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中国黄酒的历史光辉

我国黄酒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饮料酒之一，是最早酿造的谷物酒。它在伴随着我国悠久古老的历史进程中，积累了宝贵的酿酒经验，酿制出无可数计的美味黄酒，丰富了历代人的精神生活，同时在饮酒的过程中融入到礼仪、道德、风化、伦理、文艺、文学、音乐、歌舞、书法、绘画等各个领域，形成了灿烂辉煌而底蕴深厚的中华酒文化。

（一） 黄酒的历史地位

酒，是一种特异的饮料，曾被一些人奉为“琼浆玉液”、“消愁药”、“长乐公”等，也有一些人曾咒骂它是“祸根”、“万恶之源”、“魔鬼”。那么饮酒究竟是好是坏？即酒的社会功能有什么，具体到黄酒又是怎样？对此，尽管历来有不同看法，但可以肯定的是，黄酒自产生后便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医药、科技等结合在一起，成为统治阶级和人民大众生活的一部分。

酒一融入社会，首先被高层社会所垄断，之后随着生产量的扩大和社会制度的变迁才走向民间，形成人民群众的物质和精神享受。自古以来，酒宴和饮酒就是帝王天子宫廷生活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夏、商两代的天子普遍饮酒，当时官方管理酿酒生产，夏桀的“酒池”可以行船，称得上是“酒天子”；商纣王造“糟丘酒池”，饮酒作乐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后人常指责商纣王是因酗酒而亡国的。周朝灭商之后，周成王在登位之初（公元前1063年）即诰命其子孙：酒只能在祭祀时用，不能常饮，饮也不能至醉。酗酒会丧德乱行，国家也因此会覆灭。周之所以能取代商，就因为不厚于酒。周朝曾禁示民众群饮，不听命令的要抓捕起来，择其重罪者杀之。贵族大臣沉湎于酒，可先给以教育，还要常给以教诫，慎而行之。那些管理民众的官吏，勿沉湎于酒，应为民作出表率。这就是著名的周朝的《酒诰》[1]的大致内容。《酒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发布的禁酒之教，它的禁酒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此围绕着禁酒与否，发生了一阵又一阵的争论，这种争论似乎成为各个朝代制订酒政的协奏曲，不时地影响了酒政的制订和实行。

儒家的典籍中，曾大力宣传这种禁酒思想，从而使一些人把《尚书》、《周礼》中的“讥酒”、“谨酒”等观点视为金科玉律。伴随着儒家思想的长期影响，整个封建社会里，鼓吹或附和禁酒思想的人为数不少。为了巩国政权，推行礼教治国，周朝对酒业设“大酋”、“酒正”、“酒人”、“浆人”等职，酒正掌酒之政令，大酋监管酿酒之“六必”，酒人掌“五齐三酒”，浆人管王之“六饮”。制度严谨，酒完全被礼化。所以，古代很长一段时期内，酒是政府长官和高层人士祭天祀祖、会盟饮宴的圣物。

饮酒为统治者和贵族所垄断，一般平民只有在节日为奴隶主祝福之后才能饮到一些酒。在西周，酒被礼化，是为了寻求超出物质享受之外的更高精神境界，以增进教化之目的。它使饮酒包孕着重礼、尊君、敬长、正心、修身等多层次含义。《左传·成公十三年》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看来国家的头等大事就是祭祀和武力。而祭祀中最重要、最神圣的首推是酒。所以《礼记·礼运篇》记载：“祭祀时，首先设酒。”充分证明，周代祭祀用酒之诚心。而且玄酒是祭祀中最高的“礼”酒，祭祀用玄酒也说明酒是一种“政治饮料”。《礼记》说“酒以成礼”，证明了酒的礼仪作用。《汉书·食货志》说的更明白：“酒者，天之美禄，帝王所以颐养天下，享祀祈福，扶衰养疾。百礼之会，非酒不行。”“颐养天下”即江山是天子的，天子可以享受一切。“天之美禄”的酒，当然就是天子应该享受的。而皇帝的文臣武将、爪牙奴婢，也要按等级给点“奉禄”，给点“颐养”，让他们享受一点“天之美禄”，这大概就是“颐养天下”的含意。“扶衰养疾”是讲酒有一定的营养，又有兴奋精神的作用，所以皇帝为收养万民，以表关心子民，借喜庆大典“赐民共饮”，或遇到节令赏给七八十岁的的老年百姓饮酒，表示关心他们的健康，以示“扶衰养疾”。在古代“享祀祈福”，祭祀天地、宗庙，献酒、酹[1]酒是王朝大事，礼数周到而隆重。各种高贵新奇的酒器，作为礼器，都要在祭祀中使用，以向天地、宗祖祈福。

另有一些人现实地看到酒作为生活的常备饮料，节假喜庆、拜神祭祖、红白喜事、访朋待友，都少不了酒，常言“无酒不成席”确是个事实。生活中不能没有酒，酒的酿制已成为社会性生产的一个重要项目。单纯的禁酒是不可能的，而且对社会生活乃至社会安宁都是弊大于利。鉴于这点认识，一些政治家提出了寓禁于征的观点。

首先将这种观点付诸于实践的是战国时代的商鞅，在秦国他为了禁酒而提出了对酿酒业采取重税高价的限制措施。事实上，这一措施仍然达不到禁酒的目的，倒看到了酒税的丰厚。酿酒业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使人们进而认识到，强行禁酒或采取重税高价的限制措施都是于民于政皆不利。酿酒业的丰厚利润可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所以从汉武帝起，开始实行酒的专卖政策。即由国家将酿酒、卖酒统管起来，使酿酒业和盐、铁一样成为一项由国家控制的社会生产项目。酒的专卖政策对酿酒业管得太死，不仅遭到地主、商人的反对，统治集团内部也存在否定的意见，所以西汉后期一度将专卖政策改变为较为宽松的税酒政策。税酒政策即是国家对制曲酿酒、卖酒征收专税。显然工商业最欢迎这种税酒政策。可见西汉时期酒政有了一个大致的框架和范例，以后的变化只是在这一框架下进一步发展丰富其内容和交替运用。

酿酒业的原料直接依赖于农业生产的粮食，因此酿酒业的发展不能不受粮食丰欠的调节，酒政事实上成为农业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由于酿酒业的税收是国库的一项重要收入，所以无论哪个朝代，政府都是很重视酒政，他们根据政治形势的需要和农业状况的现实交替地使用酒的专卖政策，税酒政策或禁酒的法令。随着社会的前进，酿酒业还是逐步得到发展，这是历史的事实。这一史实至少可以说明两点：酒的确已成为生活中常需的饮料，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对酒的需求量将会愈来愈大，愈来愈讲究。强行禁酒自古以来就行不通。第二是酒的税利已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一个部分，酒政已成为经济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任何朝代的政府都不能不关心酒政，制订出适应当时国情和民情的政策，从而使酒政不断有所发展。

由此可见，酒与社会的第一点关联是酒是社会生活必不可少的食品。第二点关联是酿酒业直接与政治、经济相联系，对政权的影响虽然不是举足轻重，但是在许多情况下，却是不容忽视的。

（二） 高尚的宴礼

酒，从祭祀的祭品开始，而后延伸推广，发展到“百礼之会，非酒不行”。再进一步成为统治者对臣下的奖励手段。如赐御酒表示皇帝的恩宠，朝庭开科取士宴请“英才”的叫琼林宴，天子宴请群臣的叫“鹿呜宴”、朝庭宴请功臣的叫“庆功宴”，王子宴请诸候的叫“湛露宴”等等。后来历代王朝为了政治的需要，对造酒和酒宴都设置了专门的机构，周代叫“酒正”、有的朝代叫酒监、酒史，唐以后叫光禄寺等等。如此种种，证明了酒对各个王朝是多么的重要。

古代饮酒还有一种高尚的礼仪制度，叫作“飨燕礼仪”。是天子宴请诸侯臣僚和诸侯大臣之间互相宴请的礼仪。君宴臣的地点一般在太庙，酒一桌一壶，羔羊一只。宾主登上堂屋，君王举杯祝贺。规模宏大，场面严粛。主要是天子与诸侯臣下联络感情，体现以礼治国安邦的意思。另一种燕礼就是君臣宴会，当然也有礼仪。地点设在寝宫。烹狗而食，酒菜丰盛，尽情吃喝，场面热烈。一般酒过三巡之后，可筹觥交错，尽欢而散。这种礼仪制度从周代开始，遵循古风，历代相传，而且在飨燕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许多酒宴，如皇帝寿诞宴、元旦宴、节日宴等。

（四） 酒与地方礼仪

我国最早的饮酒礼仪经书是《乡饮酒礼》。它记述了西周至春秋时期的饮酒礼仪，主要是当时乡人饮宴的礼仪，故而叫乡饮酒礼。这是合法的饮酒，其内容为：三年大比，乡大夫向君推荐贤士时在乡学中的会饮；乡大夫以宾礼宴饮乡之贤者；春、秋乡民习射的宴饮；冬日腊祭时的宴饮。乡饮酒礼的意义在于，宣布政令、序长幼、别贵贱、荐贤能，是当时政治教化的主要内容，也是地方级的饮酒礼仪。活动都在乡间学校中举行。主持礼仪的乡大夫站在门口迎接宾客，入室后按长幼尊卑排定座次，开始乡饮酒礼活动。饮酒中首先要敬的一杯酒，叫做“元酒”，是从上古流传下来的原始酿法的黄酒，制作比较粗糙，以警示人们不能忘记先辈们创业之艰辛。之后才能饮精制之黄酒。礼仪过程复杂繁琐，有推行政治教化的内容，但在尊老重贤的传统中国社会中，有着深远的意义。所以从汉代开始，把乡饮酒礼当作一种重要制度传承下去。隋、唐在开科取士后举行酒礼，宋代在贡士之日举行酒礼，民间则在春秋社祭时举行此礼。这个时期饮的酒都是当时唯一的正统黄酒，统称为酒。

（六） 酒与农民群体宴

在古代，农民为祈丰年、庆丰收，也要酬神，欢宴饮酒，这种饮宴叫作社酒。为自古以来我们是个农业为主的国家，所以说社酒可以说是全民性的饮宴。社这个字包含着中国古代的政治、宗教、民俗、地理等多种文化内容。古代的天子至庶人都要封土立社，在所封的土地上所祈之神就叫社。它也是一种行政区划，《管子·乘马》划出“方六里，命之为社”。《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解释为：“二十五家为一社”。社所敬奉的神叫社公，即土地神。祭社神分春祭和秋祭，祭社之日，家家要酿酒宴客，并携带蔬、果、酒、食到土地庙，联欢聚饮。唐人王驾《社日》诗“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就是社日欢饮的写照。社日欢饮要一连数日，而且邀朋携友甚为热闹。唐·杜甫《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诗“田翁逼社日，邀我尝春酒”，描绘得就是社日临近，邀他饮春酒的状况。唐宋以后，陆游、范大成等诗人都写有社酒的诗篇。这里饮的酒，不言自明，都是家酿的黄酒。

（七）饮酒与酒道

古代人饮酒是讲究酒道的。《礼记》云：“君子之饮酒也，一爵而色温如也，二爵而言言斯，三爵而油油以退。”意即饮一爵而脸上温和，二爵而开怀畅言，三爵就悠然退席。要把握自已，不能过量失控。何为酒道，宋·窦苹《酒谱》中写道：“晋何充善饮而温克。”“温克”之意为饮酒能自持守礼。另外，《诗·小雅·小宛》：“人之齐圣，饮酒温克”。温克就是不过量不失礼的意思。这是饮酒人应该掌握的一个尺度。酒道的另一层意思就是“中正通和”。“中正”教人饮酒中不偏不倚，平和谐调，掌握适量适度。做到既无不良情绪，又有欢乐效果。所谓“通和”，就是无贪恋无所求的意思。有酒，可饮也能饮，但饮而不过、不贪、不及乱，谓之通和。对于酒道，古代也有说“中和”的。“未发谓之中”即对酒无嗜饮，无贪恋，无嗜求；“发而皆中节”即饮而不过，饮而不贪；饮不及乱，平和谐调，不无过不无及，谓之和。

要讲酒道还要讲酒礼。饮酒《邹阳·酒赋》曰：“庶民以为欢，君子以为礼”。合乎礼也是酒道的基本原则。酒礼要遵从尊卑、长幼、亲疏而礼分。饮酒中谦恭、尊敬、不强酒，各随所愿，要尽其欢。总之，饮酒要讲究礼仪，做到敬、欢、宜三个字。既能提高生活质量增加欢乐情绪，又无消极影响和不良后果。这种古代的酒道、酒礼思想，即使在社会高度发达的今天，仍不失之借鉴意义。

古代人饮酒是很有讲究的。一讲“之宜”。明·袁宏道《觞政·之宜》：“凡醉有所宜。醉花宜昼，袭其光也。醉雪宜夜，消其洁也。醉得意宜唱，导其和也。醉将离宜击钵，壮其神也。醉文人宜谨节奏章程，畏其侮也。醉俊人宜加觥盂旗帜，助其烈也。醉楼宜暑，资其清也。醉水宜秋，泛其爽也。二讲饮酒时境。清人郎廷极在《胜饮编》中描绘的良时有：元旦、灯节、踏青、社日、送春、喜雨、巧夕、中秋、登高、守岁、雪夜等；胜地有：竹林、兰亭、谷圆、晚香亭、醉翁亭、香山、西湖、赤壁等。饮地有：花下、竹林、高阁、画舫、幽馆、荷亭、曲涧等。三讲饮人。要在一起饮酒的人为：高雅、豪爽、直率、知己、玉人、可人、忘机等相处有缘分的人。

这里可以看出，明、清人追求饮酒的情趣，用酒来调剂社会对个性的压抑，以摆脱世俗功利对人们的纠缠。与此同时，他们也在寻求高雅情趣，提高饮酒品位，在享受生活的同时也在丰富着我国的酒文化内容。《酒社刍言》里说：“饮酒者乃学问之事，非饮事之事也。”喝酒应该讲酒仪、酒德、酒道，不能忘乎所以，失道乱伦。古人云：“酒以成礼，酒以合欢”。饮酒应该以合欢为主，大家应饮酒欢乐。若角斗纷争，攘臂灌酒，弃礼从野，必舍欢而觅愁之道。若饮酒钓诗扫愁，说书论文，谈宇宙古今，山川人物，社会时政，则真乃为学问之事。所以通过饮酒，可以看出饮者的风度、品位、雅俗、礼仪、涵养、学识等诸方面，亦即饮者的文化素质和道德品行。

饮酒，尤其是饮黄酒：自古以来能助兴娱乐，（1）达到心理和精神的满足，不易过量受害；（2）能展示传统的酒道、酒仪和酒礼，展现酒文化真谛；（3）能充分展示中国人民好客敬酒的精神文明。

（八） 历代文人与黄酒及其酒文化

黄酒，在古代应该说是酒类的总称。它一出现就被我们的祖先注入了色彩绚丽的精神因素，如天子祭酒、诸侯朝会、君臣集会、军旅出征、文人聚会乃至婚丧嫁娶、四时八节，酒都发挥着不同的功用，成了不可缺少的物质，当然也成了文人著述吟咏的对象。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一些酒的专著，如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述》、宋代朱异中的《北山酒经》、苏轼的《酒经》、窦苹的《酒谱》、唐代皇甫嵩的《醉乡日月》、周代《仪礼·乡饮酒礼》、元代曹绍的《安雅堂酒令》、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高濓的《遵生八笺·酿造类》、袁宏道的《觞政》、冯时化的《酒史》等，（这些专著）对传承和发展黄酒酿造技术及酒文化发挥着重要作用，是黄酒物质科学的历史读物，意义十分重大。

古代文人酷爱饮酒，他们饮酒后感到畅快与豪爽，会四体融洽，悠然自得，飘飘欲仙，忘却忧愁。酒能激发文人的创作精神，酒能激发文学艺术的创作才气。正如古代一位诗人所言：“酒酣意放，搜罗万象，驱入毫端，窥造化而见长性”。魏·曹植说：“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唐·杜甫常邀友饮酒，切磋文章。其诗曰：“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杯酒，重与细论文。”清·唐宴说：“酒为酣墨胆，力可夺三军”。这些古代文人，可以说前后辉映，神传千代，酒助诗魂，以诗文传播酒文化。

酒对于书画艺术也有下笔犹如神的作用。如唐朝画圣吴道之，“好酒使气，每欲挥毫，必须酣饮。”他“乘烛醉画”，为长安资圣寺净土院门外画出了壁画。另一位山水画家王洽，凡欲作画，“必先醺酣之后，即以墨泼之”。上两例足可看出，酒成了画家之魂。宋代，苏轼是诗人又是书画家，他常是乘酒醉发真兴而作画。黄山谷（黄庭坚）题苏轼竹石诗曰：“东坡老人翰林公，醉肘吐出胸中墨”。说明酒对苏轼的绘画艺术起着巨大作用。苏东坡不仅饮酒，还亲自酿酒。《东坡志林》中记有他酿造过的桂酒、蜜酒、真一酒、碧玉香等名品。后又总结出《东坡酒经》，仅数百言，即将酿酒的用料、用曲、发酵、出酒率记的很清楚，是历史上很有名的酿酒文献。唐寅是明代著名的画家，号称“明四家”要员，另有明代沈周、文徵明、仇英。他当时在桃花庵居住，来向他求画的人很多。但均需等待唐寅饮酒畅快之后，往往需数日，才能求得一幅画。民谣传颂：欲得伯虎画一幅，须费兰陵酒千钟。由上看出，从古至今，酒成了诗坛书画和文人墨客创作的重要条件之一。美酒可品可饮，可歌可颂，亦可入诗入画，融入文化艺术之中，酒随文学艺术传颂千秋，从而推动酿酒科学与酒文化的共同发展。

参考资料：

（1）《中国酿酒科技发展史》 洪光住编著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天工开物》 明·宋应星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3）《本草纲目》 明·李時珍 人民卫生出版社

（4）《曲蘖酿酒的起源与发展》 方心芳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5）《酿酒在我国的起源与发展》 袁翰清

（6）《中国酒文化》 何满子 上海古藉出版社

（7）《酒经·酒艺·酒药方》 王缵叔 王冰莹 编著 西北大学出版社

（8）《饮德·食艺·宴道》 主编王熹 林永匡 著 广西教育出版社

（9）《黄酒的历史》 周嘉华 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10）《酒文化》 清 月 编著 地震出版社

（11）《中国历史年代简表》 文物出版社出版

第二篇 文化篇

第一章 华夏文化与黄酒

黄酒，在我国古代应该说是酒类的总称。它一出现就被我们的祖先注入了色彩绚丽的精神因素，如天子祭酒、诸侯朝会、君臣集会、军旅出征、文人聚会乃至婚丧嫁娶、四时八节，酒都发挥着不同的功用，成了不可缺少的物质，当然也成了我国古代精神文明的载体，传承着华夏文化。

我国黄酒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饮料酒之一，是最早酿造的谷物酒。它在伴随着我国悠久古老的历史进程中，积累了宝贵的酿酒经验，酿制出无可数计的美味黄酒，丰富了历代人的精神生活，同时在酿酒和饮酒的过程中融入到礼仪、道德、风化、伦理、文艺、文学、音乐、歌舞、书法、绘画等各个领域，形成了灿烂辉煌而底蕴深厚的中华酒文化。

从黄酒古老的酿造工艺，可以窥探中国古人的智慧；从黄酒与文人墨客的关系以及有关黄酒的论述，可以稍见古代知识分子的文化涵养；从酒禁与酒税的政策措施，可以看出酒与政府税收国用的一些关系；从黄酒与风俗礼仪的交融，可以看出传统中国人的一些文化理念和意识型态；从黄酒与文学艺术的互动，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光辉灿烂的思想火花。总之，黄酒是华夏文化的一个重要环节，它在中国文化中的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第一节 黄酒与中国古代农业文明

在中国古代社会，农业是社会的物质基础，一切文化都是从农业开始。而人类自从有了农业文明以后，黄酒也就出现了，并逐渐成为农业文明的一部分。所谓的“士、农、工、商”，在中国古代，“士”和“农”是所有的社会阶层中最为基础的，也最受上层阶级所重视。酿酒最初属于农业的一部分，随着酒在统治阶级日常生活中地位的上升，才逐渐脱离出来而有了专门的酿酒工业。但是，酿造黄酒的原料来自于农业，黄酒的酿造也同农业一样有着强烈的季节性，酿酒业又是同农业密不可分的。

农业是人类文明之母。长期以来，学术界一般将印度作为亚洲稻系的原生地。但是，河姆渡文化遗址的发现，证明中国才是亚洲稻系的真正源头。随着湖南澧县城头山等遗址的相继发现，又将中国上古稻作文明的起源，推到更加遥远的年代。而磁山和裴李岗遗址的发现，证明黄河流域是粟的故乡。中国的大米、小米，西亚的大麦、小麦，中美洲的玉米，蕴育了人类最早的文明。而黄酒是最古老谷物酿酒，粟米、大米、小米都是黄酒的原料，汉代刘安在《淮南子》中说：“清盎之美，始于耒耜”，即是说谷物酿造的黄酒始于农耕时代，黄酒同中国的农业一样古老。

中国早在商朝时，已经普遍用谷物来酿酒了。甲骨文、金文中保存很多商人用酒祭祀祖先的记载，而商人饮酒之风已很盛行。在近代的考古发掘中，也曾发现过商代酿酒遗址。秦汉以后，中国酿酒技术的发展，更为迅速。全国各地利用不同谷类制麴，不但使酒的种类增加，也显示制麴技术的进步。这一种用谷物酿酒的传统，是中国酒的特色。大量的考古资料有力的证明了黄酒与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共同渊源和休戚与共，在此仅举数例。

1、磁山文化时期。

磁山文化时期距今7355—7235年，有发达的农业经济。据有关专家统计：“（磁山文化时期）粮食堆积为100立方米，折合重量5万公斤”，该遗址中除发现深腹罐（可作发酵容器）外，还发现了一些形制类似于后世酒器的陶器，有漏斗一类的器形和贮存液体的小口壶。值得注意的是，漏斗的流径仅0.2厘米，这样小口径的漏斗看来不是用来灌水的。有人认为磁山文化时期，谷物酿酒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2、河姆渡文化时期。

河姆渡文化遗址位于长江下游的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镇,距今约6000-7000年。该遗址是1973年被发现的,经两期发掘,出土文物6700余件,为研究农业、酿酒、畜牧、建筑、纺织、艺术等学科和中国文明的起源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大量人工栽培的水稻的谷粒和杆叶的发现证明当时已经从事以稻作为主的农业经济活动了，而饮酒器物的出土则证明了当时有了黄酒的酿造和饮用。在第四文化层较大面积内分布着稻谷堆积层,最厚处近1米。（插图）

3、山东莒县陵阴河大汶口文化墓葬（距今约5000年前）。

1979年，考古工作者在山东莒县陵阴河大汶口文化墓葬中发掘到大量的酒器。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其中有一组合酒器，包括酿造发酵所用的大陶尊，滤酒所用的漏缸，贮酒所用的陶瓮，用于煮熟物料所用的炊具陶鼎。还有各种类型的饮酒器具100多件。据考古人员分析，墓主生前可能是一职业酿酒者。在发掘到的陶缸壁上还发现刻有一幅图，据分析是滤酒图。

4、龙山文化时期。

在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酒器。国内学者普遍认为龙山在文化时期，酿酒业是较为发达的行业。

5、良渚文化时期。

良渚文化是一支分布在太湖流域的古文化，距今5300—4000年，分布于浙江余杭境内的“良渚遗址群”，是良渚文化的中心。考古研究表明，在良渚文化时期，农业已率先进入犁耕稻作时代，稻作生产已相当发达。从出土的大量三角形石犁等农具看，良渚人已摆脱一铲一锹的耜耕而率先迈入了连续耕作的犁耕阶段，从而为当时社会的繁荣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国家文物局指出：良渚遗址群将成为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

良渚文化时期，石器在生产和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个时期的石器磨制精细，表面光亮平滑。作为最早使用石犁的地区，良渚文化同时还拥有石镰和石刀等农具，说明其有发达的、成规模的稻作农业。而犁是由耒耜发展而来的，耒耜是手推足蹴式的翻土农具，而犁则是由人力或畜力等作为牵引，将间歇翻土改为连续式的翻土，它的出现极大地提高了耕种效率。“清盎之美，始于耒耜”，可见当时黄酒已经很普遍了，从这个时期出土的大量酒器也能为证。

（插图）石犁

长44.1厘米、顶宽33.1厘米、厚1.5厘米

浙江余杭石鸽出土

浙江省博物馆藏

良渚文化的陶器以快轮制造的黑陶著称，其典型器物有鱼鳍形足鼎、高把豆、圈足盘、双鼻壶、宽把带流杯、捏流鬹和澄滤器等。一些陶器上有刻划很细的花纹，主题纹饰有龙蛇纹、鸟纹和云雷纹等；有的陶器上还发现有在烧成后再刻划上去的图形或符号，有单个的，也有多个排列在一起的，它们是探索中国文字起源的重要线索。良渚文化陶器精湛的制作工艺和优美的造型，在同时代或稍晚的诸考古学文化中，只有山东龙山文化可以与之媲美。而这些陶器中，有很多都是用来盛酒和饮酒的。

（插图）陶滤酒器

吴家埠M19

通高19.4厘米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吴家埠出土

浙江省博物馆藏

　　这件泥质灰陶滤酒器，由盖、过滤钵和过滤器三部分组成。盖为半球形，顶中一孔。过滤钵为子母口，圜底，底中有一孔。过滤器为敛口弧腹加大圈足的钵形容器，口沿后侧安置一敞口高嘴，呈喇叭形，与器身通，颈饰三圈凹弦纹。

扁足陶鼎

高31.6厘米

1955年浙江省吴兴县钱山漾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这件夹砂灰陶鼎有三个鱼鳍形扁足，足表面还刻有象征鳍骨的线纹。这种鱼鳍形足造型的陶鼎是良渚文化特有的器型之一。

第二节 黄酒与中国古代军事战争

酒，是军事斗争的一种法宝。在古代，酒对于文臣表示礼节恩宠。而对于军队将士，则既是精神鼓励，又是物质剌激。酒能使怯者勇，疲者振，是鼓舞士气的良药。出征时赐酒，以壮军威；作战时赏酒，以激励士气；班师时赐酒，以犒劳战功。楚庄王时，《黄石公记》言：古代有一位将军领兵打仗，有人赠他一壶酒，他立刻将酒倾入河中，叫将士们迎流而饮。尽管连酒味都闻不到，三军将士在这种精神感召下，愿为之出死力奋战。《左传》中记，秦穆公伐晋，到黄河边劳军，因为只有一钟酒（汉时一钟等于六斛四斗），蹇叔进言，劝他倾酒于河中，将士们以为喝到君主的酒了，精神为之大振。另外，《吴越春秋》记：越王勾践要报会稽之耻，箪醪之酒不够分配，便倒酒入江之上流，令三军同醉。因此，士兵拼死战斗，取得胜利。三国时，关羽出战华雄，曹操斟酒以壮行色，关羽接酒不喝，立即出马赴战，斩了华雄回来，其酒尚温。《水浒传》里武松醉打蒋门神、阮氏三雄以村酿劣酒偷换御赐黄封酒等典故，都是以酒（黄酒）力增加军力的例子，充分说明了酒在军事斗争中的作用。

第三节 黄酒与中国古代青铜文化

中国青铜文化灿烂无比，是世界古文明中的瑰宝。青铜在中国古代（主要是春秋战国以前）的酿酒文化与饮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因为无论是酿酒还是盛酒，又或者是作为餐具，都会用到青铜器皿，考古出土的大量青铜器具可以为证。安阳殷墟妇好墓是建国以来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墓中出土了近500件青铜器，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礼器。这些形态各异、名目繁多的青铜礼器对中国酒文化以及饮食文化形成和顺延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我国青铜制品酒器起于夏，商周达到鼎盛，春秋以后逐步衰落，并渐渐被漆制品酒器所取代。我国商周至春秋战国青铜时代所铸的酒器，是黄酒酒器的形成时期。这一时期，酒器在青铜器皿中所占比例是相当大的。据《商周青铜器通论》分类统计，在50类青铜器中，酒器占24类。当时，典型的青铜酒器群已经形成，青铜酒器在飨宴时的用途基本上是专一的：或贮藏，或盛装，或饮用，一般不适宜于移作他用，可以兼用的器类所占比例很小，与水器类区别也是明显的。而且酒器群体中器类明显增多，这些式样繁多的青铜酒器又有一定的组合规律，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器物组合是这一特点的具体表现。

青铜酒器的出土印证了中国古老的酒文化，并且将酒文化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了。在传统的古史系统中，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而长江流域直到西周还是“荒蛮服地”，直到三国时期，北方人民为了躲避战乱，将先进的技术和工具带到南方，这里才得到开发。可是，20世纪20年代，一件在湖南宁乡意外发现的商代青铜器——四羊方尊，对传统的说法提出了挑战。60年代发掘的湖北黄陂盘龙城、70年代发掘的江西清江吴城遗址，将商文化的范围不断向南方推移；90年代，在江西新干大洋州发现的商代大墓中，出土了上千件精美文物，其中不乏青铜酒器，证明在长江流域存在着与黄河流域平行发展的、先进的商代黄酒文明。而90年代末在江阴发现的夏商时代的城址，表明长江流域的商代文明，目前仅仅是露出了冰山的一角。总而言之，古老的黄酒文化不仅仅在黄河流域盛行，而且在长江流域也同样丰富绚丽。

第四节 独特的华夏黄酒文化

　　酒，作为世界客观物质的存在，它是一个变化多端的精灵，它炽热似火，冷酷象冰；它缠绵如梦萦，狠毒似恶魔，它柔软如锦缎，锋利似钢刀；它无所不在，力大无穷，它可敬可泣，该杀该戮；它能叫人超脱旷达，才华横溢，放荡无常；它能叫人忘却人世的痛苦忧愁和烦恼到绝对自由的时空中尽情翱翔；它也能叫人肆行无忌，勇敢地沉沦到深渊的最底处，叫人丢掉面具，原形毕露，口吐真言。

　　酒，在人类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它已不仅仅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存在，而是一种文化象征，即酒神精神的象征。

　　在中国，酒神精神以道家哲学为源头。庄周主张，物我合一，天人合一，齐一生死。庄周高唱绝对自由之歌，倡导“乘物而游”、“游乎四海之外”、“无何有之乡”。庄子宁愿做自由的在烂泥塘里摇头摆尾的乌龟，而不做受人束缚的昂头阔步的千里马。追求绝对自由、忘却生死利禄及荣辱，是中国酒神精神的精髓所在。

　　世界文化现象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西方的酒神精神以葡萄种植业和酿酒业之神狄奥尼苏斯为象征，到古希腊悲剧中，西方酒神精神上升到理论高度，德国哲学家尼采的哲学使这种酒神精神得以升华，尼采认为，酒神精神喻示着情绪的发泄，是抛弃传统束缚回归原始状态的生存体验，人类在消失个体与世界合一的绝望痛苦的哀号中获得生的极大快意。

　　在文学艺术的王国中，酒神精神无所不往，它对文学艺术家及其创造的登峰造极之作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因为，自由、艺术和美是三位一体的，因自由而艺术，因艺术而产生美。

　　因醉酒而获得艺术的自由状态，这是古老中国的艺术家解脱束缚获得艺术创造力的重要途径。“志气旷达，以宇宙为狭”的魏晋名士、第一“醉鬼”刘伶在《酒德颂》中有言：“有大人先生，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有扃牖，八荒为庭衢。”“幕天席地，纵意所如。”“兀然而醉，豁然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孰视不睹山岳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如江汉之载浮萍。”这种“至人”境界就是中国酒神精神的典型体现。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杜甫《饮中八仙歌》）“醉里从为客，诗成觉有神。”（杜甫《独酌成诗》）“俯仰各有志，得酒诗自成。”（苏轼《和陶渊明〈饮酒〉》）“一杯未尽诗已成，涌诗向天天亦惊。”（杨万里《重九后二月登万花川谷月下传觞》）。南宋政治诗人张元年说：“雨后飞花知底数，醉来赢得自由身。”酒醉而成传世诗作，这样的例子在中国诗史中俯拾皆是。

　　不仅为诗如是，在绘画和中国文化特有的艺术书法中，酒神的精灵更是活泼万端。画家中，郑板桥的字画不能轻易得到，于是求者拿狗肉与美酒款待，在郑板桥的醉意中求字画者即可如愿。郑板桥也知道求画者的把戏，但他耐不住美酒狗肉的诱惑，只好写诗自嘲：“看月不妨人去尽，对月只恨酒来迟。笑他缣素求书辈，又要先生烂醉时。”“吴带当风”的画圣吴道子，作画前必酣饮大醉方可动笔，醉后为画，挥毫立就。“元四家”中的黄公望也是“酒不醉，不能画”。“书圣”王羲之醉时挥毫而作《兰亭序》，“遒媚劲健，绝代所无”，而至酒醒时“更书数十本，终不能及之”。李白写醉僧怀素：“吾师醉后依胡床，须臾扫尽数千张。飘飞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怀素酒醉泼墨，方留其神鬼皆惊的《自叙帖》。草圣张旭“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于是有其“挥毫落纸如云烟”的《古诗四帖》。

第二章 文学艺术与黄酒

伟大的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文明开发最早的古老民族之一。光辉灿烂的中国文学历史之悠久，种类之繁多，形式之丰盈，都可以与世界上任何一个文学大国的文学相媲美。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收集了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诗歌。它反映社会生活的广泛性和深刻性，它的赋、比、兴的艺术表现手法，更为无数的外国学人所称道。

生活中有酒，文学艺术反映生活，必定涉及到酒，并丰富和推动着酒文化。从古至今，酒成了诗坛书画和文人墨客创作的重要条件之一。美酒可品可饮，可歌可颂，亦可入诗入画，融入文化艺术之中，酒随文学艺术传颂千秋，从而推动酿酒科学与酒文化的共同发展。滔滔五千年，黄酒与文学艺术息息相关。除了灌夫、邓弼的使酒骂座；刘伶、阮籍的纵酒疏狂令人扼腕外，历代还有许多与黄酒的名篇佳句，目不暇接。曹操的“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是尽人皆知的；陶渊明的《饮酒诗》情理浑然，使人有回归自然之感；李白的《将进酒》、《月下独酌》折射出诗人与社会的矛盾，是与人世决裂的宣言，但又抚慰人生。王维的《渭城曲》成了阳关三叠的乐曲，至今仍然鲜活；柳宗元的《饮酒》，写出了酒写出了醉态和性格，是独有个性的饮酒诗，活脱脱的自画像。再如王翰的《凉州词》表达了边塞军人紧张、热烈的生活和带有朦胧的追求与幻想的豪情逸兴。苏轼“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引出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晏殊“一曲新词酒一杯”引出了“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李清照“浓睡不消残酒”引出了“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引出了“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华发生”，等等。真是字字珠玑。元代白朴的《劝饮》（寄生草），既难忘功名又关心邦国，胸怀壮志又报效无门，借酒浇愁，故作旷达的内心矛盾和痛苦的宣泄的写照。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以“醉乐”贯串全文，令人一唱三叹。而载名世《醉乡记》恰恰相反，批评醉乡有人，天下无人，普天下都成“醉汉”，国家民族的前途何在？确为警策。现代的许多文学巨子如梁实秋、林语堂、丰子恺、周作人等也都有关于饮酒的随笔，饶有韵致。甚至鲁迅的《孔乙己》中的“咸亨酒店”，现在还有人利用这块招牌。

第一节 文学作品与黄酒

伟大的诗人艾青说过：“诗酒联姻，源远流长。”我国古代文学与酒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最早的文学著作《诗经》开始，直到震惊世界文坛的古典巨著《红楼梦》，三千年的文学著作中，几乎离不开酒。对于古代作家的精神世界、创作心态及作品的特殊风貌产生过强烈而深刻的印象。

古代文人酷爱饮酒，他们饮酒后感到畅快与豪爽，会四体融洽，悠然自得，飘飘欲仙，忘却忧愁。酒能激发文人的创作精神，酒能激发文学艺术的创作才气。正如古代一位诗人所言：“酒酣意放，搜罗万象，驱入毫端，窥造化而见长性”。魏.曹植说：“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唐.杜甫常邀友饮酒，切磋文章。其诗曰：“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杯酒，重与细论文。”清.唐晏说：“酒为酣墨胆，力可夺三军”。因为爱酒，文人的文学作品中自然就少不了酒，历史上同酒有关的文学作品，可以说是不胜枚举，它们前后辉映，神传千代，酒助诗魂，以诗文传播酒文化。在此，仅仅信手拈来数例，管中窥豹，以飨读者。

一、《诗经》中的酒

《诗经》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它反映了我国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的社会现实。《诗经》和《楚辞》是我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潮流的源头，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两座不朽丰碑，如江河行地，日月经天，不断哺育和照耀着历代诗歌和诗人。《诗经》的酒诗较原始歌谣中的酒诗，不论在内容上还是在艺术上都有了长足的发展。

《诗经》中涉及到酒的诗歌有50篇。就其内容而言，国风中涉及到酒的诗句多是为了抒忧解愁；雅诗中的酒诗多写祭祀宴请活动和统治者花天酒地的生活；颂诗中的酒诗多为统治者歌功颂德。这些酒诗涉及到我国先秦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典章制度、民俗等各个方面，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自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现实，开创了我国古典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借酒浇愁，抒写心中之愤懑。文学艺术都有言情的特点，《诗经》中涉及到酒的诗也不例外。《卷耳》（《诗经.周南》）诗写一位思妇对远行在外的丈夫深切思念之情。诗分四章。首章写思妇在采卷耳时由于思念丈夫，心不在焉，尽管采呀采呀，总是“不盈顷筐”。于是，干脆把“顷筐”放在大路旁边，陷于对丈夫的深切思念之中。接着两章运用丰富的想象，让远征服役的丈夫浮现到自己的眼前，设想丈夫服役的艰苦和对家人的思念，以及用酒解忧的情景。“我姑酌彼凹觥，维以不永伤”，其借酒浇愁，欲说还休的抒情手法，使我们想起了曹操的《短歌行》：“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也使我们想起了李白的名句“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

《黍离》（《诗经.王风》）是一首抒发沉痛的忧伤之情的诗篇。诗中有“行迈靡靡，中心如醉”两句，就是抒写作者“行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和黍，悯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离去”，所产生的悲痛欲绝的外在表现，意谓看到这种衰败的情景，我的双腿像灌了铅一样，迈不开步子，神志昏迷如醉酒一般，这就形象地抒发了内心的极度痛苦。