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是辉煌灿烂的中国古典文学中最耀眼的珍珠，在诗歌发展的长河中，产生了唐诗宋词的高峰，也产生了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等伟大的诗人词家。新文化运动中，新诗以反传统的姿态横空出世，并成为现代文学中诗歌的代表。一百余年来，传统诗词为进入现代文学主流,一直存在着改革的声音，从“旧瓶新酒”，到中华新韵，再到中华通韵，对诗词的改革似乎都在“改”上，但诗词与大众的距离，始终如盈盈一水间隔望着的“伊人”。反观新诗，虽然热热闹闹，但走到今天，也不免出现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多的悲叹。特别是，最近一些所谓的文学大奖，评出的所谓的新诗名家，除了自嗨之外，与芸芸众生间已渐觉形同陌路。现代汉语诗歌的出路在哪里？现代汉语诗歌还能不能承续古典诗词曾经的灿烂辉煌？这是当代诗歌理论研究与创作者都必须面对的问题。
从古典诗词的传承来说，语言环境变化了，古典诗词必须要变，从诗词曲的产生过程来看，需要诗人们从大众喜闻乐见的俗文化中发现、提炼、产生新的诗体。民国时期，林琴南先生有“新乐府”的探索，后来如启功先生的“韵语”，丁芒先生的“自由曲”等，都是在此一方向下的某种探索实践。从新诗的发展来说，虽然是以反传统出现的，但所谓“逆取顺守”，新诗的发展，需要观照传统，吸收古典诗词中的精髓，提升新诗的艺术性。闻一多先生提出新格律诗，并强调新格律诗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这也是对新诗的一种最原始的探索实践。
应该说，古典诗词与新诗的出路，是相向的，诗词要从传统走向现代，新诗要从现代观照传统。从某种意义上说，两者的交汇点所在，就是现代汉语诗歌追寻的定位点之所在。笔者之一的董国军先生，长期从事诗词创作，在诗词创作实践中逐渐提出了“继承传统，别创新声”的想法，而韩陈其先生作为汉语言学教授，更是提出“在言意象观照中探寻汉语新诗格律”的具体路径，并身体力行，先后出版了《韩诗三百首》《韩陈其诗歌集》两本诗歌集。
笔者认为，诗是由一定节律的“言”、一定情感的“意”、一定范域的“象”构成的“言—意—象”的聚合体。“言”是诗之形。节律作为诗之形的组成之一，不仅包含音节节律，而且还包含所谓音韵节律、语义节律、语法节律。抛弃了“诗之形”的现代新诗，其实质就是一种自我抛弃，因为无以为形的新诗，其本身必然陷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窘境。“意”是诗之境。诗要表达一定的情意，呈现一定的意趣，创造一定的意境。但要表“意”，离不开“象”，“象”是诗之魂。
象是中国哲学与美学中的重要命题，老子提出“大象无形”，《易经》提出“立象以尽意”，对魏晋美学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到唐代，薛璠提出“兴象”，王昌龄、刘禹锡等提出“象外之象”——境。笔者在继承中国优秀诗歌传统，吸收西方诗歌文化基础上，构建了基于“万象”的“三象之说”：自然之象、人工之象、精神之象。而精神之象则有印象、意象、大象之由浅入深的和由有形入无形的认知过程和梯度变化。诗歌创作与释读的过程，就其本质而言，就是象思惟的思惟过程，即一种依据观象、取象、立象的顺序而渐次展开的思惟过程。因此也可以说，诗歌创作与释读就是一种观“象”思惟，就是一种取“象”思惟，就是一种携“象”而行的立象思惟， “言”“意”一脉，“意”“象”一体，“言”“象”一统，借言释象，以象见意，以意筑象，三象流转，循环往复，以至于无穷。
汉语诗歌创作，无论古今，其核心都在于想“象”， 对“象”的“想”，就是一个诗歌创作或释读的过程，也就是象思维的观象、取象、立象的过程；就是若干个“言”“意”“象”错综复杂的复合和融合的过程，其成功与否，其实就是取决于 “言”“意”“象”复合和融合的信度、程度、深度、广度、粘度、密度等等。
“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诗歌既要言志与永言，就必然离不开“律”。传统诗词于律过于精细，不免让人有束缚之感；而新诗则如脱缰之野马，完全丧失了其作为诗的自我所在。因此，有理由相信，在研究汉字、汉语和古今诗歌的基础上，在言意象的观照中探寻创制汉语新诗格律，诚为一种水到渠成的自然。
笔者把“象”作为汉语诗歌灵魂，构建现代汉语诗歌新格律，比较成熟而全面地把握中国现代诗歌的形律、句律、视律、听律、象律，形成了现代汉语诗歌的齐正体、宽骚体、宽韵体、宽对体、宽异体、如如体……并积极从事创作创作。或别创新声，先后创作了近于传统词曲而不再有平仄束缚的《华容道》，接近于新诗而又颇具新格律经营的《静夜思》等新声作品。相对于前人的探索，在继承古典传统的基础上，更具形式的自由性与内涵的开放性，更注重于意象之经营，有意无意间，在传统诗词与新诗之间，构架了一座沟通的桥梁。
当然，这种理论与实践永远在路上。一种文体格律的产生，需要一个时代一批人的努力，需要有伟大的作品为之奠基。
“噫！微斯人，吾谁与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