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唐诗百话·施蛰存

97 联句诗 　　 　　 汉武帝元鼎二年(公元前——五年)春，起造了一座柏梁台。此台用香柏为梁，故名柏梁。元封三年(公元前一O八年)，在柏梁台上开宴，规定二千石以上的官，能作七言诗者，可以坐于上席。于是皇帝首先作了一句七言诗，亲王、大将军、丞相等按官位高低每人接下去作一句，都用皇帝所作第一句的韵脚。从此文学史上出现了第一首连句体的《柏梁诗》。“柏梁诗”既是诗题，又是诗体名词。后世的一切联句诗都可以称为“柏梁诗”或称“柏梁体”①。太初元年(公元前一O三年)十一月，柏梁台被大火烧毁。“柏梁诗”遂成为此台唯一的纪念文献。 　　 柏 梁 诗 　　 日月星辰和四时(帝) 　　 骖驾驷马从梁来(梁孝王) 　　 郡国士马羽林材(大司马) 　　 总领天下诚难治(丞相石庆) 　　 和抚四夷不易哉(大将军卫青) 　　 刀笔之吏臣执之(御史大夫倪宽) 　　 撞钟伐鼓声中诗(太常周建德) 　　 宗室广大日益滋(宗正刘安国) 　　 周围交戟禁不时(卫尉卿路博德) 　　 总领从宗柏梁台(光禄勋徐自为) 　　 平理清谳决嫌疑(廷尉杜周) 　　 修饰舆马待驾来(太仆公孙贺) 　　 郡国吏功差次之(大鸿胪壶充国) 　　 乘舆御物主治之(少府王温舒) 　　 陈粟万石扬以箕(大司农张成) 　　 擞道官下随讨治(执金吾中尉豹) 　　 三辅盗贼天下危(左冯翊盛宣) 　　 盗阻南山为民灾(右扶风李成信) 　　 外家公主不可治(刺兆尹) 　　 椒房率更领其材(詹事东掌) 　　 蛮夷朝贺常会期(典属国) 　　 柱枅樽栌相支持(大匠) 　　 枇杷桔栗桃李梅(大官令) 　　 走狗逐兔张罘罳(上林令) 　　 齧妃女唇甘如饴(郭舍人) 　　 迫窘诘屈几穷哉(东方朔) 　　 从梁王以下二十二人都是文武官员，每人作诗一句，讲他自己的职责。例如太常卿是礼乐官，他管的是“撞钟伐鼓”。宗正卿是主管皇族的，所以他知道“宗室广大”，贵族愈多。京兆尹是首都市长，他最怕“外家”和“公主”，他管不了。大官令是管理果树园的，他不会做诗，只会凄合果名七字。上林令是管理上林苑的，而上林苑是皇帝的猎场，“走狗逐兔”是他的本职。最后还有二人：郭舍人是武帝的管家，东方朔是文学侍从，此二人都以滑稽著名。故以诙谐的诗句结束。郭舍人说：我咬宫女的嘴唇，甜得象饴糖一样。东方朔说：我做不出七言诗，窘得简直没有办法了。 　　 这里有许多官名，如大鸿胪、大司农、执金吾、京兆尹等，都是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一O四年)所设置，元封三年还没有这些官职。梁孝王名武，是汉文帝的儿子，元封三年以前早已去世，怎么还能“从梁来”。这些都是疑点，因此有人以为是伪作，但此诗见于《三秦记》，即使是后人伪作，时代也相当早，它仍然可以说是最早的联句诗。 　　 晋武帝司马炎的时候，有一个贾充，历官尚书令、司空、太尉。他娶李丰的女儿为妻。李丰得罪被杀，他的女儿也判处流徒。贾充便再娶郭配的女儿。后来李女得赦回来，皇帝允许贾充兼有二妻，称为左、右夫人。可是郭夫人不许李夫人同居，贾充只得为李夫人另建住宅而不与郭夫人往来。李夫人名琬字淑文，郭夫人名槐，字玉簧。李夫人有文才，贾充去看她，二人联句成诗一首。这是比较可信的一首最早的联句诗。 　　 与妻李夫人联句 　　 室中是阿谁，叹息声正悲。(贾) 　　 叹息亦何为，恐但大义亏。(李) 　　 大义同胶漆，匪石心不移。(贾) 　　 人谁不虑终，日月有合离。(李) 　　 我心子所达，子心我亦知。(贾) 　　 若能不食言，与君同所宜。(李) 　　 这是一首对话体的诗。每人二句，用同样的韵脚。贾充问：谁在屋子里叹气?李夫人说：我叹气是为了怕夫妻的情义有所缺损。贾说：夫妻情同胶漆，我的心终不改变。李说：这很难说，日月也有离合。贾充说：不用担忧，我们二人是彼此知心的。李说：只要你说话算数，我就与你一起过活。 　　 此后，联句诗绵延不绝。齐代诗人谢眺似乎很高兴和朋友联句，他的诗集中还有七篇连句诗：其中《阻雪连句遥赠和》一篇，是和江革、王融、王僧孺、谢昊、刘绘、沈约共七人的连句，每人作五言四句，谢朓首唱。这首联句诗不是七人在一起时同作的，是用通信方法互相赠和的，故题目说明是“遥赠和”。这又是联句诗的创格。 　　 梁元帝萧绎有《宴清言殿作柏梁体》，是摹仿汉武帝与群臣联句，每人各作七言一句，叙述本人的职责。可惜全诗已亡佚，仅存三句。 　　 梁武帝萧衍有《清暑殿效柏梁体》一首，也是与群臣联句，每人作七言一句，各人讲他的本职。 　　 梁简文帝萧纲有《曲水联句》，是他为皇太子时与朝臣王台卿、庾肩吾等人的联句，每人作五言四句，赋咏曲水。太子作结句。 　　 梁诗人何逊也喜欢联句。他的诗集中有联句诗十六首，都是每人作五言四句，有《拟古联句》、《相送联句》、《至大雷联句》、《折花联句》等，题材有所扩大了。但象《送褚都曹联句》一首，全文止有四句，句下都不注明作者，显然是只保存了他自己所作四句，而没有保存其他作者的诗句。 　　 齐梁以后，联句之风冷落了一时。到唐初，太宗李世民于贞观三年(公元六二九年)，大破突厥后，宴请突利可汗于两仪殿，也效法汉武帝与群臣联句为柏梁体。《全唐诗》中收此诗，联句者为淮安王、长孙无忌、房玄龄、萧【王禺】，太宗首唱七言一句。其后，高宗李治有《咸亨殿宴近臣诸亲柏梁体》一首，仅存高宗首唱“屏欲除奢政返淳”一句。中宗李显景龙四年(公元七一O年)正月五日在蓬莱宫大明殿看吐蕃人骑马之戏，也和群臣作了一首柏梁体联句诗。这首诗共十四句，中宗首唱之外，参加联句者十三人。皇后、公主、昭容作六句，都是女诗人。最后由吐蕃舍人明悉猎作结句，这又是联句诗的新样。以后几朝皇帝，不见有与群臣联句的记载，但中宗李昂与柳公权的联句却又是唐史上著名的事。 　　 由于开国以后三朝皇帝的提倡，联句诗在唐代繁盛起来。《全唐诗》第二十九卷所收全是联句诗。从李白、杜甫起，有颜真卿、顾况、皎然、白居易、刘禹锡、韩愈、孟郊、段成式，直到皮日休、陆龟蒙，从开元、天宝至唐末，联句的风气没有中止过，可知联句诗特盛于唐代。 　　 唐代的联句诗，有二人联句或数人联句。有每人作二句或四句的。有五言的，有七言的，也有三言的。但都是数人合作一诗，共赋一事一物，而没有对话体。象贾充和李夫人的对话体联句诗，文学史上恐怕仅此一首。 　　 李白有《改九子山为九华山联句》，是李白、高霁、韦权舆三人联句。李白先作二句，高霁续作二句，韦权舆再续二句，最后李白又作结尾二句。颜真卿有《登岘山观李左相石尊联句》，参加者有皎然、陆羽等二十八人。颜真卿作五言二句为首唱。接下去每人续作二句，成为一首五言五十六韵排律，这是作者最多的一首联句。 　　 李益有《天津桥南山中联句》一首，参加者为韦执中、诸葛觉、贾岛，主客共四人，每人作五言一句，合成绝句一首。这是最简单的联句诗。诗云： 　　 野坐兮苔席，(李) 山行绕菊丛。(韦) 　　 云衣惹不破，(诸葛) 秋色望来空。(贾) 　　 李绛、崔群、白居易、刘禹锡四人的《杏园联句》是每人作二句的七言律诗： 　　 杏园千树欲随风，一醉同人此暂同。(群上司空) 　　 老态忽忘丝管里，衰颜宜解酒杯中。(绛上白二十二) 　　 曲江日暮残红在，翰苑年深旧事空。(居易上主客) 　　 二十四年流落者，故人相引到花丛。(禹锡) 　　 这首诗是崔群首唱。他先作两个起句。“上司空”是指定要谁接下去。司空是李绛的官名。于是李绛续作一联。指定要白二十二接下去。二十二是白居易的行次。白居易作了颈联，指定主客郎中刘禹锡作结句。这个办法，就是现代赌酒、赛球的“点将”。 　　 白居易与刘禹锡，韩愈与孟郊，皮日休与陆龟蒙，是作联句诗最多的搭档。他们的联句多数是每人作五言四句。首唱者作起句二句，可以是散句，也可以是对句。接下去再作一联对句。第二人接下去作对句二联。如是轮番各作二联，到最后才以二个散句结束。这样的联句，可以成为五十韵、一百韵的长篇排律。 　　 韩愈与孟郊的《城南联句》是一首著名的五言联句。它创始了一种新的联句法。韩愈先作第一句。孟郊作第二、三句。接下去韩愈作第四、五句。如此轮番写下去，最后韩愈以一句结尾，全诗长到一百五十四韵，三百零八字。这种联句方法，名为跨句联法。过去都是每人作二句或四句，概念是完整的，对偶也是由各人自己结构。现在韩愈改为从第二句联起，就必须先对上句，然后作第二联的上句，留给对方去找下句。这样就避免了一人自作对联。在思想内容方面，要先补足对方出句的诗意，然后自己提出半个概念，让对方去补足。这样的联句，就比较难做了。自从韩愈创造这个联句形式后，唐诗中止有陆龟蒙、皮日休、嵩起三人的《报恩南池联句》用过这个联法。宋代以后，联句作者很多，一般都是用跨句联法作五、七言律诗。每人作二句或四句的联句方法不用了。作长篇排律的也极少了。 　　 　　 一九八五年六月五日 　　 　　①连句，齐梁以后称为联句。柏梁体是连句诗的名称。《沧浪诗话》以每句用韵的诗为柏梁体，非也。

98 唐人诗论鸟瞰 　　 　　 本文目的在将唐人关于诗的评论研究作一个鸟瞰。其实，我在讲诗的时候，已随时接触到这一方面的情况，本文只是再综合一次而已。诗论、文论，都属于文学批评，是文艺学的一个专题。关于唐代诗论，已有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方孝岳诸家的专门研究成果，各种版本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讲得都很详尽，读者可以参阅。我也没有能力讲得更多，更好些。此外，陆佩如的《中国诗史》，也讲到过唐人诗论，读者亦可与各本《中国文学批评史》参详。因此，本文只是把唐人诗论作一个简单的提纲，所以名之曰鸟瞰①。 　　 文学批评，产生于文学繁荣的时代。繁荣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现象。唐诗在继承齐、梁、陈、隋及北朝的基础上，逐渐繁荣，逐渐形成了本时代的文化特征。王、杨、卢、骆以后，诗风大盛，作为唐诗第一个特征的律诗，在声律、体制等各方面都成熟了。从初唐到中唐前期，诗人们所要研究的，主要是格诗的“格”和律诗的“律”。我们合称为“格律”。汉魏以来传统的五言古体诗，唐人称为格诗。格诗要讲究“风骨”。这个名词，到晚唐时，皮日休、陆龟蒙写作“风格”。可知，风格就是风骨。后世文论家没有注意这一字之变，往往把风格与风骨认为是不同的概念，因此就讲不清楚。律诗的“律”，是指音律而言，不是“法律”、“规律”的“律”。所以唐人论律诗，都注意于词句的音乐性。 　　 初唐时期的诗论，较多的是关于律的研究。齐梁诗人沈约首创的四声八病说，在这个时期被重视而采用了。四声是平、上、去、入。在两句诗中，要使字声和谐，就创造并确定了调声的方法。就是所谓“平仄粘缀”。八病是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都是上下二句之间的声病。例如平头是指上下二句第一字和第二字都同声。如“芳时淑气清，提壶台上倾”一联中，芳、提，都是平声；时、壶，也都是平声。读起来就不美听了。这叫做犯了平头之病。“避忌声病”，也是当时诗人所十分注意的。 　　 律诗要用对偶句。如何作对，也是初唐人最关心的。上官仪首先归纳出六种对法：(一)正名对(即的名对。如以“天地”对“日月”)。(二)同类对(如以“秋雨”对“春风”)。(三)连珠对(如以“微微”对“漠漠”。又名叠字对，重言对)。(四)双声对(如以“槐黄”对“柳绿”。用双声字)。(五)叠韵对(如以“旁皇”对“尚羊”。用叠韵字)。(六)双拟对(如以“花明柳暗”对“月白风清”)。此后就有人接着研究对法。元兢作《髓脑》，提出六种对法。崔氏提出三种对法，皎然提出八种对法。 　　 有一个日本和尚弘法大师，在贞元年间来中国求佛法。他也关心中国诗学。抄集了不少中国诗学资料，回国后编成一书，名曰《文镜秘府论》，以供日本诗家借鉴。我国初、盛唐时期有许多研究诗格的著作，例如元兢的《髓脑》，王昌龄的《诗格》，至今均已亡失，幸亏《文镜秘府论》中还保存了一部分。《文镜秘府论》的内容，即以研究声病为主，据此书的记录，八病已扩大到“二十八种病”，对法已增添到“二十九种对”。根据此书所反映的情况，可知唐代初期的诗论，集中于研究律诗的声病及对偶。 　　 关于诗的风骨与作用，未见有专书论述。但陈子昂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慨叹于“汉魏风骨，晋宋莫传”。“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李白作《古风》诗，也说“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杜甫作《戏为六绝句》，以表示他的诗学观点。他以为作诗应“方驾屈宋”，不应作“齐梁后尘”。这些论调，虽然仅见于片言只语，都分明看得出他们在诗的辞藻及思想内容两方面，都主张恢复到魏晋以上，直到《诗经》、《楚辞》。 　　 元结编《箧中集》，就是针对当时诗家只讲究声病而不注意诗的内容及作用的。他在序文中说：“近世作者，更相沿袭。拘限声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为辞，不知丧于雅正。然哉?彼则指咏时物，会谐丝竹，与歌儿舞女，生汙惑之声于私室可矣。若令方直之士，大雅君子，听而诵之，则未见其可矣。”他虽然批评近世诗人的“拘限声病，喜尚形似”，但并不否定这种诗。他以为这种“会谐丝竹”的诗，只能用于私室宴会，让歌儿舞女去讴唱，以供嬉乐，而正宗的诗，则必须风骨雅正，为“方直之士”、“大雅君子”所“听而诵之”。这个观点，就为后来白居易把诗分为讽谕、闲适、感伤三类的根据。 　　 贞元、元和、长庆这一段时期，经梁肃，柳冕、权德舆、独孤及而至于韩愈，古文运动的文艺理论在唐代文学的发展上起了很大的作用。有许多思想观点，从初唐以来已有人分别提到，但到韩愈才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系统。他在捍卫儒道的基本思想上，对文学的社会作用与创作方法，提出了明确的口号。他主张“文以载道”，就是说文学作品要有思想性。一般诗人都以诗的功能为“缘情体物”，即歌咏事物，以抒发性情。“载道”就是对“缘情”的否定。他主张为文要“能自树立，不因循”。又主张为文要“务去陈言”，“词必己出”。都是提倡文学的创造性，反对摹仿古人，反对袭用陈言滥调。这些话都是针对当对文风的弊病而说的。 　　 白居易对诗的观点，更为积极。他在给元稹的一封长信中痛快淋漓地讲了诗的意义和作用。他主张诗要为政治服务。在上的统治阶级应当“以诗补察时政”，在下的诗人应当“以歌泄导人情”。诗必须通过比兴手法寓有讽刺时政的作用。所谓“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否则，但有美丽的佳句，而不起讽谕作用，无益于治道，那就只是“嘲风雪，弄花草”的无聊作品而已。他说自己在年轻时，做过许多诗，朋友都以为好。其实还没有认识到作家的任务，年长做官以后，与人谈话，常常关心时事；读书史时，多研求政治得失。于是，才知道文章应当为时代而作，诗歌应当为时事而作。这些话，就是说文学创作必须能够反映时代和社会。白居易的诗论，已接近了近代西洋文学中现实主义的理论，但另一方面，也还是继承并发扬了“六义”的传统诗教。 　　 从韩愈到白居易的诗论，虽然如洪钟震雷，惊动当代。但在同时代诗人的实践中，可以说没有起多大的作用。温飞卿、李商隐反而把绮辞丽句推上了高峰。贾岛、姚合，仍然依靠风云花草，才能成诗。这时的诗家，已不必再研求四声的粘缀和八病的避忌，他们所注意的是搜集许多可以摹仿、抄袭学习的佳句。编成一本摘句图，作为自己的“枕中秘”。例如齐已有《玄机分别要览》一卷，摭录古人诗联，以风、赋、比、兴、雅、颂为分类法。姚合有《诗例》一卷，亦是摘取古人诗联，叙其措意，各有体要。李洞有《诗句图》一卷，取贾岛警句五十联及其他唐人警句五十联。郑谷有《国风正诀》一卷，亦是摭取诸家诗联，分为六门，注明其比兴意义。这些书现在都不传了。现在只存皎然的《诗式》五卷，张为的《诗人主客图》一卷。这两种书，仍是以摘选佳句为主。总之，从中唐后期至唐末，诗学研究都集中在律诗的句法。 　　 司空图的《诗品》一卷，是唐代诗论中突出的著作。他用二十四首四言诗描写二十四种诗的境界，或说风格，例如他描写“典雅”的诗境云： 　　 玉壶买春，赏雨茅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 　　 白云初晴，幽鸟相逐。眠琴绿阴，上有飞瀑。 　　 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书之岁华，其曰可读。 　　 诗写得很好。但要从这样一首诗中体会典雅的诗境，至多也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诗铭，我以为不能算是文学批评。 　　 　　 一九八五年六月十日 　　 　　①“岛瞰”是个外来语，中国原来没有。它是bird—eyeview的译语。如鸟飞空中，俯瞰大地，虽见全形，实在只是一个轮廓。

99 唐诗绝句杂说 　　 　　 本文曾在一九八一年《语文学习》发表过。当时应编者之请，为唐诗绝句写一篇专文，谈谈绝句的起源和发展。我曾计划就历代各种文学形式有系统地各写一文，从文学形式的角度探索其承先启后的情况。这个计划被教学工作与患病阻止了，迄未实现。现在只有这一篇，附在本书，聊以充数。原来不在本书的计划中。 　　 一九八五年五月附记 　　 (一)什么叫绝句? 　　 绝句是以四句为一首的诗，每句五言或七言。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没有人会发问。现在要问的是：这种体式的诗，为什么名叫“绝句”?这个“绝”字是什么意思? 　　 光是一句诗，不论是五言或七言，不可能表达一个完整的概念。例如《古诗十九首》第一首第一句“行行重行行”，第二首第一句“青青河畔草”，我们读了之后，得到什么概念呢?“走啊走啊”，走到那里去?“河边的青草”，又怎么样呢?我们必须读下去，读到第四句，才能获得一个完整的概念：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 　　 相去万馀里，各在天一涯。 　　 　　 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 　　 　　 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 　　 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 　　 　　 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 　　 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这首诗一共十六句，四句为一节，表达一个概念，或说一个思想段落。这样的四句诗，在南北朝时代的文艺理论上，就称为“一绝”。绝就是断绝的意思。晋宋以后的诗，差不多都是四句为一绝。不管多少长的诗，语言、音节、思想内容，都需要连续四句，才可以停顿下来。 　　 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 　　 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 　　 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 　　 　　 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 　　 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 　　 这首诗前段六句，后段四句，可见是汉魏时代的诗，四句一绝，还没有成为规格。如果齐梁时代的诗人做这首诗，他们肯定会删掉两句，或再加两句。 　　 四句一绝，这个观念是自然形成的，从《诗经》以来，绝大多数诗都是以四句为一个段落。但它成为诗的规格，并给以“绝”的名称，则为齐梁以后的事。陈代徐陵编《玉台新咏》，收了汉代的四首五言四句诗，给它们加了一个题目“古绝句”，又收了吴均的四首五言四句诗，题目是“新绝句”。这里反映出“绝句”这个名词是当时新产生的。既然把四首原来没有题目的汉诗称为“古绝句”，就不能不把同时代人吴均的四首称为“新绝句”了。新、古二字是作品时代的区别，不是诗体的区别。这种诗体，只叫做“绝句”。但是，作《玉台新咏考异》的纪容舒却把“新绝句”改为“杂绝句”，又加了说明：“体仍旧格，不应云新。当由字形相近而误。”他以为吴均这四首绝句还是和汉代的四首同一体格，不是唐代近体诗中的绝句，所以不能说是新绝句，因此就大笔一挥，改作“杂绝句”。理由是“新”字与“杂”字“形近而误”。这是一种荒谬的校勘学，“新”字和“杂”字的字形决不相近，他的理由实在非常武断。 　　 在北周庾信的诗集里，有两个诗题《和侃法师三绝》、《听歌一绝》，都是五言四句诗。庾信和徐陵是同时人，不过一在北朝，一在南朝，可见绝句在南北朝都已定名、定型，而且可以简称为“三绝”、“一绝”了。 　　 《诗经》里的诗，大多数是四言四句，古人称为“一章”，实际上也是“一绝”。汉魏五言诗，以四句为全篇的很少，故没有必要把四句的诗定一个诗体名词。但在较长的诗篇里，四句一绝的创作方法已自然形成。到晋宋以后，由于民间歌谣的影响，诗人喜欢模仿四句的民歌，就大量出现了五言四句的小诗，这时候，才有需要给这一类型的诗定一个名叫做“绝句”。 　　 宋元时代，通行把“绝句”称为“截句”。他们以为“绝句”是从律诗中截取一半。他们似乎不知道“绝句”的产生早于“律诗”。如果说绝句是半首律诗，就应该先有八句的律诗了。这个观点，是违反诗体发展史的现实的。 　　 　　 (二)古绝句与近体绝句 　　 　　 徐陵所谓古绝句，是指汉魏五言四句的诗。它们有押平声韵的，也有押仄声韵的。有第一句起韵的，也有第二句才起韵的。但是它们不讲究声调，也不谐平仄。吴均、庾信的绝句，出现了对句，也偶尔有平仄黏合的，不过还没有全篇平仄和谐的。除开吴歌西曲这些民间绝句以外，庾信似乎是文人中写绝句最多的。他的诗集第六卷，全是绝句，而且卷尾有三首七言绝句。 　　 初唐后期，诗句的平仄和谐成为诗的声律。四声八病的理论，愈来愈被重视，五言古诗，七言歌行，各自发展成为五言律诗、七言律诗。齐梁时期的绝句也趋于服从声律，讲究平仄和谐，于是形成了唐代的绝句。唐代人把新规格的绝句和五、七言律诗都称为近体诗，而把传统的一切五、七言诗称为古体诗，或者干脆称为古诗。《玉台新咏》里的“古绝句”、“新绝句”，在唐代人看来，一律都是古体。 　　 于是我们要改变一个概念：古体和近体是诗体的区别，而不是作品时代的区别。因为唐代诗人既做近体绝句，也还做古体绝句。 　　 庾信的一卷绝句，最可以看出从古绝句发展到近体绝句的情况。我们不妨举几个例子： 　　 协律新教罢，河阳始学归。 　　 但令闻一曲，馀声三日飞。 　　 ——听歌一绝 　　 这首诗第一、二句是对偶句，但对得还不工整。从词性看，“协律”是职官名，“河阳”是地名；“协”与“河”不成对，“律”与“阳”也不成对。但从全句看来，勉强可以算作对句。从声律看，如果用近体绝句的标准，那么这首诗中有五个字是平仄不合格的。“教”应用平声字，“令”应用平声字，“声三日”应用仄仄平字。因此，这一首还是古体绝句。 　　 另外有一首： 　　 刘伶正捉酒，中散欲弹琴。 　　 但使逢秋菊，何须就竹林。 　　 ——暮秋野兴 　　 这首诗的第一、二和三、四句都是合格的对句。平仄黏合，全部符合唐代近体绝句的标准，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是一首近体绝句。但这样完整的诗，在庾信集中，还是不多。 　　 杂树本唯金谷苑，诸花旧满洛阳城。 　　 正是古来歌舞处，今日看时无地行。 　　 ——代人伤往 　　 七言四句诗，在齐梁时已出现不少，但庾信这一首最接近唐人绝句。这首诗只有第四句是不合声律的。如果把“日”字改用平声字，“时”字改用仄声字，“无地”改用仄平字，就是一首近体绝句了。至于第三句平仄组合与第二句相反，这种格式在唐人绝句中称为“拗体”，戏称“折腰体”，它可以使整首诗的音调健硬，亦是近体绝句的一格，不算声病。杜甫就很喜欢做这种绝句。 　　 　　 (三)律诗与绝句 　　 　　 现在一般人都以为五言或七言八句，中间有两联对偶句，这叫做律诗。五言或七言四句的诗，叫做绝句。于是，绝句就不是律诗。又有人把律诗称为格律诗，于是绝句就好象不讲究格律的了。还有，一般人都以为律诗的“律”字是规律、法律的“律”。现代汉语从古汉语的单音名词发展到双音名词，于是在“律”字上加一个“格”字，成为“格律”。于是“律”字的意义更明确地表示为规律的“律”了。 　　 以上这些概念，实在都是错误的。这些错误，大约开始于南宋。在唐代诗人和文学批评家的观念里，完全不是这样。 　　 律是唐代近体诗的特徵。唐人作诗，要求字句的音乐性。周顒、沈约以来的四声八病理论，为唐代诗人所重视，用于实践。四声则分为平仄两类，属于仄声的上去入三声，可以不严格区别，所以四声的理论，实际上仅是平仄的理论。唐代诗人认识到诗句要有音乐性，必须在用字的平仄上很好地配合，于是摸索出经验，凡是两句之中，上一句用平声字的地方，下一句必须用仄声字，尤其是在每句的第二、四、六字，必须使平仄“黏缀”，这样的诗句，才具有音乐性。律诗的“律”，是“音律”，“律吕”的律，不是“规律”的律。我们可以举殷璠在他所编《河岳英灵集》里的一节话： 　　 昔伶伦造律，盖为文章之本也。是以气因律而生，节假律而明，才得律而清焉。宁预于词场，不可不知音律焉。 　　 就是这一节，已经可以证明唐代诗人创造“律诗”这个名词，其意义是“合于音律的诗”，也就是“有音乐性的诗”。殷璠的意思是说：诗的声调合于音律，就会产生诗的气势，表明诗的节奏。(这两句是说诗的外形，即语言文学。)一首诗由于平仄黏缀得好，吟咏之时就容易透发作者的才情。(这一句是说诗的音乐性与内容的关系。) 　　 既然如此，凡是一切要求讲究平仄、避免八病的诗，应该都是律诗。不错，唐代诗人是这样看的：绝句也是律诗。韩愈的诗文集是他的女婿李汉编定的，白居易的《白氏长庆集》和元稹的《元氏长庆集》，都是作者自己编定的。这三部书中的诗主要是按形式分类，总的分为“古诗”和“律诗”两大类。讲究平仄的五七言绝句，都编在“律诗”类中，不讲究平仄的古体绝句都编在“古诗”类中。这就可以证明唐代人以为近体绝句也是律诗。 　　 南宋人编诗集，常常分为“古诗”、“五律”、“七律”、“绝句“等类，从此就把绝句排除在律诗之外。南宋人讲起近体诗，常常用“律绝”这个语词，绝句与律诗便分家了。唐代没有“律绝”这个语词。唐人只说“古律”，表示传统的古体诗和新兴的律体诗，或说近体诗。 　　 用“格律诗”这个名词来表示唐代兴起的律诗，适恐怕是现代人开始的错误概念。在唐代人的观念里，格是“格诗”，即讲究风格的诗，也就是古诗；律是“律诗”，即讲究声律的诗，也就是近体诗。高仲武在他编的《中兴间气集》的序文中说明他选诗的标准是“朝野通取，格律兼收”，这是说：不论作者有无官职，不论诗体是古体或近体，凡是好诗都要选入。白居易的《白氏长庆集》分为前后两集，是他两次编集的。前集有“古调诗”九卷，“律诗”八卷，后集有“格诗”四卷，“律诗”十一卷。“古调诗”即“格诗”，都是指古体诗。另外有一卷题作“半格诗”，所收的诗，大体上都是古体，但常有对偶句，或者用平仄黏缀的散句。这些诗似古非古，似律非律，所以名曰“半格诗”。作《唐音审体》的钱良择注释道：“半是齐梁格，半是古诗，故曰半格诗。”又说：“格诗，是齐梁格也。”这个注释是错误的。在唐人观念里，无论汉魏、齐梁，都是古诗，不能把古诗和齐梁诗对立起来。“格”是风格，做近体诗要讲究声律，作古体诗要讲究风格。齐梁诗是一种风格，汉魏诗也是一种风格，不能说“格”是专指齐梁格的。唐人厌薄齐梁诗体的浮靡，要求继承汉魏诗的风格，这是从诗的内容讲的。“风格”这个名词，唐代似乎还没有，他们或称“标格”，或称“风骨”，所谓“建安风骨”，就是指汉魏诗的风格。《文镜秘府论·论文意》云：“凡作诗之体，意是格，声是律；意高则格高，声辨则律清，格律全，然后始有调。” 　　 以上这些引证，都说明“格律”是两回事，不能把唐代律诗称为“格律诗”。我们如果要一个双音词来称呼唐代的律诗(包括绝句)，应该名之为“声律诗”。 　　 　　 (四)绝句的结构 　　 　　 从前写文章的人，特别是学习唐宋八家古文的人，都讲究一篇文章的结构，要有“起、承、转、合”。这是从写作实践中归纳出来的创作方法。写文章不完全同于说话。说话可以较为随便，说颠倒了可以随即改口纠正，写成文字形式，就必须先考虑一下合于逻辑的次序。要说明一个观念，应当从什么地方说开头(起)，接下去应当怎么说(承)，再接下去，应当如何转一个方向，引导到你要说明的观念(转)，最后才综合上文，说明你的观念，完成这篇文章的目的任务(合)。这四个写作程序，事实上就是表达一个思维结果的逻辑程序，原是无可非议的。不过，有些滥调古文家太拘泥于这四个程序，甚至在八股文兴起以后，它们又成为刻板的公式：第一、二股必须是起，第三、四股必须是承……这样一来，“起承转合”就成为教条，成为规律，使能够自由发挥思想和文字的作者，不得不起来反对了。 　　 诗和散文虽然文学形式不同，表达思想感情的方法也不同，但其逻辑程序却是相同的。我们在绝句这种诗的形式上，可以特别明显地看到：一般的绝句，往往是起承转合式的结构。由于诗有字数的限制，文字的使用不能不力求精简，“之乎者也”这种语气词固然绝对不用，连动词也可以省掉，主谓语也可以颠倒。因此，四句之间的关系，就不象散文那样明显。但是，如果你仔细玩味，体会，还是可以发现大多数绝句的结构是可以分析出起承转合四个过程的。 　　 我们先举王昌龄的《出塞》诗为例：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题目是《出塞》，诗人首先就考虑如何表现边塞。他从许多边塞形象中选出了“明月”和“关防”，再用“秦汉”来增加它们的历史意义。从这一句开始(起)，一个“塞”字就勾勒出来了。但是，光这一句还不成为一个概念，“秦时明月”和“汉时关”，怎么样呢?诗人接下去写了第二句(承)。这第二句，我们不必讲解，一读就知道他很容易地完成了征人“出塞”的概念。两句诗，还只是说明了一个客观现实：有许多离家万里的军人在塞外作战，不得回家。“出塞”的概念是完整了，但诗人作这首诗的意图呢，还无从知道。于是他不能再顺着第二句的思想路线写下去。他必须转到他的主题思想上去，于是他写下了第三句。这第三句和第一、二句有什么关系?看不出来，使读者觉得非常突兀。于是诗人写出了第四句。哦，原来如此，他把第一、二句的客观现实纳入到他的主观愿望里去了，主题思想充分表达，诗也完成了(合)。读到第四句，我们才体会到前面“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这些修辞的力量。如果胡马不能度阴山而入侵，则秦汉时的明月边关就成为新时代的明月边关，而万里长征的人也都可以还家了。 　　 一首绝句的第三句，总是第一、二句和第四句之间的挂钩。绝句做得好不好，第三句的关系很大。唐诗中的五、七言绝句大多数用这种结构：四个散句的起承转合式。所谓散句，就是句与句之间，不讲究对偶。 　　 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 　　 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 　　 这是李益的诗，题目是《夜上受降城闻笛》。此诗第一、二句是对句，“回乐峰前”就在“受降城外”，两句是平起，都是点明题目中的“受降城”和“夜”。所以第二句不能说是承句。第三句转到“闻笛”，第四句结束，说明“闻笛”后的征人情绪。凡是第一、二句作对句的绝句，常常只有起、转、合三段。 　　 现在再看一首顾况的《宫词》： 　　 玉楼天半起笙歌，风送宫嫔笑语和。 　　 月殿影开闻夜漏，水精簾卷近秋河。 　　 此诗第一、二句是散句，第三、四句是对句。第一、二句有起承关系，第三句既不是转，第四句也不是合。这两句的创作方法是“赋”，就是“描写”。它们是用来描写前两句所叙述的宫中夜宴情景，特别渲染了“玉楼天半”。这首诗有人说是写宫怨的诗，我以为看不到有表现“怨”的比兴意义。因为全诗四句都是客观描写，没有表现诗人的主观情感，也没有代替某一个失宠的宫嫔表现其怨情。所以题目只是《宫词》而不是《宫怨》。这祥的绝句，我们很难说第三、四句是合。凡是第三、四句作对句的绝句，它的结构方式常常有这样的情况。 　　 岁岁金河复玉关，朝朝马策与刀环。 　　 三春白雪归青冢，万里黄河绕黑山。 　　 这是柳中庸的《征人怨》，它代表了绝句的另一种结构方式。第一、二句是对句，第三、四句亦是对句，整首诗以两副对联构成。四句之间，非但没有起承转合的四段关系，甚至也体会不到起承关系。勉强分析，可以认为第三、四句是起，第一、二句是合，这是一种倒装的结构。从逻辑思维的顺序来讲，第三、四句是描写塞外荒寒的景色。在这样荒寒的塞外，征人岁岁年年驱驰于金河与玉门关之间，朝朝暮暮过着骑马挥刀的生活。四句诗全是客观描写，没有从正面写征人之“怨”，而让读者自己去体会其“怨”。全诗的主题思想隐伏在第一、二句，所以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合”的部分。 　　 作者在这首诗中，还运用了另一种艺术句法。在每一句中，都用了成对的语词。“金河”对“玉关”，“马策”对“刀环”，“白雪”对“青冢”，“黄河”对“黑山”。这种对偶形式，名为“当句对”，非但上句与下句成对，在本句中也还有对偶。当句对并不是两联结构式绝句的必要条件，这里引用柳中庸这首诗，只是顺便了解一下唐诗中有这样一种句法。 　　 两联结构式的绝句，杜甫诗集中有好几首。他有一首题曰《漫成》的： 　　 江月去人只数尺，风灯照夜欲三更。 　　 沙头宿鹭联拳静，船尾跳鱼拨刺鸣。 　　也是四句平行的描写句，比柳中庸那一首更分别不出起合关系，因此更难找出它的主题思想。作者题曰《漫成》，表示这是偶然高兴写成的，等于画家随手画一幅素描，只是一种练习方法。 　　 以上所举诸例，李益的一首是一、二对句，三、四散句，正合于一首七言八句律诗的后半首。顾况的一首是一、二散句，三、四对句，正合于八句律诗的前半首。柳中庸、杜甫的二首是两联结构，正合于八句律诗的中段。至于用四个散句组成的绝大多数绝句，就等于八句律诗的首尾四句。因此，就有人说绝句是截取八句律诗的一半，从而把绝句称为“截句”。但是，在北周诗人庾信的诗集中，这些结构形式都早已出现了。上文所引的“协律新教罢”一首，就是五言八句律诗的后半首。“刘伶正捉酒”一首，就是八句律诗的中段。另外有一首《行途赋得四更》： 　　 四更天欲曙，落月垂关下。 　　 深谷暗藏人，欹松横碍马。 　　这就是八句律诗的前半首。庾信的时代，八句的近体律诗还没有产生，但唐诗绝句的各种结构方法却已具备，可以证明绝句并不是截取律诗的一半。甚至，我们还有理由推测律诗的句法是古绝句的发展。 　　 唐代诗人对于诗的句法结构，随时都有新的创造，他们不甘心为旧的形式所拘束。在绝句这方面，元稹有一首值得注意的诗： 　　 芙蓉脂肉绿云鬟， 　　 罨画楼台青黛山， 　　 千树桃花万年药， 　　 不知何事忆人间? 　　 这首题为《刘阮妻二首》(之二)的诗是咏刘晨、阮肇入天台山，遇到仙女的故事。前三句是平行句，列举了天台山中的美好事物。第一句是说仙女的美，第二句是说仙山楼阁的美，第三句是说山中花草的美。(脂肉，即肌肉；万年药，即食之长寿的草药。)第三句以后，我们在讲的时候，必须补充一句诗人省掉的话“既然有这么好的生活环境”，于是得到第四句“你们为什么还要忆念人间而回来呢”。 　　 这首诗是三句起、一句合的结构方式，极为少见，恐怕是元稹的创造。由此可见，起承转合，是一般性的诗文结构原则，变化运用。则是作者的创造能力。

100 历代唐诗选本叙录 　　 　　 我国文学，繁荣最早。商周之时，民间歌谣和士大夫的诗，据说已有三千多首。孔子删汰其十分之九，存其精华，得三百又五篇，编成一部最早的诗选集，现在称为《诗经》。孔子是最早的选家，也是最早的编辑。 　　 孔子的编选工作，历代都有继承人。东汉王逸编《楚辞》，梁昭明太子萧统编《文选》，陈徐陵编《玉台新咏》，这是汉魏六朝仅存的三部诗文选集。此外还有许多选集，均已亡佚。 　　 唐代三百年间，文学昌盛，诗的繁荣，尤其凌驾前代。因此，诗的选集，随时有人编撰，几乎接踵而出。每一个选集，都代表当时的诗风，亦反映编选者的文艺观点。现在将唐宋以来最重要的唐诗选集编列书目，供研读唐诗者参考。 　　 　　 一、 唐人选唐诗 　　 　　(一)《国秀集》三卷 国子生芮挺章编 进士楼颖序 　　 此书选录武则天朝诗人李峤、宋之问等至天宝末年诗人王湾、祖詠等共九十人的诗二百二十首。但现在所传此书已缺漏了吕令问、敬括、韦承庆三人的诗四首。所选各人之诗数，亦有与目录不合者。实在只有八十五人，诗二百十八首。又楼颖序称：“自开元以来，维天宝三载，谴谪芜秽，登纳菁英，可被管弦者，都为一集。”因此历来著录者，都以为此书编成于天宝三年。其实是楼颖的序文写得不明白。天宝三年是此书开始选编的年分。开元是秘书监陈公与国子司业苏公建议选编此书的年代。书编成于何年，序文中没有交代。大约在天宝末年，安禄山叛变之前。 　　 “可被管弦者”是此书选诗的标准。当时正是律诗成熟的时候，故选家以音律和谐、可以配合乐曲的诗为合格。由此亦可知当时的五言古诗、律诗都可以合乐歌唱。 　　(二)《河岳英灵集》二卷 丹阳进士殷璠集 　　 此书有殷璠自序，又有《集论》一篇。序中略述历代以来诗的风格。“武德初，(轻艳的)微波尚在。贞观末，标格渐高。景云中，颇通远调。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又叙述此书内容云：“若王维、昌龄、储光羲等二十四人，皆河岳英灵也。此集便以《河岳英灵》为号。诗二百三十四首，分为上下卷。起甲寅，终癸巳。”甲寅是开元二年(公元七一四年)，癸巳是天宝十二年(公元七五三年)。这两个年分，可能是选诗起讫的年分，天宝十二年，未必是成书的年分。向来著录家都以为《国秀集》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唐人选唐诗集，现在看来，《河岳英灵集》的成书，可能在《国秀集》之前。 　　 《集论》中讲到选诗的标准：“璠今所集，颇异诸家，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这是说他选的诗新旧兼收。新声指律诗，古体指古诗。以下四句，都是分指古律而言。文是律诗，质是古诗。风指古诗，骚指律诗。气骨是古诗的要求，宫商是律诗的要求。 　　 此书在每一位诗人名下，都有一段评论。先概括这位诗人的风格，然后举出他的一些佳句，开了摘句评诗的风气。例如评岑参云：“参诗语奇体峻，意亦造奇。至如‘长风吹白茅，野火烧枯桑’，可谓逸才。又‘山风吹空林，飒飒如有人’，宜称幽致也。” 　　(三)《箧中集》一卷 元结编 　　 元结的文艺思想是主张复古的。在散文方面，他是古文运动的先导。在诗方面，他认为新近流行的诗，“拘限声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为词，不知丧于雅正。”因此他推崇沈千运、孟云卿等七人的五言古体诗，将箧中所有二十四首，编为一卷，以“传之亲故”。 　　 此书选编宗旨，与《国秀》、《河岳》二集，截然不同。虽然只是二十四首诗的小集，却代表了当时五言古诗的精萃。 　　(四)《搜玉小集》一卷 　　 此书无选编者姓名，亦无序跋。所选皆初唐人诗，最早者魏徵，最迟者刘希夷、裴漼。编次杂乱，似非成书。但郑樵《通志》已载此书名目，云是“唐人选当时名士诗”。则此书为唐人旧本无疑。旧目称入选者三十七人，诗六十三首。今本但有三十四人，诗六十二首。 　　 此书时代当在《国秀集》之前，今附于《箧中集》后。 　　(五)《中兴间气集》二卷 渤海高仲武编 　　 高仲武自序谓选诗“起自至德元首，终于大历暮年，作者数千，选者二十六人。诗总一百四十首(今存一百三十二首)。分为两卷，七言附之。略叙品汇人伦，命曰《中兴间气集》。”此书于每一诗人，亦有评语，即所谓“略叙品汇人伦”也。“七言附之”一句，极可注意。可见大历时犹以五言诗为正宗，七言诗止是附庸而已。 　　(六)《御览诗》 令狐楚奉敕纂 　　 此书又名《唐歌诗》，又名《选集进》，又名《元和御览》。宪宗李纯爱好诗歌，元和年间命翰林学士守中书舍人令狐楚编录近代及当代名家诗进呈以供御览，即此书也。 　　 此书不分卷，选大历至元和诗人三十家，诗二百八十九首。所选之诗，皆近体五、七言律诗及歌行，无古诗。由此可见，此一时期，近体七言诗正在盛行，古诗不为世重，与《河岳英灵》、《中兴间气》二集的编选宗旨恰巧相反。 　　(七)《极玄集》二卷 姚合选 　　 姚合为中唐后期著名诗人，元和十一年(公元八一六年)进士及第。此书当编于元和、长庆年间。原有自序，已佚缺，仅存四句云：“此皆诗家射雕手也。合于众集中更选其极玄者，凡念一人，共百首。”这是说，所选二十一位诗人，都是高手，现在从各人集中选其极玄之作。极玄，即是极妙。 　　 此书所选从王维以下至戴叔伦，都是中唐前期诗人。全是五言律诗及绝句，无一首七言诗。姚合自己的诗，亦以五言律诗为最工。他的诗开晚唐诸家五律的风气，故此书于晚唐诗风大有关系。 　　 此书于每一位诗人名下，附注小传，为研究唐诗者提供可靠的传记资料，亦为选集附作者小传开了先例。 　　(八)《又玄集》三卷 韦庄编 　　 姚合编《极玄集》以后七十年，诗人韦庄于光化三年(公元九OO年)续选了一部《又玄集》，自序称选“才子一百五十人，名诗三百首。”今传本仅有诗一百四十二家，或者是举成数而言。 　　 此书所选诗，五、七言古律及歌行均有，不象姚合之专选五言诗。虽则沿用姚合的书名，其实宗旨已不相同。卷下所录有无可以下释子诗十家，李冶以下妇女诗十九家。亦为诗选兼收僧道及女子诗开了先例。诗家时代则从盛唐的李白、王维至同时代的方干、罗隐，几乎有一百七八十年之久，也和以前几部选集仅选最近几十年作品者不同。 　　 此书在我国早已亡佚，明清人都没有见过。但在日本却有流传。一九五七年，日本京都大学清水茂教授读了夏承焘教授的《韦端己年谱》，知道中国已无此书，就寄赠夏老一份书影照片。夏老即交与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影印出版，今天我们才能见到此书全帙。 　　(九)《才调集》十卷 韦縠编集 　　 此书有编者韦縠自序，略云：“暇日因阅李杜集、元白诗，其间天海混茫，风流挺特。遂采摭奥妙，并诸贤达章句，不可备录，各有编次。或闲窗展卷，或月榭行吟；韵高而桂魄争光，词丽而春 色斗美。但贵自乐所好，岂敢垂诸后昆。今纂诸家歌诗，总一千首，每一百首成卷，分之为十目，曰《才调集》。” 　　 此书今世传本亦十卷，诗一千首，从盛唐的王维、李白起到唐末。但无杜甫诗。序文云分为“十目”，但今本不见分目。从第一卷到第八卷，每卷第一人选诗特多，如第一卷以白居易诗十九首开始，第二卷以温飞卿诗六十一首开始。而第五卷中又有白居易诗八首，似乎有张为《主客图》的意义。原本每卷必有类目，今已佚失。 　　 编者韦縠是五代时后蜀的诗人，官监察御史。当时的诗风继承晚唐的清丽一派，故所选多中、晚唐秾丽诗。温飞卿选六十一首，李商隐选四十首，元稹选五十七首，杜牧选三十三首，韦庄选六十三首。由此可知其倾向。北宋初的西昆体诸诗人即奉此书为圭臬。 　　 以上九种是我们今天能见到的唐人选唐诗，为研究唐诗的重要参考书。从这些选集的评论或取舍中，可以见到唐诗各个时期的风尚。有些书中采录的诗篇，字句亦有与现代所传的不同，因此它们也是研究唐诗用的校勘资料。 　　 　　(十)《珠英学士集》五卷 崔融集 　　 武后曾命武三思等修《三教珠英集》一千三百卷。参加修书的都是著名的文人学者，凡四十七人，称为“珠英学士”。崔融编集他们所作诗，为《珠英学士集》五卷，崔融自作序。 　　(十一)《正声集》三卷 孙翌集 　　 孙翌，字季良，开元间人。选时人诗三卷为《正声集》。此书已佚，不可得见。但知其以刘希夷诗为冠。又知其录陈子昂诗十首。 　　(十二)《丽则集》五卷 　　 此书题李氏撰，不著名。选初唐至开元时人诗三百二十首，分门编类。贞元中，郑馀庆为序。 　　(十三)《南薰集》三卷 窦常撰集 　　 此书选韩翃至皎然三十人的诗三百六十篇，分三卷。不用上中下，或一二三分卷法，以为这样就有等级高低的嫌疑，故分题为西掖、南宫、外台三卷。每人均系名系赞。 　　(十四)《唐诗类选》二十卷 顾陶选 　　 顾陶是会昌四年(公元八四四年)进士，官太子校书郎。选唐一代诗一千二百三十二首，为《唐诗类选》二十卷。大中十年(公元八五六年)自为序。 　　(十五)《翰林学士集残本》一卷 　　 此书为初唐诗文选集之残本。仅存诗一卷，计唐太宗、许敬宗、长孙无忌、上官仪以下十七家，并失名一家，凡诗五十一首，多不见于《全唐诗》。原本为唐人写卷子残帙，早年流传于日本。清光绪年中，贵阳陈矩访书日本，传钞得之。既归，刊本传于世。翰林学士，开元二十六年 (公元七三八年)始置。此卷无书名，而所收皆初唐人诗，疑《翰林学士集》，非其原名。 　　 以上(十至十三)四种是已亡失的唐人选唐诗集。《唐诗类选》还存几个残卷，影印在《四部丛刊》三编中。《翰林学士集》有清光绪中贵阳陈氏刻本。此外，敦煌卷子中有许多唐诗写本，都是各人随意钞写以供吟诵的。原来并不是一个选集，罗振玉取诗数较多的一卷，刊入《鸣沙石室遗书》，题作《唐写本唐人选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以此卷与其他九种唐人选唐诗合为一集，称《唐人选唐诗十种》，从此，学者就不必分别访求了。 　　 　　 二、宋人选唐诗 　　 　　(一)《文苑英华》一千卷 　　 这是宋太宗赵炅命学士李昉、徐铉等人编的一部大规模的文学选集。因为萧统的《文选》所收至梁代而止。此书继续《文选》，故从梁代开始，选录梁、陈、隋、唐的诗文辞赋。从太平兴国七年(公元九八二年)开始，至雍熙四年(公元九八七年)始成书。其中梁、陈、隋的诗文极少，诗的部分，可以认为是宋代第一部唐诗选集。当时唐人诗集还没有多少亡失，故所选录的资料都保持原本面目，亦为研究唐诗的第一手资料。 　　(二)《唐文粹》一百卷 姚铉编 　　 姚铉亦北宋早期人，太平兴国年间进士，官至两浙转运使。他把《文苑英华》中唐代诗文选了一个简编本，名曰《唐文粹》。这部书和《文苑英华》不同。《文苑英华》是许多人合作选编的，选录标准不一致。《唐文粹》是姚铉用他自己的文艺观点选编的。唐诗部分，他纯取古体诗，不收五、七言近体诗，可见他是一个复古思想家。这部书的诗歌部分，可以目为唐代古体诗选。 　　(三)《唐百家诗选》二十卷 　　 此书相传为王安石所编。晁氏《郡斋读书志》著录称宋敏求编，而由王安石改定的。不管是谁所编，它总是一部北宋时期的唐诗选。选诗一百O八家，诗一千二百六十二首。李白、杜甫、韩愈、王维、白居易等大家的诗都不选入，可知编选者是因为大家、名家的诗集，人人都有，易于见到，小家诗人多，诗集流传不广，故专选一本第二流以下的唐诗。 　　(四)《万首唐人绝句》九十一卷 洪迈编 　　 洪迈于淳熙年间编录唐人绝句五千四百首进呈孝宗赵昚。皇帝问：唐人绝句共有多少?洪迈答说有一万首。皇帝即命他编足一万首。到光宗绍熙三年(公元一一九二年)才编成进呈。全书原有一百卷，每卷一百首，现今传本已有残缺。 　　 洪迈此书，为了凑满一万首，内容非常芜杂。有宋初人的诗混入。亦有从律诗中截取四句，作为绝句编入。学术性不高，仅可以供校勘用。但此书实际已不是选集，而是唐人绝句的总集了。 　　(五)《众妙集》一卷 赵师秀编 　　 赵师秀是南宋江湖诗人，作诗崇尚晚唐的姚合。他选了这一本唐诗，从初唐的沈佺期到晚唐的王贞白，共七十六人，都是五、七言律诗，不选古体。五言律诗占十分之九，七言律诗仅十分之一。这也反映了当时江湖派及四灵派都刻意作中、晚唐五言律诗，因而出现了这部选集，以供诗家揣摹。 　　(六)《谢注唐诗绝句》五卷 赵蕃、韩淲选 谢枋得注解 　　 此书为宋元之间风行的唐人绝句选本。所选不过百首，皆浅显平正之作，用以教小学生。谢枋得，字君直，号叠山。他的评语，大多已抄入《唐诗品汇》。但我国已几百年不见此书刻本，直到清末才从日本传回来。 　　(七)《三体唐诗》六卷 周弼编 　　 周弼，字伯弼，宋理宗时江湖诗人。此书为研讨律诗作法而著。所谓三体，是指七言绝句，五言律诗和七言律诗。周氏把律诗句法分为虚实二种。写景是实句，抒情是虚句。一首律诗的八句，必须虚实配搭得好，根据这个观点，他把七言绝句分为七种格式，七言律诗分为六种格式，五言律诗分为七种格式。 　　 周氏此书，重视律诗句法，意在挽救当时江湖派末流诗人句法油滑之弊。但把作诗方法，归纳成许多定格，亦不免太机械。 　　 　　 三、金元人选唐诗 　　 　　(一)《唐诗鼓吹》十卷 　　 此书相传是金代诗人元好问选定的。现在流传的版本有元郝天挺的注，明廖文炳的解，清朱三锡东岩的评释。全书十卷，专选王维、高适以下至晚唐、五代七言律诗九十六家，诗五百九十六首，但是有宋初诗人胡宿诗二十三首误入。 　　 南宋中晚年，诗人争学晚唐五言律诗；在北方的金元，则诗人都作中、晚唐七言律诗。故南宋的《众妙集》多取五律，而北方的《唐诗鼓吹》全取七律。 　　(二)《唐音》十四卷 杨士弘编 　　 此书为元人杨士弘所编，有至正四年(公元一三四五年)八月朔杨氏自序，可知书成于此年。全书十四卷。第一卷为“始音”，收王、杨、卢、骆四杰诗。他以为此四人诗仅是唐诗之开始，还不算唐诗正声。故此四家诗不属于初唐。第二卷以下为“正音”六卷，“遗响”七卷。就是把唐诗分为二级。但李白、杜甫、韩愈的诗都没有选入。 　　 把唐诗分为三期：初盛唐、中唐，晚唐。给六韵以上的律诗定名为排律，都是杨士弘创始的。现在通行的《唐音》有明人顾璘的批点。 　　 　　 四、明人选唐诗 　　 　　(一)《唐诗品汇》九十卷、拾遗十卷 高棅编 　　 高棅是元末明初人，此书初编九十卷，成于洪武二十六年(公元一三九三年)，选唐诗六百二十家，诗五千七百六十九首。洪武三十一年，又作拾遗十卷，增补作者六十一家，诗九百五十四首。 　　 高氏此书编辑的观点，很受杨士弘《唐音》的影响。杨把唐诗分为三期，高分为初、盛、中、晚四期。杨分诗为正音、遗响二级，高分为正始、正宗、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变、馀响、旁流等九级。大略以初唐为正始，盛唐为正宗、大家、名家、羽翼。中唐为接武。晚唐为正变、馀响。僧道妇女及无名氏诗为旁流。反映出来的仍是文学退化论。 　　(二)《唐诗正声》二十二卷 高棅编 　　 此书是《唐诗品汇》的简编本，专选编者所谓正声，故详于盛唐而略于晚唐。 　　(三)《唐诗选》七卷 李于鳞选 　　 此书虽题曰“李于鳞选”，但李于鳞(李攀龙字)实无此书。李有《古今诗删》三十四卷，选录古逸至唐代诗。唐以后即为明诗，多采录同时朋旧互通声气之诗，而宋元诗不采一首。盖明代前后七子作诗以盛唐为标格，李梦阳倡导“不读唐以后书”，故不选宋、元诗，以为宋、元诗不足学也。 　　 坊贾取《古今诗删》中唐诗部分，别出单行，题曰《唐诗选》，在当时颇为风行，因其代表明代七子诗派的观点。至明末清初，对此书的非议就多起来了。 　　(四)《唐诗解》五十卷 唐汝询解 　　 唐汝询，字仲言、云间(今上海市松江县)人。他五岁时就因病双目失明，靠耳听心记学习，博通经史百家之书。他根据《唐诗正声》及《唐诗选》二书，略有增减，给每一篇诗作了注解。这是第一部卷帙较富的唐诗注解本。 　　 唐汝询是晚明人，但此书原本刻于万历四十三年(公元一六一五年)，未见传本。现在一般所见都是顺治十六年(公元一六五九年)武林赵氏临云阁刻本。 　　(五)《唐诗归》三十六卷 锺惺、谭元春同编 　　 锺惺(字伯敬)、谭元春(字友夏)都是竟陵(今湖北天门县)人。他们继公安三袁之后，论诗主张发自性灵，以抗议前、后七子的摹仿盛唐。他们的文学理论被目为“竟陵派”。二人合编《古诗归》十五卷，《唐诗归》三十六卷，刻于万历四十五年(公元一六一七年)。他们别出手眼，选释古诗及唐诗。当时以新奇炫人耳目，颇有影响。至明末清初，为钱谦益、吴伟业诸人批斥，追随者渐少。但对此书的评论，至今犹不一致。 　　(六)《唐诗镜》五十四卷 陆时雍编 　　 陆时雍，字仲昭，桐乡人。崇祯六年(公元一六三三年)贡生。他撰《古诗镜》三十六卷，《唐诗镜》五十四卷。论诗以神韵为宗，情境为主，似乎有对抗锺、谭之意，亦代表晚明一家诗论。 　　 这两部《诗镜》久无刻本，不易见到。但其《总论》一卷已由丁福保抄出，刊于《历代诗话续编》中。丁氏称“其论汉魏迄唐各家诗，确有见地，非拾人牙慧者所可比拟。” 　　 　　 五、清人选唐诗 　　 　　(一)《唐才子诗》七卷 金人瑞选批 　　 此书为金圣叹选批诗文刊本之一。书名全文为《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甲集七言律》。盖选七言律为甲集，其后或当有五言律为乙集，书未成而圣叹被杀。此书选讲唐人七言律诗六百首，分为七卷，每卷分上下二卷，实为十四卷。书名虽云选批，内容实为解释。 　　 圣叹讲律诗，创始了分前后二解的办法。他以每首律诗的前四句为“前解”，后四句为“后解”。前解二联为起承句法，后解二联为转合句法。讲诗有妙悟处，也有迂腐处。金圣叹评点诸书，在清初风行一时，此书亦代表他的一家之言。 　　(二)《而庵说唐诗》二十三卷 徐增著 　　 此书有康熙元年(公元一六六二年)徐增自序。略谓“诗道散失久矣。人皆狃于时习，不知古人之用笔。其选唐诗也，取其近乎己者，如高、李、锺、谭之选诗是也。则唐诗竟为高、李、锺、谭之诗，非唐诗也。故选唐诗，必先正其眼目，循其径路；升其堂，入其室，得其神理意趣之所在而选之”。这些话已说明了他是反对高棅、李攀龙、锺惺、谭元春的选诗标准的。至于他自己的选诗标准，则说得并未明确。 　　 关于讲诗的方法，他也说到：“有才者纵横出奇，有学者博综示奥，有力量者气象开弘，有神韵者寄托玄妙。至于解数与起承转合之法，人多略之。后有作者，不免议其后矣。”由此也可知他的论诗是追随王渔洋的，讲诗是用金圣叹的方法。这两家正是当时诗坛的时髦人物。 　　 此书大概盛行于康熙年间，乾隆以后，诗论家数渐多，唐诗选本亦日新月异，此书渐渐不为世人所知。 　　(三)《删订唐诗解》二十四卷 吴昌祺评定 　　 吴昌祺，字绥眉，别号樊桐山人，亦云间人。此书为唐汝询《唐诗解》的删节订正本。因唐氏注释太繁，且多重复，故删削大半。唐氏解诗有末顺未达者，吴氏以眉批订正之。但亦有唐解可取而吴解反而错的。 　　 此书有吴氏自序，作于康熙四十年(公元一七O一年)，大约刊刻成书亦在此后一二年间。 　　(四)《唐音审体》二十卷 钱良择编 　　 钱良择，字木庵，虞山(今常熟)人。此书以辨体为主，故按各种诗体分别编选唐诗。在每一种诗体的卷前，有一篇总论，详述体式的源流演变。对于诗意，仅偶而有一些评注，不是此书撰述任务。 　　 此书刊于康熙四十三年(公元一七O四年)。 　　(五)《唐贤三昧集》三卷 王士禛选 　　 王士禛，字阮亭，别号渔洋山人，世称为王渔洋。其论诗主神韵自然，以救明代诗人之失。此书专选盛唐诗人之作，以见其所谓神韵的范例。 　　(六)《唐人万首绝句》选七卷 王士禛选 　　 此为洪迈《唐人万首绝句》的选本。选诗人二百六十四家。诗八百九十五首，分为七卷，约为原书十分之一。仍用其神韵说，为选诗标准，所选甚精。书成于康熙四十七年(公元一七O八年)，过三年，渔洋即去世了。 　　(七)《御选唐诗》三十二卷附录三卷 　　 清圣祖康熙帝命词臣编《全唐诗》，于康熙四十二年编成，共九百卷。又命臣下精选一部可以代表唐诗全体面目的集子，由臣下分别选录，而由他自己决定。康熙五十二年编定，书名《御选唐诗》。因为是皇帝御选的书，无人敢评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只恭维它“博收约取，漉液镕精。”这不过是说他选得好而已。 　　(八)《唐诗别裁》二十卷 沈德潜编 　　 沈德潜，字確士，号归愚，苏州人。他是康熙、乾隆两朝的诗人及诗论家，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甚得皇帝信任。康熙、乾隆二帝的诗，大多是他的代笔。康熙中叶，诗家都学宋元诗，又是王渔洋的神韵说盛行的时候。沈德潜主张作诗当以李、杜为宗，不能局限于王、孟、韦、柳的清微古淡一派。他编选了这部《唐诗别裁》。初刻在康熙五十六年间世，到他晚年，又重新编定，扩大了选材内容，以求反映唐诗的全面。重订本于乾隆二十八年(公元一七六三年)印成，就是现在流行的版本。 　　 此书在清代诗坛有很大的权威性，一方面纠正了宋元诗派的主理智，取清丽；另一方面又否定了神韵派的肤浅轻浮。但沈德潜颇有宋代道学家的正统儒学观点，他谨守温柔敦厚的诗教，以张籍的《节妇吟》为思想有问题， “恐失节妇之旨”，故不选入。由此可见他的封建礼教思想十分迂执。这种观点，往往表现在他的评语中，不可不注意。 　　(九)《唐诗叩弹集》十二卷，续集三卷 杜诏、杜庭珠编 　　 康熙后期，掀起了唐诗的高潮，《唐诗品汇》又时行了。但《品汇》以初、盛唐诗为正宗，对中、晚唐诗，所选甚略。故杜氏选元和以至唐末的诗，为《唐诗叩弹集》，以为《唐诗品汇》的补编。 　　(十)《唐诗合解》十二卷 王尧衢注 　　 王尧衢，宇翼云，苏州人。作《古诗解》四卷，《唐诗解》十二卷，合称《古唐诗合解》，刊于雍正十年(公元一七三二年)。其后《唐诗解》传刻多，《古诗解》废而不刻，书名遂称《唐诗合解》，此“合”字已不可通。亦有单刻唐诗部分而仍题书名为《古唐诗合解》者，尤为谬误。然此书在清代嘉庆、道光以后，除《千家诗》、《唐诗三百首》之外，最为盛行。至民国初年，亦为畅销书。石印本甚多，皆名曰《古唐诗合解》。 　　 此书选注五言古风二卷，七言古风一卷，五言绝句一卷，七言绝句二卷，五言律诗二卷，七言律诗三卷，五言排律一卷，总十二卷。选诗标准“取格调平稳，词意悠长，而又明白晓畅，皆时人所常诵习者。”注解方法则自云：“注古诗每于转韵分解处见神情，并字句之工而一一详说之。注律诗则分前，后解，写题中何意。并注明起承转合，章有章法，句有句法，字有字法。务必字字得其精神，言言会其意旨。注绝句虽只起承转合，分贴四句，其笔法多在转合反挑侧击，妙处不同。亦有一气浑成，能入化境者，则又不拘常格。” 　　 以上选注宗旨，皆见于王氏自述《凡例》，可以代表清人读唐诗方法。此种方法，对一般初学青年，可以有启蒙入门的效果，但如果运用机械，则不免堕入评点八股文习气。 　　 此书原刻本有圈点。《凡例》云：“体格兼胜，入题探奥者，用密圈。词气清新，景物流丽者，用密点。其有字关题眼，或旁挑反击，前后呼应，神情在虚字者，俱用单点点出。”这也是明清人评点古文、时文的方法。坊间重刻本，因刻工较繁，大多删去圈点。 　　 此书注解，皆袭取前人旧说。诗法评论，多取李于鳞之说。分解讲诗，用金圣叹法。评论中多采金圣叹、徐而庵，亦兼取锺惺、谭元春。鉴赏观点，不主于一派。 　　(十一)《唐律清丽集》六卷 徐日琏、沈士骏辑 　　 乾隆二十二年(公元一七五七年)春，乡试殿试均不考经判，而改试五言八韵唐律。于是徐、沈二人赶编了一部专收唐人五言长律的选集，分应制、应试、酬赠、纪述四门，自四韵至百韵，均有选录。这是一部供应举子投考学习的投机书。卷首有二十二年孟冬望日沈德潜写的序。徐日琏、沈士骏都是沈德潜的同乡和学生，沈又是沈德潜的族孙，大约此书是在沈德潜指导之下迅速编成的。虽然是一部应试投机书，但专选唐人五言律诗的集子，却只此一部。 　　 此书每卷第一行题作《唐人五言长律清丽集》，这是全名。面页题作《唐律清丽集》，这是书名。书口题作《清丽集》，这是简称。“清丽”是选诗的标准。所选诗详于初、盛唐，略于中、晚唐，而选杜甫诗最多，仍是高棅以初盛为正宗的观点。 　　(十二)《唐律消夏录》五卷 顾安评选 何文焕增评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苏州人顾安，字小谢，评选了一部唐人五言律诗，分五卷。每诗有圈点，附评论。书名《丙子消夏录》。他在自序中说明他的评论注重于阐发“古人命意、立法、修词之道”。至乾隆二十七年，嘉善人何文焕重刻顾安此书，增加了他的评论，改书名为《唐律消夏录》，而扉页上却题作《唐诗消夏录》。 　　 何文焕是一位诗人，诗论家，又是出版商。他曾于乾隆三十五年编订刊行《历代诗话》，卷尾附有他的《历代诗话考索》，议论见解，都有长处。顾安的《丙子消夏录》原刻本我没有见过，但看《唐律消夏录》中何文焕的增评，似乎比顾安的评论高明得多。 　　 《丙子消夏录》出版后一年，科举考试才改用五言律诗。何文焕在乾隆二十七年重刻顾安此书，恐怕也是当时有此需要。 　　(十三)《网师园唐诗笺》十八卷 宋宗元笺 　　 宋宗元，字慤庭，苏州人。以四十年之力，选唐诗而笺之。其书刊于乾隆三十二年。宋氏自序，说明其选诗宗旨在以温柔敦厚为指归。他说：“窃谓诗以永言，敦厚温柔而已。舍是，无问平奇淡丽，皆所必黜。其或索枯险以为高，修容服以矜媚，是皆误于彼之所谓指归，而实倍乎诗人之指归者也。”这一段话主要是对锺、谭说的。因为锺、谭编《唐诗归》，正是所谓以枯险为指归也。“修容矜媚”一句，大概又兼指王渔洋了。 　　 此书虽名曰笺，实则仍是注释典故。专以温柔敦厚为选诗标准，就不免有些道学家气。 　　(十四)《唐诗三百首》 蘅塘退士编 　　 此书为近代最通行之唐诗选本。卷首有蘅塘退士序，甚简短，今全录之。“世俗儿童就学，即授《千家诗》，取其易于成诵，故流传不废。但其诗随手掇拾，工拙莫辨。且只五、七律、绝二体，而唐宋人又杂出其间，殊乖体制。因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择其尤要者，每体得数十首，共三百馀首，录成一编，为家塾课本。俾童而习之，白首亦莫能废，较《千家诗》不远胜耶?谚云：‘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请以是编验之。” 　　 可知当时《千家诗》为童子学诗之启蒙读物，作者不满于其内容芜杂，故有此选。但此书既出，虽盛行数百年不替，而在清代，《千家诗》仍不能废。“三百千”犹为儿童启蒙必读之书。 　　 此书非诗家评诗之选本，编者目的仅在作为青少年文学读本，但供一般人阅读，亦极适宜，故销行极广，使其他前人诗选大受冲击。接踵而出者有《唐诗三百首续编》、《唐诗六百首》，皆书坊投机牟利之物。 　　 蘅塘退士向来不知为何许人。其书原刻本已不可见，不知刊刻年代。近人考得编者蘅塘退士为无锡人孙洙之别号，其人为清乾隆十六年进士。则此书必为其退隐后所编，编成刊本，当在乾、嘉之际。 　　 以上清人评选唐诗十四种。其中一部分是流行广泛的选本，一部分是有专题偏重的诗选，都是近代研究唐诗者经常参考的书。 　　 宋元以来，唐诗选本最多，本文所介绍的，仅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部分。方回(字虚谷)的《瀛奎律髓》倒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唐诗研究参考书，但因为此书并非专选唐诗，故未列入这个目录。 　　 　　 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