得更为重要：“江西货郎哥，挑担到你家，你家小姑娘，爱针又爱线。”在他们看来，甚至蚕丝也是江西人发现的：“江西挑担人，来到桑树下，看见了蚕屎，找到了蚕种。”
挑担人、货郎哥，一路走来一路买卖。行商，是当时江西商人的典型特点。例如，我的家乡江西抚州盛产灯芯草，这是制作蜡烛、点油灯的不可或缺之物。我们小时候曾传唱过一首童谣：“挑担灯芯草，一路卖三年。莫看生意小，盖楼又买田。”
并不是卖掉一担灯芯草的钱就可以“盖楼又买田”，个中关键，在于“一路卖三年”。灯芯草是不值钱的东西，拿卖灯芯草来打比方，形容江西商人往往资本少，起点低。但就是以一担灯芯草这点微薄的资本做本钱，沿途采购当地特产，再沿途售卖，生意可以越做越大。经营得当，三年之后“盖楼又买田”并非不可能。
挟小本，收微货，随收随卖，操业甚广。江右商帮不像后来崛起的晋商和徽商，要么搞垄断经营，要么想法设法借助官府的力量。江右商帮以人数众多、积极活跃、不避艰险、渗透力强著称，用今天的话说，当时的江右商帮充满了“草根”色彩。
在这个幅员辽阔的古老帝国里，中枢的命令靠着高头大马接力式的奔跑，也得穿越好几个月甚至是几个季节方才可到达边陲僻壤。而江右商帮的“草根”们，却靠着自己的双脚，挑着担子，走州过府，深入到帝国的城乡村舍，融通着有无。
虽然以小本买卖为主，但架不住人多。当时，江西每年外输粮食达500万石、茶叶500万斤、夏布230万匹、售纸50万两，均居全国之首。连素称富饶的江苏一带，都有“三日不见赣粮船，市上就要闹粮荒”之说。云、贵等边远地区就更不在话下，明朝时曾在云南做官的浙江人王士性在《广志绎》中云：“滇云地旷人稀，非江右商贾侨居之，则不成其地。”
至于与江西毗邻的两湖和福建，则更是处处可见江西商人的身影。长沙，钱庄和批发生意尽半数在江西商人手中，仅赣人为子弟创办的私立小学，就有豫章、庐陵、昭武等五所。汉口，江西商人经营着盐、米、木材、药材、布和当铺等六大行业，尤其是药材行业，几乎为江西商人所垄断。福建，江西商人控制着当地的茶叶生意，武夷山上下，茶农、茶工、茶商，几近赣人一手包圆。
五
“士农工商”，在中国古代，商人被列为四民之末。在重农抑商的传统下，经商往往是无可奈何的选择。从当年的江右商帮，到现代最为活跃的潮汕商人、温州商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背景：地少人多，光靠农业不足于养家糊口，必须外出谋生。
早在北宋时期，江西的人口数量就已跃居全国各路之首。宋徽宗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江西在册户口数达201万余，人口446万余，均占全国的1／10。到元朝，人口向江西集中的趋势更是有增无减，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江西地区在册户口、人口数分别占全国的20.2％和23.3％。
明朝万历年间的吏部尚书张瀚就曾指出：“（江西）地产窄而生齿繁，人无积聚，质俭勤苦而多贫，多设智巧技艺，经营四方，至老死不归。”王士性则更是深有感触：“（赣、浙、闽）人稠地狭”，“故身不有技则口不糊，足不出外则技不售。惟江右尤甚。”
那是一个内河航运作为黄金水道的年代，运河—长江—赣江—珠江水系是全国物资运输的生命线。这条总长3000多公里的黄金水道，江西一省独占1000余公里。沿江而上，可以直入云、贵、川。沿长江向下，江、浙尽收眼底，并可通过运河向中原辐射。往南，当时位于粤赣边境的梅关古道，是沟通中原与岭南的最重要的通道，越过梅关古道，就进入珠江水系，深入两广腹地。
地少人多，交通便利，如果再加上物产丰饶，简直就是一个培育商业精神的天然沃土。当时的江西，正好就是这么一个地方。
《宋史·地理志》述江东、江西物产：“茗荈、冶铸、金帛、粳稻之利，岁给县官用度，盖半天下之入焉。”至明朝中期，江西的人口已次于浙江而居全国十三布政司的第二位，但江西每年所纳税粮，据孝宗十五年(1502年)和万历六年(1578年)的统计数，却超过浙江位居全国第一，由此可见产粮之丰。
翦伯赞在《中国通史纲要》中指出：“明代中叶，棉纺织业的松江，丝织业的苏杭，浆染业的芜湖，制瓷业的景德镇和造纸业的铅山，为江南五大手工业区。”江南五大手工业区，江西就有两个，足见手工业之发达。
朱元璋建立明王朝，最关键的仗不是与蒙古人打的，而是与同样志在称雄天下的陈友谅打的，当时争夺的重点，就是江西这个当时的全国经济中心。经湖口一战，朱元璋彻底打败了陈友谅，江西也成了明王朝设立的第一个省。此后，朱元璋出兵北伐中原，进军西南，战争连绵不断，军需给养多依赖于江西供给。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作为明军军需物资的主要供给基地，江西人一方面广征粮草，满足军队的需求。另一方面，随着军队的推进，江西人又将本地的商品(主要是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行销到中原大地和华南、西南各省，迅速占领了全国市场。
铁路兴起后改变了过去水运为主的交通格局，江西不再是重要的物流通道；口岸通商，商业贸易的重点逐渐由内陆转到沿海。无可否认，这些客观因素都是导致江西经济逐渐变得落后的重要原因。但这些外部条件的变化，并不致于使当地人的商业精神丧失。
据《元史·地理志》载，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江西的在册户口为267万户、1370万口；而据《明实录》记载，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江西的在籍户口数仅为156万户、810万口。从洪武二十四年至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江西再度减少了22万户，224万人。
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江西的人口数量锐减至仅为原来的43%，而在同期，全国的总人口数却是有所增长的。当时所谓的“湖广填四川”，倒不如说是江西填四川。因为当时的湖广地区本身人口并不稠密，不仅有大量的江西人与湖广人一起进入大西南，更有大量的江西人进入湖广，填补湖广人迁走后留下的空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