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蒋庆几篇文字阅读札记

以“文化歧出”的方式解决“文化歧出”不仅不能解决“文化歧出”，反而会带来更严重的“文化歧出”，最后导致“文化危机”。

——这个是蒋先生立论处，大致是对的。

 

到了革命派时中国文化降成了“用”而不再是“体”，“体”已经是西方的自由民主宪政与马列主义共产主义了。此外，自由主义全盘西化派固然是公开以西方文化为“体”，而新儒家则是把西方文化暗换为中国文化的“体”。

——这两个体，可能有些混淆，暗渡陈仓。一个是政体的题，一个是哲学的安顿处。两个不太一样。

一百年过去了，中国的“西用”发展了，中国会造原子弹了，中国造的卫星上天了，中国的国保了种保了，中国仍然是中国，中国人仍然是黑眼睛黑头发，中国也渐渐学会了西方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经济制度与市场制度，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文化的“体”丧失了，中国的“教”（“教”就是中国文化）没保住，中国的“教”亡了，中国成了一个相当西化的无中国文化之“体”的无“教”国家！

——如果这样是对的，也本无不可，那真说明中国文化缺乏竞争力，缺乏生命力。但事实上不是这样，而且现在的文明道德的种种危机，却和传统文化的裂断有关。这个是值得深刻检讨的。

古人说的“变文化自变衣冠变风俗始”——中国服饰有汉装、唐装、清装，胡服骑射的改革也是有的。最早的时候，中国人席地而坐，坐姿也是跪式的，后来有了胡床，才有了现在的椅子。变是正常的，不便是不正常的。关键是在变什么，在为什么变。

王道是理想，是最高的精神价值；霸道是现实，是必须正视的问题。只坚持王道，否定霸道，理想固然高，却不能在现实中建立一个相对合理的政治秩序，因为霸道虽然“以力服人”，但毕竟比相互杀戮的“无道”好。但如果只承认霸道，否认王道，则社会现实就会缺乏理想的提升与指引，历史中就会缺乏“向上一几”，人类的政治生活就不会有希望。

——大致是对的，荀子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是客观冷静的，既没有放弃理想，也更加贴近现实。董仲舒则是对皇权制度的一次妥协，虽有惨痛，但也换回了丰富的回报，使儒家思想能够得以扎根并繁茂起来。

时中，是易经的一个哲学基础，是非常有辩证思想的。它使中国文化思想形成一种流动的变化的，因此也是可以与现实紧密结合的，而不是僵化的绝对的脱离现实社会的。这也是中国文化的高明处。

孔子对人的评价有几种，一种是君子，一种是仁者，还有一种则是圣。圣和仁其实是有差别的，仁更偏重于心灵的自我安顿，而圣则更注重对社会的贡献。思人则仁，仁是可以人人都能达到的。圣则不一定人人都有机会，有能力达到。所以孔子多讲仁，而少讲圣。

此外，“实与”现代化派不仅因为现代化派使中国强大能够救亡，还因为现代化有某种人性的基础，体面适度的物质需要是人的合理欲求，应得到满足。只要现代化不异化为消费主义、物质至上主义，不破坏人的心灵秩序与自然生态，就应该肯定之（“实与之”）。儒家不是禁欲主义，宋儒言“人欲之中是天理”，“天理”不在“人欲”之外，“人欲”达到了“中”就是“天理”。

——这个也是很对的。冯友兰将境界，第二境界就是欲的境界。欲望是动力，也是希望所在。人类没有了欲望，也就没了生命。但道学家实现天理的途径是灭人欲，这个或也是受佛教的影响。

 

清流派坚持中国文化本位的立场与尧舜孔孟之道的理想不动摇，坚持学习西方改革开放不能放弃中国文化的“体”（精神价值），坚持“保教”是“保国”“保种”的最高目的不能为了“保国”“保种”而“亡教”。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马列将共产主义分成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毛泽东的中国特色道路，邓小平将社会主义分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却与时中精神正相符合。

答案很简单，就是取现代化派与清流派之所得，舍现代化派与清流派之所失。具体说来，就是在“《春秋》书法”所揭示的“时中智慧”观照下，将现代化派与清流派辨证地统一起来，或者说圆融地结合起来，使一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道德理想的追求与现实问题的解决同时有机地存在于心中不再冲突，从而使现实中有理想理想中有现实，即以现实承载理想以理想指引现实，结束中国百年来知识分子在回应西方挑战上的严重分裂，使中国知识分子在解决中国文化危机的方案和道路上达成共识。

——理论上是这样的，还是一个认识问题，中国文化到底是什么？两者如何能相安无事？如何能优势互补？如何能产生相应的结合？

 

这一方案的核心内容就是：现代化中国化，而不是中国现代化；或者说现代化儒家化，而不是儒家现代化。

——这个也都是名词提法的问题，关键在于如何能在浩浩荡荡的社会发展洪流中，顺势而上，而又不随波逐流。这是中国文化与中国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既不迷失自己，又不孤立自己。

世界除了博爱，还有一个公理道义的问题。

——在传统文化中，墨子讲博爱，孔子讲亲亲。这是孔子的高明处。有了亲亲，才会有民族、国家。张艺谋刺秦的那部电影，讲要以天下为重，放弃刺秦，放弃六国的抵抗，有批评的说是官方奴化了的，这个如果放在台湾与大陆小的范围是对的，但如果放到世界的范围呢？中国面对西方文化的侵略呢，面对西方的军事侵略呢？张导则不免在宣扬一种民族的虚无。这样的一种公理道义又可以么？不可以，那是强权者的公理道义。因此，中国文化的发展，还是要从孔子亲亲上生发出来。儒家的以直报怨，也是和亲亲相贯通的。

马克思说，共产主义要在社会物质、文明道德达到一顶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在一个国家不能实现，因此共产主义是一个理想社会。他的现实状态则是社会主义。

王道也是一个近于理想的社会，霸道或近于社会现实。在现实中，个人、集体、国家与民族要适应霸道，而又有王道的理想。

两者证实有许多可以借鉴与结合的。其社会理想都是天下为公，这是很了不起的。

 

如果政治权力不同时具有“三重合法性”，其统治的权威就要打许多折扣，得不到国民的全部忠诚和完全认同，因而就容易出现统治权威的合法性危机，政治秩序就会经常处在动乱崩溃的边沿。

——柏杨先生说过一个瓶颈现象，建国30-50年左右，政权都会面临一个危机。突破了，就可以长命百岁，突破不了，就只能一命呜呼。这个既有政道的，更多在于治道的。新中国立国近60年，这个瓶颈已经基本突破（这不是数字上的突破，而是制度上的突破，虽然有些还没有到位，但还是有了良性的开端。）后一阶段重要的是充实。文化价值、道德文明、法律制度各个方面的充实。

王道政治的“治道形态”只是在特定的历史中借特定的制度来表现自己，其基本义理所蕴含的创造力（“政道”上的三重合法性及其制衡）则可以超越君主制而重新建构出能实现其合法性的其他制度。人类曾有过的制度固然可以成为实现“王道政治”的“治道安排”，如君主制、民主制、贵族制等，如果人类已有的制度不足以充分实现“王道政治”所蕴含的合法性，则可以充分发挥人类创制的想象力综合各种制度的优点另创一新制，以此新制充分实现王道政治所蕴涵的三重合法性。

——比演讲中说得要洒脱一些。

 

民主政治最大的弊病，是“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由于“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带来民主政治的极端世俗化、平庸化、人欲化与平面化。

——民主与自由是两个概念，当年在当今社会，很多人把民主与自由混为一谈。民主政治的弊端即如所言，这中间也是缺少一个权的存在。但在西方政治中，并非完全没有权的存在。中共的民主集中制，有权有民主，从理论上是优越的。民主的其他弊病或都是由此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