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1980-1989记忆长河

　　20世纪80年代的文坛，在“双百”文艺方针的鼓舞下，亠大批老作家以新时代主人的热情重返文坛，作品选集《重放的鲜花》便是标志。“朦胧诗”的出现，如一缕清风，刷新了诗歌语言的美学原则，恢复了个人话语在诗歌领域的作用。80年代前期的文学，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知青文学”到“改革文学”，文学作品以较为深邃的历史纵深感和较大的思想容量，揭露现实中的社会问题，如《乔厂长上任记》；而对传统文化追寻的“寻根文学”，对现代青年生存体验的张扬的“先锋文学”则构成了80年代后期文学的主流。三毛的游记散文、琼瑶的言情小说、金庸的武侠小说等通俗小说更使心灵彻底的释放。 　　 　　《重放的鲜花》出版一年 　　（节选） 　　左泥 　　一九七九年年初，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后，推倒了两个“凡是”观点，把长期以来束缚着理论界、文艺界人们思想的紧箍咒拿掉了。为错划右派的同志平反等一系列拨乱反正工作，也在积极进行。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上海文艺出版社决定将反右运动中被打成毒草或批判过的作品重新评价，编辑出版，并把它命名为《重放的鲜花》。选入这本集子的十七位作者的二十篇作品，主要是曾经在全国性刊物上发表或在全国性刊物上公开批判过的有一定影响的小说、特写。当然，也可能有入选不当或可以入选而被遗漏了的。 　　这本集子里的作品，一大部分是所谓“干预生活”、揭露社会阴暗面的题材。“干预生活”这个口号，即使在今天来展开争鸣，也还会有各不相同的意见，但只要我们回顾一下这些作品诞生之前的文学创作方面存在的回避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冲突，只能歌颂，不能批判；只写光明面，不写阴暗面的极左倾向，就会觉得这些作品勇敢地冲破人为设置的创作禁区，批判横亘在社会发展道途中的形形色色的反面人物和消极现象，这样的“干预生活”，不仅无可非议，谈不上是什么毒草，实在是应该给予支持发扬的。就拿堪称代表之作的《在桥梁工地上》这篇特写来说……。这类题材作品中的其它篇章，如《本报内部消息》、《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改选》、《入党》、《爬在旗杆上的人》、《沉默》、《被包围的农庄主席》、《科长》等，虽然在揭示问题的深浅和艺术成就的高低方面各有不同，但也都具有这种揭示社会现实矛盾，引起疗救者的注意的功效。尤其是在这些作品中，作者还塑造了与这些反面人们、消极现象作斗争的先进分子形象，人们不仅从中看清了罗立正之流怎样在玷污党的荣誉，腐蚀党的肌体，同时也见到了和他作斗争的青年工程师曾刚这样的先进人物，并且可以从这样的人物身上汲取力量，勇敢战斗，奋发图强。 　　写爱情题材的篇章在集子里也有较大数量。这当然不是编者的偏爱，而是这类题材的作品，当年在被批判中也是首当其冲的。回顾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之前，对于写爱情题材的作品，虽然没有什么禁止的明令，但一经涉猎，往往容易被戴上“小资产阶级情调”、“歌颂知识分子”、“儿女情”、“黄色”等等帽子，事实上已成了一个创作的“危险地带”。邓友梅的《在悬崖上》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除了作品本身的艺术成就以外，还同当时读者对这类题材已经相当生疏、产生了饥渴感不无关系。这里入选的《在悬崖上》、《小巷深处》、《红豆》、《寒夜的别离》、《西苑草》、《美丽》等篇，有的批判对待爱情的损人利己思想；有的描写在旧社会被损害被侮辱的妇女，在翻身解放后建立新的爱情生活时的曲折斗争；有的表现了知识分子走向革命道路过程中在爱情问题上的痛苦历程；有的歌颂老一辈革命者为革命牺牲了爱情的崇高精神。这些作品，艺术上有一定特色，它们借爱情拨动了人们的心弦，歌颂革命，歌颂光明，歌颂高尚情操，鞭挞黑暗的旧世界，鞭挞自私自利的丑恶灵魂。即便是有的篇章还存在某些缺点和不足，但就总的倾向来说，都是引人向上的。 　　《平原的颂歌》、《杨妇道》、《太阳的家乡》和散文诗《草木篇》的选入，有些特殊原因。前两篇的作者，是当年被打成“反党集团”的“探求者”成员，这两篇作品被说成是“反党”“探求”的代表作。《平原的颂歌》原是歌颂一位热爱平凡工作，安于在偏僻荒凉、寂寞冷落的小站上干一辈子的铁路干部的，因为描写了小站的荒凉冷落，就被扣上了“丑化社会主义”的罪状；《杨妇道》被说成坏作品，只是因为作品中的主人公杨妇道是个自私落后的农民。尽管作者是把这个落后人物作为讽刺对象写的。 　　《太阳的家乡》也是作者被错划为右派后，用株连法给作品定罪状，说它的罪状是歌颂了解放前的知识分子。尽管这个知识分子是为科学献身的。 　　散文诗《草木篇》的入选与否，曾经是一个难题。因为据说毛主席曾经批评过这一作品。就作品本身给人的感受来说，它也不如小说、特写那么直接、明确，所以评价不很一致。而就这一作品在反右期间在全国的影响来说，不入选实际上就表明还是当它毒草，持否定态度。我们彻底从“凡是”观点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考虑它的主要倾向是好的，决定给予入选。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艺界的反映尤其强烈，各地报刊、广播先后推荐评介不下几十处，并且引起了国外文艺界的注意，有的报纸也发表评介文章，有的出版社准备翻译出版。全国第四次文代大会还把它的出版，载入了60年来文艺大事的史册。总之，《重放的鲜花》出版，成了文艺界拨乱反正，给作家、作品落实政策的一个标志，也成了17年里也存在过极左倾向的一个佐证。陆放翁的《咏梅》词里有过这样的名句：“零落成泥辗作尘，只有香如故”。对梅花这样倾扬，只不过是诗人的主观愿望，有谁能在落尽花瓣的梅花树下永久嗅到香味呢？但借用这一名句来比喻优秀的文学作品，也许倒是合适的。一个坚信马克思列宁主义，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作家，他站在革命人民的立场上，写出反映人民意愿，符合生活真实，对推动历史前进起积极作用的作品，不管他（它）们会受到怎么样的不公平待遇，历史终会作出公正的评判，它们的香味艳色，总是会常留人间的。 　　《文学报》1980年7月25日

　　严家炎 　　若问当今华文作家中拥有读者最多的是谁，大概人们会异口同声地回答：“金庸！”金庸作品造就了千千万万个“迷”，也带来了许许多多个“谜”。 　　金庸小说最初发表在报纸上，就已拥有大量读者。自出版36册一套的单行本以来，到1994年止，正式印行的已达4000万套以上。如果一册书有5人读过，那么读者就达两亿。必须注意的是，金庸小说无论在台湾还是在内地都有许多盗印本。这些盗印本的总数，可能不在正式出版数以下。据《远东经济评论》“文艺和社会”栏目的资深编辑西蒙·埃利根所作的粗略估算，光是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这三大市场，历年来金庸小说的销售量，连同非法盗印的在内，累计已达一亿。所以，金庸小说的实际读者，很可能比上面的数字还要多出一倍至几倍。 　　1991年我曾在史坦福大学的东亚图书馆作过一点调查。他们馆藏的金庸小说，几乎都借出过几十次、上百次，“借书日期”、“还书日期”栏内盖的戳子密密麻麻。许多书都已被翻看得陈旧破烂。图书馆工作人员告诉我，他们已买过两种版本的金庸小说，结果都相似，因为借阅的人实在太多。 　　我曾经以为男性青年学生才喜欢金庸小说。谁知一调查，出入非常大，许多女学生照样爱读。而且他们的父母亲和许多上了年纪的华人也同样喜欢读。真是到了不分性别、不分年龄的地步！ 　　“金庸热”之所以构成一种奇异的、令人注目的阅读现象，不仅由于拥有读者之多，还因为它具有下述四个突出的特点： 　　一是持续时间长。《射雕英雄传》最初在报纸上连载时，许多人争相传告，报纸发行量一下子增加很多。从那个时候起，可以说港澳地区就出现了“金庸热”。而且随着《神雕侠侣》《天龙八部》《笑傲江湖》等作品出现，“金庸热”还是长盛不衰。人们可能还记得1994年10月25日金庸被授予北京大学“名誉教授”称号，并作两次讲演时的盛况，听他讲演的，请他签名的，真是到了人山人海、水泄不通、所发入场券几乎无用的地步，当时的主持人打趣说：“今天这形势，金大侠武功再高也不好办了！”这实在就是他直到今天仍受读者热情欢迎的一个缩影。 　　二是覆盖地域广。金庸的读者不但在海峡两岸和东亚地区，而且延伸到了北美、欧洲、大洋洲的华人社会，可以说全世界有华人处就有金庸小说的流传。1991年我到新加坡参加国际汉学会议，坐在出租车上，听到的就是《鹿鼎记》的华语广播。我还看到过一个材料，说70年代初南越国会议员们吵架，一个骂对方“是搞阴谋诡计的左冷禅”，对方就回骂说：“你才是虚伪阴狠的岳不群”。可见连《笑傲江湖》里这些人物在当时的南越也几乎到了人所共知的地步。据韩国学生告诉我，金庸小说在韩国早有译本，并且相当风行。而近年，日本最大的出版社德间书店也向作者买了版权，要将金庸作品全部译成日文，其中《书剑恩仇录》日译本四册已全部出版，其余的正在紧张翻译之中。英文翻译可能相当困难，但《鹿鼎记》的英文节译本亦已出版。由此看来，今天“金庸热”或许又可能超出华人世界的范围。 　　三是读者文化跨度很大。金庸小说不但广大市民、青年学生和有点文化的农民喜欢读，而且连许多文化程度很高的专业人员、政府官员、大学教授、科学院士都爱读。像中国已故的数学大师华罗庚，美国的著名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以及著名数学家陈省身，我熟识的中国科学院院士甘子钊、王选等，都是“金庸迷”。如果说上述读者还可能只是业余阅读用以消遣的话，那么，一些专门研究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教授、专家们就不一样了，他们应该说有很高的文学鉴赏眼光和专业知识水准，而恰恰是他们，也同样很有兴趣去读金庸小说。据我所知，像美国著名学者陈世骧、夏济安、夏志清、余英时、李欧梵、刘绍铭，像中国著名文学研究家程千帆、冯其庸、章培恒、钱理群、陈平原等，也都给予金庸小说很高评价。记得1994年底，遇到女作家宗璞，她抓住我就问：“你们开金庸的会，怎么不找我呀？”我说：“听说您前一段身体不太好？”她说：“我前一段时间住在医院，就看了好多金庸的书，《笑傲江湖》啦，《天龙八部》啦，我觉得他写得真好，我们一些作家写不出来。”中国作协副主席冯牧生前曾表示很愿意像对待古典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一样，来参加金庸小说的点评。作家李陀则用他特有的语言说：“中国人如果不喜欢金庸，就是神经有毛病”。这就不但是雅俗共赏，而且是科学家、文学家齐声同赞了。 　　四是超越政治思想的分野。金庸迷中有各种政治观点的人物，甚至海峡两岸政治上对立得很厉害的人，国共两党人士，平时谈不拢，对金庸小说的看法却很一致，都爱读。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可能是内地最早接触金庸作品的读者之一，他在70年代后期自江西返回北京，就托人从境外买到一套金庸小说，很喜欢读。1981年7月18日上午，邓小平接见金庸时，第一句话就是：“你的小说我是读了的。”而据台湾新闻界人士透露：海峡对岸的领导人——国民党中央前主席蒋经国先生，生前也很爱读金庸作品，他的床头也经常放着一套金庸小说。这样一种完全超越了政治分歧的阅读现象，难道不值得人们思考和研究？ 　　除读者阅读状况非常值得注意之外，金庸小说本身还包含着一系列难以索解的有趣现象。举例说，金庸小说虽然产生在香港商业化环境中，却没有旧式武侠小说那种低级趣味和粗俗气息。又例如，金庸自己完全不会武功，却能把武林人物的打斗写得那么吸引人；金庸小说明明是武侠小说，却又有着浓重的文化气息，简直可以当作文化小说来读。再例如，武侠小说一般都以神奇、曲折来吸引人，可是金庸小说同时却又相当贴近生活、贴近人生，相当生活化。诸如此类，金庸小说似乎充满了许多不易诠释之谜。 　　20世纪本是科学昌盛的世纪；中国新文学经过“五四”之后80年的发展，也早已取得了绝对的优势。恰恰在这个世纪的后半期，金庸以传统形式写成的武侠小说出现了，并且如此长久地风靡不衰，这本身又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更大的谜。 　　上述种种现象，每一项都可能潜藏着有待发掘的丰厚内涵，足以发人深省，启迪人们去思考和研究。科学地揭示现象背后的诸多原因，深入地探讨金庸作品魅力之所在，解开谜底，把金庸小说放到中国文学发展的背景上加以考察，从而衡定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正是金庸研究者们共同面对的课题和任务。 　　《中华读书报》

　　80年代的流行歌坛有着永不褪色的优美旋律，一首首经典，一次次回忆。打动着年轻人们的心，唇边的吟唱，揭开埋藏心底的渴望与冲动，聆听着熟悉的声音，把岁月留住。 　　内地流行歌坛 　　提及内地流行音乐最先想到的就是张行的那首《迟到》，随后崔健《一无所有》被认为是中国摇滚乐的先人和先曲，并被记载于各种“史册”。崔健推出首张个人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也成为中国摇滚史上第一张专辑。1987年黑豹乐队再度将摇滚乐推向高潮。 　　抒情歌曲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流行歌坛的主流，旋律的优美流畅，抒发了大众的真实情感。“东方歌舞团”曾是80年代大陆流行音乐的代名词，由之推出的一批歌手和一批歌曲代表了一个时代。背着吉他的成方圆，因《牧羊曲》一举成名的郑绪岚，背着“娃娃”《回娘家》的朱明瑛，男女组合牟玄甫与索宝丽，师生组合的谢莉斯与王洁实的《清晨我们踏上小道》等等。另外李谷一的《乡恋》，沈小岑的《请到天涯海角来》，苏小明温柔而深情的《军港之夜》，毛阿敏《思念》、《绿叶对根的情意》，蒋大为的《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张暴默的《鼓浪屿之波》，殷秀梅《党啊，亲爱的妈妈》都脍炙人口。

　　80年代值得一提有三位不满18岁的小歌手，她们在当时的流行歌坛上曾红极一时。清纯甜美的扬州小姑娘朱晓琳用她它那质朴无华的嗓音把《妈妈的吻》、《月儿弯弯照九洲》、《那一年我十七岁》带到了大江南北。而张蔷，一名风格前卫、标新立异的15岁北京女学生，在80年代中期一度领导潮流，她的唱片销量已逾2000万张，当时仅次于迈克尔·杰克逊，排名世界第二位，而且这个数字在现今的华语歌坛，仍然是无人可及的。曾是中国流行歌坛探索者的程琳，她的《酒干倘卖无》、《熊猫咪咪》、《小螺号》被传唱至今。 　　通俗歌星在这个年代也脱颖而出。吴涤清翻唱的《梅兰梅兰我爱你》，常宽自己作曲并演唱的《奔向爱的怀抱》、苏红的《小小的我》、胡月的《相思河畔》、因徐良与王虹《血染的风采》在春节晚会上演唱而走红。韦唯、毛阿敏在80年代后期渐渐取代成方圆、沈小岑等一代歌星的位置。 　　1988年是流行音乐最为兴盛的一年。“西北风”是引人注目的一个高峰期。“西北风”这一称谓来自《黄土高坡》中的词句“不管是东南风还是西北风，都是我的歌”。指的是当时风行全国的北方民歌风的流行歌曲热。其代表性作品有《信天游》（程琳）、《黄土高坡》（范琳琳）、《我热恋的故乡》（范琳琳）、《我心中的太阳》（刘欢）、《少年壮志不言愁》（刘欢）。 　　另外提一句，演员迟志强的《囚歌》以一个劳改犯的自述为表现题材，用民间的俚俗小调为音乐包装，一时掀起热潮。

　　港台歌坛一直是内地歌坛的先行者。无论是台湾校园歌曲，还是随香港电视剧而来的《万里长城永不倒》、《万水千山总是情》等，无一不被广泛传唱。 　　邓丽君无愧于台湾及至整个东南亚流行歌坛第一人，其个人风格的成熟和完整对整个流行乐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甜蜜蜜》、《我不在乎》、《但愿人长久》……每一首都是经典，都是怀旧。 　　重量级的创作歌手罗大佑在80年代初推出了他的第一张作品《之乎者也》，当他戴着墨镜，穿著黑衣，烫卷头发，口齿不清地唱着“假如你先生来自鹿港小镇，请代我问候我的爹娘……”，掀起了港台歌坛一阵旋风。 　　随后而至，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歌手与歌曲。刘文正的《三月里的小雨》，黄莺莺的《呢喃》、《葬心》，邓妙华的《牵引》，费翔的《流连》、《故乡的云》，费玉清的《梦驼铃》、《一剪梅》，苏芮的《一样的月光》、《酒干倘卖无》，齐豫的《橄榄树》，林淑蓉的《昨夜星辰》，甜女杨林的《玻璃心》，齐秦的《狼》、《冬雨》，凤飞飞的《午夜的街头》，浪子王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我》，充满稚气与傻劲的大男生张雨生《我的未来不是梦》，张洪量的《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姜育恒的《再回首》、《驿动的心》，童安格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潘安邦的《外婆的澎湖湾》，创作歌手庾澄庆的《让我一次爱个够》，潘越云的《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陈淑桦的《梦醒时分》，裘海正的《闪亮的日子》，赵传的《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郑智化的《水手》，潘美辰的《我想有个家》，钟镇涛的《只要你过得比我好》，伊能静的《我是猫》，模仿日本少男偶像团体“少年队”的“小虎队”演唱的《青苹果乐园》等等。这些影响着80年代的台湾歌坛的歌手与歌曲在内地也被一再翻唱。

　　香港歌坛中最早的偶像歌手应属谭咏麟，他的《爱在深秋》、《水中花》，在记忆中永不褪色。与谭咏麟同一时代的偶像张国荣在《风再起时》之后就风清云淡了，退出歌坛后又复出，虽时有作品但顶礼膜拜者不再众。80年代学生最喜爱的香港歌手陈百强，带着腼腆而干净的外型和声音迷倒了众多歌迷。在春节文艺晚会上，香港歌星张明敏以一曲爱国题材的《我的中国心》顿成家喻户晓的人物。梅艳芳的《坏女孩》、《亲密爱人》也是蛮流行的。陈慧娴《千千阕歌》，可惜当年没有天王天后，否则陈慧娴早就可以封后了。达明一派是20年来香港歌坛最重要的音乐力量，虽然他们唱片的总销量并非最多，但他们在音乐上的成就足以令任何香港歌手为之汗颜。甄妮、罗文演唱的《铁血丹心》作为影响国人最深远的武侠题材歌曲之一，其悲壮、侠烈之气已经深深留在我们的记忆里，把“逐草四方、沙漠苍茫，哪惧雪霜扑面”的豪迈侠义同“应知爱意似流水，斩不断理还乱”的儿女柔情结合得相当完美。Beyond在香港有着仅次于达明一派的声望。他们的歌里，少年人飞扬的青春和起起落落的爱情都占很大的份量，黄家驹的摇滚偶像气质和他们的热情执著影响了许多人走上摇滚之路。80年代末的香港歌星林忆莲以不出众的外形，不顶尖的嗓子，唱到顶尖歌手的位置，《前尘》中的遣词炼字皆属精妙，潮湿的雨天再度相逢在这偏僻的小马路，一派清灵幽雅的怀旧恋曲。汪明荃的《万水千山总是情》都曾流行一时，也颇具代表性的。徐小凤《明月千里寄相思》以空前绝后的中低音色，唱的却是温婉至极的情歌。

　　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巨变的时代，老百姓生活中的点滴更是多姿多彩。尘封的回忆悄悄掀开，遗落的日子慢慢捡起，满眼的亲切。思绪伸向远方，编织着我们的眼泪、幸福与欢笑。 　　养生术 　　（李庆西） 　　笔者二十年目睹之神州万方养生、滋补种种现状，不禁感慨系之，回想起来，简直是一出精彩纷呈的多幕剧—— 　　[第一幕]约70年代中期，流行甩手疗法，全民翕然甩手。 　　[第二幕]时间稍后，流行注射鸡血针，一时天下公鸡遭殃。 　　[第三幕]约80年代初，红茶菌风靡南北，各家阳台摆满瓶瓶罐罐。 　　[第四幕]短暂的插曲，麦饭石哄然走俏，又悄然隐退。 　　[第五幕]80年代中期以来，包装得花花绿绿的各种滋补品相继登场，其名目繁多，功能齐全。如，有使人返老还童的，有能够迅速补充体内养分的，有美容兼及减肥的，有揠苗助长的，有滋阴壮阳有助夫妻和谐不打离婚的，有一天跑一个马拉松喝了就没事的，有孩子喝老人也要喝的，有太太喝的和太太让我天天喝的，更有成功男士不能不喝的，还有恢复视力的，调养孕妇的，有喝了吃饭就是香的，有培养大脑细胞能让一亿人先聪明起来的，喝了就能考上大学的，有让你能当上总经理的……真是绝了！

　　（赵长天） 　　我家朝南的窗，正对着邮电系统退休职工的一个活动中心。活动中心有一帮热爱京剧的票友，整天在那里唱京剧。这是一个活动非常正常的活动中心，又是一个相当正规的业余剧社。唱起来，鼓、板、二弦、京胡俱全，真叫做慢板低回高调入云不绝于耳。一次，有朋友来电话，说着说着他忽然问，你那么爱听京剧？我知道不绝于我耳的声音已经有板有眼地传到了远方。我只好苦笑道，不是我爱京剧，是京剧爱我。 　　说来也惭愧，作为国剧，好像是应该被国人所爱的，并且，爱好京剧似乎是有文化的标志。可我偏偏不喜欢，耳濡目染了两年，依然没有喜欢上。不喜欢听，还硬要你听；不是听一次，而是天天听，这就带有惩罚的味道了。我天天坐在南窗边的电脑前工作，本来有个习惯，在写作的时候放一张古典音乐的唱片，现在当然免了，有人替我放着唱片呢！我只能遗憾为什么没有养成听京剧的爱好，否则，苦役就变成享受了。 　　不过我从来没向那些京剧爱好者提过意见。国庆节的时候，我们楼里有几位邻居大概忍无可忍，隔墙和他们吵了一顿，我没有参与。这是一些老人，是一些痴迷于京剧的票友，你不让他们在这里唱，让他们到哪里去唱呢？

　　（吴亮） 　　对电视这样一台家具，我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了。当然，我天天使用它——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视，同时还打开几盏别的灯。荧屏的光开始在房间的一隅闪烁，新闻或卡通片的旁白伴随我脱去外衣和鞋子，我翻翻当天报纸或信件，然后去厨房把一壶水放到炉子上。电视就那么无人理睬地开着，我依然继续忙碌，做一些人都在自己家里做的琐事。等到炉子上的水咝咝作响，报纸的体育消息和花边新闻浏览得差不多了，我才会想起应该朝电视屏幕瞅上几眼。 　　电视和冰箱、厕所里的灯、雨鞋或手表有点相仿，只有坏了或找不到的当儿，才会觉得缺了它的不适应。如果它一直好端端地在为主人效劳，它就不会被特别留意。它内容是好是差，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不要出故障，还有停电，停电也会使人意识到有电视这回事。 　　所以，电视节目究竟是好还是糟，这似乎已经不值得讨论，我相信许多人的态度和我一样。看电视的好处有三个：可以中途把视线转开；可以不动脑筋；最后是不需再花钱。这三个优点使人们不必对电视期望过高，它不过就是电视而已。 　　持这种无所谓的态度，那么，如果电视里突然跑出一个好节目，一条有趣的杂闻或一部吊胃口的故事片，我就会像捡到一个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觉得白赚了。在更多的时候，电视节目是匮乏的、重复的、唠叨的、自作聪明的、闹哄哄的，这是它的常态。这时我把它权当一盏灯，一盏发出声音的灯，（尽管不是音乐）那种嘈杂却也同样使我能感受到有一个世界正零零碎碎地从那儿传送过来。电视是我们日益丰盈的居家摆设中的一件必需的家具，我们在它身边走来走去，让它去自说自话。 　　我在一个有电视（而且是经常打开的电视）的环境里生活，这就是电视和我的真实关系。我没想过这里有什么文化问题，说得高一点，电视就是一个提供资讯参考的东西，对不对是它的事，主意得由你自己拿。我不想苛刻地说电视文化就意味着低俗，更不想说电视是一扇什么窗口或什么立体文化架构中的桥梁。电视就是电视，就是那个摆设在客厅或卧室里的、有影像在其中活动的有声家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